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不觉得把啵酱客观的原生家庭的事实讲出来，就叫做卖惨，因为他本来就很惨。
用东亚家庭去理解一个欧洲背景的故事，也许有看人下菜的卖弄之嫌，我视频下面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关注点在于自己原生家庭的痛苦。
但是我还是要说。
中国人普遍熟知的故事，哪吒闹海。
哪吒闹海中最最关键的悲剧因素就是在父权家庭下走向“自毁”的小孩儿。
哪吒闹海中，哪吒杀敖丙，龙王兵临城下，水淹陈塘关，以全城百姓之命威胁李靖。
舍一人而活百人，明知错不在哪吒仍丢下一句一句“逆子，连累父母，留你何用。”
哪吒割肉还骨，自刎谢罪。
李靖不爱哪吒吗?骨肉至亲，血脉相连。李靖也很无奈吧！如果不是有陈塘关百万人命做抵，他也能说一句“小儿哪吒不过七岁，怎能闯下如此大祸?”
可对于哪吒呢?他要怎样理解父亲的无奈，他要怎样面对亲情的背刺?
啵酱的家人不爱啵酱吗?骨肉至亲，血脉相连。凡家人也很无奈吧！他们大概是想保护啵酱，让他天真善良、永远快乐吧，他们不想让他面临残酷的世界，不想让身体病弱他接触女王番犬这个艰险的工作吧。
可对于啵酱呢?他要怎样理解家人的偏心，他要怎样面对“明明有可能但没有人给我”?他要怎样面对“每个人都在真人出现的那一刻立刻变脸”?
凡家固然并不像李家一样作为“规则秩序大于父子之情”的典型东亚家庭一样存在着，但与此同时，凡家也就像典型的东亚家庭一样，并不具备平等和理解，只是将孩子作为“随意可支配和指摘”的存在而非“拥有独立意识和想法的个体”
大人的世界很复杂，几番斟酌、多少考量、身不由己、言不由衷。
可这些不该是合理化他们对孩子造成客观伤害的理由。
孩子们无法谴责自己挚爱的亲人，便只能将利刃朝向自己。
“老妖龙，你听着，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都是我的错！那时候若被选择的是我，夏尔就能活下来了！”
“不许你们祸害别人”
“作为附属品的我回去的话，大家一定会很失望！”
“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们”
“躺在那里的人，是「我」”
哪吒闹海，剔骨还肉。明线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殃及他人；暗线脱离世俗束缚，成为真正的自己。
凡家灭门，啵酱签订契约。明线获取力量，借恶魔之手复仇；暗线脱离原生家庭，成为真正的自己。
我把血肉还给你，
从此我便是我。
我的确不是夏尔，
但凡多姆海威伯爵，是我。
是自毁，也是新生。
#黑执事#
用东亚家庭去理解一个欧洲背景的故事，也许有看人下菜的卖弄之嫌，我视频下面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关注点在于自己原生家庭的痛苦。
但是我还是要说。
中国人普遍熟知的故事，哪吒闹海。
哪吒闹海中最最关键的悲剧因素就是在父权家庭下走向“自毁”的小孩儿。
哪吒闹海中，哪吒杀敖丙，龙王兵临城下，水淹陈塘关，以全城百姓之命威胁李靖。
舍一人而活百人，明知错不在哪吒仍丢下一句一句“逆子，连累父母，留你何用。”
哪吒割肉还骨，自刎谢罪。
李靖不爱哪吒吗?骨肉至亲，血脉相连。李靖也很无奈吧！如果不是有陈塘关百万人命做抵，他也能说一句“小儿哪吒不过七岁，怎能闯下如此大祸?”
可对于哪吒呢?他要怎样理解父亲的无奈，他要怎样面对亲情的背刺?
啵酱的家人不爱啵酱吗?骨肉至亲，血脉相连。凡家人也很无奈吧！他们大概是想保护啵酱，让他天真善良、永远快乐吧，他们不想让他面临残酷的世界，不想让身体病弱他接触女王番犬这个艰险的工作吧。
可对于啵酱呢?他要怎样理解家人的偏心，他要怎样面对“明明有可能但没有人给我”?他要怎样面对“每个人都在真人出现的那一刻立刻变脸”?
凡家固然并不像李家一样作为“规则秩序大于父子之情”的典型东亚家庭一样存在着，但与此同时，凡家也就像典型的东亚家庭一样，并不具备平等和理解，只是将孩子作为“随意可支配和指摘”的存在而非“拥有独立意识和想法的个体”
大人的世界很复杂，几番斟酌、多少考量、身不由己、言不由衷。
可这些不该是合理化他们对孩子造成客观伤害的理由。
孩子们无法谴责自己挚爱的亲人，便只能将利刃朝向自己。
“老妖龙，你听着，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都是我的错！那时候若被选择的是我，夏尔就能活下来了！”
“不许你们祸害别人”
“作为附属品的我回去的话，大家一定会很失望！”
“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们”
“躺在那里的人，是「我」”
哪吒闹海，剔骨还肉。明线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殃及他人；暗线脱离世俗束缚，成为真正的自己。
凡家灭门，啵酱签订契约。明线获取力量，借恶魔之手复仇；暗线脱离原生家庭，成为真正的自己。
我把血肉还给你，
从此我便是我。
我的确不是夏尔，
但凡多姆海威伯爵，是我。
是自毁，也是新生。
#黑执事#
#37岁从确诊肺癌到去世仅2周#
这个事情之前在微信里有很多转发，是一篇题为《我妻之死》的文章，作者为逝者丈夫，对妻子诊疗过程提出诸多质疑。这篇仅根据微信原文里提到的情况，分析不吸烟的人出现肺癌，以及相关诊疗里的一些专业问题。
大致情况是加拿大37岁年轻华人女性，从不吸烟，身体也很健康，2023年10月开始不舒服，主要是肠胃问题，吃了些药没好转。11月7号被告知癌症血液标记物筛查结果很高，建议复查。之后病情恶化，两次去急诊。
11月17日确诊癌症且是晚期，11月20日告知是肺腺癌，21日在基因检测结果没出来前开始吃EGFR突变靶向药，不幸28日基因检测结果显示是EGFR外显子20插入突变，原靶向药无效。此时医生告知该突变没有靶向药，建议接受临终关怀，次日，患者丈夫根据查阅的资料向医生指出EGFR外显子20插入突变有靶向药。但医生说加拿大没有。但第二天，11月30日，患者不幸病重去世。
患者丈夫提出了对医疗过程的一些质疑，例如患者8月做面部手术，9月体检，两次都有做身体检查，医生却没发现异常；17日确诊，因双休日缘故，20日才给治疗方案；28日查出之前猜测的突变不对，医生马上建议临终关怀。
在这些质疑中，唯一让我觉得医生做法有误，也很意外的是基因检测结果出来后说没有靶向药以及加拿大没药，不过这或许也不会改变什么。下面仔细分析。
关于患者的癌症。
30多岁从来没吸过烟的女性突然查出来肺癌晚期，这让很多人诧异。从后来的检查结果看，她不幸碰上了如今发病率越来越高的一种肺癌：从未吸烟人群的非小细胞肺癌。肺癌有两大类：小细胞肺癌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得的肺腺癌是非小细胞肺癌下的一个类型（另一种为鳞癌）。非小细胞肺癌占所有肺癌的85%，其中肺腺癌能占到六七成。
无论是哪个亚型的肺癌，烟草都是首要肇事者，但不吸烟的人也可能得肺癌。如果把不吸烟的肺癌患者单独列出来，会是全球第五大癌症，需要引起重视。这类肺癌还有非常明确的特点：绝大多数都是肺腺癌。
中国女性在内的亚裔女性需要特别注意肺癌风险，因为不吸烟的东亚裔女性，患肺癌的风险更大。实际上在中国，女性肺癌患者里只有13%吸烟，绝大多数都是属于非烟草导致的肺癌。在美国，2019年确诊肺癌的患者里，55%的亚裔女性不吸烟。族裔和性别（不考虑族裔，不吸烟人群里女性肺癌风险是男性两倍）两个因素都会影响不吸烟群体的肺癌风险，而亚裔女性是最高风险。
患者另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方是她很年轻，37岁。如果看普遍确诊年龄，吸烟与不吸烟的肺癌患者类似，前者中位确诊年龄65岁，后者67岁。即无论是否吸烟，绝大部分肺癌患者都是60岁以上老人。但如果看极端情况，就是非常年轻的患者，40岁以下的肺癌患者，有研究显示约七成是不吸烟。
把上述族裔、性别、癌症类型、年龄代入，会发现这位不幸患癌的患者实在是太符合所患癌症典型情况了：从未吸烟的亚裔年轻，确诊肺腺癌。
既然“典型”，很多人可能会想：患者有没有机会早点发现癌症，或者说医生能不能早点确诊呢？像患者丈夫对8月面部手术与9月体检没发现异常就很难理解。
但患者做的小手术与常规体检，本身不是筛查肺癌的有效方式。像是体检的常规项目，血压血脂血糖等，是针对常见代谢疾病，少数癌症比如乳腺癌、结肠癌有筛查方法。可对于健康年轻人，并没有有效的肺癌筛查方法。而且患者10月才出现症状，之前检查的时候她也没有身体问题可以向医生表述，医生也不可能想到去做进一步的癌症检测。
有人可能会疑惑，不是有低剂量螺旋CT筛查肺癌的吗？确实有，但那是针对肺癌高危人群，参考美国的标准是戒烟不到15年，年龄50-80，吸烟20包年——每年吸烟包数x年份，比如每天一包，吸了20年，或是每天两包，吸了10年，都是20包年。
是否可以扩展到其他人群呢？既然不吸烟的亚裔女性患肺癌风险更高，为什么不针对她们也做肺癌筛查呢？
因为低危人群里做筛查，效率与有效性非常低。尽管不吸烟的亚裔女性患肺癌风险比其他不吸烟的人群更高，相比吸烟这样的高危人群，她们的癌症风险仍然低很多。这位患者虽然符合了不吸烟的肺癌患者的各个特征，但这种“典型”放在肺癌患者群体里是极少数。美国肿瘤学会2019年的数据，55岁以下肺癌患者不到10%，45岁以下更是不到2%（图1）。以现有技术，很难想象对40岁以下没有吸烟史的年轻人，也就是患者所属的人群，做肺癌筛查会有效。
低剂量螺旋CT尽管是低剂量，仍然有辐射，大概是1.6-2.4毫西弗，普通人一年接受背景辐射大概是2-3毫西弗。年龄越低，此类辐射成像带来的远期风险（引发肿瘤）就更不能忽视。
对于50岁以上有严重吸烟史的人，每年做一次肺癌筛查，即便大规模实行可能导致一些辐射引发的癌症，筛查到的肺癌以及早发现带来的早治疗收益，应该会大于辐射引发癌症的伤害。但如果把这种筛查推广到30多岁的普通年轻人，在社会层面造成的伤害可能会远远大于收益。因此，这位患者的癌症以现有科学认知与水平，非常遗憾，真的没有标准有效的办法去早发现。
从一些40岁以下年轻肺癌患者研究来看，很多都是偶然发现，比如有呼吸道感染、外伤，做成像检查时看到原来有肺癌。这当然不理想，如果以后可以进一步在该人群里区分出高危因素，也就是进一步做风险分层，或许能为部分年轻人提供有意义的筛查，但这不是短期内可实现的，更别说当下。
患者不仅人群特征很典型，初始症状也很典型。根据年轻肺癌患者与老年肺癌患者——也可以视作“正常”肺癌患者的症状表现，年轻患者有呼吸局促的比例更低（42%，老年患者是55%），非特异症状的比例更高，像这位患者表现出的胃肠道症状，年轻肺癌患者里的发生率是44%，老年患者是31.3%。
这种典型年轻人症状背后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年轻肺癌患者确诊时更有可能是晚期，癌症侵袭其它器官导致了更多的非特异性症状。其实不论年龄，大部分肺癌确诊都在晚期，美国非小细胞肺癌大约40%确诊在四期，即1-4期分期的最晚期，小细胞肺癌该比例更高，能到三分之二。这是因为早期肺癌没有明显症状，而年轻患者更是容易忽略，像是呼吸局促，可能觉得只是过敏或是哮喘——绝大部分情况或许确实如此，但对于极少数不幸是肺癌的人来说，这就会导致确诊延误，在疾病发展到较晚时才发觉。
晚期肺癌治疗方法以及预后都比较有限。那位年轻华人女性，她确诊时就是晚期，应该是四期肺腺癌。这意味着癌症已经扩散到肺部以外的地方，此时手术一般认为没有意义，因为癌细胞不是集中在一个位置，不可能有效切除。治疗选择就是靶向药、免疫治疗、化疗三种，而基因检测是合理选择治疗方法的必要条件。
这位患者的丈夫觉得17日确诊，却要过了双休日才给出治疗方案，是浪费了两天。家属焦急的心理可以理解，但从实际角度，确定治疗方案很难一确诊就给出。像前面提到的靶向药、免疫治疗、化疗三种选择，不是随便哪种都能上，如果没有特定的基因突变，没法用靶向药，如果存在适用于靶向药的基因突变，免疫治疗效果往往不好。这种互斥性意味着患者往往要等基因检测结果，才能确定治疗方案。
是否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上化疗呢？仍然需要考虑化疗的副作用。晚期肿瘤患者不仅需要考虑什么药对肿瘤有效，还要考虑患者身体能承受的治疗强度。如果化疗后患者身体虚弱，后续想换别的治疗也未必可行。从描述看，患者此时是急症住院，医生后来盲试靶向药已经是对患者身体不断恶化的妥协。周末的焦急等待对患者以及家属的情绪照顾上可能有问题，但从医学选择上很难指责。
再到盲试EGFR靶向药，不吸烟的东亚女性肺癌患者里EGFR突变尤其多，比例可以到6-7成。而这里面超过85%属于外显子19缺失和L858R点突变。这两种突变可以用EGFR激酶抑制剂治疗，也就是常说的EGFR靶向药。医生很可能是考虑东亚女性里这类突变的比例非常高，做了盲试的决定。
其实如果患者情况比较稳定，等待基因检测结果是更稳妥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我猜测这是因为患者情况不好而做出的妥协。我们当然希望癌症治疗能基于证据，可实在难以或来不及获得证据，有根据的猜测（educated guess）也没错。
基因检测结果不到两周就出来了（确诊17号，基因结果出来28号），这非常快。哈佛附属医院之一MGH负责做肿瘤基因检测的人去年一个采访说那里周转压缩到两周以内，多伦多大学有篇论文说用院内优化的检测流程，把中位周转压缩到3天。之所以那么快，一是院内自己做，节约样本转运时间，还有是检测顺序做优化，先测一些最有可能的变异，再测其它，这样有部分患者第一阶段就能确定了，压缩了周转时间。
可患者的基因检测出来并不慢，而且测出来是罕见的EGFR外显子20插入突变，不确定用那篇论文的方法，这种罕见的突变能否也被加速。
测序结果出来后，是我认为在整个治疗过程里唯一有问题的地方：医生告知说没有靶向药。患者丈夫在网上检索找到有两个靶向药mobocertinib和amivantamab（简称m药和a药）。他找到的是对的。外显子20插入突变肺癌对前面提到的EGFR激酶抑制剂不敏感，但不同于一般EGFR靶向药，2021年上述m药与a药都被FDA加速批准，用于治疗化疗后进展的外显子20插入突变肺癌。
不过2023年10月，m药由于后续试验显示疗效不佳，已经要撤市。但a药在2022年4月就被加拿大医疗监管部门批准。作为患者的肿瘤科医生，告知患者及其家属没有靶向药非常令人诧异。就算肺癌靶向药比较多，肿瘤医生也未必全部清楚，这可不是饭馆里随便碰上个路人甲问你XX肿瘤有没有药的突击抽查，而是拿到患者基因检测结果后，再和患者、患者家属的沟通，怎么能给出这种患者家属一上网就证伪的信息呢？这显然会影响患者家属对医生的信任。
而且患者丈夫查了两个药给医生看，回复说加拿大没有也不对，加拿大批准了的，怎么叫没有呢？唯一值得商榷的是加拿大批准的a药适用情况是用化疗时或用了化疗后进展，也就是所谓的二线治疗。可是a药联合化疗一线治疗，也就是一开始就上a药，3期临床试验结果是2023年10月21号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这个医生花个十几分钟做文献检索应该就能发现，第一，加拿大有治疗外显子20插入突变肺癌的靶向药，第二，这个靶向药在一线治疗里最新的临床试验数据显示有效。
有读者和我说加拿大各省医保不一样，有的药可能在那个省没有或不报销。有此可能，只是理论上来说没有基因检测结果，靶向药都不会报销。既然能盲试靶向药，医生似乎没有看医保下药。另外，至少微信原文里，医生说的是这个突变没药，不是当地没药这些操作上的困难。
因为化疗在外显子20插入突变肺癌里治疗效果不好，近几年的文献也有提到应该鼓励患者通过临床试验等方式，尝试a药这类靶向药。
尽管告知没有靶向药有争议，但对最终的治疗结局应该没影响。患者的病情飞快进展，即便是针对性的靶向药，起效仍然要时间，有些人身体状况可能也不适合用药。
靶向药、免疫治疗带来很多治疗改善，但美国四期非小细胞肺癌的5年生存率仍然只有9%。这是群体数据，到个体，有的确诊后可能可以存活几个月几年，但有的可能只有几周甚至更短，25-30%的晚期肺癌患者确诊后生存时间不到3个月。
这位患者非常不幸，疾病进展快。因此，虽然医生说没有靶向药不对，但建议不再继续治疗，转为临终关怀，可能也是对患者最好的选择。
当然，中西方对生死价值判断、家属在医疗决策里的地位等文化冲突，很难说医生都考虑周到，只是也没有太多可以指责的地方，包括加拿大整体医疗的方式方法。
再完善的医疗体系，再先进的治疗方案也不可能救下所有人，同时，再糟糕的医疗也不会“杀死”所有人，这是疾病与人的异质性决定的。
看到原本健康的年轻人能如此快地被癌症夺去生命，对我们又能有什么启示呢？
最重要的一点倒是不要被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健康年轻人得肺癌的概率还是很低，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上，小概率事件也会发生，可作为个人，真没必要因为听到看到的小概率事件而恐慌。
面对亚裔尤其是亚裔女性发生非吸烟导致的肺癌风险更高的现实，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的族裔背景，但一些研究提示了多个我们可以去改变潜在环境风险因素。二手烟可以导致肺癌，因此，在个人不使用烟草外，我们也应该致力于营造零烟草环境。
在美国，氡是烟草外第二大的导致肺癌的环境因素。一般来说，地下室更有可能出现氡气富集，搬新家时需要考虑检测。
空气污染也是肺癌的潜在环境风险因子，亚裔传统烹饪的高温煎炸容易导致室内空气污染，很可能也是不吸烟的亚裔女性肺癌风险更高的原因之一。倒不是说大家应该天天吃白人饭，可确实该注意室内空气质量。
最后，《我妻之死》作者的争议我不评价，毕竟很多事我没法核实，反正人在做天在看。
这个事情之前在微信里有很多转发，是一篇题为《我妻之死》的文章，作者为逝者丈夫，对妻子诊疗过程提出诸多质疑。这篇仅根据微信原文里提到的情况，分析不吸烟的人出现肺癌，以及相关诊疗里的一些专业问题。
大致情况是加拿大37岁年轻华人女性，从不吸烟，身体也很健康，2023年10月开始不舒服，主要是肠胃问题，吃了些药没好转。11月7号被告知癌症血液标记物筛查结果很高，建议复查。之后病情恶化，两次去急诊。
11月17日确诊癌症且是晚期，11月20日告知是肺腺癌，21日在基因检测结果没出来前开始吃EGFR突变靶向药，不幸28日基因检测结果显示是EGFR外显子20插入突变，原靶向药无效。此时医生告知该突变没有靶向药，建议接受临终关怀，次日，患者丈夫根据查阅的资料向医生指出EGFR外显子20插入突变有靶向药。但医生说加拿大没有。但第二天，11月30日，患者不幸病重去世。
患者丈夫提出了对医疗过程的一些质疑，例如患者8月做面部手术，9月体检，两次都有做身体检查，医生却没发现异常；17日确诊，因双休日缘故，20日才给治疗方案；28日查出之前猜测的突变不对，医生马上建议临终关怀。
在这些质疑中，唯一让我觉得医生做法有误，也很意外的是基因检测结果出来后说没有靶向药以及加拿大没药，不过这或许也不会改变什么。下面仔细分析。
关于患者的癌症。
30多岁从来没吸过烟的女性突然查出来肺癌晚期，这让很多人诧异。从后来的检查结果看，她不幸碰上了如今发病率越来越高的一种肺癌：从未吸烟人群的非小细胞肺癌。肺癌有两大类：小细胞肺癌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得的肺腺癌是非小细胞肺癌下的一个类型（另一种为鳞癌）。非小细胞肺癌占所有肺癌的85%，其中肺腺癌能占到六七成。
无论是哪个亚型的肺癌，烟草都是首要肇事者，但不吸烟的人也可能得肺癌。如果把不吸烟的肺癌患者单独列出来，会是全球第五大癌症，需要引起重视。这类肺癌还有非常明确的特点：绝大多数都是肺腺癌。
中国女性在内的亚裔女性需要特别注意肺癌风险，因为不吸烟的东亚裔女性，患肺癌的风险更大。实际上在中国，女性肺癌患者里只有13%吸烟，绝大多数都是属于非烟草导致的肺癌。在美国，2019年确诊肺癌的患者里，55%的亚裔女性不吸烟。族裔和性别（不考虑族裔，不吸烟人群里女性肺癌风险是男性两倍）两个因素都会影响不吸烟群体的肺癌风险，而亚裔女性是最高风险。
患者另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方是她很年轻，37岁。如果看普遍确诊年龄，吸烟与不吸烟的肺癌患者类似，前者中位确诊年龄65岁，后者67岁。即无论是否吸烟，绝大部分肺癌患者都是60岁以上老人。但如果看极端情况，就是非常年轻的患者，40岁以下的肺癌患者，有研究显示约七成是不吸烟。
把上述族裔、性别、癌症类型、年龄代入，会发现这位不幸患癌的患者实在是太符合所患癌症典型情况了：从未吸烟的亚裔年轻，确诊肺腺癌。
既然“典型”，很多人可能会想：患者有没有机会早点发现癌症，或者说医生能不能早点确诊呢？像患者丈夫对8月面部手术与9月体检没发现异常就很难理解。
但患者做的小手术与常规体检，本身不是筛查肺癌的有效方式。像是体检的常规项目，血压血脂血糖等，是针对常见代谢疾病，少数癌症比如乳腺癌、结肠癌有筛查方法。可对于健康年轻人，并没有有效的肺癌筛查方法。而且患者10月才出现症状，之前检查的时候她也没有身体问题可以向医生表述，医生也不可能想到去做进一步的癌症检测。
有人可能会疑惑，不是有低剂量螺旋CT筛查肺癌的吗？确实有，但那是针对肺癌高危人群，参考美国的标准是戒烟不到15年，年龄50-80，吸烟20包年——每年吸烟包数x年份，比如每天一包，吸了20年，或是每天两包，吸了10年，都是20包年。
是否可以扩展到其他人群呢？既然不吸烟的亚裔女性患肺癌风险更高，为什么不针对她们也做肺癌筛查呢？
因为低危人群里做筛查，效率与有效性非常低。尽管不吸烟的亚裔女性患肺癌风险比其他不吸烟的人群更高，相比吸烟这样的高危人群，她们的癌症风险仍然低很多。这位患者虽然符合了不吸烟的肺癌患者的各个特征，但这种“典型”放在肺癌患者群体里是极少数。美国肿瘤学会2019年的数据，55岁以下肺癌患者不到10%，45岁以下更是不到2%（图1）。以现有技术，很难想象对40岁以下没有吸烟史的年轻人，也就是患者所属的人群，做肺癌筛查会有效。
低剂量螺旋CT尽管是低剂量，仍然有辐射，大概是1.6-2.4毫西弗，普通人一年接受背景辐射大概是2-3毫西弗。年龄越低，此类辐射成像带来的远期风险（引发肿瘤）就更不能忽视。
对于50岁以上有严重吸烟史的人，每年做一次肺癌筛查，即便大规模实行可能导致一些辐射引发的癌症，筛查到的肺癌以及早发现带来的早治疗收益，应该会大于辐射引发癌症的伤害。但如果把这种筛查推广到30多岁的普通年轻人，在社会层面造成的伤害可能会远远大于收益。因此，这位患者的癌症以现有科学认知与水平，非常遗憾，真的没有标准有效的办法去早发现。
从一些40岁以下年轻肺癌患者研究来看，很多都是偶然发现，比如有呼吸道感染、外伤，做成像检查时看到原来有肺癌。这当然不理想，如果以后可以进一步在该人群里区分出高危因素，也就是进一步做风险分层，或许能为部分年轻人提供有意义的筛查，但这不是短期内可实现的，更别说当下。
患者不仅人群特征很典型，初始症状也很典型。根据年轻肺癌患者与老年肺癌患者——也可以视作“正常”肺癌患者的症状表现，年轻患者有呼吸局促的比例更低（42%，老年患者是55%），非特异症状的比例更高，像这位患者表现出的胃肠道症状，年轻肺癌患者里的发生率是44%，老年患者是31.3%。
这种典型年轻人症状背后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年轻肺癌患者确诊时更有可能是晚期，癌症侵袭其它器官导致了更多的非特异性症状。其实不论年龄，大部分肺癌确诊都在晚期，美国非小细胞肺癌大约40%确诊在四期，即1-4期分期的最晚期，小细胞肺癌该比例更高，能到三分之二。这是因为早期肺癌没有明显症状，而年轻患者更是容易忽略，像是呼吸局促，可能觉得只是过敏或是哮喘——绝大部分情况或许确实如此，但对于极少数不幸是肺癌的人来说，这就会导致确诊延误，在疾病发展到较晚时才发觉。
晚期肺癌治疗方法以及预后都比较有限。那位年轻华人女性，她确诊时就是晚期，应该是四期肺腺癌。这意味着癌症已经扩散到肺部以外的地方，此时手术一般认为没有意义，因为癌细胞不是集中在一个位置，不可能有效切除。治疗选择就是靶向药、免疫治疗、化疗三种，而基因检测是合理选择治疗方法的必要条件。
这位患者的丈夫觉得17日确诊，却要过了双休日才给出治疗方案，是浪费了两天。家属焦急的心理可以理解，但从实际角度，确定治疗方案很难一确诊就给出。像前面提到的靶向药、免疫治疗、化疗三种选择，不是随便哪种都能上，如果没有特定的基因突变，没法用靶向药，如果存在适用于靶向药的基因突变，免疫治疗效果往往不好。这种互斥性意味着患者往往要等基因检测结果，才能确定治疗方案。
是否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上化疗呢？仍然需要考虑化疗的副作用。晚期肿瘤患者不仅需要考虑什么药对肿瘤有效，还要考虑患者身体能承受的治疗强度。如果化疗后患者身体虚弱，后续想换别的治疗也未必可行。从描述看，患者此时是急症住院，医生后来盲试靶向药已经是对患者身体不断恶化的妥协。周末的焦急等待对患者以及家属的情绪照顾上可能有问题，但从医学选择上很难指责。
再到盲试EGFR靶向药，不吸烟的东亚女性肺癌患者里EGFR突变尤其多，比例可以到6-7成。而这里面超过85%属于外显子19缺失和L858R点突变。这两种突变可以用EGFR激酶抑制剂治疗，也就是常说的EGFR靶向药。医生很可能是考虑东亚女性里这类突变的比例非常高，做了盲试的决定。
其实如果患者情况比较稳定，等待基因检测结果是更稳妥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我猜测这是因为患者情况不好而做出的妥协。我们当然希望癌症治疗能基于证据，可实在难以或来不及获得证据，有根据的猜测（educated guess）也没错。
基因检测结果不到两周就出来了（确诊17号，基因结果出来28号），这非常快。哈佛附属医院之一MGH负责做肿瘤基因检测的人去年一个采访说那里周转压缩到两周以内，多伦多大学有篇论文说用院内优化的检测流程，把中位周转压缩到3天。之所以那么快，一是院内自己做，节约样本转运时间，还有是检测顺序做优化，先测一些最有可能的变异，再测其它，这样有部分患者第一阶段就能确定了，压缩了周转时间。
可患者的基因检测出来并不慢，而且测出来是罕见的EGFR外显子20插入突变，不确定用那篇论文的方法，这种罕见的突变能否也被加速。
测序结果出来后，是我认为在整个治疗过程里唯一有问题的地方：医生告知说没有靶向药。患者丈夫在网上检索找到有两个靶向药mobocertinib和amivantamab（简称m药和a药）。他找到的是对的。外显子20插入突变肺癌对前面提到的EGFR激酶抑制剂不敏感，但不同于一般EGFR靶向药，2021年上述m药与a药都被FDA加速批准，用于治疗化疗后进展的外显子20插入突变肺癌。
不过2023年10月，m药由于后续试验显示疗效不佳，已经要撤市。但a药在2022年4月就被加拿大医疗监管部门批准。作为患者的肿瘤科医生，告知患者及其家属没有靶向药非常令人诧异。就算肺癌靶向药比较多，肿瘤医生也未必全部清楚，这可不是饭馆里随便碰上个路人甲问你XX肿瘤有没有药的突击抽查，而是拿到患者基因检测结果后，再和患者、患者家属的沟通，怎么能给出这种患者家属一上网就证伪的信息呢？这显然会影响患者家属对医生的信任。
而且患者丈夫查了两个药给医生看，回复说加拿大没有也不对，加拿大批准了的，怎么叫没有呢？唯一值得商榷的是加拿大批准的a药适用情况是用化疗时或用了化疗后进展，也就是所谓的二线治疗。可是a药联合化疗一线治疗，也就是一开始就上a药，3期临床试验结果是2023年10月21号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这个医生花个十几分钟做文献检索应该就能发现，第一，加拿大有治疗外显子20插入突变肺癌的靶向药，第二，这个靶向药在一线治疗里最新的临床试验数据显示有效。
有读者和我说加拿大各省医保不一样，有的药可能在那个省没有或不报销。有此可能，只是理论上来说没有基因检测结果，靶向药都不会报销。既然能盲试靶向药，医生似乎没有看医保下药。另外，至少微信原文里，医生说的是这个突变没药，不是当地没药这些操作上的困难。
因为化疗在外显子20插入突变肺癌里治疗效果不好，近几年的文献也有提到应该鼓励患者通过临床试验等方式，尝试a药这类靶向药。
尽管告知没有靶向药有争议，但对最终的治疗结局应该没影响。患者的病情飞快进展，即便是针对性的靶向药，起效仍然要时间，有些人身体状况可能也不适合用药。
靶向药、免疫治疗带来很多治疗改善，但美国四期非小细胞肺癌的5年生存率仍然只有9%。这是群体数据，到个体，有的确诊后可能可以存活几个月几年，但有的可能只有几周甚至更短，25-30%的晚期肺癌患者确诊后生存时间不到3个月。
这位患者非常不幸，疾病进展快。因此，虽然医生说没有靶向药不对，但建议不再继续治疗，转为临终关怀，可能也是对患者最好的选择。
当然，中西方对生死价值判断、家属在医疗决策里的地位等文化冲突，很难说医生都考虑周到，只是也没有太多可以指责的地方，包括加拿大整体医疗的方式方法。
再完善的医疗体系，再先进的治疗方案也不可能救下所有人，同时，再糟糕的医疗也不会“杀死”所有人，这是疾病与人的异质性决定的。
看到原本健康的年轻人能如此快地被癌症夺去生命，对我们又能有什么启示呢？
最重要的一点倒是不要被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健康年轻人得肺癌的概率还是很低，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上，小概率事件也会发生，可作为个人，真没必要因为听到看到的小概率事件而恐慌。
面对亚裔尤其是亚裔女性发生非吸烟导致的肺癌风险更高的现实，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的族裔背景，但一些研究提示了多个我们可以去改变潜在环境风险因素。二手烟可以导致肺癌，因此，在个人不使用烟草外，我们也应该致力于营造零烟草环境。
在美国，氡是烟草外第二大的导致肺癌的环境因素。一般来说，地下室更有可能出现氡气富集，搬新家时需要考虑检测。
空气污染也是肺癌的潜在环境风险因子，亚裔传统烹饪的高温煎炸容易导致室内空气污染，很可能也是不吸烟的亚裔女性肺癌风险更高的原因之一。倒不是说大家应该天天吃白人饭，可确实该注意室内空气质量。
最后，《我妻之死》作者的争议我不评价，毕竟很多事我没法核实，反正人在做天在看。
#世上神马研究都有#
一篇论文，关于医美。
郑叶昕,李婷,杨阳.“医美热”何以持续？——医美实践中的逻辑依赖与社会学反思[J].当代青年研究,2024(02):75-88.
♀本文以北京市某口碑较好、中高档定位的医疗美容机构为田野， 采用参与式观察、自由访谈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 筛选规律性、周期性进行医美维护的消费者， 探索他们持续进行医美消费的动因。最终， 共10 位消费者进入深度访谈。
接受访谈者的年龄范围在21~56 岁， 跨越多个年龄层次。医美花费与个体年收入总体成正比， 但也存在学生、全职太太等依赖家庭经济支持的情况，以及医美顾问因职业需求而产生较大的医美开销。
♀以美貌为交换物的向上婚：
安安拥有一桩人人称羡的婚姻。作为生意人的妻子， 安安闲适的、相对优渥的物质生活被认为是同其容貌相匹配的生活状态。
然而，对于“美”的定义并不掌握在安安的手中。一次看相， 安安被风水先生认为“面相不好”， 会破坏丈夫的财运。为留住丈夫的财运， 安安遵照风水先生的意见， 不时通过医美进行面部调整。这是在家相夫教子、维持体面生活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失衡的家庭内部权力关系， 使得丈夫的喜怒成为安安关注的重心，也赋予其影响安安身体决策的力量。
“风水先生说我面相不够饱满， 不算旺夫相。我老公做生意的嘛， 就很信这个。我也觉得女生的容貌会招财， 所以就不能破坏掉这种风水。每次微调完， 我都会请风水先生帮我看看有没有需要进一步调整的地方， 然后把风水先生的意见反馈给医生。我原来嘛， 就很担心我老公会抛弃我。但是现在老公生意越做越好，对我也越来越好，我觉得医美对我的帮助真的非常大！”（AA20210806）
♀以身体改良为代价的两性权力扭转：
在最初的医美诊疗中， 娇娇的医美动机是希望借由身体外表的改良挽留住丈夫出轨的心。但努力无果后， 离婚的娇娇意外地发现医美带来身体资本的提升，以及在社交关系中两性权力的转向。
“我现在发现形象的提升带给自己的不仅是自信， 更多的是幸运！虽然成为离了婚的单亲妈妈，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在进行医美项目的一年时间里， 我完成了形象大蜕变， 公司里有同事夸我越来越漂亮， 也有几个成熟男性开始追求我。变美是一件让人上瘾且愉悦的事情， 我想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提升自己的事情上，坚持做医美。”（JJ20210415）
良好的外貌被娇娇认为是自我营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是她在竞争性社会中获得男性青睐的重要资本， 但这恰恰是女性“自我客体化”的表现， 即主动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外界评论的客体。
正如既有研究所批评的， 女性为了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权， 首先需要拥有一个符合主流男性审美的身体。即女性已经前置性地将社会规范内化于心，并将其转化为自身欲望所需，以身体改良为代价去换取两性关系中所谓的“主动权”。这种女性对身体更加严格的自我审查与规训，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更加隐秘的男性凝视与性别不平等的体现 。
♀资本主导的身体挑选与行业规则：
璐璐是一位独自在影视行业闯荡的“北漂”演员， 对于容貌的维护是她例行之事。面对行业内部跨度极大的薪酬和面容姣好的后辈竞争， 她一度焦虑得难以入眠， 担心“因为不够漂亮而选不上角色”， 也担心自己“还没出名就老了”。然而面对极不确定的筛选标准， 个体容易被动地陷入茫然与焦虑中。
尽管璐璐深知， 自己可以掌握的晋升途径是苦练演技与提升基本素养， 但是面对行业内“人均水光针”的颜值竞争， 她害怕落后；面对已经打拼多年的赛道， 她不愿放弃已经投入的时间成本。医美被纳入她为发展自己事业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之中，尽管她也无法定义医美行为可能带来的经济价值，但她无法忍受自己的不作为。
“演员这一行靠脸吃饭， 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演员， 收入并不多。看到越来越多的新人开始跟自己抢饭碗， 我的容貌焦虑也越来越严重。我知道圈内的女明星都会花大价钱在脸上， 自己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但也不能坐以待毙。”（LL20210425）
♀可购买的职场晋级券：
在更加日常的职场中，“美貌溢价”也并未缺席。
女性的外貌被视为可衡量的个体人力资本， 由资方权衡打分。在东亚社会， 女性的身材与外貌容易被频繁地打量与评价， 这增加了女性对自我物化的易感性（Vulnerability），也产生了更多的身体耻辱感与社交焦虑。
孙娟就是一位这样成长起来的典型女性。
“在医美前我不喜欢照镜子， 因为丑陋的痘印像标记一样时刻提醒着我的不完美， 我始终不够自信。我用过化妆品， 但是常年用底妆遮盖皮肤反而加重了皮肤问题。我购买了点阵等一整套医美项目，皮肤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而且效果很稳定。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 水光针、皮秒等项目成为我定期要做的保养项目。我感觉医美‘照亮了我’， 它使得我和他人交谈更加自信了， 在上班销售过程中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更饱满了。”（SJ20210315）
“审美劳动”被用于描述劳动力群体中愈发可见的对于容貌的关注。伴随着产业结构向信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 外貌作为个体“软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企业筛选、劳动安排与消费者期望下的市场环境所共同赋分。
与此同时， 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美”的定义， 因此也延续了社会中充满阶级、性别不平等等诸多领域的歧视性规范。例如，在我国存在外貌与收入的“高跟鞋曲线”，女性会因为不漂亮和太漂亮受到惩罚，但不变的是父权文化下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审查（郭继强等，2017）。
国内外研究发现， 身体的优势使得女性更可能成为临时工作的员工， 但在管理岗位上则不那么多见（费舒澜，2016）。
当前， 随着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性的加剧，“美学劳工”（Aesthetic Laborers）的范围正在扩大， 这些职工们的身体与人格被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共同在市场上出售。
♀美丽理想与“完美人生”：
何丹曾是一名狂热的医美爱好者， 她曾渴望成为明星——一个理想中的她者。然而医美行业的良莠不齐，使她获得的却是一张不符合人体美学的脸。那时的她感到晴天霹雳。
“我当时特别希望整成某某（明星）那个样子， 但是第一次面诊就被顾问‘打击’得觉得自己不换脸都没法好好生活下去，开眼角就成为我人生第一台医美手术。从18 岁开始整容至今，开眼角、垫鼻梁、磨骨……几乎所有的整形项目， 我都做过。但那次隆鼻之后， 我的脸开始各种移位。当医生宣布我整容失败需要进行多次修复的时候，我觉得天都要塌了！”（HD20210214）
没有人可以一直做到身体的纤瘦、皮肤的紧致与光滑等理想形态， 除非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美容干预。美丽理想如此地具有强制性， 以至于随着越来越严格的身体实践成为常态，愈发难以被抗拒， 继而带动了个体对身体管理标准的提高。当前， 美已经成为一种伦理理想， 成为个体建构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如此， 当身体无法满足个体的理想自我时， 医美成为何丹追求理想自我以及“完美人生”的方式。
在何丹整容失败后， 丑陋的脸与失去价值、遭人厌弃的生存状况联系在了一起， 并最终指向了个体发展机会的被剥夺。这种遭受社会不认可、失去地位和自尊的风险， 使得何丹感到高度的紧张。她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尽管医美修复又是一笔高昂的费用，但她依然选择接受。
“我不敢面对父母， 每次找他们要钱做手术， 都会被大骂一顿。但是我停不下来了， 不修复我就会越来越丑， 真的变成个大怪物， 我无法接受现在的自己， 更无法接受自己再也不进入医美机构。”（HD20210214）
♀形象重塑与自我营销：
45岁的晓岚试图通过重塑身体的方式重新定义外界眼中的大龄未婚女性。
“我真的很不喜欢他们（家里人）说40 多岁还没结婚时， 脸上露出的那种尴尬的表情。之前工作比较忙没时间捯饬自己的时候， 他们看到我憔悴的样子， 就觉得我特别可怜、特别辛苦。我真的不想这样。我希望可以通过医美的保养改变大家（对于大龄未婚女性）的偏见， 我过得真的很好。”（XL20220129）
医美成为晓岚中产生活方式的一环， 以身体塑造的方式重新打造个人气质， 彰显个体品味， 从而与年轻、流行的大众风格所区隔（Bourdieu，2002）， 并将这种外貌管理同自律、勤奋的道德认知关联起来。
“自然风格是我喜欢的， 虽然要专门定制、价格昂贵， 但是我能承担得起。我会觉得外表本身是个人生活风格的向外投射， 另一方面也是自我管理能力的体现， 一种对忙碌混乱生活的掌控。”（XL20220129）
在晓岚的观念中，理想的外貌体现了更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对应着更多的发展机会，是事业有成、财富自由的象征。这些都非常符合当前新自由主义下将身体作为资本并加强自我管理的话语形态。
无论是何丹对身体的自我责备， 还是晓岚精细化的身体管理， 实际上都围绕着美丽理想所带来的错觉——一种存在于想象中的、极可能交付即破灭的、对于生活的可控、向上流动的可能以及来自外界的尊重与认可。
这种新自由主义文化所承诺的借由医美所达到的竞争优势， 本质上是虚构而危险的， 因为它煽动了身体处在非完美状态下的恐惧与焦虑， 并且以时间、精力与资源的自我耗费为代价，但永远抵达不了期望的终点。
♀医美仍然是一种性别化的身体实践， 医美中的女性实践格外凸显。但“残酷乐观主义”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微观层面个体所做出的努力及局限，并引导我们最终关注宏观层面社会歧视性规则的再造。
残酷的乐观主义指的是个体所执着的对象为个体提供了可以持续、赖以生存的感觉， 尽管这一对象本身会危及主体的幸福， 或其本身实则是一种幻想。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个体医美实践的逻辑。
一方面， 虽然能动性存在大小差异， 但医美者的医美动机主要源于自我改善的内在需求。无论是婚恋、职场还是更加普通的日常生活领域，个体对于医美的追求无非是提高自身的身体资本，应对现有的生活困境， 改善当前的生活处境， 或是投资于某个充满想象的未来。
这些充满期待的行动具有主动性和策略性， 也恰恰呼应了更为“残酷”的一面。即便个人能够理解医美实践实际上是一个略显冒进、收益难定的行为， 但仍然无法完全放弃它， 因为她们恐惧医美所承诺的种种好处的最终破灭， 或者是一旦失去了对于医美实践的期望， 自己的希望也将破灭。这种矛盾心理贯穿前后， 也印证了不同研究对于医美类实践的定性——既吸引人，也让人无能为力。
一篇论文，关于医美。
郑叶昕,李婷,杨阳.“医美热”何以持续？——医美实践中的逻辑依赖与社会学反思[J].当代青年研究,2024(02):75-88.
♀本文以北京市某口碑较好、中高档定位的医疗美容机构为田野， 采用参与式观察、自由访谈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 筛选规律性、周期性进行医美维护的消费者， 探索他们持续进行医美消费的动因。最终， 共10 位消费者进入深度访谈。
接受访谈者的年龄范围在21~56 岁， 跨越多个年龄层次。医美花费与个体年收入总体成正比， 但也存在学生、全职太太等依赖家庭经济支持的情况，以及医美顾问因职业需求而产生较大的医美开销。
♀以美貌为交换物的向上婚：
安安拥有一桩人人称羡的婚姻。作为生意人的妻子， 安安闲适的、相对优渥的物质生活被认为是同其容貌相匹配的生活状态。
然而，对于“美”的定义并不掌握在安安的手中。一次看相， 安安被风水先生认为“面相不好”， 会破坏丈夫的财运。为留住丈夫的财运， 安安遵照风水先生的意见， 不时通过医美进行面部调整。这是在家相夫教子、维持体面生活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失衡的家庭内部权力关系， 使得丈夫的喜怒成为安安关注的重心，也赋予其影响安安身体决策的力量。
“风水先生说我面相不够饱满， 不算旺夫相。我老公做生意的嘛， 就很信这个。我也觉得女生的容貌会招财， 所以就不能破坏掉这种风水。每次微调完， 我都会请风水先生帮我看看有没有需要进一步调整的地方， 然后把风水先生的意见反馈给医生。我原来嘛， 就很担心我老公会抛弃我。但是现在老公生意越做越好，对我也越来越好，我觉得医美对我的帮助真的非常大！”（AA20210806）
♀以身体改良为代价的两性权力扭转：
在最初的医美诊疗中， 娇娇的医美动机是希望借由身体外表的改良挽留住丈夫出轨的心。但努力无果后， 离婚的娇娇意外地发现医美带来身体资本的提升，以及在社交关系中两性权力的转向。
“我现在发现形象的提升带给自己的不仅是自信， 更多的是幸运！虽然成为离了婚的单亲妈妈，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在进行医美项目的一年时间里， 我完成了形象大蜕变， 公司里有同事夸我越来越漂亮， 也有几个成熟男性开始追求我。变美是一件让人上瘾且愉悦的事情， 我想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提升自己的事情上，坚持做医美。”（JJ20210415）
良好的外貌被娇娇认为是自我营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是她在竞争性社会中获得男性青睐的重要资本， 但这恰恰是女性“自我客体化”的表现， 即主动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外界评论的客体。
正如既有研究所批评的， 女性为了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权， 首先需要拥有一个符合主流男性审美的身体。即女性已经前置性地将社会规范内化于心，并将其转化为自身欲望所需，以身体改良为代价去换取两性关系中所谓的“主动权”。这种女性对身体更加严格的自我审查与规训，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更加隐秘的男性凝视与性别不平等的体现 。
♀资本主导的身体挑选与行业规则：
璐璐是一位独自在影视行业闯荡的“北漂”演员， 对于容貌的维护是她例行之事。面对行业内部跨度极大的薪酬和面容姣好的后辈竞争， 她一度焦虑得难以入眠， 担心“因为不够漂亮而选不上角色”， 也担心自己“还没出名就老了”。然而面对极不确定的筛选标准， 个体容易被动地陷入茫然与焦虑中。
尽管璐璐深知， 自己可以掌握的晋升途径是苦练演技与提升基本素养， 但是面对行业内“人均水光针”的颜值竞争， 她害怕落后；面对已经打拼多年的赛道， 她不愿放弃已经投入的时间成本。医美被纳入她为发展自己事业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之中，尽管她也无法定义医美行为可能带来的经济价值，但她无法忍受自己的不作为。
“演员这一行靠脸吃饭， 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演员， 收入并不多。看到越来越多的新人开始跟自己抢饭碗， 我的容貌焦虑也越来越严重。我知道圈内的女明星都会花大价钱在脸上， 自己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但也不能坐以待毙。”（LL20210425）
♀可购买的职场晋级券：
在更加日常的职场中，“美貌溢价”也并未缺席。
女性的外貌被视为可衡量的个体人力资本， 由资方权衡打分。在东亚社会， 女性的身材与外貌容易被频繁地打量与评价， 这增加了女性对自我物化的易感性（Vulnerability），也产生了更多的身体耻辱感与社交焦虑。
孙娟就是一位这样成长起来的典型女性。
“在医美前我不喜欢照镜子， 因为丑陋的痘印像标记一样时刻提醒着我的不完美， 我始终不够自信。我用过化妆品， 但是常年用底妆遮盖皮肤反而加重了皮肤问题。我购买了点阵等一整套医美项目，皮肤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而且效果很稳定。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 水光针、皮秒等项目成为我定期要做的保养项目。我感觉医美‘照亮了我’， 它使得我和他人交谈更加自信了， 在上班销售过程中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更饱满了。”（SJ20210315）
“审美劳动”被用于描述劳动力群体中愈发可见的对于容貌的关注。伴随着产业结构向信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 外貌作为个体“软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企业筛选、劳动安排与消费者期望下的市场环境所共同赋分。
与此同时， 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美”的定义， 因此也延续了社会中充满阶级、性别不平等等诸多领域的歧视性规范。例如，在我国存在外貌与收入的“高跟鞋曲线”，女性会因为不漂亮和太漂亮受到惩罚，但不变的是父权文化下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审查（郭继强等，2017）。
国内外研究发现， 身体的优势使得女性更可能成为临时工作的员工， 但在管理岗位上则不那么多见（费舒澜，2016）。
当前， 随着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性的加剧，“美学劳工”（Aesthetic Laborers）的范围正在扩大， 这些职工们的身体与人格被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共同在市场上出售。
♀美丽理想与“完美人生”：
何丹曾是一名狂热的医美爱好者， 她曾渴望成为明星——一个理想中的她者。然而医美行业的良莠不齐，使她获得的却是一张不符合人体美学的脸。那时的她感到晴天霹雳。
“我当时特别希望整成某某（明星）那个样子， 但是第一次面诊就被顾问‘打击’得觉得自己不换脸都没法好好生活下去，开眼角就成为我人生第一台医美手术。从18 岁开始整容至今，开眼角、垫鼻梁、磨骨……几乎所有的整形项目， 我都做过。但那次隆鼻之后， 我的脸开始各种移位。当医生宣布我整容失败需要进行多次修复的时候，我觉得天都要塌了！”（HD20210214）
没有人可以一直做到身体的纤瘦、皮肤的紧致与光滑等理想形态， 除非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美容干预。美丽理想如此地具有强制性， 以至于随着越来越严格的身体实践成为常态，愈发难以被抗拒， 继而带动了个体对身体管理标准的提高。当前， 美已经成为一种伦理理想， 成为个体建构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如此， 当身体无法满足个体的理想自我时， 医美成为何丹追求理想自我以及“完美人生”的方式。
在何丹整容失败后， 丑陋的脸与失去价值、遭人厌弃的生存状况联系在了一起， 并最终指向了个体发展机会的被剥夺。这种遭受社会不认可、失去地位和自尊的风险， 使得何丹感到高度的紧张。她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尽管医美修复又是一笔高昂的费用，但她依然选择接受。
“我不敢面对父母， 每次找他们要钱做手术， 都会被大骂一顿。但是我停不下来了， 不修复我就会越来越丑， 真的变成个大怪物， 我无法接受现在的自己， 更无法接受自己再也不进入医美机构。”（HD20210214）
♀形象重塑与自我营销：
45岁的晓岚试图通过重塑身体的方式重新定义外界眼中的大龄未婚女性。
“我真的很不喜欢他们（家里人）说40 多岁还没结婚时， 脸上露出的那种尴尬的表情。之前工作比较忙没时间捯饬自己的时候， 他们看到我憔悴的样子， 就觉得我特别可怜、特别辛苦。我真的不想这样。我希望可以通过医美的保养改变大家（对于大龄未婚女性）的偏见， 我过得真的很好。”（XL20220129）
医美成为晓岚中产生活方式的一环， 以身体塑造的方式重新打造个人气质， 彰显个体品味， 从而与年轻、流行的大众风格所区隔（Bourdieu，2002）， 并将这种外貌管理同自律、勤奋的道德认知关联起来。
“自然风格是我喜欢的， 虽然要专门定制、价格昂贵， 但是我能承担得起。我会觉得外表本身是个人生活风格的向外投射， 另一方面也是自我管理能力的体现， 一种对忙碌混乱生活的掌控。”（XL20220129）
在晓岚的观念中，理想的外貌体现了更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对应着更多的发展机会，是事业有成、财富自由的象征。这些都非常符合当前新自由主义下将身体作为资本并加强自我管理的话语形态。
无论是何丹对身体的自我责备， 还是晓岚精细化的身体管理， 实际上都围绕着美丽理想所带来的错觉——一种存在于想象中的、极可能交付即破灭的、对于生活的可控、向上流动的可能以及来自外界的尊重与认可。
这种新自由主义文化所承诺的借由医美所达到的竞争优势， 本质上是虚构而危险的， 因为它煽动了身体处在非完美状态下的恐惧与焦虑， 并且以时间、精力与资源的自我耗费为代价，但永远抵达不了期望的终点。
♀医美仍然是一种性别化的身体实践， 医美中的女性实践格外凸显。但“残酷乐观主义”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微观层面个体所做出的努力及局限，并引导我们最终关注宏观层面社会歧视性规则的再造。
残酷的乐观主义指的是个体所执着的对象为个体提供了可以持续、赖以生存的感觉， 尽管这一对象本身会危及主体的幸福， 或其本身实则是一种幻想。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个体医美实践的逻辑。
一方面， 虽然能动性存在大小差异， 但医美者的医美动机主要源于自我改善的内在需求。无论是婚恋、职场还是更加普通的日常生活领域，个体对于医美的追求无非是提高自身的身体资本，应对现有的生活困境， 改善当前的生活处境， 或是投资于某个充满想象的未来。
这些充满期待的行动具有主动性和策略性， 也恰恰呼应了更为“残酷”的一面。即便个人能够理解医美实践实际上是一个略显冒进、收益难定的行为， 但仍然无法完全放弃它， 因为她们恐惧医美所承诺的种种好处的最终破灭， 或者是一旦失去了对于医美实践的期望， 自己的希望也将破灭。这种矛盾心理贯穿前后， 也印证了不同研究对于医美类实践的定性——既吸引人，也让人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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