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旅游最喜欢的一座城市，也是唯一二刷的城市，去的地方很多，沉浸打卡会忘记了拍照，零零散散的一点照片，很喜欢在江边散步吹晚风的感觉，也很喜欢武汉“过早”的仪式感，武汉很大，如果有机会，我想我会再去[开学季]（最后一天生病，还去医院一日游了，医生很温柔，效率也很高，但是不希望再体验了[生病]）

我想起来，外婆去世后的某一天晚上，已经是半夜了我还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心一直很快地跳，砰砰砰，脑海里一直在想外婆的事。
于是我把我妈叫醒说我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忍不住想去外婆的事。
我妈妈那时候就起来说要斩桥，我那时候才小学五六年级也不懂她在说什么。只能听到她在隔壁厨房，叮叮当当地在半夜里弄出了声响，有放碗和筷子的声音，忘记了她低声念叨了些什么话，最后突然重重地一把刀砍声，被砍断的筷子掉在了地上，随机一切恢复寂静。
然后我妈收拾好回到房间说弄好了，这下你应该能睡着了，快睡吧。
我就这样，还真的睡着了。

《工厂》的后劲是真大，我甚至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中文说唱？
#新说唱2024#
很多人说说唱是中专音乐，的确，说唱的低门槛使得整个说错圈泥沙俱下，烂人横行，但是也正是因为这这样低准入高关注的属性才真正做到了为底层赋予介入艺术的权力，也正是因为这种属性，说唱这种“艺术”（如果你同意的话）才有介入现实的可能。
古典艺术的时代已经过去，一种关于美的形式的形而上学已经被现代艺术打得粉碎，而在机械复制品的时代，艺术品也丧失了原位性的神圣感。那么艺术在当代之所以可能，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其“介入性”，艺术作为一种公开的直观性，刺破了某些看似圆融的，但事实上被掩盖的裂缝。而无疑中文说唱正在把许多难以被公开化严肃性讨论的社会“裂隙”通过艺术表达出来，例如《工厂》在讨论网络对于河南农民的歧视，中原地区尬尴的生存境地。
艺术本身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社会权力，有万青这样的工厂子弟来搞艺术，就有人追思的全盘公有制体质和那种温情默默的单位生活。当然，艺术生产权力更多的被掌握在城市小资产阶级手上，在这个当代艺术和传媒的大潮中，农村是失语的，如爆裂无声（电影界在对农村的关注反而是最高的），也正如歌词中所说“他没有故事，也没有人听”。
南神这个作品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把农村摆在了最通俗最具流量的流量池（说唱）里，来强调一种人和作为故乡的农村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因为故乡的小桥流水和田园牧歌，而是即使已经已经满目疮痍，衰败破损，却仍然“我怎能忘记我姊妹兄弟”。这种关于故乡的叙事，至少在通俗音乐领域是新颖的。
想到夏之禹的YFCII、诺米的《枯木逢春》，现在也许我们不再有Higher或者C-BLOCK黄金时代的中文说唱，但是我想通过这种实在的社会介入性，中文说唱也许能再次爆发出他强劲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