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自底层到顶层的信息畅通和真实，是维持庞大帝国的统治者们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康熙皇帝曾言“广开言路，为图治第一要务”；乾隆皇帝也强调“言路不开，则耳目壅闭”。真实信息的获取需要成本，尤其是在层级森严的官僚组织和复杂的官文书传递流程中甄别真实信息，并非易事。乾隆四年的雄县知县彭体仁隐匿灾情弹劾一案，就折射出清代官僚制度内部信息传递和官僚监察的难题。
开端和调查
乾隆三年十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索柱在巡查途中经过雄县，发现该县东部数十里地区深陷水患，当地居民普遍抱怨在水灾发生后未得到及时救济。第二年三月十一日，索柱在向乾隆皇帝的奏折中详细描述了这一情况：
臣去年十二月出京路经直隶之雄县，闻署县彭体仁办事糊涂，专批佐贰。该县被水，籽粒无获，乃谎报并未成灾。及该督委员查勘，则指夏间所收之麦，与水中捞获之麻稽为秋收实据，以致灾黎不蒙赈济，日受追征之苦。臣过县时见雄邑之东南水连数十余里，直接文安交界，土民咸称次年亦难涸干。四面邻邑均食赈济，而雄县之被水围绕如石桥村、孟家庄、李村、王冬村，以及齐官村、龙华村、夏村、史哥庄等处，与任邱县因灾赈之五官村比邻而居，不能一体沾沐圣恩。且城之西南有村名马蹄湾者，半属新安县半属雄县，属新安者食赈，属雄县者征粮等语。今臣回京再访受灾各村，佥称涸出水地赶种麦田者，仅十之一二。可望种大田者，不过十之二三。其余仍水深二三尺，及四五尺，断不能耕种。而知县彭体仁祇知修理书房花园，时常演戏行乐，开印即比钱粮。近闻新任总督有亲查水地之信，始知恐惧，令借截留米石，又乡地肯保方准借给，仍多添一番掯勒。臣思穷民被灾，既不能与四面邻邑同沾皇恩，而正供徵之火耗催之，应借之项又掯勒，稽迟之民将何以堪，此仰祈皇上勅喻直督速委贒員查明水村庄，加意抚恤，暂停徵比，将彭体仁严参重处，庶民怨得伸，均沐生成之厚恩矣。
索柱获知雄县水灾的消息纯属偶然。乾隆三年冬，他在出京办差的途中路过雄县，目睹雄县东部田地成为广泛的水域，村庄陷入水淹之中。当地居民反映水患将持续到下一年，并抱怨知县彭体仁虚报实情，导致雄县居民未能享受到应有的赈灾救济。索柱得知灾情后并未立即上报，而是在完成公务返回京城时再次路过雄县，经过进一步调查后，才向乾隆皇帝报告此事。
乾隆四年春，索柱进行了第二次调查。当地百姓表示，尽管积水已经退去，能够赶种的麦田仅有十之一二，大田仅有十之二三，而其他田地仍然深陷水中，有的甚至达到四五尺深。索柱在本次调查后指责知县彭体仁，批评他只顾在花园中娱乐，截留米石并虚报收成，企图掩盖真实的灾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的索柱并未直接弹劾彭体仁，而是转而提到彭体仁的上级直隶总督孙嘉淦，指出他有查灾情的经验，并建议由孙嘉淦委派官员进行调查。索柱的调查请求得到乾隆皇帝的支持，皇帝在奏折中批示孙嘉淦全面调查此事。
于是，孙嘉淦委派保定府知府，即彭体仁的上级倪象恺，亲自前往雄县实地调查。经过仔细调查后，倪象恺认为尽管雄县去年（乾隆三年）确实有多个村庄遭受水灾，但积水迅速退去，因此在调查时判定为“未成灾”。此外，索柱在奏折中提到的村庄，去年冬季的积水已经减退六七成，土地也已经种上了麦禾。由此，倪象恺进一步强调，这些村庄属于“一水一麦”之地，即夏秋季节积水，冬季水干后方可耕种——换言之，索柱路经时看到的田地积水并非灾害的结果，而是冬季淀边田地的正常状态。至于索柱提到的“石桥村、马蹄湾”等其他村庄，它们本就是淀中村庄，以打渔为生，淹没在水中是常态。倪象恺的报告隐含地指出御史索柱不熟悉当地情况，造成了“灾情”的误解。
在派遣官员进行在地调查的同时，孙嘉淦还查阅了“水灾”当年，即乾隆三年当时的直隶总督李卫所报告的文书。在李卫的报告当中，雄县知县彭体仁确有报告当年六月二十四和二十五日，天降大雨，河道中水位升高，雄县内有多达五十二个村庄受到淹没。知县彭体仁派员进行灾情勘察——而根据当时的灾情勘察结果，水灾并未造成严重影响，田地中有六七分的收成已被收起。只需要适度出借麦种和口粮，当地百姓就能渡过难关。直隶总督李卫还派遣邻近新城县知县冯景对此灾情进行复查，冯景也确认了彭体仁的报告符合事实。
调查至此，本案出现了两个大相径庭的故事，而两者均有一定证据支持。一方面，御史索柱的上奏来自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故事；另一方面，倪象恺和冯景的两次实地核查结果相同，冯景的报告还被前总督李卫所确认。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是如何呢？
事实和裁断
作为案件的主办官员，总督孙嘉淦如何进行应对？笔者细察索柱和倪象恺的说法，二人主要争点有以下两个：雄县被淹没的田地究竟属于受灾还是常态？雄县知县彭体仁有没有瞒报灾情？若要确认两个问题事实，就必须从更广阔的背景入手，不能只关注奏折所提供的信息。
雄县位于大清河流域白洋淀边缘，符合“一水一麦”之地的特征，所谓“一望平芜，虽不免年年过水，而水过沙留，次年麦收丰稔，所谓一水一麦是也”。根据明清两代的记载，水灾和赈济对于雄县而言并不罕见。临近新安县志中的记载显示，在乾隆三年雄县确实经历了严重的水灾，这正是御史索柱目睹的情景。此外，索柱所见到的村庄被水围绕的现象也表明雄县在乾隆三年冬天确实遭受了水灾。根据《雄乘二卷》和《雄县新志》中的地图，索柱提到的“史哥庄”是唯一一个建在淀中的村庄。其他如石桥村、李村等则是河流边的村庄，虽然冬日可能会被水淹，但村庄本身并非淀中村庄。索柱路过雄县时目睹的是县东南连片积水数十里，多处村庄被水围绕的景象确实表明受到了灾害的影响。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制度背景是清代的勘灾和蠲免制度。在清代，涸出土地的比例对于灾情判定和赈济方式至关重要。判定水灾灾情的情况，清代通常根据一至十分的轻重程度进行区分。顺康年间，水灾若是被认定为五分以下的灾情，即被视为“不成灾”，蠲免的幅度也很小。到了雍正年间，灾情判定更加详细，政府赈济力度增大，即便是六七分“勘不成灾”，也能得到赈济。在乾隆三年，即便是五分“不成灾”的状况，地方官查勘后也可免除十分之一的钱粮。然而，在蠲免与否界限附近的三至六分灾的情况，较为难以判断。
面对两个差异甚大的故事版本，总督孙嘉淦认真审视了两位官员的陈述。索柱声称只有乾隆四年初此地干涸了不超过三成的土地，春季麦田的种植也受到威胁；而倪象恺则表示干涸的土地有六七成，对春季的种植并无妨碍。索柱和倪象恺实际的争端，是两三分灾和六七分灾的差异——而此差异，会导致赈灾方式的不同，进而影响知县彭体仁是否失职的判定结果。孙嘉淦反复推敲，认为即便按照倪象恺的说法，到了乾隆四年三月，土地涸出的比例也仅为六七分，而回到乾隆三年冬天，雄县被淹没的土地肯定更多。
总督孙嘉淦没有完全接受冯景、倪象恺的说法。他认为，村庄被水围困无疑属于受灾情况，但灾情并不严重，不会影响“一水一麦”之地的春季麦田种植。雄县被认定为灾区后，需要进行赈济，孙嘉淦的解决办法是免除雄县所借的粮种，而将其作为赈灾物资。雄县所借的粮种已经运抵，政府实际上并没有承担更繁重的救灾事务。相较于常见的发赈米、赈银或以工代赈等赈灾方式，免除所借粮种的债务对政府而言无疑是最便捷的。至于另外一处索柱和倪象恺的争议点，即雄县知县彭体仁是否作为，由于两方均无确凿证据，索柱的指控未被接受。
孙嘉淦提出的处理方案被乾隆皇帝认可。知县彭体仁因勘灾不实、罔恤民瘼被弹劾，后被革职。被革职的彭体仁在乾隆五年四月七日又再次被参劾，要求他补回雍正十三并乾隆一至三年扣存廩给等项银两，此项追缴直至乾隆十五年五月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傅恒确认彭体仁已无产业方才告终。
总督孙嘉淦最后认定的故事是否最贴近乾隆三年雄县水灾的真实情况，已不得而知。从其他旁证所提供的信息而言，乾隆三年水灾的发生是毋庸置疑的，但双方争议的焦点，即水灾的严重程度和知县彭体仁的瞒报情况，其实两方的故事都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那么，在事情的真实尚且不完全清晰的情况下，为什么负责案件的直隶总督孙嘉淦就能认定一个“真相”并进行处理呢？在某种程度上，雄县水灾和彭体仁弹劾案并不是一个追查真相的“青天”故事，而更接近一个反映清代官僚体系的信息传递和权力结构特点的常规案件。比起“真相”，处理结果可能更为重要。
常规和非常规信息
直隶总督孙嘉淦的上述处理手法，与清代官僚系统内层级之间信息流动和责任分配的情况密切相关。就局限的信息进行稳妥判断，这是清代上级官员的常见难题。当然，这一问题不仅局限于本案，这是清代“治官之官”普遍面临的挑战。
本案信息的主要来源包括雄县知县彭体仁的报告、新城知县冯景的复查报告、御史索柱的观察以及倪象恺的调查报告。其中，彭体仁和冯景的报告属于常规信息。而直隶总督李卫基于他们的报告做出判断。这种常规信息系统在处理灾情时存在局限，因为它依赖于下级官员的报告，而这些官员的忠诚度和责任心可能会影响报告的可靠性。此外，考虑到清代官僚组织的制度设置和权力结构，细密的考成方式和上下连带责任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官僚组织自行监察，但也在另外一方面使得报告的真实性更加值得推敲。
平行于常规信息，非常规的信息呈现出一种突发性、非系统性的特点。御史索柱的观察是一次偶然的事件，他在路过雄县时偶然得知当地情况。然而，由于索柱对雄县地理和农业情况的不熟悉，他提供的信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索柱的报告未深入讨论“一水一麦”之地的情况，也未考虑田地积水退去比例和当地小麦种植时间的关系。
此案呈现出清代两种信息渠道的组合可能存在的“短板”：尽管常规信息具有严格的复查监督机制，但过于依赖下级官员的忠诚度和对本职责的责任心；相反，非常规信息可能提供另一视角，但其本身存在偶然性和准确性问题。在信息冲突时，深入调查通常成本高昂。决策者获取更多信息有助于决策，但相互矛盾的信息也可能导致混淆。在清代官僚体系的日常公务中，更多依赖于常规信息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版本也是上级“治官之官”所知的全部真实。在常规渠道之外，来自非常规渠道的信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准确性问题，这需要身居高层、掌握多种消息源的统治者甄别和筛选。由于非常规信息的渠道和规模有限，真实性需要进一步查实，其适用的范围有限。
清代官僚体系对于重大事务的决策依赖于常规信息系统，但这也意味着对于大部分政务决策，它放弃了对绝对真实的追求，而容忍了一定程度的真相缺位。非常规信息系统，则通过在重大事务上提供额外信息，以及在选拔适格人才方面发挥作用。由于非常规信息系统的突袭特性，其无法与常规信息形成“一事一察”的对应关系，而只能服务于重点事务和时间周期较长的事务。这一机制既提高了政务决策的效率，又通过对非常规信息的介入维护了统治的稳定，同时反映了清代统治者在信息传递机制上的一种权衡和取舍，也是对于真相偏差的一种容忍。#连环画##涨姿势#
开端和调查
乾隆三年十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索柱在巡查途中经过雄县，发现该县东部数十里地区深陷水患，当地居民普遍抱怨在水灾发生后未得到及时救济。第二年三月十一日，索柱在向乾隆皇帝的奏折中详细描述了这一情况：
臣去年十二月出京路经直隶之雄县，闻署县彭体仁办事糊涂，专批佐贰。该县被水，籽粒无获，乃谎报并未成灾。及该督委员查勘，则指夏间所收之麦，与水中捞获之麻稽为秋收实据，以致灾黎不蒙赈济，日受追征之苦。臣过县时见雄邑之东南水连数十余里，直接文安交界，土民咸称次年亦难涸干。四面邻邑均食赈济，而雄县之被水围绕如石桥村、孟家庄、李村、王冬村，以及齐官村、龙华村、夏村、史哥庄等处，与任邱县因灾赈之五官村比邻而居，不能一体沾沐圣恩。且城之西南有村名马蹄湾者，半属新安县半属雄县，属新安者食赈，属雄县者征粮等语。今臣回京再访受灾各村，佥称涸出水地赶种麦田者，仅十之一二。可望种大田者，不过十之二三。其余仍水深二三尺，及四五尺，断不能耕种。而知县彭体仁祇知修理书房花园，时常演戏行乐，开印即比钱粮。近闻新任总督有亲查水地之信，始知恐惧，令借截留米石，又乡地肯保方准借给，仍多添一番掯勒。臣思穷民被灾，既不能与四面邻邑同沾皇恩，而正供徵之火耗催之，应借之项又掯勒，稽迟之民将何以堪，此仰祈皇上勅喻直督速委贒員查明水村庄，加意抚恤，暂停徵比，将彭体仁严参重处，庶民怨得伸，均沐生成之厚恩矣。
索柱获知雄县水灾的消息纯属偶然。乾隆三年冬，他在出京办差的途中路过雄县，目睹雄县东部田地成为广泛的水域，村庄陷入水淹之中。当地居民反映水患将持续到下一年，并抱怨知县彭体仁虚报实情，导致雄县居民未能享受到应有的赈灾救济。索柱得知灾情后并未立即上报，而是在完成公务返回京城时再次路过雄县，经过进一步调查后，才向乾隆皇帝报告此事。
乾隆四年春，索柱进行了第二次调查。当地百姓表示，尽管积水已经退去，能够赶种的麦田仅有十之一二，大田仅有十之二三，而其他田地仍然深陷水中，有的甚至达到四五尺深。索柱在本次调查后指责知县彭体仁，批评他只顾在花园中娱乐，截留米石并虚报收成，企图掩盖真实的灾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的索柱并未直接弹劾彭体仁，而是转而提到彭体仁的上级直隶总督孙嘉淦，指出他有查灾情的经验，并建议由孙嘉淦委派官员进行调查。索柱的调查请求得到乾隆皇帝的支持，皇帝在奏折中批示孙嘉淦全面调查此事。
于是，孙嘉淦委派保定府知府，即彭体仁的上级倪象恺，亲自前往雄县实地调查。经过仔细调查后，倪象恺认为尽管雄县去年（乾隆三年）确实有多个村庄遭受水灾，但积水迅速退去，因此在调查时判定为“未成灾”。此外，索柱在奏折中提到的村庄，去年冬季的积水已经减退六七成，土地也已经种上了麦禾。由此，倪象恺进一步强调，这些村庄属于“一水一麦”之地，即夏秋季节积水，冬季水干后方可耕种——换言之，索柱路经时看到的田地积水并非灾害的结果，而是冬季淀边田地的正常状态。至于索柱提到的“石桥村、马蹄湾”等其他村庄，它们本就是淀中村庄，以打渔为生，淹没在水中是常态。倪象恺的报告隐含地指出御史索柱不熟悉当地情况，造成了“灾情”的误解。
在派遣官员进行在地调查的同时，孙嘉淦还查阅了“水灾”当年，即乾隆三年当时的直隶总督李卫所报告的文书。在李卫的报告当中，雄县知县彭体仁确有报告当年六月二十四和二十五日，天降大雨，河道中水位升高，雄县内有多达五十二个村庄受到淹没。知县彭体仁派员进行灾情勘察——而根据当时的灾情勘察结果，水灾并未造成严重影响，田地中有六七分的收成已被收起。只需要适度出借麦种和口粮，当地百姓就能渡过难关。直隶总督李卫还派遣邻近新城县知县冯景对此灾情进行复查，冯景也确认了彭体仁的报告符合事实。
调查至此，本案出现了两个大相径庭的故事，而两者均有一定证据支持。一方面，御史索柱的上奏来自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故事；另一方面，倪象恺和冯景的两次实地核查结果相同，冯景的报告还被前总督李卫所确认。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是如何呢？
事实和裁断
作为案件的主办官员，总督孙嘉淦如何进行应对？笔者细察索柱和倪象恺的说法，二人主要争点有以下两个：雄县被淹没的田地究竟属于受灾还是常态？雄县知县彭体仁有没有瞒报灾情？若要确认两个问题事实，就必须从更广阔的背景入手，不能只关注奏折所提供的信息。
雄县位于大清河流域白洋淀边缘，符合“一水一麦”之地的特征，所谓“一望平芜，虽不免年年过水，而水过沙留，次年麦收丰稔，所谓一水一麦是也”。根据明清两代的记载，水灾和赈济对于雄县而言并不罕见。临近新安县志中的记载显示，在乾隆三年雄县确实经历了严重的水灾，这正是御史索柱目睹的情景。此外，索柱所见到的村庄被水围绕的现象也表明雄县在乾隆三年冬天确实遭受了水灾。根据《雄乘二卷》和《雄县新志》中的地图，索柱提到的“史哥庄”是唯一一个建在淀中的村庄。其他如石桥村、李村等则是河流边的村庄，虽然冬日可能会被水淹，但村庄本身并非淀中村庄。索柱路过雄县时目睹的是县东南连片积水数十里，多处村庄被水围绕的景象确实表明受到了灾害的影响。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制度背景是清代的勘灾和蠲免制度。在清代，涸出土地的比例对于灾情判定和赈济方式至关重要。判定水灾灾情的情况，清代通常根据一至十分的轻重程度进行区分。顺康年间，水灾若是被认定为五分以下的灾情，即被视为“不成灾”，蠲免的幅度也很小。到了雍正年间，灾情判定更加详细，政府赈济力度增大，即便是六七分“勘不成灾”，也能得到赈济。在乾隆三年，即便是五分“不成灾”的状况，地方官查勘后也可免除十分之一的钱粮。然而，在蠲免与否界限附近的三至六分灾的情况，较为难以判断。
面对两个差异甚大的故事版本，总督孙嘉淦认真审视了两位官员的陈述。索柱声称只有乾隆四年初此地干涸了不超过三成的土地，春季麦田的种植也受到威胁；而倪象恺则表示干涸的土地有六七成，对春季的种植并无妨碍。索柱和倪象恺实际的争端，是两三分灾和六七分灾的差异——而此差异，会导致赈灾方式的不同，进而影响知县彭体仁是否失职的判定结果。孙嘉淦反复推敲，认为即便按照倪象恺的说法，到了乾隆四年三月，土地涸出的比例也仅为六七分，而回到乾隆三年冬天，雄县被淹没的土地肯定更多。
总督孙嘉淦没有完全接受冯景、倪象恺的说法。他认为，村庄被水围困无疑属于受灾情况，但灾情并不严重，不会影响“一水一麦”之地的春季麦田种植。雄县被认定为灾区后，需要进行赈济，孙嘉淦的解决办法是免除雄县所借的粮种，而将其作为赈灾物资。雄县所借的粮种已经运抵，政府实际上并没有承担更繁重的救灾事务。相较于常见的发赈米、赈银或以工代赈等赈灾方式，免除所借粮种的债务对政府而言无疑是最便捷的。至于另外一处索柱和倪象恺的争议点，即雄县知县彭体仁是否作为，由于两方均无确凿证据，索柱的指控未被接受。
孙嘉淦提出的处理方案被乾隆皇帝认可。知县彭体仁因勘灾不实、罔恤民瘼被弹劾，后被革职。被革职的彭体仁在乾隆五年四月七日又再次被参劾，要求他补回雍正十三并乾隆一至三年扣存廩给等项银两，此项追缴直至乾隆十五年五月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傅恒确认彭体仁已无产业方才告终。
总督孙嘉淦最后认定的故事是否最贴近乾隆三年雄县水灾的真实情况，已不得而知。从其他旁证所提供的信息而言，乾隆三年水灾的发生是毋庸置疑的，但双方争议的焦点，即水灾的严重程度和知县彭体仁的瞒报情况，其实两方的故事都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那么，在事情的真实尚且不完全清晰的情况下，为什么负责案件的直隶总督孙嘉淦就能认定一个“真相”并进行处理呢？在某种程度上，雄县水灾和彭体仁弹劾案并不是一个追查真相的“青天”故事，而更接近一个反映清代官僚体系的信息传递和权力结构特点的常规案件。比起“真相”，处理结果可能更为重要。
常规和非常规信息
直隶总督孙嘉淦的上述处理手法，与清代官僚系统内层级之间信息流动和责任分配的情况密切相关。就局限的信息进行稳妥判断，这是清代上级官员的常见难题。当然，这一问题不仅局限于本案，这是清代“治官之官”普遍面临的挑战。
本案信息的主要来源包括雄县知县彭体仁的报告、新城知县冯景的复查报告、御史索柱的观察以及倪象恺的调查报告。其中，彭体仁和冯景的报告属于常规信息。而直隶总督李卫基于他们的报告做出判断。这种常规信息系统在处理灾情时存在局限，因为它依赖于下级官员的报告，而这些官员的忠诚度和责任心可能会影响报告的可靠性。此外，考虑到清代官僚组织的制度设置和权力结构，细密的考成方式和上下连带责任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官僚组织自行监察，但也在另外一方面使得报告的真实性更加值得推敲。
平行于常规信息，非常规的信息呈现出一种突发性、非系统性的特点。御史索柱的观察是一次偶然的事件，他在路过雄县时偶然得知当地情况。然而，由于索柱对雄县地理和农业情况的不熟悉，他提供的信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索柱的报告未深入讨论“一水一麦”之地的情况，也未考虑田地积水退去比例和当地小麦种植时间的关系。
此案呈现出清代两种信息渠道的组合可能存在的“短板”：尽管常规信息具有严格的复查监督机制，但过于依赖下级官员的忠诚度和对本职责的责任心；相反，非常规信息可能提供另一视角，但其本身存在偶然性和准确性问题。在信息冲突时，深入调查通常成本高昂。决策者获取更多信息有助于决策，但相互矛盾的信息也可能导致混淆。在清代官僚体系的日常公务中，更多依赖于常规信息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版本也是上级“治官之官”所知的全部真实。在常规渠道之外，来自非常规渠道的信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准确性问题，这需要身居高层、掌握多种消息源的统治者甄别和筛选。由于非常规信息的渠道和规模有限，真实性需要进一步查实，其适用的范围有限。
清代官僚体系对于重大事务的决策依赖于常规信息系统，但这也意味着对于大部分政务决策，它放弃了对绝对真实的追求，而容忍了一定程度的真相缺位。非常规信息系统，则通过在重大事务上提供额外信息，以及在选拔适格人才方面发挥作用。由于非常规信息系统的突袭特性，其无法与常规信息形成“一事一察”的对应关系，而只能服务于重点事务和时间周期较长的事务。这一机制既提高了政务决策的效率，又通过对非常规信息的介入维护了统治的稳定，同时反映了清代统治者在信息传递机制上的一种权衡和取舍，也是对于真相偏差的一种容忍。#连环画##涨姿势#
【法国总统马克龙：欧洲生死取决于我们现在的抉择】2017 年 9 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了有关欧洲建设的演讲，接近7年后的2024年4月25日，他又在索邦大学发表有关欧洲安全的长篇讲演。
图：法国总统马克龙Macron2024年4月25日在巴黎索邦大选发表有关欧洲议题的演讲
法国总统马克龙Macron2024年4月25日在巴黎索邦大选发表有关欧洲议题的演讲 AP - Christophe Petit Tesson
7年前，马克龙呼吁建设一个更团结更民主更有主权的欧洲。在经历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后的今天，马克龙说：我今天的信息很简单。保罗·瓦莱里 (Paul Valery) 说：“一战结束时，我们知道我们的文明终有一死。”而现在我们必须清楚这样一个事实：今天的欧洲也是有生也会死的，她可以死，她可能会死。这取决于我们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必须现在就做出。
下面简要介绍法国总统讲演中与乌克兰战争有关的部分，请注意：马克龙所讲的“欧洲”一般是指欧盟框架意义中的欧洲：
在俄罗斯侵略之后，欧洲现在认为自己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并确认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是我们欧洲大家庭的一部分，并且有义务在时机成熟时加入欧盟，就像西巴尔干国家一样。我们有责任确保他们在欧洲的锚定，现在支持必要的改革，为这条道路做好准备，这条道路只有在整合共同体法律的情况下才存在，并同时改革我们的联盟，只有深化改革、简化自身，才能扩大规模。
我们还首次考虑了我们与大陆范围内的每个人以及欧洲政治共同体的联系。我们于 2022 年 5 月提出的这项倡议使我们有可能超越 27 个成员国的框架，并以具有重要地理意义的网格来思考我们的欧洲，从我们的英国朋友到挪威再到西巴尔干地区，开始建立具体合作。
因为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大陆的和平与战争以及我们是否有能力确保我们的安全。因为数字化、人工智能、环境、脱碳等重大变革正在发生，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正在发生。欧洲是否会成为创新、研究和生产强国的问题现在正在决定之中。是的，我们正处于转折点，我们的欧洲是会死亡的。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这是通过非常简单的观察来完成的，以证明我言论的严肃性。
马克龙指出欧洲面临的风险，他说：首先，我们没有能力面对属于我们的风险。尽管我们已经做了一切以及我刚才提到的，但我们面前仍然面临着速度和模式关键问题。我们已经开始复兴。法国本身已将国防预算增加了一倍。我们正在制定第二部军事规划法。但在欧洲大陆范围内，面对世界广泛的重新武装及其加速，这种觉醒仍然太慢、太弱。中美紧张关系导致军备开支增加、技术创新和军事能力增强。我们现在有不羁的地区大国也在展示他们的能力。仅举俄罗斯和伊朗两个例子。欧洲正处于被包围的境地，被许多强国推到其边界，有时甚至在其内部。是的，今天我们在面对这场运动的现实时仍然太慢，不够雄心勃勃。
法国总统指出：美国有两个优先事项。首先是美国，这是合法的，然后是中国问题。无论我们的联盟有多强大，也无论今天有一个致力于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政府有多幸运，欧洲问题都不是美国未来几年和几十年的地缘政治优先事项。因此，是的，欧洲从俄罗斯购买中生产的能源和化肥、而将安全委托给美国的时代已经结束。
我们已经开始了深刻的变革。但我们还没有达到规模，因为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因为战争已经回到欧洲土地，而且是由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领导，这一事实改变了一切。因为伊朗即将获得核武器这一事实改变了一切。
我们希望贸易对我们有利，但与许多其他国家的贸易也开始改变游戏规则，从中到美国，这些国家过度补贴。我们不能持续地拥有最苛刻的环境和社会标准，投资少于我们的竞争对手，拥有比他们更幼稚的贸易政策，并认为我们将继续创造就业机会。但这不再成立了。风险在于欧洲将经历衰退。尽管我们付出了一切努力，但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这一点。 93年至2022年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60%。欧洲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不到30%。
两个主要国际大国决定不再尊重贸易规则。二十年来，我们大家一致地都说过：我们让中加入世贸组织，然后我们的目标是：第二个商业和经济强国基本上遵循我们的规则。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欧洲国家都同意将自己的安全委托给其他国家，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他们太快重新武装。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世界上所有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我们都委托了一点儿：我们把能源给了俄罗斯，我们几个伙伴把安全给了美国，
当今欧洲安全的主要危险显然是乌克兰战争。我们安全的必要条件是俄罗斯没有赢得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这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制裁俄罗斯、帮助乌克兰人，并且继续这样做，有机会让美国人站在我们这一边，不断提高我们的帮助和陪伴，这是正确的。
很简单，我完全接受 2 月 26 日在巴黎就此事重新引入战略模糊性的选择。为了什么 ？我们面临着一个不受约束的力量，它攻击了一个欧洲国家，但它不再处于“特别行动”中，也不再愿意告诉我们它的极限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每天早上都要说我们的战略极限是什么？我们有限制吗？没有。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可信、具有威慑力、在场参与并继续努力。但这场涉及一个拥有核武器并在言论中使用核武器的国家的战争，欧洲必须学会忍受自己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第一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安全方面正在经历一场非常深刻的变化。最近的事件证明了反导弹防御和纵深打击能力的重要性，这对于面对肆无忌惮的对手时的战略信号和升级管理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实现的是防御方面的新范式，是对欧洲大陆的可靠防御。显然，我们正在北约内部建立的欧洲支柱至关重要，近年来我们已经让所有合作伙伴相信了这一支柱的优点。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对欧洲的可信防御是什么，这正是重建共同安全框架的条件。欧洲必须知道如何与盟友一起保卫自己所珍视的东西，只要他们准备好与我们并肩作战，必要时也可以单独行动。我们需要反导弹盾牌吗？或许。是通过增强我们的防御能力吗？是哪些？毫无疑问。这足以对抗俄罗斯导弹吗？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努力。但是，当我们的邻居变得咄咄逼人时，他不再解释自己的局限性，而是拥有弹道能力，近年来他在弹道能力方面进行了很多创新，其射程和技术已经发生了转变，他拥有核武器，随着其能力的增强，显然我们必须为自己建立可靠的欧洲防御的战略概念。
这就是为什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将邀请所有合作伙伴制定这一欧洲防务倡议，这首先必须是一个战略概念，然后我们将从中推导出相关能力：反导弹、纵深火力，以及所有有用的能力。法国将充分发挥作用。我们拥有一支完整军队的模型，核威慑是法国国防战略的核心。因此，从本质上讲，它是欧洲大陆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种可信的防御，我们才能够在整个欧洲建立我们所有合作伙伴所期望的安全保障，并且还将致力于建立共同安全框架，为每个人提供安全保障。正是这个安全框架将使我们能够在日后与俄罗斯建立睦邻关系。
我们已经有了新的框架和合作伙伴关系。英国是天然的、深厚的盟友，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条约，包括兰开斯特宫条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国防工业就没有国防，这是把支持乌克兰的紧迫性转变为长期努力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一起大力推动的所谓战时经济。
道路是漫长的，我们几十年来对自己的国防生产投资不足。和平红利意味着欧洲人的国防生产和投资不足，造成了对非欧洲工业的强烈依赖。所以，我们必须更快地生产，我们必须生产更多，这是根本。这也是为什么我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购买军事装备时需要欧洲的优先权。
看看我们在战争开始时建造的欧洲和平基金，其中四分之三用于购买非欧洲装备。买东西总是更好，通常是美国的，有时是韩国的，但如果我们不承担发展欧洲国防工业的责任，那么从长远来看，我们如何建立我们的主权和自主权呢？
为此，我们必须成功建立欧洲工业计划，接受欧洲投资银行的更多支持，并接受额外的融资，包括最具创新性的融资。欧洲工业防御战略的目标是与欧洲人一起更快、更多地生产。
近年来我们在“阵风”战斗机上所做的事情。从克罗地亚到希腊，七年前谁想到“阵风”将成为欧洲防空的解决方案之一？事情变成这样了，但这也将推动我们作为欧洲人制定共同标准，因为我们作为欧洲人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我们在国防工业方面仍然过于分歧。我们的分裂是一个弱点。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以残酷而具体的方式经历了这一点，有时我们发现自己在欧洲人中，我们的枪支口径不同，我们的导弹彼此不对应，而且实际上。降低了我们在同一战区协同行动的能力。这项努力还将涉及标准化和建立军工企业伟大冠军，欧洲的整合是真正的工业防御政策的组织。这是必然的，我们必须假设它。
我们需要继续前进，不仅仅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是真正建立一个新的国防范式，从战略概念到最大的亲密关系，到新的共同框架，到新的能力。但欧洲作为一个国防强国显然依赖于与之相伴的外交。
我们必须继续与第三国建立伙伴关系，也就是说，建立一个能够表明它绝不是美国的附庸并且知道与世界所有地区和新兴国家对话的欧洲。到非洲，到拉丁美洲。不仅仅是通过商业协议，而是通过真正平衡和互惠的伙伴关系战略。
这是我们在2022年上半年欧盟-非洲峰会期间想要打造的，直到欧洲印太战略。表明我们是一个平衡的力量，可以与世界其他国家对话，并在某种程度上拒绝太多大陆正在陷入的两极对抗。拥有北极战略、印太战略、拉丁美洲战略以及非洲大陆战略，意味着表明欧洲不仅仅是西方的一部分，而是一个以自己的方式思考普遍性和全球平衡的世界大陆。这个星球拒绝板块之间的对抗，并希望建立平衡的伙伴关系。
图：法国总统马克龙Macron2024年4月25日在巴黎索邦大选发表有关欧洲议题的演讲
法国总统马克龙Macron2024年4月25日在巴黎索邦大选发表有关欧洲议题的演讲 AP - Christophe Petit Tesson
7年前，马克龙呼吁建设一个更团结更民主更有主权的欧洲。在经历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后的今天，马克龙说：我今天的信息很简单。保罗·瓦莱里 (Paul Valery) 说：“一战结束时，我们知道我们的文明终有一死。”而现在我们必须清楚这样一个事实：今天的欧洲也是有生也会死的，她可以死，她可能会死。这取决于我们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必须现在就做出。
下面简要介绍法国总统讲演中与乌克兰战争有关的部分，请注意：马克龙所讲的“欧洲”一般是指欧盟框架意义中的欧洲：
在俄罗斯侵略之后，欧洲现在认为自己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并确认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是我们欧洲大家庭的一部分，并且有义务在时机成熟时加入欧盟，就像西巴尔干国家一样。我们有责任确保他们在欧洲的锚定，现在支持必要的改革，为这条道路做好准备，这条道路只有在整合共同体法律的情况下才存在，并同时改革我们的联盟，只有深化改革、简化自身，才能扩大规模。
我们还首次考虑了我们与大陆范围内的每个人以及欧洲政治共同体的联系。我们于 2022 年 5 月提出的这项倡议使我们有可能超越 27 个成员国的框架，并以具有重要地理意义的网格来思考我们的欧洲，从我们的英国朋友到挪威再到西巴尔干地区，开始建立具体合作。
因为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大陆的和平与战争以及我们是否有能力确保我们的安全。因为数字化、人工智能、环境、脱碳等重大变革正在发生，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正在发生。欧洲是否会成为创新、研究和生产强国的问题现在正在决定之中。是的，我们正处于转折点，我们的欧洲是会死亡的。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这是通过非常简单的观察来完成的，以证明我言论的严肃性。
马克龙指出欧洲面临的风险，他说：首先，我们没有能力面对属于我们的风险。尽管我们已经做了一切以及我刚才提到的，但我们面前仍然面临着速度和模式关键问题。我们已经开始复兴。法国本身已将国防预算增加了一倍。我们正在制定第二部军事规划法。但在欧洲大陆范围内，面对世界广泛的重新武装及其加速，这种觉醒仍然太慢、太弱。中美紧张关系导致军备开支增加、技术创新和军事能力增强。我们现在有不羁的地区大国也在展示他们的能力。仅举俄罗斯和伊朗两个例子。欧洲正处于被包围的境地，被许多强国推到其边界，有时甚至在其内部。是的，今天我们在面对这场运动的现实时仍然太慢，不够雄心勃勃。
法国总统指出：美国有两个优先事项。首先是美国，这是合法的，然后是中国问题。无论我们的联盟有多强大，也无论今天有一个致力于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政府有多幸运，欧洲问题都不是美国未来几年和几十年的地缘政治优先事项。因此，是的，欧洲从俄罗斯购买中生产的能源和化肥、而将安全委托给美国的时代已经结束。
我们已经开始了深刻的变革。但我们还没有达到规模，因为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因为战争已经回到欧洲土地，而且是由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领导，这一事实改变了一切。因为伊朗即将获得核武器这一事实改变了一切。
我们希望贸易对我们有利，但与许多其他国家的贸易也开始改变游戏规则，从中到美国，这些国家过度补贴。我们不能持续地拥有最苛刻的环境和社会标准，投资少于我们的竞争对手，拥有比他们更幼稚的贸易政策，并认为我们将继续创造就业机会。但这不再成立了。风险在于欧洲将经历衰退。尽管我们付出了一切努力，但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这一点。 93年至2022年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60%。欧洲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不到30%。
两个主要国际大国决定不再尊重贸易规则。二十年来，我们大家一致地都说过：我们让中加入世贸组织，然后我们的目标是：第二个商业和经济强国基本上遵循我们的规则。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欧洲国家都同意将自己的安全委托给其他国家，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他们太快重新武装。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世界上所有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我们都委托了一点儿：我们把能源给了俄罗斯，我们几个伙伴把安全给了美国，
当今欧洲安全的主要危险显然是乌克兰战争。我们安全的必要条件是俄罗斯没有赢得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这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制裁俄罗斯、帮助乌克兰人，并且继续这样做，有机会让美国人站在我们这一边，不断提高我们的帮助和陪伴，这是正确的。
很简单，我完全接受 2 月 26 日在巴黎就此事重新引入战略模糊性的选择。为了什么 ？我们面临着一个不受约束的力量，它攻击了一个欧洲国家，但它不再处于“特别行动”中，也不再愿意告诉我们它的极限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每天早上都要说我们的战略极限是什么？我们有限制吗？没有。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可信、具有威慑力、在场参与并继续努力。但这场涉及一个拥有核武器并在言论中使用核武器的国家的战争，欧洲必须学会忍受自己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第一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安全方面正在经历一场非常深刻的变化。最近的事件证明了反导弹防御和纵深打击能力的重要性，这对于面对肆无忌惮的对手时的战略信号和升级管理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实现的是防御方面的新范式，是对欧洲大陆的可靠防御。显然，我们正在北约内部建立的欧洲支柱至关重要，近年来我们已经让所有合作伙伴相信了这一支柱的优点。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对欧洲的可信防御是什么，这正是重建共同安全框架的条件。欧洲必须知道如何与盟友一起保卫自己所珍视的东西，只要他们准备好与我们并肩作战，必要时也可以单独行动。我们需要反导弹盾牌吗？或许。是通过增强我们的防御能力吗？是哪些？毫无疑问。这足以对抗俄罗斯导弹吗？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努力。但是，当我们的邻居变得咄咄逼人时，他不再解释自己的局限性，而是拥有弹道能力，近年来他在弹道能力方面进行了很多创新，其射程和技术已经发生了转变，他拥有核武器，随着其能力的增强，显然我们必须为自己建立可靠的欧洲防御的战略概念。
这就是为什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将邀请所有合作伙伴制定这一欧洲防务倡议，这首先必须是一个战略概念，然后我们将从中推导出相关能力：反导弹、纵深火力，以及所有有用的能力。法国将充分发挥作用。我们拥有一支完整军队的模型，核威慑是法国国防战略的核心。因此，从本质上讲，它是欧洲大陆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种可信的防御，我们才能够在整个欧洲建立我们所有合作伙伴所期望的安全保障，并且还将致力于建立共同安全框架，为每个人提供安全保障。正是这个安全框架将使我们能够在日后与俄罗斯建立睦邻关系。
我们已经有了新的框架和合作伙伴关系。英国是天然的、深厚的盟友，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条约，包括兰开斯特宫条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国防工业就没有国防，这是把支持乌克兰的紧迫性转变为长期努力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一起大力推动的所谓战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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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人，潮州某闲鱼cos服裁缝
p1-3为闲鱼主页，闲鱼接单页和vx主页
省流：
1.拖单拖我近俩月就给包邮+减28
2.做出来设计图和实物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兄弟你谁
3.找她对峙全程装傻+复读机+甩锅到我身上，经典《我也没有办法呀》反正一切都是我的错跟她没关系我做出来了做成什么样不关我事
4.让我发要求结果不能保证改也不给退
帮转转吧求求了，别再让更多人被无奈姐坑
30号早上八点在转发区摇号送：
排球少年kgym随机普谷吧唧×2
MRC全员自印单人小卡无料×1
任意五十以内毛胚×1
学生党，抽的不多在这里致歉
（图放不完，plq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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