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探索者访谈录：安金槐篇（二）】
人物简介
安金槐，1921年出生，河南登封人。194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9月在密县一中任教。1950年调至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2年任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干事。1953年任河南省郑州市文物工作组组长。1954年任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业务副队长。1981年任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首任所长、研究员，1983年改任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先后担任河南省政协第五届委员，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并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科技史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河南省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等职。
三、您主持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在学术界影响甚大，请谈谈这项工作的有关情况，例如，为何选择在这一地区工作？为何选择王城岗遗址发掘？田野发掘、室内整理的情况怎样？
登封王城岗遗址，也就是河南省1956年公布过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登封八方龙山文化遗址”。遗址位于登封东南约五千米的告成镇西北500米处。遗址东靠由北流来的五渡河，南临由西流来的颍河，过颍河向南为伏牛山余脉箕山，沿五渡河向西北为中岳嵩山主峰之一的太室山。告成镇一带形成群山环绕、河流纵横的河谷盆地。有关文献资料、前人考证和当地历史传说，多认为夏代初期的夏禹王曾建都于此，或在这里居住过，故有“禹都阳城”或“禹居阳城”的记载。至于夏代阳城在什么地方，多认为就在现今的登封市告成镇一带。如《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集解引刘熙曰：“今颍川阳城是也。”《水经注》卷22“颍水”条下载：“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郦道元注：“颍水又东，五渡水注之……其水东南径阳城西……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括地志》还曾记载说：“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以上有关夏代阳城遗址所在地望的文献资料记载和前人考证，其地点的地理环境基本和现今的登封市告成镇一带相吻合。加之在登封告成周围一带，又相继发现有可能相当于夏文化的龙山文化遗址和二里头文化遗址类型，所以我们当时即把探索夏文化遗存的地点，选择在登封告成一带。在发掘之前，我思想上曾有两种准备：
一种准备是，通过在告成镇一带的考古发掘，能够找到一个相当于夏代早期的龙山文化中、晚期或二里头文化第一、二期夯土城垣遗址。这个城址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夏代“阳城”遗址。那就可以证明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和历史传说的夏代阳城地望和通过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夏代城址是吻合的。从而也就会证明有关夏代文献记载的可信性。这是我们在登封告成镇一带开展探索夏文化工作所要达到的唯一目的。
另一种准备是，通过在告成镇一带的考古钻探调查与发掘工作，没有发现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城址，甚至过去在告成镇西面的八方龙山文化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址，通过发掘证明都是属于各时期的一些小型村落遗址。即使如此，我认为这也是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因为它证明过去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和历史传说中的所谓夏代阳城的地望在登封告成镇一带是错误的，今后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不要再来告成镇一带寻找夏代城址了。
通过我们的发掘，在王城岗上发掘出了两座东西并列的、其时代和夏代早期相当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王城岗上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的发现，是经过一番曲折历程的。因为刚开始我们在告成镇附近选择的探索夏文化的地点，是在八方村东面的广阔平坦地带，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古钻探与发掘工作，没有发现什么相当于夏代的重要遗迹，更不用说发现夏代的城垣遗址了。在这一带所发掘的多是属于商代二里冈期文化类型的遗迹和遗物，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类型的遗迹与遗物并不多。于是就有同志发起了牢骚说：“来登封告成是寻找夏文化遗存的，谁曾想发掘出来的多是商代二里冈期的文化遗存。要挖商代二里冈期遗存，这里还没有郑州市区内多，还不如在郑州发掘呢！”我说：“发掘一处大型古文化遗址，想很快就见成效也不容易，要有耐心。”我的话安定和增强了在登封告成镇一带参加探索夏文化工作的同志们的情绪和信心。
1977年春，当地群众得知我们在八方村东地进行考古发掘的目的，是寻找夏代阳城遗址，于是就说：“既然是想找夏代阳城遗址，就应去八方村东北约半公里处的五渡河西岸王城岗上去找。因为都说‘王城岗’是夏禹王在那里建过都城的地方。”我们对于当地群众传说的“王城岗”，虽然持半信半疑态度，但这个当地群众传说下来的古老地名，应该也不是没有一点来历的。于是经过研究，我们抽出一部分技术工人，在所谓的“王城岗”上偏西部一带开始进行考古钻探调查。说来也巧，在刚刚钻探的几个孔眼中，经我亲自辨认探出来的土质中就有类似夯土的迹象，经过对十余个孔眼中探出的土质鉴定，我进一步看出所探出的土质内确实有夯土迹象遗存。
接着我们就在已钻探有夯土迹象的地方，向下开挖了4个3×3米作“田”字形排列的小探方（编号为 WT16、17、18、19）进行考古发掘。发掘证明，经钻探有夯土迹象的土层，确实是坚硬而层次清晰的夯土层。并且在夯土层内还夹杂有红烧土颗粒和龙山文化晚期的碎陶片等遗物，没有见到比龙山文化晚期再晚的遗存，说明这里发现的夯土层还有可能是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夯土。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对夯土的发掘，我们还找到了夯土东西两侧的生土边沿，又进一步证明了这里发现的夯土层很有可能是属于填打在基础槽内的夯土层，并且这个填打着夯土的基础槽还在向南、北两方延伸着。
为了摸清夯土基础槽向南延伸的情况，我们又在已发掘的4个小探方之南5米处，开挖了一个东西长10米、南北宽2米的长方形探沟（编号为 WT22）。通过对 WT22 的发掘，也发现有和4个小探方中相应照的夯土与基础槽。基础槽的形制均为敞口、斜壁、平底形，槽内夯土都是由底向上分层夯筑而成的。其形制结构基本和郑州商代城墙底部的夯土基础槽相类同。所以我当时就认为登封王城岗上发现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基础槽，有可能是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墙的一部分。这一发现曾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认为在这里很有可能发现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但也有少数同志提出在登封王城岗夯土面上发现的夯杵窝印痕不明显，并且也不够规整等问题。
为了进一步了解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层的筑法，我们曾对WT22 探沟内的夯土进行了分层解剖性发掘。发掘获知，这里夯土层的筑法与郑州商代城墙夯土层有着明显不同。王城岗上夯土层的筑法是：在铺垫的每一层夯土层面上，都又铺垫有一层细沙层，然后才用夯具在细沙层面上进行夯打。所以每层夯土面上的夯杵窝印痕，都是保留在夯土层之上的细沙层面上。这种夯筑方法，我们认为可能是为了防止夯筑时夯具与土层的黏结，才在土层之上又铺垫一层细沙层作为隔离层。从细沙层面上保留的夯杵窝印痕看，其形状大小与深浅均不相同，有些夯土窝印痕中还放置有与夯杵窝大小形状相吻合的“河卵石”。因而我们推测王城岗上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层所用夯具，可能是就地取材用的“河卵石”。依此说明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层的筑法还是相当原始的。
1977年下半年，我们即以在王城岗上探方WT16—19和探沟WT22内发掘出的龙山中、晚期夯土基础槽为基点，顺着其延伸方向，采取通过考古钻探和间隔一定距离开挖探沟进行发掘的方法，寻踪追迹，后来果然在王城岗上发掘出了两座东西相并列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其中“东城”因东靠五渡河，大部分夯土城垣已被五渡河向西滚动时冲毁，仅剩城的东南城角一少部分。而“西城”则是紧靠“东城”西面修建而成的，并且“西城”的东墙就是利用了“东城”的西墙。“西城”的形制略呈正方形，每面夯土城墙长100米左右，城内面积约1万平方米，这是当时我国已发现最早的一座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通过在“西城”内的考古发掘，我们除发现一些夯土坑内填埋有数具人骨架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奠基坑”外，还有许多形似排列有序的大小不等的窖穴与灰坑，说明在“西城”内也曾有过一些夯土台基建筑遗存。但是由于这两座龙山文化夯土城垣和城内各种遗迹的地面上部分损毁太甚，所以城内的夯土台基的形制已很难辨认。从这座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内出土的遗物看，以陶器的数量最多，石器与骨器次之，并有少量蚌器与牙器。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龙山文化中、晚期灰坑内，还出土了一件青铜斝残片，这为证明当时居住在这两座城内的贵族已经使用上青铜容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综上所述，鉴于在王城岗上发掘出了两座东西并列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并且从这两座城址内部分龙山文化中、晚期灰坑中出土木炭的碳十四测定年代看，为距今4000 年左右，基本和有关文献记载与前人考证的夏代早期纪年距今4000年左右相一致；特别是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的所在地理位置又和有关文献记载的“夏代阳城”地望相吻合；加之在和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仅一条五渡河之隔的告成镇一带，又发现了一座东周时期的“阳城”遗址，并在东周阳城内外的发掘中出土大量东周战国时期陶器，其上印制有“阳城”和 “阳城仓器”的陶文戳记作为佐证。所以我认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夏代的“阳城”遗址。
在对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的田野考古发掘中，我曾采取了一些与其他古文化遗址发掘不相同的方法。我所采取的发掘方法是：对于城墙夯土发掘，一般是只要把夯土上面叠压的文化层或后期堆积层揭去后，能够辨认出为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层即告停止发掘，通过照相与绘图后，进行封存原地保存；对于窖穴和灰坑的发掘，一般是发掘一半保留一半，特别是对于有相互打破关系的窖穴与灰坑，或打破夯土城墙的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类型的窖穴与灰坑，都是采取发掘一半保留一半的发掘方法；对于城内发掘的“奠基坑”，为保留填打在夯土层中的人骨架，也都是采用挖一半留一半的发掘方法，而对人骨架基本都作保留，经过照相与绘图，人骨架都被原地填埋在坑内。我们采取这种方法，主要是为了以后有人对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提出疑义时，可以把这些遗迹再行揭开来看，必要时也可进行再发掘。例如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墙和城内发掘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奠基坑”，1977年发掘结束之后，对这些探沟和探方都已封土填实。但到了1983年春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在郑州召开时，为了与会人员到登封王城岗遗址参观，我们又把王城岗上的WT22内夯土城墙和“奠基坑1”重新揭开供其参观，得到大多参观学者的赞同。这说明我们对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的发掘方法，即发掘一半保留一半、把重要遗迹就地封土保存的做法是正确的。但不足之处是，由于重要的窖穴和灰坑都是挖一半留一半，有些窖穴和灰坑内出土的部分陶器未能粘对复原。
（摘自《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即将修订再版 大象寻夏记）
人物简介
安金槐，1921年出生，河南登封人。194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9月在密县一中任教。1950年调至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2年任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干事。1953年任河南省郑州市文物工作组组长。1954年任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业务副队长。1981年任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首任所长、研究员，1983年改任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先后担任河南省政协第五届委员，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并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科技史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河南省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等职。
三、您主持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在学术界影响甚大，请谈谈这项工作的有关情况，例如，为何选择在这一地区工作？为何选择王城岗遗址发掘？田野发掘、室内整理的情况怎样？
登封王城岗遗址，也就是河南省1956年公布过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登封八方龙山文化遗址”。遗址位于登封东南约五千米的告成镇西北500米处。遗址东靠由北流来的五渡河，南临由西流来的颍河，过颍河向南为伏牛山余脉箕山，沿五渡河向西北为中岳嵩山主峰之一的太室山。告成镇一带形成群山环绕、河流纵横的河谷盆地。有关文献资料、前人考证和当地历史传说，多认为夏代初期的夏禹王曾建都于此，或在这里居住过，故有“禹都阳城”或“禹居阳城”的记载。至于夏代阳城在什么地方，多认为就在现今的登封市告成镇一带。如《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集解引刘熙曰：“今颍川阳城是也。”《水经注》卷22“颍水”条下载：“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郦道元注：“颍水又东，五渡水注之……其水东南径阳城西……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括地志》还曾记载说：“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以上有关夏代阳城遗址所在地望的文献资料记载和前人考证，其地点的地理环境基本和现今的登封市告成镇一带相吻合。加之在登封告成周围一带，又相继发现有可能相当于夏文化的龙山文化遗址和二里头文化遗址类型，所以我们当时即把探索夏文化遗存的地点，选择在登封告成一带。在发掘之前，我思想上曾有两种准备：
一种准备是，通过在告成镇一带的考古发掘，能够找到一个相当于夏代早期的龙山文化中、晚期或二里头文化第一、二期夯土城垣遗址。这个城址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夏代“阳城”遗址。那就可以证明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和历史传说的夏代阳城地望和通过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夏代城址是吻合的。从而也就会证明有关夏代文献记载的可信性。这是我们在登封告成镇一带开展探索夏文化工作所要达到的唯一目的。
另一种准备是，通过在告成镇一带的考古钻探调查与发掘工作，没有发现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城址，甚至过去在告成镇西面的八方龙山文化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址，通过发掘证明都是属于各时期的一些小型村落遗址。即使如此，我认为这也是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因为它证明过去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和历史传说中的所谓夏代阳城的地望在登封告成镇一带是错误的，今后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不要再来告成镇一带寻找夏代城址了。
通过我们的发掘，在王城岗上发掘出了两座东西并列的、其时代和夏代早期相当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王城岗上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的发现，是经过一番曲折历程的。因为刚开始我们在告成镇附近选择的探索夏文化的地点，是在八方村东面的广阔平坦地带，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古钻探与发掘工作，没有发现什么相当于夏代的重要遗迹，更不用说发现夏代的城垣遗址了。在这一带所发掘的多是属于商代二里冈期文化类型的遗迹和遗物，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类型的遗迹与遗物并不多。于是就有同志发起了牢骚说：“来登封告成是寻找夏文化遗存的，谁曾想发掘出来的多是商代二里冈期的文化遗存。要挖商代二里冈期遗存，这里还没有郑州市区内多，还不如在郑州发掘呢！”我说：“发掘一处大型古文化遗址，想很快就见成效也不容易，要有耐心。”我的话安定和增强了在登封告成镇一带参加探索夏文化工作的同志们的情绪和信心。
1977年春，当地群众得知我们在八方村东地进行考古发掘的目的，是寻找夏代阳城遗址，于是就说：“既然是想找夏代阳城遗址，就应去八方村东北约半公里处的五渡河西岸王城岗上去找。因为都说‘王城岗’是夏禹王在那里建过都城的地方。”我们对于当地群众传说的“王城岗”，虽然持半信半疑态度，但这个当地群众传说下来的古老地名，应该也不是没有一点来历的。于是经过研究，我们抽出一部分技术工人，在所谓的“王城岗”上偏西部一带开始进行考古钻探调查。说来也巧，在刚刚钻探的几个孔眼中，经我亲自辨认探出来的土质中就有类似夯土的迹象，经过对十余个孔眼中探出的土质鉴定，我进一步看出所探出的土质内确实有夯土迹象遗存。
接着我们就在已钻探有夯土迹象的地方，向下开挖了4个3×3米作“田”字形排列的小探方（编号为 WT16、17、18、19）进行考古发掘。发掘证明，经钻探有夯土迹象的土层，确实是坚硬而层次清晰的夯土层。并且在夯土层内还夹杂有红烧土颗粒和龙山文化晚期的碎陶片等遗物，没有见到比龙山文化晚期再晚的遗存，说明这里发现的夯土层还有可能是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夯土。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对夯土的发掘，我们还找到了夯土东西两侧的生土边沿，又进一步证明了这里发现的夯土层很有可能是属于填打在基础槽内的夯土层，并且这个填打着夯土的基础槽还在向南、北两方延伸着。
为了摸清夯土基础槽向南延伸的情况，我们又在已发掘的4个小探方之南5米处，开挖了一个东西长10米、南北宽2米的长方形探沟（编号为 WT22）。通过对 WT22 的发掘，也发现有和4个小探方中相应照的夯土与基础槽。基础槽的形制均为敞口、斜壁、平底形，槽内夯土都是由底向上分层夯筑而成的。其形制结构基本和郑州商代城墙底部的夯土基础槽相类同。所以我当时就认为登封王城岗上发现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基础槽，有可能是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墙的一部分。这一发现曾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认为在这里很有可能发现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但也有少数同志提出在登封王城岗夯土面上发现的夯杵窝印痕不明显，并且也不够规整等问题。
为了进一步了解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层的筑法，我们曾对WT22 探沟内的夯土进行了分层解剖性发掘。发掘获知，这里夯土层的筑法与郑州商代城墙夯土层有着明显不同。王城岗上夯土层的筑法是：在铺垫的每一层夯土层面上，都又铺垫有一层细沙层，然后才用夯具在细沙层面上进行夯打。所以每层夯土面上的夯杵窝印痕，都是保留在夯土层之上的细沙层面上。这种夯筑方法，我们认为可能是为了防止夯筑时夯具与土层的黏结，才在土层之上又铺垫一层细沙层作为隔离层。从细沙层面上保留的夯杵窝印痕看，其形状大小与深浅均不相同，有些夯土窝印痕中还放置有与夯杵窝大小形状相吻合的“河卵石”。因而我们推测王城岗上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层所用夯具，可能是就地取材用的“河卵石”。依此说明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层的筑法还是相当原始的。
1977年下半年，我们即以在王城岗上探方WT16—19和探沟WT22内发掘出的龙山中、晚期夯土基础槽为基点，顺着其延伸方向，采取通过考古钻探和间隔一定距离开挖探沟进行发掘的方法，寻踪追迹，后来果然在王城岗上发掘出了两座东西相并列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其中“东城”因东靠五渡河，大部分夯土城垣已被五渡河向西滚动时冲毁，仅剩城的东南城角一少部分。而“西城”则是紧靠“东城”西面修建而成的，并且“西城”的东墙就是利用了“东城”的西墙。“西城”的形制略呈正方形，每面夯土城墙长100米左右，城内面积约1万平方米，这是当时我国已发现最早的一座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通过在“西城”内的考古发掘，我们除发现一些夯土坑内填埋有数具人骨架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奠基坑”外，还有许多形似排列有序的大小不等的窖穴与灰坑，说明在“西城”内也曾有过一些夯土台基建筑遗存。但是由于这两座龙山文化夯土城垣和城内各种遗迹的地面上部分损毁太甚，所以城内的夯土台基的形制已很难辨认。从这座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内出土的遗物看，以陶器的数量最多，石器与骨器次之，并有少量蚌器与牙器。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龙山文化中、晚期灰坑内，还出土了一件青铜斝残片，这为证明当时居住在这两座城内的贵族已经使用上青铜容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综上所述，鉴于在王城岗上发掘出了两座东西并列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并且从这两座城址内部分龙山文化中、晚期灰坑中出土木炭的碳十四测定年代看，为距今4000 年左右，基本和有关文献记载与前人考证的夏代早期纪年距今4000年左右相一致；特别是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的所在地理位置又和有关文献记载的“夏代阳城”地望相吻合；加之在和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仅一条五渡河之隔的告成镇一带，又发现了一座东周时期的“阳城”遗址，并在东周阳城内外的发掘中出土大量东周战国时期陶器，其上印制有“阳城”和 “阳城仓器”的陶文戳记作为佐证。所以我认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夏代的“阳城”遗址。
在对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的田野考古发掘中，我曾采取了一些与其他古文化遗址发掘不相同的方法。我所采取的发掘方法是：对于城墙夯土发掘，一般是只要把夯土上面叠压的文化层或后期堆积层揭去后，能够辨认出为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层即告停止发掘，通过照相与绘图后，进行封存原地保存；对于窖穴和灰坑的发掘，一般是发掘一半保留一半，特别是对于有相互打破关系的窖穴与灰坑，或打破夯土城墙的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类型的窖穴与灰坑，都是采取发掘一半保留一半的发掘方法；对于城内发掘的“奠基坑”，为保留填打在夯土层中的人骨架，也都是采用挖一半留一半的发掘方法，而对人骨架基本都作保留，经过照相与绘图，人骨架都被原地填埋在坑内。我们采取这种方法，主要是为了以后有人对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提出疑义时，可以把这些遗迹再行揭开来看，必要时也可进行再发掘。例如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墙和城内发掘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奠基坑”，1977年发掘结束之后，对这些探沟和探方都已封土填实。但到了1983年春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在郑州召开时，为了与会人员到登封王城岗遗址参观，我们又把王城岗上的WT22内夯土城墙和“奠基坑1”重新揭开供其参观，得到大多参观学者的赞同。这说明我们对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的发掘方法，即发掘一半保留一半、把重要遗迹就地封土保存的做法是正确的。但不足之处是，由于重要的窖穴和灰坑都是挖一半留一半，有些窖穴和灰坑内出土的部分陶器未能粘对复原。
（摘自《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即将修订再版 大象寻夏记）
【这里很可能就是夏代“阳城”】
大象寻夏记 商周考古 2023-05-21 22:01 发表于江苏
夏文化探索者访谈录
安金槐篇（二）
人物简介：
安金槐，1921年出生，河南登封人。194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9月在密县一中任教。1950年调至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2年任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干事。1953年任河南省郑州市文物工作组组长。1954年任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业务副队长。1981年任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首任所长、研究员，1983年改任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先后担任河南省政协第五届委员，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并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科技史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河南省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等职。
三、您主持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在学术界影响甚大，请谈谈这项工作的有关情况，例如，为何选择在这一地区工作？为何选择王城岗遗址发掘？田野发掘、室内整理的情况怎样？
登封王城岗遗址，也就是河南省1956年公布过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登封八方龙山文化遗址”。遗址位于登封东南约五千米的告成镇西北500米处。遗址东靠由北流来的五渡河，南临由西流来的颍河，过颍河向南为伏牛山余脉箕山，沿五渡河向西北为中岳嵩山主峰之一的太室山。告成镇一带形成群山环绕、河流纵横的河谷盆地。有关文献资料、前人考证和当地历史传说，多认为夏代初期的夏禹王曾建都于此，或在这里居住过，故有“禹都阳城”或“禹居阳城”的记载。至于夏代阳城在什么地方，多认为就在现今的登封市告成镇一带。如《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集解引刘熙曰：“今颍川阳城是也。”《水经注》卷22“颍水”条下载：“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郦道元注：“颍水又东，五渡水注之……其水东南径阳城西……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括地志》还曾记载说：“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以上有关夏代阳城遗址所在地望的文献资料记载和前人考证，其地点的地理环境基本和现今的登封市告成镇一带相吻合。加之在登封告成周围一带，又相继发现有可能相当于夏文化的龙山文化遗址和二里头文化遗址类型，所以我们当时即把探索夏文化遗存的地点，选择在登封告成一带。在发掘之前，我思想上曾有两种准备：
一种准备是，通过在告成镇一带的考古发掘，能够找到一个相当于夏代早期的龙山文化中、晚期或二里头文化第一、二期夯土城垣遗址。这个城址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夏代“阳城”遗址。那就可以证明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和历史传说的夏代阳城地望和通过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夏代城址是吻合的。从而也就会证明有关夏代文献记载的可信性。这是我们在登封告成镇一带开展探索夏文化工作所要达到的唯一目的。
另一种准备是，通过在告成镇一带的考古钻探调查与发掘工作，没有发现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城址，甚至过去在告成镇西面的八方龙山文化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址，通过发掘证明都是属于各时期的一些小型村落遗址。即使如此，我认为这也是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因为它证明过去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和历史传说中的所谓夏代阳城的地望在登封告成镇一带是错误的，今后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不要再来告成镇一带寻找夏代城址了。
通过我们的发掘，在王城岗上发掘出了两座东西并列的、其时代和夏代早期相当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王城岗上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的发现，是经过一番曲折历程的。因为刚开始我们在告成镇附近选择的探索夏文化的地点，是在八方村东面的广阔平坦地带，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古钻探与发掘工作，没有发现什么相当于夏代的重要遗迹，更不用说发现夏代的城垣遗址了。在这一带所发掘的多是属于商代二里冈期文化类型的遗迹和遗物，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类型的遗迹与遗物并不多。于是就有同志发起了牢骚说：“来登封告成是寻找夏文化遗存的，谁曾想发掘出来的多是商代二里冈期的文化遗存。要挖商代二里冈期遗存，这里还没有郑州市区内多，还不如在郑州发掘呢！”我说：“发掘一处大型古文化遗址，想很快就见成效也不容易，要有耐心。”我的话安定和增强了在登封告成镇一带参加探索夏文化工作的同志们的情绪和信心。
1977年春，当地群众得知我们在八方村东地进行考古发掘的目的，是寻找夏代阳城遗址，于是就说：“既然是想找夏代阳城遗址，就应去八方村东北约半公里处的五渡河西岸王城岗上去找。因为都说‘王城岗’是夏禹王在那里建过都城的地方。”我们对于当地群众传说的“王城岗”，虽然持半信半疑态度，但这个当地群众传说下来的古老地名，应该也不是没有一点来历的。于是经过研究，我们抽出一部分技术工人，在所谓的“王城岗”上偏西部一带开始进行考古钻探调查。说来也巧，在刚刚钻探的几个孔眼中，经我亲自辨认探出来的土质中就有类似夯土的迹象，经过对十余个孔眼中探出的土质鉴定，我进一步看出所探出的土质内确实有夯土迹象遗存。
接着我们就在已钻探有夯土迹象的地方，向下开挖了4个3×3米作“田”字形排列的小探方（编号为 WT16、17、18、19）进行考古发掘。发掘证明，经钻探有夯土迹象的土层，确实是坚硬而层次清晰的夯土层。并且在夯土层内还夹杂有红烧土颗粒和龙山文化晚期的碎陶片等遗物，没有见到比龙山文化晚期再晚的遗存，说明这里发现的夯土层还有可能是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夯土。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对夯土的发掘，我们还找到了夯土东西两侧的生土边沿，又进一步证明了这里发现的夯土层很有可能是属于填打在基础槽内的夯土层，并且这个填打着夯土的基础槽还在向南、北两方延伸着。
为了摸清夯土基础槽向南延伸的情况，我们又在已发掘的4个小探方之南5米处，开挖了一个东西长10米、南北宽2米的长方形探沟（编号为 WT22）。通过对 WT22 的发掘，也发现有和4个小探方中相应照的夯土与基础槽。基础槽的形制均为敞口、斜壁、平底形，槽内夯土都是由底向上分层夯筑而成的。其形制结构基本和郑州商代城墙底部的夯土基础槽相类同。所以我当时就认为登封王城岗上发现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基础槽，有可能是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墙的一部分。这一发现曾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认为在这里很有可能发现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但也有少数同志提出在登封王城岗夯土面上发现的夯杵窝印痕不明显，并且也不够规整等问题。
为了进一步了解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层的筑法，我们曾对WT22 探沟内的夯土进行了分层解剖性发掘。发掘获知，这里夯土层的筑法与郑州商代城墙夯土层有着明显不同。王城岗上夯土层的筑法是：在铺垫的每一层夯土层面上，都又铺垫有一层细沙层，然后才用夯具在细沙层面上进行夯打。所以每层夯土面上的夯杵窝印痕，都是保留在夯土层之上的细沙层面上。这种夯筑方法，我们认为可能是为了防止夯筑时夯具与土层的黏结，才在土层之上又铺垫一层细沙层作为隔离层。从细沙层面上保留的夯杵窝印痕看，其形状大小与深浅均不相同，有些夯土窝印痕中还放置有与夯杵窝大小形状相吻合的“河卵石”。因而我们推测王城岗上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层所用夯具，可能是就地取材用的“河卵石”。依此说明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层的筑法还是相当原始的。
1977年下半年，我们即以在王城岗上探方WT16—19和探沟WT22内发掘出的龙山中、晚期夯土基础槽为基点，顺着其延伸方向，采取通过考古钻探和间隔一定距离开挖探沟进行发掘的方法，寻踪追迹，后来果然在王城岗上发掘出了两座东西相并列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其中“东城”因东靠五渡河，大部分夯土城垣已被五渡河向西滚动时冲毁，仅剩城的东南城角一少部分。而“西城”则是紧靠“东城”西面修建而成的，并且“西城”的东墙就是利用了“东城”的西墙。“西城”的形制略呈正方形，每面夯土城墙长100米左右，城内面积约1万平方米，这是当时我国已发现最早的一座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通过在“西城”内的考古发掘，我们除发现一些夯土坑内填埋有数具人骨架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奠基坑”外，还有许多形似排列有序的大小不等的窖穴与灰坑，说明在“西城”内也曾有过一些夯土台基建筑遗存。但是由于这两座龙山文化夯土城垣和城内各种遗迹的地面上部分损毁太甚，所以城内的夯土台基的形制已很难辨认。从这座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内出土的遗物看，以陶器的数量最多，石器与骨器次之，并有少量蚌器与牙器。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龙山文化中、晚期灰坑内，还出土了一件青铜斝残片，这为证明当时居住在这两座城内的贵族已经使用上青铜容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综上所述，鉴于在王城岗上发掘出了两座东西并列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并且从这两座城址内部分龙山文化中、晚期灰坑中出土木炭的碳十四测定年代看，为距今4000 年左右，基本和有关文献记载与前人考证的夏代早期纪年距今4000年左右相一致；特别是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的所在地理位置又和有关文献记载的“夏代阳城”地望相吻合；加之在和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仅一条五渡河之隔的告成镇一带，又发现了一座东周时期的“阳城”遗址，并在东周阳城内外的发掘中出土大量东周战国时期陶器，其上印制有“阳城”和 “阳城仓器”的陶文戳记作为佐证。所以我认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夏代的“阳城”遗址。
在对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的田野考古发掘中，我曾采取了一些与其他古文化遗址发掘不相同的方法。我所采取的发掘方法是：对于城墙夯土发掘，一般是只要把夯土上面叠压的文化层或后期堆积层揭去后，能够辨认出为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层即告停止发掘，通过照相与绘图后，进行封存原地保存；对于窖穴和灰坑的发掘，一般是发掘一半保留一半，特别是对于有相互打破关系的窖穴与灰坑，或打破夯土城墙的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类型的窖穴与灰坑，都是采取发掘一半保留一半的发掘方法；对于城内发掘的“奠基坑”，为保留填打在夯土层中的人骨架，也都是采用挖一半留一半的发掘方法，而对人骨架基本都作保留，经过照相与绘图，人骨架都被原地填埋在坑内。我们采取这种方法，主要是为了以后有人对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提出疑义时，可以把这些遗迹再行揭开来看，必要时也可进行再发掘。例如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墙和城内发掘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奠基坑”，1977年发掘结束之后，对这些探沟和探方都已封土填实。但到了1983年春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在郑州召开时，为了与会人员到登封王城岗遗址参观，我们又把王城岗上的WT22内夯土城墙和“奠基坑1”重新揭开供其参观，得到大多参观学者的赞同。这说明我们对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的发掘方法，即发掘一半保留一半、把重要遗迹就地封土保存的做法是正确的。但不足之处是，由于重要的窖穴和灰坑都是挖一半留一半，有些窖穴和灰坑内出土的部分陶器未能粘对复原。
（摘自《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即将修订再版）
大象寻夏记 商周考古 2023-05-21 22:01 发表于江苏
夏文化探索者访谈录
安金槐篇（二）
人物简介：
安金槐，1921年出生，河南登封人。194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9月在密县一中任教。1950年调至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2年任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干事。1953年任河南省郑州市文物工作组组长。1954年任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业务副队长。1981年任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首任所长、研究员，1983年改任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先后担任河南省政协第五届委员，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并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科技史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河南省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等职。
三、您主持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在学术界影响甚大，请谈谈这项工作的有关情况，例如，为何选择在这一地区工作？为何选择王城岗遗址发掘？田野发掘、室内整理的情况怎样？
登封王城岗遗址，也就是河南省1956年公布过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登封八方龙山文化遗址”。遗址位于登封东南约五千米的告成镇西北500米处。遗址东靠由北流来的五渡河，南临由西流来的颍河，过颍河向南为伏牛山余脉箕山，沿五渡河向西北为中岳嵩山主峰之一的太室山。告成镇一带形成群山环绕、河流纵横的河谷盆地。有关文献资料、前人考证和当地历史传说，多认为夏代初期的夏禹王曾建都于此，或在这里居住过，故有“禹都阳城”或“禹居阳城”的记载。至于夏代阳城在什么地方，多认为就在现今的登封市告成镇一带。如《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集解引刘熙曰：“今颍川阳城是也。”《水经注》卷22“颍水”条下载：“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郦道元注：“颍水又东，五渡水注之……其水东南径阳城西……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括地志》还曾记载说：“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以上有关夏代阳城遗址所在地望的文献资料记载和前人考证，其地点的地理环境基本和现今的登封市告成镇一带相吻合。加之在登封告成周围一带，又相继发现有可能相当于夏文化的龙山文化遗址和二里头文化遗址类型，所以我们当时即把探索夏文化遗存的地点，选择在登封告成一带。在发掘之前，我思想上曾有两种准备：
一种准备是，通过在告成镇一带的考古发掘，能够找到一个相当于夏代早期的龙山文化中、晚期或二里头文化第一、二期夯土城垣遗址。这个城址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夏代“阳城”遗址。那就可以证明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和历史传说的夏代阳城地望和通过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夏代城址是吻合的。从而也就会证明有关夏代文献记载的可信性。这是我们在登封告成镇一带开展探索夏文化工作所要达到的唯一目的。
另一种准备是，通过在告成镇一带的考古钻探调查与发掘工作，没有发现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城址，甚至过去在告成镇西面的八方龙山文化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址，通过发掘证明都是属于各时期的一些小型村落遗址。即使如此，我认为这也是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因为它证明过去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和历史传说中的所谓夏代阳城的地望在登封告成镇一带是错误的，今后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不要再来告成镇一带寻找夏代城址了。
通过我们的发掘，在王城岗上发掘出了两座东西并列的、其时代和夏代早期相当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王城岗上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的发现，是经过一番曲折历程的。因为刚开始我们在告成镇附近选择的探索夏文化的地点，是在八方村东面的广阔平坦地带，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古钻探与发掘工作，没有发现什么相当于夏代的重要遗迹，更不用说发现夏代的城垣遗址了。在这一带所发掘的多是属于商代二里冈期文化类型的遗迹和遗物，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类型的遗迹与遗物并不多。于是就有同志发起了牢骚说：“来登封告成是寻找夏文化遗存的，谁曾想发掘出来的多是商代二里冈期的文化遗存。要挖商代二里冈期遗存，这里还没有郑州市区内多，还不如在郑州发掘呢！”我说：“发掘一处大型古文化遗址，想很快就见成效也不容易，要有耐心。”我的话安定和增强了在登封告成镇一带参加探索夏文化工作的同志们的情绪和信心。
1977年春，当地群众得知我们在八方村东地进行考古发掘的目的，是寻找夏代阳城遗址，于是就说：“既然是想找夏代阳城遗址，就应去八方村东北约半公里处的五渡河西岸王城岗上去找。因为都说‘王城岗’是夏禹王在那里建过都城的地方。”我们对于当地群众传说的“王城岗”，虽然持半信半疑态度，但这个当地群众传说下来的古老地名，应该也不是没有一点来历的。于是经过研究，我们抽出一部分技术工人，在所谓的“王城岗”上偏西部一带开始进行考古钻探调查。说来也巧，在刚刚钻探的几个孔眼中，经我亲自辨认探出来的土质中就有类似夯土的迹象，经过对十余个孔眼中探出的土质鉴定，我进一步看出所探出的土质内确实有夯土迹象遗存。
接着我们就在已钻探有夯土迹象的地方，向下开挖了4个3×3米作“田”字形排列的小探方（编号为 WT16、17、18、19）进行考古发掘。发掘证明，经钻探有夯土迹象的土层，确实是坚硬而层次清晰的夯土层。并且在夯土层内还夹杂有红烧土颗粒和龙山文化晚期的碎陶片等遗物，没有见到比龙山文化晚期再晚的遗存，说明这里发现的夯土层还有可能是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夯土。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对夯土的发掘，我们还找到了夯土东西两侧的生土边沿，又进一步证明了这里发现的夯土层很有可能是属于填打在基础槽内的夯土层，并且这个填打着夯土的基础槽还在向南、北两方延伸着。
为了摸清夯土基础槽向南延伸的情况，我们又在已发掘的4个小探方之南5米处，开挖了一个东西长10米、南北宽2米的长方形探沟（编号为 WT22）。通过对 WT22 的发掘，也发现有和4个小探方中相应照的夯土与基础槽。基础槽的形制均为敞口、斜壁、平底形，槽内夯土都是由底向上分层夯筑而成的。其形制结构基本和郑州商代城墙底部的夯土基础槽相类同。所以我当时就认为登封王城岗上发现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基础槽，有可能是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墙的一部分。这一发现曾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认为在这里很有可能发现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但也有少数同志提出在登封王城岗夯土面上发现的夯杵窝印痕不明显，并且也不够规整等问题。
为了进一步了解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层的筑法，我们曾对WT22 探沟内的夯土进行了分层解剖性发掘。发掘获知，这里夯土层的筑法与郑州商代城墙夯土层有着明显不同。王城岗上夯土层的筑法是：在铺垫的每一层夯土层面上，都又铺垫有一层细沙层，然后才用夯具在细沙层面上进行夯打。所以每层夯土面上的夯杵窝印痕，都是保留在夯土层之上的细沙层面上。这种夯筑方法，我们认为可能是为了防止夯筑时夯具与土层的黏结，才在土层之上又铺垫一层细沙层作为隔离层。从细沙层面上保留的夯杵窝印痕看，其形状大小与深浅均不相同，有些夯土窝印痕中还放置有与夯杵窝大小形状相吻合的“河卵石”。因而我们推测王城岗上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层所用夯具，可能是就地取材用的“河卵石”。依此说明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层的筑法还是相当原始的。
1977年下半年，我们即以在王城岗上探方WT16—19和探沟WT22内发掘出的龙山中、晚期夯土基础槽为基点，顺着其延伸方向，采取通过考古钻探和间隔一定距离开挖探沟进行发掘的方法，寻踪追迹，后来果然在王城岗上发掘出了两座东西相并列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其中“东城”因东靠五渡河，大部分夯土城垣已被五渡河向西滚动时冲毁，仅剩城的东南城角一少部分。而“西城”则是紧靠“东城”西面修建而成的，并且“西城”的东墙就是利用了“东城”的西墙。“西城”的形制略呈正方形，每面夯土城墙长100米左右，城内面积约1万平方米，这是当时我国已发现最早的一座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通过在“西城”内的考古发掘，我们除发现一些夯土坑内填埋有数具人骨架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奠基坑”外，还有许多形似排列有序的大小不等的窖穴与灰坑，说明在“西城”内也曾有过一些夯土台基建筑遗存。但是由于这两座龙山文化夯土城垣和城内各种遗迹的地面上部分损毁太甚，所以城内的夯土台基的形制已很难辨认。从这座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内出土的遗物看，以陶器的数量最多，石器与骨器次之，并有少量蚌器与牙器。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龙山文化中、晚期灰坑内，还出土了一件青铜斝残片，这为证明当时居住在这两座城内的贵族已经使用上青铜容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综上所述，鉴于在王城岗上发掘出了两座东西并列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并且从这两座城址内部分龙山文化中、晚期灰坑中出土木炭的碳十四测定年代看，为距今4000 年左右，基本和有关文献记载与前人考证的夏代早期纪年距今4000年左右相一致；特别是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的所在地理位置又和有关文献记载的“夏代阳城”地望相吻合；加之在和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仅一条五渡河之隔的告成镇一带，又发现了一座东周时期的“阳城”遗址，并在东周阳城内外的发掘中出土大量东周战国时期陶器，其上印制有“阳城”和 “阳城仓器”的陶文戳记作为佐证。所以我认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夏代的“阳城”遗址。
在对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的田野考古发掘中，我曾采取了一些与其他古文化遗址发掘不相同的方法。我所采取的发掘方法是：对于城墙夯土发掘，一般是只要把夯土上面叠压的文化层或后期堆积层揭去后，能够辨认出为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层即告停止发掘，通过照相与绘图后，进行封存原地保存；对于窖穴和灰坑的发掘，一般是发掘一半保留一半，特别是对于有相互打破关系的窖穴与灰坑，或打破夯土城墙的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类型的窖穴与灰坑，都是采取发掘一半保留一半的发掘方法；对于城内发掘的“奠基坑”，为保留填打在夯土层中的人骨架，也都是采用挖一半留一半的发掘方法，而对人骨架基本都作保留，经过照相与绘图，人骨架都被原地填埋在坑内。我们采取这种方法，主要是为了以后有人对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提出疑义时，可以把这些遗迹再行揭开来看，必要时也可进行再发掘。例如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墙和城内发掘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奠基坑”，1977年发掘结束之后，对这些探沟和探方都已封土填实。但到了1983年春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在郑州召开时，为了与会人员到登封王城岗遗址参观，我们又把王城岗上的WT22内夯土城墙和“奠基坑1”重新揭开供其参观，得到大多参观学者的赞同。这说明我们对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的发掘方法，即发掘一半保留一半、把重要遗迹就地封土保存的做法是正确的。但不足之处是，由于重要的窖穴和灰坑都是挖一半留一半，有些窖穴和灰坑内出土的部分陶器未能粘对复原。
（摘自《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即将修订再版）
改革发展新探索 出行服务新体验
——公交集团首批中山路及相关联线路优化重组方案亮相，向市民征询意见建议
（通讯员：安军丽）城市公共交通是增强城市幸福指数的基础设施之一，更是提升民生福祉的一项惠民工程。石家庄公交集团始终践行“人民公交为人民”的初心以及“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引领”的工作理念，多措并举、改革攻坚，先后围绕城市的发展需求、“6+2+2”重点项目以及市民的出行特点等，聘请专业规划机构，按照“二环内做减法，二环外做乘法”的改革思路，疏解中心区域线网密度，增强二环外公交覆盖能力，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科学分析、找出症结、挖掘出行需求、整治低效线路，制定出了首批公交线网整体改革方案，首先启动对中山路公交与地铁并行6站以上，公交与公交重叠5站以上的相关联线路进行优化重组。
自4月13日-4月19日，市公交集团在“石家庄公交”微信公众号开展中山路公交线网及相关联线路优化重组研究成果意见征询，市民可通过拨打96599公交服务热线或关注“石家庄公交”微信公众号在相应链接下进行留言，欢迎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下一步，石家庄公交集团将按照应调尽调、应优尽优的原则，分步骤对整体公交线网结构进行研究分析，分批次实施优化、重组，整体提高乘客出行体验；并在大幅降低线网重叠系数的情况下，将释放后的运力投入到公交空白区域，以保持整体客流平稳，努力构建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辅助”的干线走廊，积极强化“地铁+公交”的出行新服务、新格局，打造“快、干、支、微”四级公交网络体系，促使广大市民乘客最大化享受到更安全、更便捷、更舒适、更智慧的出行新体验。
据石家庄公交集团工作人员表示，首批公交线网整体改革方案，重点对中山路公交与地铁并行6站以上和公交与公交重叠5站以上33条线路以及12条相关联线路进行研究分析，拟优化重组21条线路（注：调整7条、缩短6条、重组8条），具体优化重组方案如下：
一、游5路优化方案
游5路为土门关途经动物园、抱犊寨等景点至新百广场的旅游线路，在中山路与1路，325路完全重叠。通过大数据分析，乘客出行支付方式主要以微信、虚拟卡等移动支付方式为主，实体卡占比仅为乘客群体的1/3，因此可得知出行群体主要以非固定出行为主。结合客流分析，游5路节假日客流量（日均6800人次）明显高于工作日客流量（日均3500人次），得出线路相对通勤、求学等出行依赖性较小。通过OD客流数据分析，乘客出行特征主要分为由西王地铁站前往景点出行和新百核心商圈前往景点出行客流为主。综合上述数据分析，拟采取两种运营方式：一是工作日期间采取终点站由新百广场缩短至西王运行，增加高峰时段运营班次，提高车辆周转率，保障市民上下班通勤转乘；二是开通节假日区间快线，起止点不变，市内以大站停靠方式运行，达到快速到达景点的目的，提升市民节假日游玩出行效率。
二、15路、61路、326路优化重组
15路由车管所开往火车站，日均客流3300人次，日运行101班次，平均每班别16人次；61路由益通驾校开往解放广场，日均客流1100人次，日运行39班次，平均每班别14人次；326路由冀联医院开往解放广场，日均客流800人次，日运行33班次，平均每班别12人次。通过OD客流数据分析，15路主要客流特点由长兴街沿线前往西王、益友百货沿线，61路的主要客流特点由南简良东街沿线前往中山路沿线（可改乘11路抵达），326路主要客流特点由秀河小区、经管学校前往中山路沿线（可改乘76路抵达）。根据线路走向分析，三条线路在中山路部分路段彼此相互重叠，为疏解线网重复、提升出行效率、填补公交空白，通过大数据分析，拟对15路、61路、326路优化重组，将326路调至瑞桥街、三简路、西二环、友谊大街、红旗大街衔接火车站运行，全面覆盖15路、61路线路功能，解决和平路康庄、幸福城小区及南简良东街沿线居民到达槐安西路、红旗大街的出行需求；将15路起止点调整为益通驾校至益友百货，填补时光街、城角街公交空白，降低中山路西段公交重复系数，提升运行效率。
三、30路、95路合并重组，保留30路
30路、95路分别由南焦客运站开往新百广场和北国商城。结合两条线路走向基本一致，经OD客流数据分析，30路客流特点主要裕华区政府到北国商城地带，95路客流端面主要在方正小区至北国商城。结合两条线路客流特点，为减少中山路繁华路段线网密度，解决河北化工学院、翡翠四季小区到中心商圈的出行需求，同时增强方兴路公交运力，满足沿线居民出行诉求，拟采取线路优化重组，将30路始发站延至中仰陵停车场运行，终点站缩至北国商城，线路合并重组后，95路原途经建华大街、槐安路段有57路、71路等公交线路覆盖运营。经大数据预测，30路优化调整后客流将大幅度增长。
四、21路、88路合并重组，保留88路
21路由白佛开往纪念碑，日运行83个班次，日均客流量2900人次左右，平均每班别17人次；88路由石家庄东站开往北站，日运行68个班次，日均客流量为3500人次左右，平均每班别26人次。依据OD客流数据分析，21路客流特征主要为中山路、跃进路沿线居民到纪念碑的出行需求，88路客流特征主要为和平路东段沿线到省二院为主。结合线网结构分析，两条线路在中山路（白佛客运站至谈固东街）线路走向基本重叠，88路在和平路与4路、5路重叠并行距离较长。通过大数据调研分析，拟对88路与21路合并重组，降低中山路、和平路公交重叠系数，缓解道路交通压力，将88路调整运行跃进路覆盖21路衔接省二院至金亿城运行，满足主要客流到省二院出行需求，88路撤出的和平路段由4路和5路替代，市民出行不会受到影响。
五、55路、516路、快516路优化重组
55路由白佛客运站开往火车站，日均客流1100人次，日运行34班次，每班别16人次；516路由藁城汽车站开往火车站，日均客流2000人次，日运行30班次，每班别33人次；快516路由藁城汽车站开往谈固，日均客流2200人次，日运行30班次，每班别36人次。依据OD客流数据分析，55路的线路客流特征主要为中山路前往裕华东路沿线客流，516路的客流特征主要为藁城至火车站需求较高，快516路的客流特征主要为藁城至石家庄东站及谈固。且55路、516路、快516路彼此在中山路、裕华路相互重叠运营。通过大数据研究分析，拟对55路、516路、快516路三线整合优化，保留快516由至谈固，并延伸至裕华路、平安大街行驶，采取大站停靠方式快速直达火车站，全面覆盖55路、516路线路功能，方便藁城区域居民快速到达主城区的出行需求。
六、42路、60路优化重组
42路由白佛客运站开往火车站，日均客流1800人次，日运行69班次，每班别13人次；60路由位同东开往博物院，日均客流1900人次，日运行64班次，每班别 15 人次。结合OD客流数据分析，42路线路客流特征主要为建明北路、建明中路沿线前往中山路沿线接驳换乘。60路线路客流主要特征为东岗路前往建华大街沿线。通过线路走向分析，42路在中山路与多条线路重叠，60路在谈固大街与82路完全重叠，为降低中山路、谈固大街公交重复系数，缓解繁华路段交通压力，拟对42路、60路优化重组，将60路调整至谈固东街、贯穿建明路运行，衔接省中医院、市人民医院方北院区，方便沿线居民出行，42路撤出路段均有公交线路覆盖。
七、45路、86路优化重组
国际商贸城现运行的86路开往谈固，日运行定时定点5个班次，日均客流量为120人次左右，平均每班别12人次，主要客流集中在乐城米兰城公交站，公共交通市民出行需求小。结合国际商贸城运营的86路站点客流调查，乐城小商品城、乐城儿童城客流极小，日均不足5人，且该线路在中山路与28路、103路等线路整体重合运营，根据客流分析及OD数据分析，45路增加乐城米兰城站位可满足出行需求。
八、28路、87路优化重组
公交集团在北五女规划建设了停车场，预计5月1日启动。结合停车场建设，为增强北五女和南村镇区域线网密度和地铁接驳能力，方便南五女、东五女居民进市及大丰屯、小丰屯、东塔口居民、柯棣华医专师生乘坐地铁，拟将28路、87路迁入北五女停车场运营。
其中，87路改造为接驳地铁洨河大道线路，形成区域内闭环环线，增强区域内地铁接驳能力，更好的方便地铁换乘。28路增强南村镇区域主干公交，提升公交覆盖率和服务能力，更好地方便石津路沿线居民出行。
九、537路、555路优化调整
537路由名都驾校开往谈固，553路、555路分别由经济技术开发区枢纽站开往谈固，在中山路（天山大街—谈固公交枢纽）基本重合，结合3条线路OD客流数据分析，出行需求均为开发区沿线前往海世界、同祥城地带（地铁留村站），仅有部分客流前往中山路核心区。为更好的优化线网、减少线路重复度，提升公共出行效率。拟将537路优化至省二院东院运行，555路优化至同祥城运行，契合市民出行需求。
十、103路优化调整
103路由谈固开往中塔口，在中山路（谈固公交枢纽站—天山大街）与28路、553路等线路基本重叠，日运行56个班次，日均客流为1200人次左右，每班别21人次。结合OD客流数据分析，主要客流为谈固前往南村方向以及省二院东院前往中塔口方向。拟将103路调整至珠峰大街、辽河道、天山大街复原线运行，填补道路公交空白，方便沿线锦昊昊庭、柠檬郡等小区居民出行及换乘地铁，撤销的天山海河道口、天山中山路口站位均由88路弥补，同时减少天山大街公交线路重叠密度。
十一、92路、2路合并重组
结合建设大街运行的92路与地铁2号线重叠7站，与2路重叠15站，公交与地铁基本完全重叠运行。根据OD客流数据分析，2路客流分为两个高端面，出行特征为塔谈到北国和北国到翠屏路沿线。92路客流特点主要为南二环到运河桥客运站。为发挥地铁快捷大运量的作用，弱化地铁并行线路，缓解交通压力，提高车辆利用率，降低公交车空驶率，以紧密接驳适度补充的原则，拟对2路、92路合并重组，将2路贯穿建设大街运行，增强仓丰路沿线线网密度，方便绿家小区、河北师大师生前往北国及中山路商圈的出行。线路优化后，经大数据分析客流会有明显提升。胜利大街北段到北国商城地带可以乘坐131路、148路，92路撤出的南段由优化的2路补充，对乘客不会造成太大的出行影响。
——公交集团首批中山路及相关联线路优化重组方案亮相，向市民征询意见建议
（通讯员：安军丽）城市公共交通是增强城市幸福指数的基础设施之一，更是提升民生福祉的一项惠民工程。石家庄公交集团始终践行“人民公交为人民”的初心以及“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引领”的工作理念，多措并举、改革攻坚，先后围绕城市的发展需求、“6+2+2”重点项目以及市民的出行特点等，聘请专业规划机构，按照“二环内做减法，二环外做乘法”的改革思路，疏解中心区域线网密度，增强二环外公交覆盖能力，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科学分析、找出症结、挖掘出行需求、整治低效线路，制定出了首批公交线网整体改革方案，首先启动对中山路公交与地铁并行6站以上，公交与公交重叠5站以上的相关联线路进行优化重组。
自4月13日-4月19日，市公交集团在“石家庄公交”微信公众号开展中山路公交线网及相关联线路优化重组研究成果意见征询，市民可通过拨打96599公交服务热线或关注“石家庄公交”微信公众号在相应链接下进行留言，欢迎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下一步，石家庄公交集团将按照应调尽调、应优尽优的原则，分步骤对整体公交线网结构进行研究分析，分批次实施优化、重组，整体提高乘客出行体验；并在大幅降低线网重叠系数的情况下，将释放后的运力投入到公交空白区域，以保持整体客流平稳，努力构建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辅助”的干线走廊，积极强化“地铁+公交”的出行新服务、新格局，打造“快、干、支、微”四级公交网络体系，促使广大市民乘客最大化享受到更安全、更便捷、更舒适、更智慧的出行新体验。
据石家庄公交集团工作人员表示，首批公交线网整体改革方案，重点对中山路公交与地铁并行6站以上和公交与公交重叠5站以上33条线路以及12条相关联线路进行研究分析，拟优化重组21条线路（注：调整7条、缩短6条、重组8条），具体优化重组方案如下：
一、游5路优化方案
游5路为土门关途经动物园、抱犊寨等景点至新百广场的旅游线路，在中山路与1路，325路完全重叠。通过大数据分析，乘客出行支付方式主要以微信、虚拟卡等移动支付方式为主，实体卡占比仅为乘客群体的1/3，因此可得知出行群体主要以非固定出行为主。结合客流分析，游5路节假日客流量（日均6800人次）明显高于工作日客流量（日均3500人次），得出线路相对通勤、求学等出行依赖性较小。通过OD客流数据分析，乘客出行特征主要分为由西王地铁站前往景点出行和新百核心商圈前往景点出行客流为主。综合上述数据分析，拟采取两种运营方式：一是工作日期间采取终点站由新百广场缩短至西王运行，增加高峰时段运营班次，提高车辆周转率，保障市民上下班通勤转乘；二是开通节假日区间快线，起止点不变，市内以大站停靠方式运行，达到快速到达景点的目的，提升市民节假日游玩出行效率。
二、15路、61路、326路优化重组
15路由车管所开往火车站，日均客流3300人次，日运行101班次，平均每班别16人次；61路由益通驾校开往解放广场，日均客流1100人次，日运行39班次，平均每班别14人次；326路由冀联医院开往解放广场，日均客流800人次，日运行33班次，平均每班别12人次。通过OD客流数据分析，15路主要客流特点由长兴街沿线前往西王、益友百货沿线，61路的主要客流特点由南简良东街沿线前往中山路沿线（可改乘11路抵达），326路主要客流特点由秀河小区、经管学校前往中山路沿线（可改乘76路抵达）。根据线路走向分析，三条线路在中山路部分路段彼此相互重叠，为疏解线网重复、提升出行效率、填补公交空白，通过大数据分析，拟对15路、61路、326路优化重组，将326路调至瑞桥街、三简路、西二环、友谊大街、红旗大街衔接火车站运行，全面覆盖15路、61路线路功能，解决和平路康庄、幸福城小区及南简良东街沿线居民到达槐安西路、红旗大街的出行需求；将15路起止点调整为益通驾校至益友百货，填补时光街、城角街公交空白，降低中山路西段公交重复系数，提升运行效率。
三、30路、95路合并重组，保留30路
30路、95路分别由南焦客运站开往新百广场和北国商城。结合两条线路走向基本一致，经OD客流数据分析，30路客流特点主要裕华区政府到北国商城地带，95路客流端面主要在方正小区至北国商城。结合两条线路客流特点，为减少中山路繁华路段线网密度，解决河北化工学院、翡翠四季小区到中心商圈的出行需求，同时增强方兴路公交运力，满足沿线居民出行诉求，拟采取线路优化重组，将30路始发站延至中仰陵停车场运行，终点站缩至北国商城，线路合并重组后，95路原途经建华大街、槐安路段有57路、71路等公交线路覆盖运营。经大数据预测，30路优化调整后客流将大幅度增长。
四、21路、88路合并重组，保留88路
21路由白佛开往纪念碑，日运行83个班次，日均客流量2900人次左右，平均每班别17人次；88路由石家庄东站开往北站，日运行68个班次，日均客流量为3500人次左右，平均每班别26人次。依据OD客流数据分析，21路客流特征主要为中山路、跃进路沿线居民到纪念碑的出行需求，88路客流特征主要为和平路东段沿线到省二院为主。结合线网结构分析，两条线路在中山路（白佛客运站至谈固东街）线路走向基本重叠，88路在和平路与4路、5路重叠并行距离较长。通过大数据调研分析，拟对88路与21路合并重组，降低中山路、和平路公交重叠系数，缓解道路交通压力，将88路调整运行跃进路覆盖21路衔接省二院至金亿城运行，满足主要客流到省二院出行需求，88路撤出的和平路段由4路和5路替代，市民出行不会受到影响。
五、55路、516路、快516路优化重组
55路由白佛客运站开往火车站，日均客流1100人次，日运行34班次，每班别16人次；516路由藁城汽车站开往火车站，日均客流2000人次，日运行30班次，每班别33人次；快516路由藁城汽车站开往谈固，日均客流2200人次，日运行30班次，每班别36人次。依据OD客流数据分析，55路的线路客流特征主要为中山路前往裕华东路沿线客流，516路的客流特征主要为藁城至火车站需求较高，快516路的客流特征主要为藁城至石家庄东站及谈固。且55路、516路、快516路彼此在中山路、裕华路相互重叠运营。通过大数据研究分析，拟对55路、516路、快516路三线整合优化，保留快516由至谈固，并延伸至裕华路、平安大街行驶，采取大站停靠方式快速直达火车站，全面覆盖55路、516路线路功能，方便藁城区域居民快速到达主城区的出行需求。
六、42路、60路优化重组
42路由白佛客运站开往火车站，日均客流1800人次，日运行69班次，每班别13人次；60路由位同东开往博物院，日均客流1900人次，日运行64班次，每班别 15 人次。结合OD客流数据分析，42路线路客流特征主要为建明北路、建明中路沿线前往中山路沿线接驳换乘。60路线路客流主要特征为东岗路前往建华大街沿线。通过线路走向分析，42路在中山路与多条线路重叠，60路在谈固大街与82路完全重叠，为降低中山路、谈固大街公交重复系数，缓解繁华路段交通压力，拟对42路、60路优化重组，将60路调整至谈固东街、贯穿建明路运行，衔接省中医院、市人民医院方北院区，方便沿线居民出行，42路撤出路段均有公交线路覆盖。
七、45路、86路优化重组
国际商贸城现运行的86路开往谈固，日运行定时定点5个班次，日均客流量为120人次左右，平均每班别12人次，主要客流集中在乐城米兰城公交站，公共交通市民出行需求小。结合国际商贸城运营的86路站点客流调查，乐城小商品城、乐城儿童城客流极小，日均不足5人，且该线路在中山路与28路、103路等线路整体重合运营，根据客流分析及OD数据分析，45路增加乐城米兰城站位可满足出行需求。
八、28路、87路优化重组
公交集团在北五女规划建设了停车场，预计5月1日启动。结合停车场建设，为增强北五女和南村镇区域线网密度和地铁接驳能力，方便南五女、东五女居民进市及大丰屯、小丰屯、东塔口居民、柯棣华医专师生乘坐地铁，拟将28路、87路迁入北五女停车场运营。
其中，87路改造为接驳地铁洨河大道线路，形成区域内闭环环线，增强区域内地铁接驳能力，更好的方便地铁换乘。28路增强南村镇区域主干公交，提升公交覆盖率和服务能力，更好地方便石津路沿线居民出行。
九、537路、555路优化调整
537路由名都驾校开往谈固，553路、555路分别由经济技术开发区枢纽站开往谈固，在中山路（天山大街—谈固公交枢纽）基本重合，结合3条线路OD客流数据分析，出行需求均为开发区沿线前往海世界、同祥城地带（地铁留村站），仅有部分客流前往中山路核心区。为更好的优化线网、减少线路重复度，提升公共出行效率。拟将537路优化至省二院东院运行，555路优化至同祥城运行，契合市民出行需求。
十、103路优化调整
103路由谈固开往中塔口，在中山路（谈固公交枢纽站—天山大街）与28路、553路等线路基本重叠，日运行56个班次，日均客流为1200人次左右，每班别21人次。结合OD客流数据分析，主要客流为谈固前往南村方向以及省二院东院前往中塔口方向。拟将103路调整至珠峰大街、辽河道、天山大街复原线运行，填补道路公交空白，方便沿线锦昊昊庭、柠檬郡等小区居民出行及换乘地铁，撤销的天山海河道口、天山中山路口站位均由88路弥补，同时减少天山大街公交线路重叠密度。
十一、92路、2路合并重组
结合建设大街运行的92路与地铁2号线重叠7站，与2路重叠15站，公交与地铁基本完全重叠运行。根据OD客流数据分析，2路客流分为两个高端面，出行特征为塔谈到北国和北国到翠屏路沿线。92路客流特点主要为南二环到运河桥客运站。为发挥地铁快捷大运量的作用，弱化地铁并行线路，缓解交通压力，提高车辆利用率，降低公交车空驶率，以紧密接驳适度补充的原则，拟对2路、92路合并重组，将2路贯穿建设大街运行，增强仓丰路沿线线网密度，方便绿家小区、河北师大师生前往北国及中山路商圈的出行。线路优化后，经大数据分析客流会有明显提升。胜利大街北段到北国商城地带可以乘坐131路、148路，92路撤出的南段由优化的2路补充，对乘客不会造成太大的出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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