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连良的“工资条”、二进宫的贴画、剧团公债存根……看50后收藏家的国粹深情
“一口京腔，两句皮黄。三餐佳肴，四季衣裳。”这句民谚，勾勒出早年间，北京人的市井生活。
其中，“两句皮黄”指的就是国粹京剧。从徽班进京算起，今年已230个春秋。
唱念做打，粉墨“王侯”。再叫座的戏，再风光的角儿，走下舞台，也得尝生活百味，也离不开柴米油盐。
京剧大师的照片、信笺、工资单……有心人的收藏，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国粹的全新视角，片片故纸虽薄，却讲述着一段段有关国粹的深情往事。
为纪念“徽班进京230周年”，西城区组织了多场纪念展览，方继孝这个名字多次出现。
方继孝是一位收藏家，展览中，包括“梅尚程荀，马谭杨奚”等大量名伶手迹均是他的藏品。
方继孝是“50后”，在圈内小有名气，他收藏各类名人手迹，已有三十余年。打开他的收藏箱，一个个信封上，写着一个个重量级的名字：钱学森、季羡林、金岳霖、梅兰芳……
“我祖父那一辈就深爱京剧，我小时候没少跟着爷爷听戏，父辈弟兄七个，都能唱。”方继孝说，小时候逢年过节，叔叔大爷齐聚一堂，或各自清唱，或粉墨搭戏，总要尽兴才肯散去。全家因此得了个“方半台”的雅号。
虽然喜欢京剧，但最初，方继孝的收藏方向并不是京剧，而是收藏科学家和文学家的手迹，父亲的一场病，促使他开始关注京剧类手迹。
深知父亲一生喜爱皮黄，方继孝想尽办法，用京剧给病中的老人解闷。可他发现，放录音、看录像带很难展开互动，父亲的精神也没有起色。
一次偶然的机会，方继孝淘到一幅招贴画。背景是民国时期某香烟广告，正中间描绘的则是由谭富英、张君秋等名角合演的京剧《二进宫》。招贴画上不仅有剧情介绍，还有名段唱词，方继孝眼前一亮。他赶紧拿给父亲看，“虚心请教”起来——
“您瞧瞧这画的是哪出戏？这杨波是谁演的？”
“谭富英呀，画的真挺像。这是哪淘来的，借着这画我给你讲讲这戏……”老爷子瞅着招贴画，打开了话匣子。方继孝边听边点头，心里乐开了花，“我可算找到与父亲沟通的最佳方式了！”
父亲患病的那段时间，方继孝把大量精力放在了京剧招贴画、年画和海报的收藏上。几乎每收到一幅就会马上送到父亲面前，缠着老人聊戏。他渐渐发现，如今的国粹，在民国时期是地道的流行文化和平民文化。
“一张香烟的广告招贴画上就是京剧介绍和唱词，家家都买的起的年画上也有大量的京剧人物，证明了那时候老百姓爱听戏，常听戏。”方继孝说，这些“无心”而来的藏品激发了他对京剧发展变迁的兴趣。
自此，京剧类手迹，成了方继孝的重要收藏品类。
“每一个手迹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都是不见著录的，鲜为人知，当你欣赏这个藏品的时候就会被手迹‘讲述’的故事感动。”方继孝说。
为了追寻这份感动，一有时间，方继孝就扎进潘家园，或是向圈里好友打听哪里可以淘到“角儿”们的墨宝。
“老方，我这有一些马连良的资料，你感兴趣么？”一天，方继孝接到一位藏友的电话。挂了电话，他顾不上吃饭，揣着钱就直奔藏友居所，“作为马派艺术的创始人，马连良是京剧历史上后四大须生之首，更是北京京剧院成立之初的头牌。”
赶到藏友家，方继孝发现自己“晚”到一步，另一位买主正在讨价还价。他站在一边微微探身，发现桌子上摆放着五页纸，包含马连良手书信件和北京京剧院的一张老“工资条”。
这张“工资条”勾起了方继孝的兴趣。工资条上有名字，有备注，马连良名字后面的备注一栏中写着1020元，再往下看，谭富英900元；张君秋870元；裘盛戎840元。
“根据表格里各位大师的年龄推算，这张工资条是上世纪50年代的，具有史料价值。而且在当时，大师们的收入都是名副其实的高薪，我觉得背后一定有鲜为人知的故事。”方继孝寻思着，尽管已经心动，可他仍极力控制，表面十分冷静。待前一位买主谈价不拢后，才上前询问。最终，他以高出前者一倍的价格淘宝成功。经过鉴定无误后，方继孝开始挖掘“工资条”背后的故事。
“那个年代40元月工资能养活一个5口之家。到有名的饭馆搓一顿才几元钱，为什么这些大师的收入这么高？别人没意见吗？”经过大量查阅资料，方继孝发现这些高工资并不是随意评定的，而是经过当时业内专家和所在剧团的专业评审评定的，得到全团演员的认可。
不仅仅是高薪，大师们对自己还有高标准的要求。
“现在很多‘小鲜肉’动不动爆出天价片酬，却十分不敬业。在职业操守上和大师们根本就没法比。”方继孝说，在很多随笔和回忆录中，都记载着马连良等名角不止一次表示要对得起拿到手里的工资，不允许自己在舞台上有些许瑕疵。
“马谭张裘都是北京京剧院当时的台柱子，别看互相之间工资差距不大，没有一位艺术家觉得委屈，吃亏，要求加薪的。反之还都不止一次要求降薪，把高薪让给同辈的其他艺术家。”方继孝说，一张小小的“工资条”，体现了大师们德艺双馨的一面。
今年10月24日，西城区第一文化馆举办纪念京剧大师程砚秋主题展览。展厅不大，但吸引了不少程迷和国粹爱好者慕名而来，欣赏着程砚秋表演的影像资料，与大师的“行头”和头饰合影。
一位老人，在一件展品前凝视良久，仔细阅读上面的每一个字。
这是一张“北京市京剧公会所属剧团购买五四年经济建设公债认购存根”，在程剧团一栏中，认购数额超过一亿元（约合当时人民币一万元），是所有剧团中认购量最大，数额最高的。
“当时程先生拿出了家里的积蓄来认购建设公债，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不久，国家急需资金进行经济建设。”老人的声音微微哽咽。老人名叫程受珩，是程砚秋大师的嫡孙。
“祖父去世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对于怹的了解，主要是通过祖母的讲述和这样的手迹获得。”程受珩说。
作为与梅兰芳齐名的京剧大师，程砚秋在代表作《锁麟囊》、《春闺梦》、《荒山泪》、《文姬归汉》中塑造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而在其手迹和信笺中，则记录着铁骨铮铮，爱国情怀。
“抗日战争期间祖父曾经拒绝给日本侵略者演出，归隐务农，在和朋友的往来信件中不止一次表示绝不给侵略者唱戏。”程受珩说着。
这几年，程受珩开始系统整理、研究程砚秋先生留下的手迹资料。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展览让更多人认识、了解、热爱程派，吸引众多热爱京剧的戏迷，汇集开放更多资料，未来能搭建程派研究的平台。
“春秋亭外风雨暴”“我正在城楼观山景”……一代一代的传承与发展，大师们耳熟能详的剧目还在上演，舞台之上，程派唱腔、马派韵味在代代承袭……
舞台之下，也有方继孝们的坚持，一份份手迹如今，方继孝已收藏了近万件京剧大师手迹和档案，他还会期许，期待着这一页页故纸，连起今朝与昔日；架起戏迷与大师沟通的桥梁，让国粹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一口京腔，两句皮黄。三餐佳肴，四季衣裳。”这句民谚，勾勒出早年间，北京人的市井生活。
其中，“两句皮黄”指的就是国粹京剧。从徽班进京算起，今年已230个春秋。
唱念做打，粉墨“王侯”。再叫座的戏，再风光的角儿，走下舞台，也得尝生活百味，也离不开柴米油盐。
京剧大师的照片、信笺、工资单……有心人的收藏，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国粹的全新视角，片片故纸虽薄，却讲述着一段段有关国粹的深情往事。
为纪念“徽班进京230周年”，西城区组织了多场纪念展览，方继孝这个名字多次出现。
方继孝是一位收藏家，展览中，包括“梅尚程荀，马谭杨奚”等大量名伶手迹均是他的藏品。
方继孝是“50后”，在圈内小有名气，他收藏各类名人手迹，已有三十余年。打开他的收藏箱，一个个信封上，写着一个个重量级的名字：钱学森、季羡林、金岳霖、梅兰芳……
“我祖父那一辈就深爱京剧，我小时候没少跟着爷爷听戏，父辈弟兄七个，都能唱。”方继孝说，小时候逢年过节，叔叔大爷齐聚一堂，或各自清唱，或粉墨搭戏，总要尽兴才肯散去。全家因此得了个“方半台”的雅号。
虽然喜欢京剧，但最初，方继孝的收藏方向并不是京剧，而是收藏科学家和文学家的手迹，父亲的一场病，促使他开始关注京剧类手迹。
深知父亲一生喜爱皮黄，方继孝想尽办法，用京剧给病中的老人解闷。可他发现，放录音、看录像带很难展开互动，父亲的精神也没有起色。
一次偶然的机会，方继孝淘到一幅招贴画。背景是民国时期某香烟广告，正中间描绘的则是由谭富英、张君秋等名角合演的京剧《二进宫》。招贴画上不仅有剧情介绍，还有名段唱词，方继孝眼前一亮。他赶紧拿给父亲看，“虚心请教”起来——
“您瞧瞧这画的是哪出戏？这杨波是谁演的？”
“谭富英呀，画的真挺像。这是哪淘来的，借着这画我给你讲讲这戏……”老爷子瞅着招贴画，打开了话匣子。方继孝边听边点头，心里乐开了花，“我可算找到与父亲沟通的最佳方式了！”
父亲患病的那段时间，方继孝把大量精力放在了京剧招贴画、年画和海报的收藏上。几乎每收到一幅就会马上送到父亲面前，缠着老人聊戏。他渐渐发现，如今的国粹，在民国时期是地道的流行文化和平民文化。
“一张香烟的广告招贴画上就是京剧介绍和唱词，家家都买的起的年画上也有大量的京剧人物，证明了那时候老百姓爱听戏，常听戏。”方继孝说，这些“无心”而来的藏品激发了他对京剧发展变迁的兴趣。
自此，京剧类手迹，成了方继孝的重要收藏品类。
“每一个手迹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都是不见著录的，鲜为人知，当你欣赏这个藏品的时候就会被手迹‘讲述’的故事感动。”方继孝说。
为了追寻这份感动，一有时间，方继孝就扎进潘家园，或是向圈里好友打听哪里可以淘到“角儿”们的墨宝。
“老方，我这有一些马连良的资料，你感兴趣么？”一天，方继孝接到一位藏友的电话。挂了电话，他顾不上吃饭，揣着钱就直奔藏友居所，“作为马派艺术的创始人，马连良是京剧历史上后四大须生之首，更是北京京剧院成立之初的头牌。”
赶到藏友家，方继孝发现自己“晚”到一步，另一位买主正在讨价还价。他站在一边微微探身，发现桌子上摆放着五页纸，包含马连良手书信件和北京京剧院的一张老“工资条”。
这张“工资条”勾起了方继孝的兴趣。工资条上有名字，有备注，马连良名字后面的备注一栏中写着1020元，再往下看，谭富英900元；张君秋870元；裘盛戎840元。
“根据表格里各位大师的年龄推算，这张工资条是上世纪50年代的，具有史料价值。而且在当时，大师们的收入都是名副其实的高薪，我觉得背后一定有鲜为人知的故事。”方继孝寻思着，尽管已经心动，可他仍极力控制，表面十分冷静。待前一位买主谈价不拢后，才上前询问。最终，他以高出前者一倍的价格淘宝成功。经过鉴定无误后，方继孝开始挖掘“工资条”背后的故事。
“那个年代40元月工资能养活一个5口之家。到有名的饭馆搓一顿才几元钱，为什么这些大师的收入这么高？别人没意见吗？”经过大量查阅资料，方继孝发现这些高工资并不是随意评定的，而是经过当时业内专家和所在剧团的专业评审评定的，得到全团演员的认可。
不仅仅是高薪，大师们对自己还有高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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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谭张裘都是北京京剧院当时的台柱子，别看互相之间工资差距不大，没有一位艺术家觉得委屈，吃亏，要求加薪的。反之还都不止一次要求降薪，把高薪让给同辈的其他艺术家。”方继孝说，一张小小的“工资条”，体现了大师们德艺双馨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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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北京市京剧公会所属剧团购买五四年经济建设公债认购存根”，在程剧团一栏中，认购数额超过一亿元（约合当时人民币一万元），是所有剧团中认购量最大，数额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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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去世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对于怹的了解，主要是通过祖母的讲述和这样的手迹获得。”程受珩说。
作为与梅兰芳齐名的京剧大师，程砚秋在代表作《锁麟囊》、《春闺梦》、《荒山泪》、《文姬归汉》中塑造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而在其手迹和信笺中，则记录着铁骨铮铮，爱国情怀。
“抗日战争期间祖父曾经拒绝给日本侵略者演出，归隐务农，在和朋友的往来信件中不止一次表示绝不给侵略者唱戏。”程受珩说着。
这几年，程受珩开始系统整理、研究程砚秋先生留下的手迹资料。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展览让更多人认识、了解、热爱程派，吸引众多热爱京剧的戏迷，汇集开放更多资料，未来能搭建程派研究的平台。
“春秋亭外风雨暴”“我正在城楼观山景”……一代一代的传承与发展，大师们耳熟能详的剧目还在上演，舞台之上，程派唱腔、马派韵味在代代承袭……
舞台之下，也有方继孝们的坚持，一份份手迹如今，方继孝已收藏了近万件京剧大师手迹和档案，他还会期许，期待着这一页页故纸，连起今朝与昔日；架起戏迷与大师沟通的桥梁，让国粹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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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考古# 陈介祺藏曾伯簠盖#文物#
曾伯簠是东周初年青铜器，为陈介祺早期的收藏品，因此陈介祺自号簠斋，名其室为宝簠斋，可见陈介祺对此收藏的重视和喜爱。上面有铭文90字（共两器，另一器当时为阮元收藏，92字），是迄今铭文最多的青铜簠，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曾伯是曾国的国君，铭文记载的是其与晋文侯一起为东周平王征伐淮夷，打通江淮铜锡矿输往中原的道路。该簠由陈介祺的曾孙媳郭祖珍捐赠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曾伯簠是东周初年青铜器，为陈介祺早期的收藏品，因此陈介祺自号簠斋，名其室为宝簠斋，可见陈介祺对此收藏的重视和喜爱。上面有铭文90字（共两器，另一器当时为阮元收藏，92字），是迄今铭文最多的青铜簠，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曾伯是曾国的国君，铭文记载的是其与晋文侯一起为东周平王征伐淮夷，打通江淮铜锡矿输往中原的道路。该簠由陈介祺的曾孙媳郭祖珍捐赠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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