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达吉堪布:“外境，不管是好是坏，都不是造成我们痛苦的主因。而对外境的执著，才是一切痛苦的根本来源。所以，若想彻底根除痛苦，不能一味地从改变外境上下手，更应该从斩断内心的执著做起。”

蕅益大师:
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
愚人除境不除心。至人除心不除境。
心既除矣。境岂实有。

《了凡四训》：
丰歉不贰，然后可立贫富之命；
穷通不贰，然后可立贵贱之命；
夭寿不贰，然后可立生死之命。

大珠慧海禅师《顿悟入道要门论》:问：欲修何法，即得解脱？
答：唯有顿悟一门，即得解脱。
问：云何为顿悟？
答：顿者，顿除妄念；悟者，悟无所得。
问：从何而修？
答：从根本修。
云何从根本修？
答：心为根本。
云何知心为根本？
答：楞伽经云：心生即种种法生，心灭即种种法灭。维摩经云：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遗教经云：但制心一处，无事不办。经云：圣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智人调心不调身，愚人调身不调心。
佛名经云：罪从心生，还从心灭。故知善恶一切，皆由自心，所以心为根本也。若求解脱者，先须识根本。若不达此理，虚费功劳，于外相求，无有是处。禅门经云：于外相求，虽经劫数，终不能成；于内觉观，如一念顷，即证菩提。

刘震云特别犀利的一句话：在法治社会，只要你不触犯法律，无需向任何人示好；而在人治社会，无论你触不触犯法律，必须要向权力屈服。
​所以，法治国家的人是站着的，人治国家的人是跪着的，在法治国家，法无禁止皆可为，不需要看他人脸色，不需要担心法外有法，人们活的有尊严。
​卫鞅说:“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古代是人治社会，虽然也有法律，但是超越法律之上的大有人在，“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从来都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大致奉公守法者，则为是为善，越礼犯义者，则为非为恶。守法朝朝忧闷，强梁夜夜欢歌，损人利己骑马骡，正直公平挨饿。
​一个人只要不犯法，就可以专心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不需要巴结任何人，因为事事有法可依，不需要额外的私底下交易。
​罗翔说：法无禁止即权力，法无授权即禁止。
​​法律是一把双刃剑，一刃针对犯罪，一刃针对权力。如果无法针对权力，就只是法家之治，终究是“铁打的奴隶，流水的王朝”。
​孔子说：“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法”
​刑法是道德伦理的最低要求，刑罚不是越重越好，当然也不能越轻越好，而是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个价值的冲突。
​鲁迅说：一个跪了太久的民族，连站起来都有恐高症；一说钱权，立马放大瞳孔；一说男女性事，立马兴奋；
​满眼繁华，不过是盛世蝼蚁；灯红酒绿，不过是月光迷离；歌舞升平，不过是胸无大志；帅哥美女，不过是镜中皮囊。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丑态百出，不要嘲笑，他是在很努力地生活；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性格古怪，实际上他并不是坏人，而是在受苦。
​​吕不韦《吕氏春秋・察今》：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
​“有治法，无治人。”，法是鉴往失，顺人情，
​《易传·象传上·讼》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诉讼无可避免，但君子在做事前要深谋远虑，从开始就要消除可能引起争讼的因素。
​南宋诗人陆游说，“纷然争讼，实为门户之羞、门户之耻。”，
​讼事有害无利：要盘缠，要奔走；若造机关，又坏心术。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及财力，遇有“不肖有司”，极易导致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说：我们必须牢记，法律在每一起诉讼案中总是要使至少一方当事人的期望破灭的。
​《孟子・尽心上》记载：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无论是人治，还是法治，想要人生美好，还需自治。
​修身，就是修智慧，修幸福，拙字可以寡过，缓字可以免悔，退字可以远祸，苟字可以养福，静字可以益寿。
​刘震云说：从人治到法治，是人类文明最大的进步，也是最宝贵的财富。圣人会死，但秩序不会。

#虚空济[超话]#“穷通不贰，然后可立贵贱之命”。
假如我们对“穷通不分别了，就是我们的人生是困境重重，还是很顺利？这个要去想，不要去分别，这样就能立“贵贱之命”。
“夭寿不贰，然后可立生死之命。”
对于短命和长寿都不分别了，就能够立生死之命，也就是佛门讲的入不二法门。所以这种人真正才叫作知天命，孔老夫子五十而知天命，他明了了宇人生的真相，他就活在快乐当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