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缅甸、远征朝鲜的他，最后是否寿终？刘铤的结局】
刘铤的结局不是寿终，作为江西人的刘铤，他最后不甘心的战死在了东北。
《明史》：刘綎，字省吾，都督显子。勇敢有父风，用荫为指挥使。
刘铤是明朝抗倭名将刘显的儿子，入军之后，受自己父亲战功的助力，他是从军官干起走，起步就是正三品的指挥使。
1582年（万历十年），缅甸向云南发起进攻，时任黔国公沐昌祚组织部队积极抗击，而刘铤此时负责腾冲一带的防务。
在这场防御作战中，刘铤不但没有让自己的防线破碎，还经过数十战，成功反攻进缅甸地区，逮捕引缅甸军队入云南的江西商人岳凤。
《明史》：二十年召授五军三营参将。会朝鲜用师，綎请率川兵五千赴援，诏以副总兵从征。
1592年（万历二十年），倭寇入侵朝鲜，刘綎受命带领5000余名四川兵赶赴朝鲜战场驰援。击退日本兵之后，刘綎屯兵陕川，防止倭寇再次来犯。
《明史》：朝鲜再用师。诏綎充御倭总兵官，提督汉土兵赴讨。
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倭寇再次来犯，刘綎被任命为防御倭寇的总兵官，负责对倭寇作战，成为朝鲜战场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之一。
面对来势汹汹的倭寇，刘綎率部主动出击，将倭寇逼退到海岸边，恰逢此时倭寇主将丰臣秀吉病逝，倭寇们一下子没了主心骨，选择直接撤退。
朝鲜战争结束后，刘綎级别从指挥使层级，直接上升为都督同知，且为后代争取到世世代代荫封千户职，保自己一家老小衣食无忧。
《明史》：经略杨镐令綎及杜松、李如柏、马林四路出师。綎兵四万。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刘铤直接参加萨尔浒之战，并成为四路出击大军中一路的主帅，手中有4万大军。
《明史》：大清兵乘势追击，遇綎后二营军。未及陈，复为大清兵所乘，大溃，綎战死。
然而不曾料到的是，四路大军过于分散主力部队，遭受努尔哈赤所率后金军分而攻之。刘铤所部在其他路被迫之后，被后金大军死死的围住，虽然刘铤奋力的反击，但依旧遗憾的战死。
————————
原创 袁载誉 袁载誉读明朝
刘铤的结局不是寿终，作为江西人的刘铤，他最后不甘心的战死在了东北。
《明史》：刘綎，字省吾，都督显子。勇敢有父风，用荫为指挥使。
刘铤是明朝抗倭名将刘显的儿子，入军之后，受自己父亲战功的助力，他是从军官干起走，起步就是正三品的指挥使。
1582年（万历十年），缅甸向云南发起进攻，时任黔国公沐昌祚组织部队积极抗击，而刘铤此时负责腾冲一带的防务。
在这场防御作战中，刘铤不但没有让自己的防线破碎，还经过数十战，成功反攻进缅甸地区，逮捕引缅甸军队入云南的江西商人岳凤。
《明史》：二十年召授五军三营参将。会朝鲜用师，綎请率川兵五千赴援，诏以副总兵从征。
1592年（万历二十年），倭寇入侵朝鲜，刘綎受命带领5000余名四川兵赶赴朝鲜战场驰援。击退日本兵之后，刘綎屯兵陕川，防止倭寇再次来犯。
《明史》：朝鲜再用师。诏綎充御倭总兵官，提督汉土兵赴讨。
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倭寇再次来犯，刘綎被任命为防御倭寇的总兵官，负责对倭寇作战，成为朝鲜战场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之一。
面对来势汹汹的倭寇，刘綎率部主动出击，将倭寇逼退到海岸边，恰逢此时倭寇主将丰臣秀吉病逝，倭寇们一下子没了主心骨，选择直接撤退。
朝鲜战争结束后，刘綎级别从指挥使层级，直接上升为都督同知，且为后代争取到世世代代荫封千户职，保自己一家老小衣食无忧。
《明史》：经略杨镐令綎及杜松、李如柏、马林四路出师。綎兵四万。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刘铤直接参加萨尔浒之战，并成为四路出击大军中一路的主帅，手中有4万大军。
《明史》：大清兵乘势追击，遇綎后二营军。未及陈，复为大清兵所乘，大溃，綎战死。
然而不曾料到的是，四路大军过于分散主力部队，遭受努尔哈赤所率后金军分而攻之。刘铤所部在其他路被迫之后，被后金大军死死的围住，虽然刘铤奋力的反击，但依旧遗憾的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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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袁载誉 袁载誉读明朝
韩剧真实上演，朝鲜兄妹跨界打官司获巨额遗产，赢了官司却无法用
一对来自于朝鲜的兄妹在移居韩国的父亲死亡之后，向韩国法院提出了诉讼，因而成功继承遗产196亿韩元（大约新台币4.4亿元），但因韩朝紧张关系而无法使用。
根据韩媒《朝鲜日报》报导指出，来自朝鲜的安姓男子独自逃离到韩国，当时还有一对子女留在朝鲜，之后自己也在韩国娶妻生子，他于2012年3月死亡后留下了价值达数百亿韩元遗产，其中包括位在首尔的建筑物及京畿道南杨州、九里的土地，致使在韩国的安姓家族于2013年4月爆发了遗产争夺战，当来自朝鲜的这对兄妹意外获知此笔财产之后，就介入了这场争夺战。
这对朝鲜兄妹于2015年委讬一位代理人，负责对安氏家族提出诉讼，并于2016年4月提出了“亲子鉴定”诉讼，在该年10月再提出“遗产继承分配”诉讼，而在2018年8月（亲子鉴定）及2019年2月（遗产继承）取得胜诉，并依法继承了价值196亿2400万元（大约新台币4.4亿元）的遗产。
这对朝鲜兄妹继承的遗产包括了位在京畿道南杨州市价值达93亿8000万韩元的土地、位在首尔特别市中区价值有8亿4000万韩元的建筑物，另外还有85亿8900万韩元的银行存款。
报导中指出，这对朝鲜兄妹能够继承韩国父亲死后所留下的196亿韩元遗产，其主要依据于2012年所通过施行的《南北居民家族关系和继承之相关特例法》，该法规定朝鲜子女于知悉可继承遗产之后的3年内必须提出申请、或者是在遗产继承的10年之内提出恢复继承上诉。
但由于韩朝两国目前仍还处于“分裂状态”，为了防止朝鲜透过遗产继承制度把资金挪用到研发核武和导弹等军事用途上，将会侵害国家安全，因此该法限制了朝鲜继承人使用财产权利，因此该对朝鲜兄妹必须得到韩国法务部长的批准，才可以使用或者管理继承遗产。经韩国法务部关系人士证实，迄今尚无批准案例。
据一名法务人士分析称，如果想要确实管理、使用此笔遗产，最快的方法就是，这对朝鲜兄妹必须脱北来到韩国。因此，除非韩国统一朝鲜，否则该对朝鲜兄妹终究无法亲自来使用韩国父亲所遗留下来的财产。
虽然该对朝鲜兄妹能够依照法院判决结果来继承196亿韩元遗产，却因为没能支付聘请律师诉讼的费用、履行支付继承遗产的30%给代理人承诺，而沦为被告，尽管最终法院认为不需支付30%给代理人，不过朝鲜兄妹仍然需要支付诉讼酬劳给律师。
由河智苑、姜河那、高斗心所主演的韩剧“谢幕”，其描述韩战时由朝鲜逃离到韩国的企业家奶奶，在临死之前与从朝鲜归顺的孙子相认的故事，他们之间涉及争产的过程。未料戏剧情节竟在现实中发生。
https://t.cn/A6TFvmgx
一对来自于朝鲜的兄妹在移居韩国的父亲死亡之后，向韩国法院提出了诉讼，因而成功继承遗产196亿韩元（大约新台币4.4亿元），但因韩朝紧张关系而无法使用。
根据韩媒《朝鲜日报》报导指出，来自朝鲜的安姓男子独自逃离到韩国，当时还有一对子女留在朝鲜，之后自己也在韩国娶妻生子，他于2012年3月死亡后留下了价值达数百亿韩元遗产，其中包括位在首尔的建筑物及京畿道南杨州、九里的土地，致使在韩国的安姓家族于2013年4月爆发了遗产争夺战，当来自朝鲜的这对兄妹意外获知此笔财产之后，就介入了这场争夺战。
这对朝鲜兄妹于2015年委讬一位代理人，负责对安氏家族提出诉讼，并于2016年4月提出了“亲子鉴定”诉讼，在该年10月再提出“遗产继承分配”诉讼，而在2018年8月（亲子鉴定）及2019年2月（遗产继承）取得胜诉，并依法继承了价值196亿2400万元（大约新台币4.4亿元）的遗产。
这对朝鲜兄妹继承的遗产包括了位在京畿道南杨州市价值达93亿8000万韩元的土地、位在首尔特别市中区价值有8亿4000万韩元的建筑物，另外还有85亿8900万韩元的银行存款。
报导中指出，这对朝鲜兄妹能够继承韩国父亲死后所留下的196亿韩元遗产，其主要依据于2012年所通过施行的《南北居民家族关系和继承之相关特例法》，该法规定朝鲜子女于知悉可继承遗产之后的3年内必须提出申请、或者是在遗产继承的10年之内提出恢复继承上诉。
但由于韩朝两国目前仍还处于“分裂状态”，为了防止朝鲜透过遗产继承制度把资金挪用到研发核武和导弹等军事用途上，将会侵害国家安全，因此该法限制了朝鲜继承人使用财产权利，因此该对朝鲜兄妹必须得到韩国法务部长的批准，才可以使用或者管理继承遗产。经韩国法务部关系人士证实，迄今尚无批准案例。
据一名法务人士分析称，如果想要确实管理、使用此笔遗产，最快的方法就是，这对朝鲜兄妹必须脱北来到韩国。因此，除非韩国统一朝鲜，否则该对朝鲜兄妹终究无法亲自来使用韩国父亲所遗留下来的财产。
虽然该对朝鲜兄妹能够依照法院判决结果来继承196亿韩元遗产，却因为没能支付聘请律师诉讼的费用、履行支付继承遗产的30%给代理人承诺，而沦为被告，尽管最终法院认为不需支付30%给代理人，不过朝鲜兄妹仍然需要支付诉讼酬劳给律师。
由河智苑、姜河那、高斗心所主演的韩剧“谢幕”，其描述韩战时由朝鲜逃离到韩国的企业家奶奶，在临死之前与从朝鲜归顺的孙子相认的故事，他们之间涉及争产的过程。未料戏剧情节竟在现实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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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明代晚期军队组织度差，即便拥有兵力优势，野战中也干不过组织度更强的八旗军，其实军队组织度瓦解这一点从明中期就已经可见端倪。
明代中后期，一镇边军通常有5-10万兵额。其中大部分是卫所旗军，分散在数以百计的戍堡、墩台中驻守。一般印象中的悲惨军户就是这些人。他们戍守的堡台一般位于地势险要的边境地带，附近通常难以屯田，因为漠南鞑靼不定期来打秋风，种了粮食也收不了，所以完全靠后方送来的粮饷为生。
在卫所旗军之外，有2-3万是募来的营兵，也就是职业兵，主要是督抚标营，以及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率领的各营。每个将领手下通常只有1-3千兵力（明末有所增加）。
这些将领层级有高下之分，但彼此之间却没有固定的指挥链，也就是说总兵身为边镇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实际上只能指挥自己负责的正兵营，而副将统帅的奇兵营、参将率领的援兵营和游击负责的游兵营都不归总兵管理。
在这种“大小相制”的格局下，各级将领平时各自负责自己的防区（信地），日常由督抚负责协调，兵备道负责粮饷供应，兵部负责人事。这也是明代以文御武的权力架构和经济基础。
总兵只有在大型会战的时候，才能有临时指挥各级将领的权力，但更多是在边镇督抚的指挥协调下，总兵才能带着平时各自独立的军队联合行动。
如此的好处是大大降低了武将叛乱的风险（也不能完全杜绝），坏处是破坏了军队的组织力，让他们变成了一群七零八落，只能打治安战的武装城管，不过对付16世纪以后的蒙古部落武装，这样的军队也足够应付了，在大规模野战中也能和蒙古部落民打的有来有回。
卫所武官都是世袭罔替，而营兵制度下的武将都是流官，任期一般只有几年。同时因为缺乏完善的监督，因此将领普遍不愿意练兵，而是集中资源培养跟随自己四处就任的家丁。
因此，明朝成化时代后的边军是典型的防御性军队，主要任务是应对北虏的周期性骚扰。边军的主要作战思路是大量戍兵利用大量城堡、墩台抵御零星袭击，使用家丁骑兵队野战歼灭小股敌人，或执行出边烧荒、赶马捣巢等反击任务。这个配置对于应对嘉靖后期到万历晚期的北方边防形势是非常合适的。
但到了万历时代后期，这种配置明显力不从心，面对全民皆兵的建州女真，明廷动辄从九边抽调边防精锐与后金进行万人甚至十万级别的决战，等于拿几十个独立团去和一个齐装满员的集团军野战。
说实话，明清战争早期，投入战场的明朝边军并非垃圾，常年的低烈度边境战争磨砺出来的边军，特别是家丁的单兵战斗力都不错，在小规模野战中与八旗军交手也不落下风，可一旦进行大规模会战，往往打的乱七八糟，一败涂地，就是因为明军与八旗军即便单位战斗力相当，组织度上也是天差地远。
另外，明代中后期边军的后勤供应是高度市场化的。以万历会计录中的宣府镇为例，该镇原额（卫所时期）官军15.1万，军饷屯粮25.4万石、民运本色27万石、民运折色银6万两、京运银5万两、盐20万引。共约粮52.4万石、银11万两、盐20万引。
万历初期主兵7.9万人，屯粮折色2.3万两、民运折色78.7万两、盐价银13.5万两、京运年例银12.5万两。共约107万两。
直观来说，就是边防军的后勤供应上朝廷少给粮食，多给银子。因为粮食运输成本太高，对中央和地方财政压力太大，但边疆前线产粮并不多，无法自给自足，那么粮食从哪里来？当然是边镇就近收购（向军队卖粮食的粮店往往都是边镇官员开设）。这么做的好处是，减少了粮农输运粮草的沉重负担。坏处也很明显，首先是养兵成本大幅度增加。
在主兵兵额减半的前提下，以白银计算的军费增加了大约一倍。其次就是军队失去了对粮食供应的控制权。
这个问题，在本土防御战中还不突出，但在防区外作战就相当麻烦了。万历朝鲜战争时，实际上已经预演了九边明军远距离作战的后勤困境，当时在朝鲜作战的明军远离自己熟悉的驻防地，在人生地不熟的朝鲜持有大笔现银却买不到足够的粮草。
此中原因，除了朝鲜王国刚刚被日本倭寇糟蹋了一番，粮食短缺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军队对粮食供应缺乏自主权，这同时也极大的限制了军队进行远距离机动作战的能力。
明朝原本的军制当中，大规模野战的任务是由中央军（京营）承担的。京师七十八卫有三四十万军户，除去上直亲军、陵卫、军籍工匠仆役，战斗人员也该有数十万。但实际上京营烂得不忍直视，战斗力远不如边军，边军没有的问题京营都有，边军有的问题京营更严重。
除了占役和空饷等贪腐老问题外。京营的编制也没有随着时代变化儿进行有效改变，或者说自从不再进行大规模对外征伐后，一般的边境战争边军就足以应付，京营没有了改革的动力，因此编制改来改去都还没脱离卫所制的大框框。
土木堡之变后，京营的编制一改再改，从三大营改十团营，十团营又选十二营，又改东西官厅。最后又变成了三大营，即五军、神枢、神机三营。但不管他们怎么改，其制度性的腐朽一脉相承。
明晚期的京营更是毫无威慑能力，野战更别想了，打不了仗还占用国家不少资源，按万历会计录的数据，七十八卫每年领取漕粮201.9万石（嘉靖年间甚至更高）。
如此状况令京营还不如没有，因此历代皇帝都有过多次振奋京营的尝试，但都以失败收尾。这直接导致了明朝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一系列的军事灾难，以及边军的藩镇化，对中央听调不听宣，本来部队组织度就差，还不听指挥，这仗肯定没法打。
明代中后期，一镇边军通常有5-10万兵额。其中大部分是卫所旗军，分散在数以百计的戍堡、墩台中驻守。一般印象中的悲惨军户就是这些人。他们戍守的堡台一般位于地势险要的边境地带，附近通常难以屯田，因为漠南鞑靼不定期来打秋风，种了粮食也收不了，所以完全靠后方送来的粮饷为生。
在卫所旗军之外，有2-3万是募来的营兵，也就是职业兵，主要是督抚标营，以及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率领的各营。每个将领手下通常只有1-3千兵力（明末有所增加）。
这些将领层级有高下之分，但彼此之间却没有固定的指挥链，也就是说总兵身为边镇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实际上只能指挥自己负责的正兵营，而副将统帅的奇兵营、参将率领的援兵营和游击负责的游兵营都不归总兵管理。
在这种“大小相制”的格局下，各级将领平时各自负责自己的防区（信地），日常由督抚负责协调，兵备道负责粮饷供应，兵部负责人事。这也是明代以文御武的权力架构和经济基础。
总兵只有在大型会战的时候，才能有临时指挥各级将领的权力，但更多是在边镇督抚的指挥协调下，总兵才能带着平时各自独立的军队联合行动。
如此的好处是大大降低了武将叛乱的风险（也不能完全杜绝），坏处是破坏了军队的组织力，让他们变成了一群七零八落，只能打治安战的武装城管，不过对付16世纪以后的蒙古部落武装，这样的军队也足够应付了，在大规模野战中也能和蒙古部落民打的有来有回。
卫所武官都是世袭罔替，而营兵制度下的武将都是流官，任期一般只有几年。同时因为缺乏完善的监督，因此将领普遍不愿意练兵，而是集中资源培养跟随自己四处就任的家丁。
因此，明朝成化时代后的边军是典型的防御性军队，主要任务是应对北虏的周期性骚扰。边军的主要作战思路是大量戍兵利用大量城堡、墩台抵御零星袭击，使用家丁骑兵队野战歼灭小股敌人，或执行出边烧荒、赶马捣巢等反击任务。这个配置对于应对嘉靖后期到万历晚期的北方边防形势是非常合适的。
但到了万历时代后期，这种配置明显力不从心，面对全民皆兵的建州女真，明廷动辄从九边抽调边防精锐与后金进行万人甚至十万级别的决战，等于拿几十个独立团去和一个齐装满员的集团军野战。
说实话，明清战争早期，投入战场的明朝边军并非垃圾，常年的低烈度边境战争磨砺出来的边军，特别是家丁的单兵战斗力都不错，在小规模野战中与八旗军交手也不落下风，可一旦进行大规模会战，往往打的乱七八糟，一败涂地，就是因为明军与八旗军即便单位战斗力相当，组织度上也是天差地远。
另外，明代中后期边军的后勤供应是高度市场化的。以万历会计录中的宣府镇为例，该镇原额（卫所时期）官军15.1万，军饷屯粮25.4万石、民运本色27万石、民运折色银6万两、京运银5万两、盐20万引。共约粮52.4万石、银11万两、盐20万引。
万历初期主兵7.9万人，屯粮折色2.3万两、民运折色78.7万两、盐价银13.5万两、京运年例银12.5万两。共约107万两。
直观来说，就是边防军的后勤供应上朝廷少给粮食，多给银子。因为粮食运输成本太高，对中央和地方财政压力太大，但边疆前线产粮并不多，无法自给自足，那么粮食从哪里来？当然是边镇就近收购（向军队卖粮食的粮店往往都是边镇官员开设）。这么做的好处是，减少了粮农输运粮草的沉重负担。坏处也很明显，首先是养兵成本大幅度增加。
在主兵兵额减半的前提下，以白银计算的军费增加了大约一倍。其次就是军队失去了对粮食供应的控制权。
这个问题，在本土防御战中还不突出，但在防区外作战就相当麻烦了。万历朝鲜战争时，实际上已经预演了九边明军远距离作战的后勤困境，当时在朝鲜作战的明军远离自己熟悉的驻防地，在人生地不熟的朝鲜持有大笔现银却买不到足够的粮草。
此中原因，除了朝鲜王国刚刚被日本倭寇糟蹋了一番，粮食短缺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军队对粮食供应缺乏自主权，这同时也极大的限制了军队进行远距离机动作战的能力。
明朝原本的军制当中，大规模野战的任务是由中央军（京营）承担的。京师七十八卫有三四十万军户，除去上直亲军、陵卫、军籍工匠仆役，战斗人员也该有数十万。但实际上京营烂得不忍直视，战斗力远不如边军，边军没有的问题京营都有，边军有的问题京营更严重。
除了占役和空饷等贪腐老问题外。京营的编制也没有随着时代变化儿进行有效改变，或者说自从不再进行大规模对外征伐后，一般的边境战争边军就足以应付，京营没有了改革的动力，因此编制改来改去都还没脱离卫所制的大框框。
土木堡之变后，京营的编制一改再改，从三大营改十团营，十团营又选十二营，又改东西官厅。最后又变成了三大营，即五军、神枢、神机三营。但不管他们怎么改，其制度性的腐朽一脉相承。
明晚期的京营更是毫无威慑能力，野战更别想了，打不了仗还占用国家不少资源，按万历会计录的数据，七十八卫每年领取漕粮201.9万石（嘉靖年间甚至更高）。
如此状况令京营还不如没有，因此历代皇帝都有过多次振奋京营的尝试，但都以失败收尾。这直接导致了明朝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一系列的军事灾难，以及边军的藩镇化，对中央听调不听宣，本来部队组织度就差，还不听指挥，这仗肯定没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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