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学实验室究竟发生了什么？张永振回答了8个问题】“中国顶级病毒学家被赶出实验室”、“病毒学家睡在实验室门口”……，张永振团队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简称“上海市公卫中心”）的纠纷，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这间发了多篇顶刊论文的病毒学实验室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情况如何？4月29日，《知识分子》前往现场与守在实验室门前的张永振教授进行了对话。
知识分子：您和公卫中心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永振：这得从头说起。因为传染病医院的临床能力很难打造，很难招到一流的特别牛的医生。所以，上海公卫的前领导，朱同玉院长、卢洪洲书记想提升这里科研方面的实力，这也是我刚来上海公卫时的情况，当时大家都希望打造全国一流、世界顶尖的科研能力。后来，新领导来了，想法就不一样了。
知识分子：本次纠纷之前，是否已经发生过一些事情了？
张永振：去年5月，他们换掉了P3实验室的实验室主任，从前的主任是我们实验室的宋志刚老师，他是从筹建开始就在P3实验室的，还是上海市的抗疫先进个人。6月，在我人不在的情况下，把我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统统给扔了。这就是体现了一个权力的傲慢，到现在，他们至今仍然没有人过来解决问题。
知识分子：公卫中心回应中提到他们“制定安置方案并提前告知”，并提到“下一步，我院将会同有关单位妥善做好安置工作”，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呢？
张永振：两天搬完。开始没有安排，后来说搬去前楼一个没有条件容纳我们实验设备和样本的实验室，这就叫：“制定安置方案并提前告知”？这个声明中的“妥善安置”，就是今天一整天不让我们进实验室继续试验，不让我们取自己的私人物品吗？
知识分子：网传您和中心有千万经费的纠纷？
张永振：2018年，我来上海时，当时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领导和我签署的合同中，我每年的科研经费是350万，其中300万是科研直接经费（实验耗材等），50万是人员的劳务费用。按照当时的合同，5年内，总共要求产出8篇高水平论文，其中2-3篇影响因子不低于20，而这5年内，我们远远超额完成了任务，仅影响因子20以上的文章就有5篇。扣除前三年科研上花掉的经费，目前大约还有700万的科研经费没有到位。另外，学生们的人员劳务费用和按照单位规定应得的论文奖励，我们算了一下，也有300多万。
知识分子：那您如何继续维持实验室运行？
张永振：申请其他经费——自然科学基金、复旦的一些科研经费，我们都申请过。像我们这种病毒实验室，样本储存、实验试剂、耗材等等，保守估计，一年至少需要两百多万，只能靠申请各种经费来维持，但人员的劳务费用，就只能排到最后了。
知识分子：去年上半年，您跟公卫中心的合约到期，这之后，您仍有科研产出，对吧？
张永振：去年9月，我们发了一篇Cell，是关于野生小型哺乳动物病毒传播的。（注：该文指的是：Host traits shape virome composition and virus transmission in wild small mammals, Cell, Sep20 2023.）
知识分子：为什么这样的压力之下，仍然要坚持做研究？
张永振：我们这个实验室，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有一篇CNS（《Cell》《Nature》《Science》）出来，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在了国际前沿，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已经走在了人类认知的最前面了。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如果当年我所在的实验室具备我今天这个水平，我能在20多岁的时候就在国际最前沿的领域工作，我要开心死了。
我希望这个传承不要中断，希望能够看到学生们独立地、很成功地做一些科研工作，将来成为本领域的大师，毕竟，从科研创造性上来讲，25到30岁是最旺盛的时候，而我们这些老人是把方向的，保证后面人不犯错，或者犯错的时候尽早纠正过来。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真正的高水平的资深教授，再加上全世界最优秀的年轻人，这两个结合，才有了他们高水平的科研。
另外，就自己来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研究，做（研究）过病毒，也做（研究）过细菌，也做（研究）过免疫，实际上我认为我现在对生命科学才有了一些深入的认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很多东西，你回过头来看，会跟从前看到他们不一样，比如：肺炎，听上去很古老，没啥新鲜东西吧，我最近就觉得这东西很有意思，我们实验室也做了一点工作，如果不是这次事儿，我现在应该在实验室进一步总结我们前阵子的肺炎研究，撰写论文呢。
知识分子：您对这次的事情是怎么想的？
张永振：我觉得很难以正常人的思维来理解这件事情。有两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去年，在我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把我办公室的东西扔出来；前天晚上，下雨，我想往门边上靠靠，（避雨），两个保安坐在门口，不让我往门上靠。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https://t.cn/A6Tk75vF
这间发了多篇顶刊论文的病毒学实验室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情况如何？4月29日，《知识分子》前往现场与守在实验室门前的张永振教授进行了对话。
知识分子：您和公卫中心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永振：这得从头说起。因为传染病医院的临床能力很难打造，很难招到一流的特别牛的医生。所以，上海公卫的前领导，朱同玉院长、卢洪洲书记想提升这里科研方面的实力，这也是我刚来上海公卫时的情况，当时大家都希望打造全国一流、世界顶尖的科研能力。后来，新领导来了，想法就不一样了。
知识分子：本次纠纷之前，是否已经发生过一些事情了？
张永振：去年5月，他们换掉了P3实验室的实验室主任，从前的主任是我们实验室的宋志刚老师，他是从筹建开始就在P3实验室的，还是上海市的抗疫先进个人。6月，在我人不在的情况下，把我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统统给扔了。这就是体现了一个权力的傲慢，到现在，他们至今仍然没有人过来解决问题。
知识分子：公卫中心回应中提到他们“制定安置方案并提前告知”，并提到“下一步，我院将会同有关单位妥善做好安置工作”，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呢？
张永振：两天搬完。开始没有安排，后来说搬去前楼一个没有条件容纳我们实验设备和样本的实验室，这就叫：“制定安置方案并提前告知”？这个声明中的“妥善安置”，就是今天一整天不让我们进实验室继续试验，不让我们取自己的私人物品吗？
知识分子：网传您和中心有千万经费的纠纷？
张永振：2018年，我来上海时，当时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领导和我签署的合同中，我每年的科研经费是350万，其中300万是科研直接经费（实验耗材等），50万是人员的劳务费用。按照当时的合同，5年内，总共要求产出8篇高水平论文，其中2-3篇影响因子不低于20，而这5年内，我们远远超额完成了任务，仅影响因子20以上的文章就有5篇。扣除前三年科研上花掉的经费，目前大约还有700万的科研经费没有到位。另外，学生们的人员劳务费用和按照单位规定应得的论文奖励，我们算了一下，也有300多万。
知识分子：那您如何继续维持实验室运行？
张永振：申请其他经费——自然科学基金、复旦的一些科研经费，我们都申请过。像我们这种病毒实验室，样本储存、实验试剂、耗材等等，保守估计，一年至少需要两百多万，只能靠申请各种经费来维持，但人员的劳务费用，就只能排到最后了。
知识分子：去年上半年，您跟公卫中心的合约到期，这之后，您仍有科研产出，对吧？
张永振：去年9月，我们发了一篇Cell，是关于野生小型哺乳动物病毒传播的。（注：该文指的是：Host traits shape virome composition and virus transmission in wild small mammals, Cell, Sep20 2023.）
知识分子：为什么这样的压力之下，仍然要坚持做研究？
张永振：我们这个实验室，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有一篇CNS（《Cell》《Nature》《Science》）出来，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在了国际前沿，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已经走在了人类认知的最前面了。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如果当年我所在的实验室具备我今天这个水平，我能在20多岁的时候就在国际最前沿的领域工作，我要开心死了。
我希望这个传承不要中断，希望能够看到学生们独立地、很成功地做一些科研工作，将来成为本领域的大师，毕竟，从科研创造性上来讲，25到30岁是最旺盛的时候，而我们这些老人是把方向的，保证后面人不犯错，或者犯错的时候尽早纠正过来。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真正的高水平的资深教授，再加上全世界最优秀的年轻人，这两个结合，才有了他们高水平的科研。
另外，就自己来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研究，做（研究）过病毒，也做（研究）过细菌，也做（研究）过免疫，实际上我认为我现在对生命科学才有了一些深入的认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很多东西，你回过头来看，会跟从前看到他们不一样，比如：肺炎，听上去很古老，没啥新鲜东西吧，我最近就觉得这东西很有意思，我们实验室也做了一点工作，如果不是这次事儿，我现在应该在实验室进一步总结我们前阵子的肺炎研究，撰写论文呢。
知识分子：您对这次的事情是怎么想的？
张永振：我觉得很难以正常人的思维来理解这件事情。有两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去年，在我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把我办公室的东西扔出来；前天晚上，下雨，我想往门边上靠靠，（避雨），两个保安坐在门口，不让我往门上靠。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https://t.cn/A6Tk75vF
闵行区看守所大门
闵行区看守所
闵行区看守所电话 24063564 136-6140-5856
闵行区看守所地址 三鲁路600弄
联系人：梁国栋律师，上海知名专业律师
梁国栋律师，专业刑事辩护律师，执业以来专注于办理刑事案件和企业刑事合规的研究，在刑事辩护方面，擅于办理各类疑难、复杂刑事案件；积累了相当的办案经验。法学功底扎实，业务精湛，先后代理了数百件刑事案件，积累了丰富的庭审经验。办理过上海市区及江苏省，浙江省数百起刑事案件，其中多起撤案处理，取保候审，不予批捕，不予起诉、重罪轻判，二审改判、缓刑等成功案例。
看守所，指涉嫌刑事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法院暂时还没有做出司法判决，用于暂时性扣押犯罪嫌疑人的公安机关。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的机关。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看守所收押人犯，应当进行健康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收押：
（一）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
（二）患有其他严重疾病，在羁押中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
（三）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的婴儿的妇女。
家属送衣服，钱，流程：一般情况下第一次凭拘留通知书可以到看守所接济窗口送衣服，钱，其后就要被关押的人从里面填好接济单寄出给家属，家属凭接济单才可以送。疫情期间，会不定时关闭。
家属委托律师的作用
大多数没有聘请过律师的人并不十分了解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工作和作用，同时由于我国相关法律的缺陷，以及普法工作的滞后，更重要的是由于有些公职部门中的腐败分子，包括办案警察的职业天然就和律师是对手，对律师的抵触和错误的诱导，造成很多人对律师的工作和作用产生了怀疑。其实在刑事案件中律师的工作很多，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国内外的很多案例都能够充分的说明。律师参与刑事案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侦察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法院审判阶段。律师在这三个阶段中的工作内容、重点、方式方法、以及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鉴于我国刑事诉讼的特点和现阶段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时有刑讯逼供或者其他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事情发生的状况，刑事案件聘请律师的时间越早越有利于案件最终的处理。
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律师担任辩护人，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申请人民检察院向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调查和收集案件有关材料；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书面辩护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查阅案卷和调查取证，参加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等。死刑复核阶段为被告人辩护，与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调查和收集证据，与承办法官会面提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或不应核准死刑的辩护意见。
在刑事法律规则中设立“律师”角色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国家与嫌疑人个人之间，在这样一个“强大VS弱小”的不均衡天秤上而增添的律师这一个法码。律师的价值就是为了避免强大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庭犯一次“强大而极不正义”、“强大而无法挽回”的错误。因此，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并不是“为虎作伥”，更不是“助纣为虐”，律师是为保障有罪之人得到公正审判，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从而实现司法公正和正义。
闵行区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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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看守所地址 三鲁路600弄
联系人：梁国栋律师，上海知名专业律师
梁国栋律师，专业刑事辩护律师，执业以来专注于办理刑事案件和企业刑事合规的研究，在刑事辩护方面，擅于办理各类疑难、复杂刑事案件；积累了相当的办案经验。法学功底扎实，业务精湛，先后代理了数百件刑事案件，积累了丰富的庭审经验。办理过上海市区及江苏省，浙江省数百起刑事案件，其中多起撤案处理，取保候审，不予批捕，不予起诉、重罪轻判，二审改判、缓刑等成功案例。
看守所，指涉嫌刑事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法院暂时还没有做出司法判决，用于暂时性扣押犯罪嫌疑人的公安机关。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的机关。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看守所收押人犯，应当进行健康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收押：
（一）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
（二）患有其他严重疾病，在羁押中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
（三）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的婴儿的妇女。
家属送衣服，钱，流程：一般情况下第一次凭拘留通知书可以到看守所接济窗口送衣服，钱，其后就要被关押的人从里面填好接济单寄出给家属，家属凭接济单才可以送。疫情期间，会不定时关闭。
家属委托律师的作用
大多数没有聘请过律师的人并不十分了解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工作和作用，同时由于我国相关法律的缺陷，以及普法工作的滞后，更重要的是由于有些公职部门中的腐败分子，包括办案警察的职业天然就和律师是对手，对律师的抵触和错误的诱导，造成很多人对律师的工作和作用产生了怀疑。其实在刑事案件中律师的工作很多，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国内外的很多案例都能够充分的说明。律师参与刑事案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侦察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法院审判阶段。律师在这三个阶段中的工作内容、重点、方式方法、以及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鉴于我国刑事诉讼的特点和现阶段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时有刑讯逼供或者其他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事情发生的状况，刑事案件聘请律师的时间越早越有利于案件最终的处理。
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律师担任辩护人，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申请人民检察院向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调查和收集案件有关材料；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书面辩护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查阅案卷和调查取证，参加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等。死刑复核阶段为被告人辩护，与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调查和收集证据，与承办法官会面提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或不应核准死刑的辩护意见。
在刑事法律规则中设立“律师”角色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国家与嫌疑人个人之间，在这样一个“强大VS弱小”的不均衡天秤上而增添的律师这一个法码。律师的价值就是为了避免强大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庭犯一次“强大而极不正义”、“强大而无法挽回”的错误。因此，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并不是“为虎作伥”，更不是“助纣为虐”，律师是为保障有罪之人得到公正审判，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从而实现司法公正和正义。
【病毒学实验室究竟发生了什么？张永振回答了8个问题】“中国顶级病毒学家被赶出实验室”、“病毒学家睡在实验室门口”……，张永振团队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简称“上海市公卫中心”）的纠纷，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这间发了多篇顶刊论文的病毒学实验室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情况如何？4月29日，《知识分子》前往现场与守在实验室门前的张永振教授进行了对话。
知识分子：您和公卫中心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永振：这得从头说起。因为传染病医院的临床能力很难打造，很难招到一流的特别牛的医生。所以，上海公卫的前领导，朱同玉院长、卢洪洲书记想提升这里科研方面的实力，这也是我刚来上海公卫时的情况，当时大家都希望打造全国一流、世界顶尖的科研能力。后来，新领导来了，想法就不一样了。
知识分子：本次纠纷之前，是否已经发生过一些事情了？
张永振：去年5月，他们换掉了P3实验室的实验室主任，从前的主任是我们实验室的宋志刚老师，他是从筹建开始就在P3实验室的，还是上海市的抗疫先进个人。6月，在我人不在的情况下，把我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统统给扔了。这就是体现了一个权力的傲慢，到现在，他们至今仍然没有人过来解决问题。
知识分子：公卫中心回应中提到他们“制定安置方案并提前告知”，并提到“下一步，我院将会同有关单位妥善做好安置工作”，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呢？
张永振：两天搬完。开始没有安排，后来说搬去前楼一个没有条件容纳我们实验设备和样本的实验室，这就叫：“制定安置方案并提前告知”？这个声明中的“妥善安置”，就是今天一整天不让我们进实验室继续试验，不让我们取自己的私人物品吗？
知识分子：网传您和中心有千万经费的纠纷？
张永振：2018年，我来上海时，当时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领导和我签署的合同中，我每年的科研经费是350万，其中300万是科研直接经费（实验耗材等），50万是人员的劳务费用。按照当时的合同，5年内，总共要求产出8篇高水平论文，其中2-3篇影响因子不低于20，而这5年内，我们远远超额完成了任务，仅影响因子20以上的文章就有5篇。扣除前三年科研上花掉的经费，目前大约还有700万的科研经费没有到位。另外，学生们的人员劳务费用和按照单位规定应得的论文奖励，我们算了一下，也有300多万。
知识分子：那您如何继续维持实验室运行？
张永振：申请其他经费——自然科学基金、复旦的一些科研经费，我们都申请过。像我们这种病毒实验室，样本储存、实验试剂、耗材等等，保守估计，一年至少需要两百多万，只能靠申请各种经费来维持，但人员的劳务费用，就只能排到最后了。
知识分子：去年上半年，您跟公卫中心的合约到期，这之后，您仍有科研产出，对吧？
张永振：去年9月，我们发了一篇Cell，是关于野生小型哺乳动物病毒传播的。（注：该文指的是：Host traits shape virome composition and virus transmission in wild small mammals, Cell, Sep20 2023.）
知识分子：为什么这样的压力之下，仍然要坚持做研究？
张永振：我们这个实验室，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有一篇CNS（《Cell》《Nature》《Science》）出来，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在了国际前沿，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已经走在了人类认知的最前面了。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如果当年我所在的实验室具备我今天这个水平，我能在20多岁的时候就在国际最前沿的领域工作，我要开心死了。
我希望这个传承不要中断，希望能够看到学生们独立地、很成功地做一些科研工作，将来成为本领域的大师，毕竟，从科研创造性上来讲，25到30岁是最旺盛的时候，而我们这些老人是把方向的，保证后面人不犯错，或者犯错的时候尽早纠正过来。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真正的高水平的资深教授，再加上全世界最优秀的年轻人，这两个结合，才有了他们高水平的科研。
另外，就自己来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研究，做（研究）过病毒，也做（研究）过细菌，也做（研究）过免疫，实际上我认为我现在对生命科学才有了一些深入的认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很多东西，你回过头来看，会跟从前看到他们不一样，比如：肺炎，听上去很古老，没啥新鲜东西吧，我最近就觉得这东西很有意思，我们实验室也做了一点工作，如果不是这次事儿，我现在应该在实验室进一步总结我们前阵子的肺炎研究，撰写论文呢。
知识分子：您对这次的事情是怎么想的？
张永振：我觉得很难以正常人的思维来理解这件事情。有两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去年，在我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把我办公室的东西扔出来；前天晚上，下雨，我想往门边上靠靠，（避雨），两个保安坐在门口，不让我往门上靠。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https://t.cn/A6Tk75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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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振：这得从头说起。因为传染病医院的临床能力很难打造，很难招到一流的特别牛的医生。所以，上海公卫的前领导，朱同玉院长、卢洪洲书记想提升这里科研方面的实力，这也是我刚来上海公卫时的情况，当时大家都希望打造全国一流、世界顶尖的科研能力。后来，新领导来了，想法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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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振：去年5月，他们换掉了P3实验室的实验室主任，从前的主任是我们实验室的宋志刚老师，他是从筹建开始就在P3实验室的，还是上海市的抗疫先进个人。6月，在我人不在的情况下，把我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统统给扔了。这就是体现了一个权力的傲慢，到现在，他们至今仍然没有人过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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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振：两天搬完。开始没有安排，后来说搬去前楼一个没有条件容纳我们实验设备和样本的实验室，这就叫：“制定安置方案并提前告知”？这个声明中的“妥善安置”，就是今天一整天不让我们进实验室继续试验，不让我们取自己的私人物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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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振：2018年，我来上海时，当时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领导和我签署的合同中，我每年的科研经费是350万，其中300万是科研直接经费（实验耗材等），50万是人员的劳务费用。按照当时的合同，5年内，总共要求产出8篇高水平论文，其中2-3篇影响因子不低于20，而这5年内，我们远远超额完成了任务，仅影响因子20以上的文章就有5篇。扣除前三年科研上花掉的经费，目前大约还有700万的科研经费没有到位。另外，学生们的人员劳务费用和按照单位规定应得的论文奖励，我们算了一下，也有30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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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振：申请其他经费——自然科学基金、复旦的一些科研经费，我们都申请过。像我们这种病毒实验室，样本储存、实验试剂、耗材等等，保守估计，一年至少需要两百多万，只能靠申请各种经费来维持，但人员的劳务费用，就只能排到最后了。
知识分子：去年上半年，您跟公卫中心的合约到期，这之后，您仍有科研产出，对吧？
张永振：去年9月，我们发了一篇Cell，是关于野生小型哺乳动物病毒传播的。（注：该文指的是：Host traits shape virome composition and virus transmission in wild small mammals, Cell, Sep20 2023.）
知识分子：为什么这样的压力之下，仍然要坚持做研究？
张永振：我们这个实验室，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有一篇CNS（《Cell》《Nature》《Science》）出来，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在了国际前沿，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已经走在了人类认知的最前面了。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如果当年我所在的实验室具备我今天这个水平，我能在20多岁的时候就在国际最前沿的领域工作，我要开心死了。
我希望这个传承不要中断，希望能够看到学生们独立地、很成功地做一些科研工作，将来成为本领域的大师，毕竟，从科研创造性上来讲，25到30岁是最旺盛的时候，而我们这些老人是把方向的，保证后面人不犯错，或者犯错的时候尽早纠正过来。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真正的高水平的资深教授，再加上全世界最优秀的年轻人，这两个结合，才有了他们高水平的科研。
另外，就自己来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研究，做（研究）过病毒，也做（研究）过细菌，也做（研究）过免疫，实际上我认为我现在对生命科学才有了一些深入的认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很多东西，你回过头来看，会跟从前看到他们不一样，比如：肺炎，听上去很古老，没啥新鲜东西吧，我最近就觉得这东西很有意思，我们实验室也做了一点工作，如果不是这次事儿，我现在应该在实验室进一步总结我们前阵子的肺炎研究，撰写论文呢。
知识分子：您对这次的事情是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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