还有6个小时 脑子里开始想很多 跟一部忏悔录一样 我开始记起你们的很多事 你前两天爬那么高摘枇杷 下来了以后还非得给我两颗 说是最好的两颗 我说我真的随便 其实我就是懒 我懒的剥 但我最后还是拗不过你 剥开吃确实很不错 还有你 我前两天疯狂星期四想去买土豆泥 你说别买了 第二天你就发vx和我说土豆泥会好吃到舔盘 果然如此
第一波选的家人真不错 我的运气会一直好下去吧 你说是吧
第一波选的家人真不错 我的运气会一直好下去吧 你说是吧
【对话周国平：哲学不是知识，前人不能代替我们去思考 ③ 】
（新京报 文化频道 2024-05-08 13:21 ）
哲学家周国平最近出版了三卷本的《西方哲学史讲义》，洋洋八十余万言。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写到19世纪，对2500年的西方哲学史做了梳理。在这套新书出版后，我们专访了他，一起聊了聊哲学的话题。
特约采写 ｜ 徐学勤
（续前：https://t.cn/A6H236tl ）
（四） 哲学始于惊疑
新京报：苏格拉底说，“哲学始于惊疑。”亚里士多德说，“惊疑是由自知无知引起的”，并且得出哲学思考不是为了实用的结论。
周国平：是的。我很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求实用。注意，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也遭到很多人的嘲讽。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哲学家泰勒斯抬头仰望星辰，结果不小心掉到井里，遭到周围的人嘲笑，说他光顾着了解天上的事情，以至于看不见脚下的路。但是，欧洲的精英阶层，把这种不求实用的哲学精神传承了下来，形成一个伟大的思想传统。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因为知识本身的价值而尊重知识，这是欧洲的伟大传统。”他们认为，理性是人最高贵的能力，我们去发展和应用这种能力，本身就是目的和价值，我们去思考世界和人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并不一定要得出某种实用的结果。
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传统，是后来西方科学、哲学、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以实用价值为最终目的，那么，你的思考一定是狭窄的，往往会漏掉最重要的东西。当你不求实用的时候，才能把握住真理和本质，最后反而能在实用领域结出丰硕的果实。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这种纯粹的求真精神。
新京报：这其实也可以用来解释“李约瑟难题”，就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
周国平：是的。李约瑟对他的问题的回答是有偏差的，他着重用近代社会政治的变化来解释，这是不对的，其实根源在古希腊和先秦时期就已经种下了。
从根本上来说，求实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让自己过得更舒适安逸，这是一种动物本能。而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还是一种精神存在，精神本身的价值至高无上。让人的精神属性得到更好的发展，才是人最应该做的。我们不能以低阶属性的满足作为标准，来衡量高阶属性的价值。
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资本论》里有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在必须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它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那就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为了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而活动，那是必然王国，必然王国是不可回避的阶段，但是，人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
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只是物质极大丰富，物质不过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让人从物质生产里解放出来。把自己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来活动，那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说，喜欢钓鱼的钓鱼，喜欢打猎的打猎，喜欢艺术的搞艺术，喜欢科学的搞科学研究，应该是那样一种状态。这种思想，跟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西方哲学的不求实用性和纯粹性，也是欧洲科学精神的重要源头。
新京报：在柏拉图的著作中，经常提到人们对哲学无用的嘲笑。哲学家关注的是永恒的事物，他们与世俗保持距离，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显得笨拙和无知。我们该如何看待哲学与日常生活，以及哲学家与时代的关系？
周国平：柏拉图说，哲学就是追求永恒。哲学家所思考的都是永恒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坐标轴。无论思考时代的问题，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如果以永恒价值作为坐标，那就是从哲学角度去切入的，如果没有这个坐标，那就和哲学没有关系。
尼采有一个精彩论断，他说：“哲学家不是时代的嫡子，而是时代的养子。时代不是他的亲生母亲，而是他的养母。”一个有着最为永恒的灵魂的人，很偶然地寄养在某个时代，他的老家是永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你一定是哲学家。
当然，哲学家也需要有现实关切，但是，他们和时评家的关切方式很不一样。后者会纠缠在一些具体问题里面，而哲学家会以永恒的精神价值作为坐标，对时代的弊病进行批判。譬如说，正义就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对非正义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是哲学家应尽的使命。但是，哲学家不要想着去做帝王师，那就没意思了。
新京报：说到帝王师，让我想起柏拉图的“哲学王”概念。历史上想成为“哲学王”的统治者有很多，但是，真正算得上“哲学王”的，你认为只有《沉思录》的作者、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哲学王”的核心要义是什么？为什么“哲学王”的理想难以实现？
周国平：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的理念，是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死。从那场教训中，他深切感受到，哲学必须与权力联盟，才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所作为，否则哲学将寸步难行，他由此产生了“哲学王”的理想。他认为，最好是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如果做不到的话，就把统治者培养成哲学家。
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很难做到，得靠运气。古罗马出现马可·奥勒留这样一位“哲学王”，完全是偶然的，不是规划出来的。柏拉图曾在叙拉古城邦，试图把那里的僭主培养成哲学家，但是失败了，那位僭主不耐烦地对他说，原来哲学就是无聊的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从此，柏拉图就放弃了培养“哲学王”的幻想，死心塌地地去办学院、当教授。
我认为，“哲学王”的概念是一个空想，不可能实现。哲学要对一切权力进行审视，而且，权力本身具有腐蚀作用，它会让思想腐化。康德和尼采都认为，哲学所处的最好的时代，就是权力不去管它的时代。权力既不要扶持哲学，也不要打压哲学，而是保持中立态度，任由哲学家们自己去争吵，对他们的是非对错不作评判。
（五） 哲学家的言行不一
新京报：你的这部书专门写到蒙田，蒙田是以散文闻名的，一般不被列入哲学家的行列，你为何会对蒙田偏爱有加？他在哲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有哪些？
周国平：其实，喜欢蒙田的哲学家有很多，尼采也极力推崇他。蒙田对欧洲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不亚于那些以哲学家冠名的思想家，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人生哲学。
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一直占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被压抑了很久。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蒙田这样一个人，他的哲学回归真实的、朴素的人性，拒绝任何人为的拔高和美化。从人生格调来说，貌似很低调，但其实是惊世骇俗的。我最看重他的也是这一点，他对平凡的人性和人生高度肯定，让你不必因为道德压力，而对自己的平凡感到惭愧。神学的枷锁已经去掉了，他要把道德的枷锁也去掉。这种哲学对普通人来说是很有亲和力的，而他的内在又是很深刻的。
新京报：卢梭是西方哲学史绕不开的人物，他身上充满争议，他对公众宣扬大爱，却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送进育婴堂。像卢梭这样在私德上有亏欠的哲学家不在少数，比如罗素、萨特等都是如此。就像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说，知识分子爱人类，却不爱身边具体的人。你如何看待哲学家的道德宣扬和私德相矛盾的问题？
周国平：这种情况在人群中很普遍，但在哲学家身上，就会被放大。卢梭的选择有其特殊原因，因为他很贫困，而他的贫困有一半是自找的。他拒绝任何政府津贴或富人赞助，主张过一种回归自然的朴素生活，一辈子主要靠抄乐谱为生。他在爱情上也遭遇坎坷，这么懂感情的一个人，跟他相守终生的，却是一个既没文化、又没教养的女仆。女仆带了一大家子和他一起生活，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养活孩子，所以只能把孩子送进育婴堂。尽管情有可原，但卢梭还是负疚终生。他在《忏悔录》里说，想到自己的孩子，就感到非常痛苦和内疚。人不能求全，卢梭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的伦理学把良心作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也给了康德很大的启发。
关于哲学家的言行不一，古罗马的塞涅卡作了最好的辩护。他是尼禄的宰相，位高权重，还很会敛财，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在“道德书简”里，他却主张人应该过简单清贫的生活。
当时就有人骂他是伪君子，说一套，做一套。他承认自己不是圣人，说：“我主张简朴的生活，可是我自己过着富丽堂皇的生活，我主张道德，可是我自己有很多道德的瑕疵，你们因此而嘲笑我。我告诉你们，我是讲人应该怎么生活，不是在讲我现在是怎么生活的；我的立论反对所有的恶，尤其反对我自己的恶；我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慢慢地向它靠近。”他的辩护是有道理的，他提出了人应该追求的目标，尽管自己没有做到，但这个标准仍然成立。
新京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就是应然和实然的区别。
周国平：是的。道德如果没有一个高于日常行为的标准的话，那就不成其为道德。但是，道德又不能太脱离人性，应该是只要努力就能够做到，而不是努力了也做不到。
（未完待续，原文稍长，分四次转发）
* 点击链接，一次阅读“对话”全文：https://t.cn/A6H2ugIx
周国平 ，生于1945年，当代学者、作家，是中国研究哲学家尼采的主要学者之一。著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守望的距离》《善良丰富高贵》《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
《西方哲学史讲义》，周国平 著，深圳出版社 · 果麦文化 2023年11月出版。
（新京报 文化频道 2024-05-08 13:21 ）
哲学家周国平最近出版了三卷本的《西方哲学史讲义》，洋洋八十余万言。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写到19世纪，对2500年的西方哲学史做了梳理。在这套新书出版后，我们专访了他，一起聊了聊哲学的话题。
特约采写 ｜ 徐学勤
（续前：https://t.cn/A6H236tl ）
（四） 哲学始于惊疑
新京报：苏格拉底说，“哲学始于惊疑。”亚里士多德说，“惊疑是由自知无知引起的”，并且得出哲学思考不是为了实用的结论。
周国平：是的。我很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求实用。注意，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也遭到很多人的嘲讽。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哲学家泰勒斯抬头仰望星辰，结果不小心掉到井里，遭到周围的人嘲笑，说他光顾着了解天上的事情，以至于看不见脚下的路。但是，欧洲的精英阶层，把这种不求实用的哲学精神传承了下来，形成一个伟大的思想传统。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因为知识本身的价值而尊重知识，这是欧洲的伟大传统。”他们认为，理性是人最高贵的能力，我们去发展和应用这种能力，本身就是目的和价值，我们去思考世界和人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并不一定要得出某种实用的结果。
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传统，是后来西方科学、哲学、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以实用价值为最终目的，那么，你的思考一定是狭窄的，往往会漏掉最重要的东西。当你不求实用的时候，才能把握住真理和本质，最后反而能在实用领域结出丰硕的果实。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这种纯粹的求真精神。
新京报：这其实也可以用来解释“李约瑟难题”，就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
周国平：是的。李约瑟对他的问题的回答是有偏差的，他着重用近代社会政治的变化来解释，这是不对的，其实根源在古希腊和先秦时期就已经种下了。
从根本上来说，求实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让自己过得更舒适安逸，这是一种动物本能。而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还是一种精神存在，精神本身的价值至高无上。让人的精神属性得到更好的发展，才是人最应该做的。我们不能以低阶属性的满足作为标准，来衡量高阶属性的价值。
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资本论》里有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在必须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它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那就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为了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而活动，那是必然王国，必然王国是不可回避的阶段，但是，人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
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只是物质极大丰富，物质不过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让人从物质生产里解放出来。把自己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来活动，那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说，喜欢钓鱼的钓鱼，喜欢打猎的打猎，喜欢艺术的搞艺术，喜欢科学的搞科学研究，应该是那样一种状态。这种思想，跟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西方哲学的不求实用性和纯粹性，也是欧洲科学精神的重要源头。
新京报：在柏拉图的著作中，经常提到人们对哲学无用的嘲笑。哲学家关注的是永恒的事物，他们与世俗保持距离，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显得笨拙和无知。我们该如何看待哲学与日常生活，以及哲学家与时代的关系？
周国平：柏拉图说，哲学就是追求永恒。哲学家所思考的都是永恒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坐标轴。无论思考时代的问题，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如果以永恒价值作为坐标，那就是从哲学角度去切入的，如果没有这个坐标，那就和哲学没有关系。
尼采有一个精彩论断，他说：“哲学家不是时代的嫡子，而是时代的养子。时代不是他的亲生母亲，而是他的养母。”一个有着最为永恒的灵魂的人，很偶然地寄养在某个时代，他的老家是永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你一定是哲学家。
当然，哲学家也需要有现实关切，但是，他们和时评家的关切方式很不一样。后者会纠缠在一些具体问题里面，而哲学家会以永恒的精神价值作为坐标，对时代的弊病进行批判。譬如说，正义就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对非正义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是哲学家应尽的使命。但是，哲学家不要想着去做帝王师，那就没意思了。
新京报：说到帝王师，让我想起柏拉图的“哲学王”概念。历史上想成为“哲学王”的统治者有很多，但是，真正算得上“哲学王”的，你认为只有《沉思录》的作者、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哲学王”的核心要义是什么？为什么“哲学王”的理想难以实现？
周国平：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的理念，是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死。从那场教训中，他深切感受到，哲学必须与权力联盟，才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所作为，否则哲学将寸步难行，他由此产生了“哲学王”的理想。他认为，最好是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如果做不到的话，就把统治者培养成哲学家。
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很难做到，得靠运气。古罗马出现马可·奥勒留这样一位“哲学王”，完全是偶然的，不是规划出来的。柏拉图曾在叙拉古城邦，试图把那里的僭主培养成哲学家，但是失败了，那位僭主不耐烦地对他说，原来哲学就是无聊的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从此，柏拉图就放弃了培养“哲学王”的幻想，死心塌地地去办学院、当教授。
我认为，“哲学王”的概念是一个空想，不可能实现。哲学要对一切权力进行审视，而且，权力本身具有腐蚀作用，它会让思想腐化。康德和尼采都认为，哲学所处的最好的时代，就是权力不去管它的时代。权力既不要扶持哲学，也不要打压哲学，而是保持中立态度，任由哲学家们自己去争吵，对他们的是非对错不作评判。
（五） 哲学家的言行不一
新京报：你的这部书专门写到蒙田，蒙田是以散文闻名的，一般不被列入哲学家的行列，你为何会对蒙田偏爱有加？他在哲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有哪些？
周国平：其实，喜欢蒙田的哲学家有很多，尼采也极力推崇他。蒙田对欧洲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不亚于那些以哲学家冠名的思想家，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人生哲学。
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一直占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被压抑了很久。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蒙田这样一个人，他的哲学回归真实的、朴素的人性，拒绝任何人为的拔高和美化。从人生格调来说，貌似很低调，但其实是惊世骇俗的。我最看重他的也是这一点，他对平凡的人性和人生高度肯定，让你不必因为道德压力，而对自己的平凡感到惭愧。神学的枷锁已经去掉了，他要把道德的枷锁也去掉。这种哲学对普通人来说是很有亲和力的，而他的内在又是很深刻的。
新京报：卢梭是西方哲学史绕不开的人物，他身上充满争议，他对公众宣扬大爱，却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送进育婴堂。像卢梭这样在私德上有亏欠的哲学家不在少数，比如罗素、萨特等都是如此。就像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说，知识分子爱人类，却不爱身边具体的人。你如何看待哲学家的道德宣扬和私德相矛盾的问题？
周国平：这种情况在人群中很普遍，但在哲学家身上，就会被放大。卢梭的选择有其特殊原因，因为他很贫困，而他的贫困有一半是自找的。他拒绝任何政府津贴或富人赞助，主张过一种回归自然的朴素生活，一辈子主要靠抄乐谱为生。他在爱情上也遭遇坎坷，这么懂感情的一个人，跟他相守终生的，却是一个既没文化、又没教养的女仆。女仆带了一大家子和他一起生活，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养活孩子，所以只能把孩子送进育婴堂。尽管情有可原，但卢梭还是负疚终生。他在《忏悔录》里说，想到自己的孩子，就感到非常痛苦和内疚。人不能求全，卢梭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的伦理学把良心作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也给了康德很大的启发。
关于哲学家的言行不一，古罗马的塞涅卡作了最好的辩护。他是尼禄的宰相，位高权重，还很会敛财，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在“道德书简”里，他却主张人应该过简单清贫的生活。
当时就有人骂他是伪君子，说一套，做一套。他承认自己不是圣人，说：“我主张简朴的生活，可是我自己过着富丽堂皇的生活，我主张道德，可是我自己有很多道德的瑕疵，你们因此而嘲笑我。我告诉你们，我是讲人应该怎么生活，不是在讲我现在是怎么生活的；我的立论反对所有的恶，尤其反对我自己的恶；我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慢慢地向它靠近。”他的辩护是有道理的，他提出了人应该追求的目标，尽管自己没有做到，但这个标准仍然成立。
新京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就是应然和实然的区别。
周国平：是的。道德如果没有一个高于日常行为的标准的话，那就不成其为道德。但是，道德又不能太脱离人性，应该是只要努力就能够做到，而不是努力了也做不到。
（未完待续，原文稍长，分四次转发）
* 点击链接，一次阅读“对话”全文：https://t.cn/A6H2ugIx
周国平 ，生于1945年，当代学者、作家，是中国研究哲学家尼采的主要学者之一。著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守望的距离》《善良丰富高贵》《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
《西方哲学史讲义》，周国平 著，深圳出版社 · 果麦文化 2023年11月出版。
【对话周国平：哲学不是知识，前人不能代替我们去思考 ③ 】
（新京报 文化频道 2024-05-08 13:21 ）
哲学家周国平最近出版了三卷本的《西方哲学史讲义》，洋洋八十余万言。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写到19世纪，对2500年的西方哲学史做了梳理。在这套新书出版后，我们专访了他，一起聊了聊哲学的话题。
特约采写 ｜ 徐学勤
（续前：https://t.cn/A6H236tl ）
（四） 哲学始于惊疑
新京报：苏格拉底说，“哲学始于惊疑。”亚里士多德说，“惊疑是由自知无知引起的”，并且得出哲学思考不是为了实用的结论。
周国平：是的。我很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求实用。注意，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也遭到很多人的嘲讽。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哲学家泰勒斯抬头仰望星辰，结果不小心掉到井里，遭到周围的人嘲笑，说他光顾着了解天上的事情，以至于看不见脚下的路。但是，欧洲的精英阶层，把这种不求实用的哲学精神传承了下来，形成一个伟大的思想传统。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因为知识本身的价值而尊重知识，这是欧洲的伟大传统。”他们认为，理性是人最高贵的能力，我们去发展和应用这种能力，本身就是目的和价值，我们去思考世界和人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并不一定要得出某种实用的结果。
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传统，是后来西方科学、哲学、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以实用价值为最终目的，那么，你的思考一定是狭窄的，往往会漏掉最重要的东西。当你不求实用的时候，才能把握住真理和本质，最后反而能在实用领域结出丰硕的果实。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这种纯粹的求真精神。
新京报：这其实也可以用来解释“李约瑟难题”，就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
周国平：是的。李约瑟对他的问题的回答是有偏差的，他着重用近代社会政治的变化来解释，这是不对的，其实根源在古希腊和先秦时期就已经种下了。
从根本上来说，求实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让自己过得更舒适安逸，这是一种动物本能。而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还是一种精神存在，精神本身的价值至高无上。让人的精神属性得到更好的发展，才是人最应该做的。我们不能以低阶属性的满足作为标准，来衡量高阶属性的价值。
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资本论》里有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在必须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它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那就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为了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而活动，那是必然王国，必然王国是不可回避的阶段，但是，人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
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只是物质极大丰富，物质不过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让人从物质生产里解放出来。把自己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来活动，那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说，喜欢钓鱼的钓鱼，喜欢打猎的打猎，喜欢艺术的搞艺术，喜欢科学的搞科学研究，应该是那样一种状态。这种思想，跟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西方哲学的不求实用性和纯粹性，也是欧洲科学精神的重要源头。
新京报：在柏拉图的著作中，经常提到人们对哲学无用的嘲笑。哲学家关注的是永恒的事物，他们与世俗保持距离，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显得笨拙和无知。我们该如何看待哲学与日常生活，以及哲学家与时代的关系？
周国平：柏拉图说，哲学就是追求永恒。哲学家所思考的都是永恒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坐标轴。无论思考时代的问题，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如果以永恒价值作为坐标，那就是从哲学角度去切入的，如果没有这个坐标，那就和哲学没有关系。
尼采有一个精彩论断，他说：“哲学家不是时代的嫡子，而是时代的养子。时代不是他的亲生母亲，而是他的养母。”一个有着最为永恒的灵魂的人，很偶然地寄养在某个时代，他的老家是永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你一定是哲学家。
当然，哲学家也需要有现实关切，但是，他们和时评家的关切方式很不一样。后者会纠缠在一些具体问题里面，而哲学家会以永恒的精神价值作为坐标，对时代的弊病进行批判。譬如说，正义就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对非正义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是哲学家应尽的使命。但是，哲学家不要想着去做帝王师，那就没意思了。
新京报：说到帝王师，让我想起柏拉图的“哲学王”概念。历史上想成为“哲学王”的统治者有很多，但是，真正算得上“哲学王”的，你认为只有《沉思录》的作者、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哲学王”的核心要义是什么？为什么“哲学王”的理想难以实现？
周国平：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的理念，是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死。从那场教训中，他深切感受到，哲学必须与权力联盟，才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所作为，否则哲学将寸步难行，他由此产生了“哲学王”的理想。他认为，最好是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如果做不到的话，就把统治者培养成哲学家。
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很难做到，得靠运气。古罗马出现马可·奥勒留这样一位“哲学王”，完全是偶然的，不是规划出来的。柏拉图曾在叙拉古城邦，试图把那里的僭主培养成哲学家，但是失败了，那位僭主不耐烦地对他说，原来哲学就是无聊的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从此，柏拉图就放弃了培养“哲学王”的幻想，死心塌地地去办学院、当教授。
我认为，“哲学王”的概念是一个空想，不可能实现。哲学要对一切权力进行审视，而且，权力本身具有腐蚀作用，它会让思想腐化。康德和尼采都认为，哲学所处的最好的时代，就是权力不去管它的时代。权力既不要扶持哲学，也不要打压哲学，而是保持中立态度，任由哲学家们自己去争吵，对他们的是非对错不作评判。
（五） 哲学家的言行不一
新京报：你的这部书专门写到蒙田，蒙田是以散文闻名的，一般不被列入哲学家的行列，你为何会对蒙田偏爱有加？他在哲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有哪些？
周国平：其实，喜欢蒙田的哲学家有很多，尼采也极力推崇他。蒙田对欧洲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不亚于那些以哲学家冠名的思想家，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人生哲学。
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一直占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被压抑了很久。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蒙田这样一个人，他的哲学回归真实的、朴素的人性，拒绝任何人为的拔高和美化。从人生格调来说，貌似很低调，但其实是惊世骇俗的。我最看重他的也是这一点，他对平凡的人性和人生高度肯定，让你不必因为道德压力，而对自己的平凡感到惭愧。神学的枷锁已经去掉了，他要把道德的枷锁也去掉。这种哲学对普通人来说是很有亲和力的，而他的内在又是很深刻的。
新京报：卢梭是西方哲学史绕不开的人物，他身上充满争议，他对公众宣扬大爱，却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送进育婴堂。像卢梭这样在私德上有亏欠的哲学家不在少数，比如罗素、萨特等都是如此。就像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说，知识分子爱人类，却不爱身边具体的人。你如何看待哲学家的道德宣扬和私德相矛盾的问题？
周国平：这种情况在人群中很普遍，但在哲学家身上，就会被放大。卢梭的选择有其特殊原因，因为他很贫困，而他的贫困有一半是自找的。他拒绝任何政府津贴或富人赞助，主张过一种回归自然的朴素生活，一辈子主要靠抄乐谱为生。他在爱情上也遭遇坎坷，这么懂感情的一个人，跟他相守终生的，却是一个既没文化、又没教养的女仆。女仆带了一大家子和他一起生活，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养活孩子，所以只能把孩子送进育婴堂。尽管情有可原，但卢梭还是负疚终生。他在《忏悔录》里说，想到自己的孩子，就感到非常痛苦和内疚。人不能求全，卢梭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的伦理学把良心作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也给了康德很大的启发。
关于哲学家的言行不一，古罗马的塞涅卡作了最好的辩护。他是尼禄的宰相，位高权重，还很会敛财，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在“道德书简”里，他却主张人应该过简单清贫的生活。
当时就有人骂他是伪君子，说一套，做一套。他承认自己不是圣人，说：“我主张简朴的生活，可是我自己过着富丽堂皇的生活，我主张道德，可是我自己有很多道德的瑕疵，你们因此而嘲笑我。我告诉你们，我是讲人应该怎么生活，不是在讲我现在是怎么生活的；我的立论反对所有的恶，尤其反对我自己的恶；我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慢慢地向它靠近。”他的辩护是有道理的，他提出了人应该追求的目标，尽管自己没有做到，但这个标准仍然成立。
新京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就是应然和实然的区别。
周国平：是的。道德如果没有一个高于日常行为的标准的话，那就不成其为道德。但是，道德又不能太脱离人性，应该是只要努力就能够做到，而不是努力了也做不到。
（未完待续，原文稍长，分三次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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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 ，生于1945年，当代学者、作家，是中国研究哲学家尼采的主要学者之一。著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守望的距离》《善良丰富高贵》《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
《西方哲学史讲义》，周国平 著，深圳出版社 · 果麦文化 2023年11月出版。
（新京报 文化频道 2024-05-08 13:21 ）
哲学家周国平最近出版了三卷本的《西方哲学史讲义》，洋洋八十余万言。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写到19世纪，对2500年的西方哲学史做了梳理。在这套新书出版后，我们专访了他，一起聊了聊哲学的话题。
特约采写 ｜ 徐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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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哲学始于惊疑
新京报：苏格拉底说，“哲学始于惊疑。”亚里士多德说，“惊疑是由自知无知引起的”，并且得出哲学思考不是为了实用的结论。
周国平：是的。我很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求实用。注意，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优点。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也遭到很多人的嘲讽。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哲学家泰勒斯抬头仰望星辰，结果不小心掉到井里，遭到周围的人嘲笑，说他光顾着了解天上的事情，以至于看不见脚下的路。但是，欧洲的精英阶层，把这种不求实用的哲学精神传承了下来，形成一个伟大的思想传统。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因为知识本身的价值而尊重知识，这是欧洲的伟大传统。”他们认为，理性是人最高贵的能力，我们去发展和应用这种能力，本身就是目的和价值，我们去思考世界和人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并不一定要得出某种实用的结果。
这种不求实用的精神传统，是后来西方科学、哲学、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以实用价值为最终目的，那么，你的思考一定是狭窄的，往往会漏掉最重要的东西。当你不求实用的时候，才能把握住真理和本质，最后反而能在实用领域结出丰硕的果实。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这种纯粹的求真精神。
新京报：这其实也可以用来解释“李约瑟难题”，就是为什么科学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
周国平：是的。李约瑟对他的问题的回答是有偏差的，他着重用近代社会政治的变化来解释，这是不对的，其实根源在古希腊和先秦时期就已经种下了。
从根本上来说，求实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让自己过得更舒适安逸，这是一种动物本能。而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还是一种精神存在，精神本身的价值至高无上。让人的精神属性得到更好的发展，才是人最应该做的。我们不能以低阶属性的满足作为标准，来衡量高阶属性的价值。
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资本论》里有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在必须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它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那就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为了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而活动，那是必然王国，必然王国是不可回避的阶段，但是，人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
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只是物质极大丰富，物质不过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让人从物质生产里解放出来。把自己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来活动，那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说，喜欢钓鱼的钓鱼，喜欢打猎的打猎，喜欢艺术的搞艺术，喜欢科学的搞科学研究，应该是那样一种状态。这种思想，跟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西方哲学的不求实用性和纯粹性，也是欧洲科学精神的重要源头。
新京报：在柏拉图的著作中，经常提到人们对哲学无用的嘲笑。哲学家关注的是永恒的事物，他们与世俗保持距离，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显得笨拙和无知。我们该如何看待哲学与日常生活，以及哲学家与时代的关系？
周国平：柏拉图说，哲学就是追求永恒。哲学家所思考的都是永恒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坐标轴。无论思考时代的问题，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如果以永恒价值作为坐标，那就是从哲学角度去切入的，如果没有这个坐标，那就和哲学没有关系。
尼采有一个精彩论断，他说：“哲学家不是时代的嫡子，而是时代的养子。时代不是他的亲生母亲，而是他的养母。”一个有着最为永恒的灵魂的人，很偶然地寄养在某个时代，他的老家是永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你一定是哲学家。
当然，哲学家也需要有现实关切，但是，他们和时评家的关切方式很不一样。后者会纠缠在一些具体问题里面，而哲学家会以永恒的精神价值作为坐标，对时代的弊病进行批判。譬如说，正义就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对非正义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是哲学家应尽的使命。但是，哲学家不要想着去做帝王师，那就没意思了。
新京报：说到帝王师，让我想起柏拉图的“哲学王”概念。历史上想成为“哲学王”的统治者有很多，但是，真正算得上“哲学王”的，你认为只有《沉思录》的作者、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哲学王”的核心要义是什么？为什么“哲学王”的理想难以实现？
周国平：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的理念，是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死。从那场教训中，他深切感受到，哲学必须与权力联盟，才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所作为，否则哲学将寸步难行，他由此产生了“哲学王”的理想。他认为，最好是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如果做不到的话，就把统治者培养成哲学家。
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很难做到，得靠运气。古罗马出现马可·奥勒留这样一位“哲学王”，完全是偶然的，不是规划出来的。柏拉图曾在叙拉古城邦，试图把那里的僭主培养成哲学家，但是失败了，那位僭主不耐烦地对他说，原来哲学就是无聊的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从此，柏拉图就放弃了培养“哲学王”的幻想，死心塌地地去办学院、当教授。
我认为，“哲学王”的概念是一个空想，不可能实现。哲学要对一切权力进行审视，而且，权力本身具有腐蚀作用，它会让思想腐化。康德和尼采都认为，哲学所处的最好的时代，就是权力不去管它的时代。权力既不要扶持哲学，也不要打压哲学，而是保持中立态度，任由哲学家们自己去争吵，对他们的是非对错不作评判。
（五） 哲学家的言行不一
新京报：你的这部书专门写到蒙田，蒙田是以散文闻名的，一般不被列入哲学家的行列，你为何会对蒙田偏爱有加？他在哲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有哪些？
周国平：其实，喜欢蒙田的哲学家有很多，尼采也极力推崇他。蒙田对欧洲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不亚于那些以哲学家冠名的思想家，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人生哲学。
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一直占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被压抑了很久。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蒙田这样一个人，他的哲学回归真实的、朴素的人性，拒绝任何人为的拔高和美化。从人生格调来说，貌似很低调，但其实是惊世骇俗的。我最看重他的也是这一点，他对平凡的人性和人生高度肯定，让你不必因为道德压力，而对自己的平凡感到惭愧。神学的枷锁已经去掉了，他要把道德的枷锁也去掉。这种哲学对普通人来说是很有亲和力的，而他的内在又是很深刻的。
新京报：卢梭是西方哲学史绕不开的人物，他身上充满争议，他对公众宣扬大爱，却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送进育婴堂。像卢梭这样在私德上有亏欠的哲学家不在少数，比如罗素、萨特等都是如此。就像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说，知识分子爱人类，却不爱身边具体的人。你如何看待哲学家的道德宣扬和私德相矛盾的问题？
周国平：这种情况在人群中很普遍，但在哲学家身上，就会被放大。卢梭的选择有其特殊原因，因为他很贫困，而他的贫困有一半是自找的。他拒绝任何政府津贴或富人赞助，主张过一种回归自然的朴素生活，一辈子主要靠抄乐谱为生。他在爱情上也遭遇坎坷，这么懂感情的一个人，跟他相守终生的，却是一个既没文化、又没教养的女仆。女仆带了一大家子和他一起生活，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养活孩子，所以只能把孩子送进育婴堂。尽管情有可原，但卢梭还是负疚终生。他在《忏悔录》里说，想到自己的孩子，就感到非常痛苦和内疚。人不能求全，卢梭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的伦理学把良心作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也给了康德很大的启发。
关于哲学家的言行不一，古罗马的塞涅卡作了最好的辩护。他是尼禄的宰相，位高权重，还很会敛财，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在“道德书简”里，他却主张人应该过简单清贫的生活。
当时就有人骂他是伪君子，说一套，做一套。他承认自己不是圣人，说：“我主张简朴的生活，可是我自己过着富丽堂皇的生活，我主张道德，可是我自己有很多道德的瑕疵，你们因此而嘲笑我。我告诉你们，我是讲人应该怎么生活，不是在讲我现在是怎么生活的；我的立论反对所有的恶，尤其反对我自己的恶；我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慢慢地向它靠近。”他的辩护是有道理的，他提出了人应该追求的目标，尽管自己没有做到，但这个标准仍然成立。
新京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就是应然和实然的区别。
周国平：是的。道德如果没有一个高于日常行为的标准的话，那就不成其为道德。但是，道德又不能太脱离人性，应该是只要努力就能够做到，而不是努力了也做不到。
（未完待续，原文稍长，分三次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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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 ，生于1945年，当代学者、作家，是中国研究哲学家尼采的主要学者之一。著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守望的距离》《善良丰富高贵》《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
《西方哲学史讲义》，周国平 著，深圳出版社 · 果麦文化 2023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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