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之父”在演讲中，口出狂言：黑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
这个曾获得诺贝尔奖的DNA之父，为什么会公然表示黑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呢？难道只是源于种族歧视吗？
沃森就是被赞誉为DNA之父的男人，他在25岁就因为发现并解释DNA双螺旋结构，而在科学界一鸣惊人。
此发现不仅让生物学家们知道了人类遗传的方式，还标志着生物学进入分子层次，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三大发现之一，其影响力堪比达尔文的进化论。
基于此，沃森迅速成为科学界的权威人士之一，备受尊重。他还被评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二十人之一，不过沃森发表关于黑人基因的言论后，受到了很多非议。
种族歧视问题在今天的美国依旧没有得到解决，黑人与白人依旧针锋相对。而人们心里普遍希望众生平等，但是沃森的言论却打破了这一认知。
2007年，沃森在英国巡回演讲，他通过自己的研究表明，不同种族的智力水平是有差异的。
而黑人的治理水平明显要低于白人，不过关于造成不同种族智商差异的基因，目前并没有找到。
种族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沃森所言或许是基于大量实验产生的结果，但是听着有心，大家思考的更多是终生应该平等的问题。
沃森表示虽然大家都希望人是平等的，但是他对非洲的发展前景并不是很乐观，非洲雇员们的表现也明显不如其他种族的人。
无论此话的根据是什么，一经出来瞬间受到很多非洲黑人，尤其是有所成就的非洲黑人的抵制。
2019年，沃森在美国公共电视网的纪录片中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重申黑人和白人的基因差异从根本上导致了两者的智力差异。
此类发言成为了沃森身上最受争议的问题，人们纷纷谴责他是个种族主义者，利用科学的权威性散播种族主义言论，不利于社会平等。
沃森也因此付出了一些代价，不得不被一手发展起来的冷泉港实验室剥夺荣誉头衔，而这个实验室是全球最好的实验室之一。
早在2007年沃森公开表示所有实验结果都证明非洲人的智力低于白人时，就引来了轩然大波。
其在英国的后续演讲也被取消，此后沃森不得不公开道歉，表示自己的本意并不是宣扬种族歧视，只是阐释了众多科学实验结果。
不过这一道歉并没有被认同，舆论认定他的发言就是种族歧视，他也因此陷入舆论漩涡，被很多人公开批评。
但是沃森在专业领域的权威性依旧没有被质疑，因此经历这次舆论风波后，他继续开展科学研究。
2019年重申基因差异时，沃森显得小心了很多，他强调不能因为肤色问题歧视他人，有色人中也有很多优秀的人。
不过这一强调没有受到重视，其对基因差异的实验结果似乎已经证明人与人的不同。
其实科学和人文本应分开，不过在表述可能引起社会争议的科学成果时，必须拿出充足的证据，发言也需谨言慎行，以免引来不必要的争议。
（信息来源：诺贝尔奖得主因种族言论道歉---南方都市报
涉嫌侮辱黑人智商 DNA之父被剥夺荣誉头衔---观察者网）
这个曾获得诺贝尔奖的DNA之父，为什么会公然表示黑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呢？难道只是源于种族歧视吗？
沃森就是被赞誉为DNA之父的男人，他在25岁就因为发现并解释DNA双螺旋结构，而在科学界一鸣惊人。
此发现不仅让生物学家们知道了人类遗传的方式，还标志着生物学进入分子层次，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三大发现之一，其影响力堪比达尔文的进化论。
基于此，沃森迅速成为科学界的权威人士之一，备受尊重。他还被评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二十人之一，不过沃森发表关于黑人基因的言论后，受到了很多非议。
种族歧视问题在今天的美国依旧没有得到解决，黑人与白人依旧针锋相对。而人们心里普遍希望众生平等，但是沃森的言论却打破了这一认知。
2007年，沃森在英国巡回演讲，他通过自己的研究表明，不同种族的智力水平是有差异的。
而黑人的治理水平明显要低于白人，不过关于造成不同种族智商差异的基因，目前并没有找到。
种族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沃森所言或许是基于大量实验产生的结果，但是听着有心，大家思考的更多是终生应该平等的问题。
沃森表示虽然大家都希望人是平等的，但是他对非洲的发展前景并不是很乐观，非洲雇员们的表现也明显不如其他种族的人。
无论此话的根据是什么，一经出来瞬间受到很多非洲黑人，尤其是有所成就的非洲黑人的抵制。
2019年，沃森在美国公共电视网的纪录片中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重申黑人和白人的基因差异从根本上导致了两者的智力差异。
此类发言成为了沃森身上最受争议的问题，人们纷纷谴责他是个种族主义者，利用科学的权威性散播种族主义言论，不利于社会平等。
沃森也因此付出了一些代价，不得不被一手发展起来的冷泉港实验室剥夺荣誉头衔，而这个实验室是全球最好的实验室之一。
早在2007年沃森公开表示所有实验结果都证明非洲人的智力低于白人时，就引来了轩然大波。
其在英国的后续演讲也被取消，此后沃森不得不公开道歉，表示自己的本意并不是宣扬种族歧视，只是阐释了众多科学实验结果。
不过这一道歉并没有被认同，舆论认定他的发言就是种族歧视，他也因此陷入舆论漩涡，被很多人公开批评。
但是沃森在专业领域的权威性依旧没有被质疑，因此经历这次舆论风波后，他继续开展科学研究。
2019年重申基因差异时，沃森显得小心了很多，他强调不能因为肤色问题歧视他人，有色人中也有很多优秀的人。
不过这一强调没有受到重视，其对基因差异的实验结果似乎已经证明人与人的不同。
其实科学和人文本应分开，不过在表述可能引起社会争议的科学成果时，必须拿出充足的证据，发言也需谨言慎行，以免引来不必要的争议。
（信息来源：诺贝尔奖得主因种族言论道歉---南方都市报
涉嫌侮辱黑人智商 DNA之父被剥夺荣誉头衔---观察者网）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23条立法不额外限制媒体批评政府自由，无论有多尖锐】4月29日，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明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不久前刊宪生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绝对无意”且“实际上不会”对新闻自由施加任何额外不合理的限制，包括对政府作出批评的自由，“无论这些批评有多尖锐和严厉”。
自香港启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工作以来，在美英等国的造谣抹黑下，部分舆论产生了对“香港新闻自由可能倒退”的担忧。林定国强调，新闻界只要贯彻求真、公平、客观、不偏不倚和全面报道的最基本专业守则，根本不必担心会违反法律。
与此同时，部分媒体不断炮制种种针对23条立法的虚假新闻，遭港府强烈谴责。先前在3月初，彭博社发表错误报道谎称，“香港政府有意在23条立法中加入‘禁止Telegram等社媒在港运作’的内容”。在驳斥该报道的声明中，港府发言人敦促彭博社确保往后有关《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报道公正、持平，以免任何读者受到进一步误导。
针对香港是否将制定“假新闻法”的舆论关切，林定国本月稍早前表示，“假新闻法”不在本届政府立法议程上，强调要以“软实力”对抗虚假涉港报道，比如所谓“香港沦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等谬论。
在这篇主题为“变与不变”的文章中，林定国首先提到了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香港2024“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上的重要讲话。当时夏宝龙引用了汉代桓宽《盐铁论》里的名言“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并叮嘱香港人必须主动识变、应变、求变。
林定国解释说，这句古文的意思是聪明的人会根据时局变迁来调整对策，有智慧的人会随着世事变化而制订法则。
林定国指出，“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能变、可变、需变；什么不能变、不可变、不需变，把握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在两者间寻找最合适的平衡。”在他看来，这对维持和巩固“一国两制”方针，至为关键。
普通法制度是香港法治的基础，也是香港最核心的独特优势之一。
林定国表示，不需变、不可变、不能变的是普通法法治背后的价值观和目标——“没有人（包括当权者）能在法律之上；法律争议应由享有独立审判权的司法机关裁断；法律必须保障基本人权自由，但亦必须同时维护国家社会整体利益；人民必须能在合理时间内，以可应付的代价解决法律争议等”。能变、可变、需变的，是“具体详细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条文，以确保它们能因应环境转变而仍可有效落实和体现上述核心价值观和目标”。
“刚订立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就是一个好例子，它的制定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补上了国安法律的短板，但完全没有动摇普通法法治的价值观和目标；它一方面完善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另一方面充分尊重基本人权自由。这亦正是特区政府一直以来不断强调的立法原则。”林定国说。
行文最后，林定国强调，“故此，新法例绝对无意而实际上亦不会对新闻自由施加任何额外不合理的限制，包括对政府作出批评的自由，无论该些批评有多尖锐和严厉。带领社会识变、应变、求变，政府固然期望及需要新闻界协助传递准确、公平、正面的信息，但更要透过媒体充分了解市民所思、所想、所需、所求。”
他补充道，新闻界只要贯彻一直以来业界坚持的求真、公平、客观、不偏不倚和全面报道的最基本专业守则，根本毋须特别顾虑会违反法律，包括新条例当中针对国安风险的规定。
据联合早报报道，林定国28日在社媒上发文说，他近日出席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举办的午餐会，以及厂商会会董晚宴，与不同界别就《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进行持续解说及交流。
他在会面中说，条例符合国际人权自由标准，包括回应传媒业界的期望，加入“公众利益”作为“非法披露国家秘密”的答辩理由；加入措施保障“无辜第三者”（innocent third party），免受疑犯或潜逃人士的行为影响；条例的执行设有制度上的保障，杜绝滥用的情况，包括需要取得律政司司长书面同意才能进行检控等。
此前，关于香港是否要制定“假新闻法”的消息受到舆论关注。
23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可以从行业自律和职业操守等方面去应对假新闻的问题。他认为，如果可以用自律、行业专业水平的提升去处理问题，这才是首选，而不需要立法。
林定国23日向《南华早报》介绍说，《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已有涉“假新闻”的相关法条，暂无计划另立新法。
他指出，目前更迫切要应对的是“软对抗”的挑战。这些“软对抗”通常涉及虚假、误导和不公平的陈述，旨在制造不必要及无理的恐惧或绝望情绪，例如宣称“香港不再是国际金融中心而是遗址”。
自香港启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工作以来，在美英等国的造谣抹黑下，部分舆论产生了对“香港新闻自由可能倒退”的担忧。林定国强调，新闻界只要贯彻求真、公平、客观、不偏不倚和全面报道的最基本专业守则，根本不必担心会违反法律。
与此同时，部分媒体不断炮制种种针对23条立法的虚假新闻，遭港府强烈谴责。先前在3月初，彭博社发表错误报道谎称，“香港政府有意在23条立法中加入‘禁止Telegram等社媒在港运作’的内容”。在驳斥该报道的声明中，港府发言人敦促彭博社确保往后有关《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报道公正、持平，以免任何读者受到进一步误导。
针对香港是否将制定“假新闻法”的舆论关切，林定国本月稍早前表示，“假新闻法”不在本届政府立法议程上，强调要以“软实力”对抗虚假涉港报道，比如所谓“香港沦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等谬论。
在这篇主题为“变与不变”的文章中，林定国首先提到了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香港2024“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上的重要讲话。当时夏宝龙引用了汉代桓宽《盐铁论》里的名言“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并叮嘱香港人必须主动识变、应变、求变。
林定国解释说，这句古文的意思是聪明的人会根据时局变迁来调整对策，有智慧的人会随着世事变化而制订法则。
林定国指出，“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能变、可变、需变；什么不能变、不可变、不需变，把握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在两者间寻找最合适的平衡。”在他看来，这对维持和巩固“一国两制”方针，至为关键。
普通法制度是香港法治的基础，也是香港最核心的独特优势之一。
林定国表示，不需变、不可变、不能变的是普通法法治背后的价值观和目标——“没有人（包括当权者）能在法律之上；法律争议应由享有独立审判权的司法机关裁断；法律必须保障基本人权自由，但亦必须同时维护国家社会整体利益；人民必须能在合理时间内，以可应付的代价解决法律争议等”。能变、可变、需变的，是“具体详细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条文，以确保它们能因应环境转变而仍可有效落实和体现上述核心价值观和目标”。
“刚订立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就是一个好例子，它的制定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补上了国安法律的短板，但完全没有动摇普通法法治的价值观和目标；它一方面完善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另一方面充分尊重基本人权自由。这亦正是特区政府一直以来不断强调的立法原则。”林定国说。
行文最后，林定国强调，“故此，新法例绝对无意而实际上亦不会对新闻自由施加任何额外不合理的限制，包括对政府作出批评的自由，无论该些批评有多尖锐和严厉。带领社会识变、应变、求变，政府固然期望及需要新闻界协助传递准确、公平、正面的信息，但更要透过媒体充分了解市民所思、所想、所需、所求。”
他补充道，新闻界只要贯彻一直以来业界坚持的求真、公平、客观、不偏不倚和全面报道的最基本专业守则，根本毋须特别顾虑会违反法律，包括新条例当中针对国安风险的规定。
据联合早报报道，林定国28日在社媒上发文说，他近日出席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举办的午餐会，以及厂商会会董晚宴，与不同界别就《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进行持续解说及交流。
他在会面中说，条例符合国际人权自由标准，包括回应传媒业界的期望，加入“公众利益”作为“非法披露国家秘密”的答辩理由；加入措施保障“无辜第三者”（innocent third party），免受疑犯或潜逃人士的行为影响；条例的执行设有制度上的保障，杜绝滥用的情况，包括需要取得律政司司长书面同意才能进行检控等。
此前，关于香港是否要制定“假新闻法”的消息受到舆论关注。
23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可以从行业自律和职业操守等方面去应对假新闻的问题。他认为，如果可以用自律、行业专业水平的提升去处理问题，这才是首选，而不需要立法。
林定国23日向《南华早报》介绍说，《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已有涉“假新闻”的相关法条，暂无计划另立新法。
他指出，目前更迫切要应对的是“软对抗”的挑战。这些“软对抗”通常涉及虚假、误导和不公平的陈述，旨在制造不必要及无理的恐惧或绝望情绪，例如宣称“香港不再是国际金融中心而是遗址”。
【比较成本规律是客观存在】
——读姚曾荫先生的《答客问》①
鹿世明
（续上）
（四）析"都无优势论"
姚先生否定比较成本规律的另一个说法，就是声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都无优势"。他借用一位第三世界国家负责人的话说，"如果发展按照这种理论行事，他们只好样样工业品都进口，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任何工业品的生产方面，都不具有优势。"
这里，不知姚先生所说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到底是多少？然而"任何工业品的生产方面，都不具有优势"，也未免说得太绝对了吧？另外，不知姚先生这里所说的"优势"到底是"绝对优势"还是"相对优势"？因为按照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即使一个国家所有商品的生产率都低於或成本都高於另一个国家的同类商品，但其中必定有生产率低得较少（或成本高得较少）的商品，这样的商品就是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也就是可以用以与别国按一定比例相交换而获取比较利益的商品。怎么能说一个国家"在任何工业品的生产方面"，都不具有优势，都不能生产，都只好进口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姚先生对比较成本规律作了那么多的批评甚至否定，但实际上他並没有弄明白什么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及其所揭示的比较成本规律，或者，起码没有弄明白什么是李嘉图所揭示的"相对优势"。
（五）何必"完全放弃"
姚先生用自己的例子代替李嘉图的例子说明"比较成本学说"时的另一个错误是误解了"专业化"，並且把所谓导致"单一经济"的罪名加给了李嘉图。这也正是姚先生所谓"假定……只有……"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姚先生"介绍"说："假定 A 国能够从其它国家得到1米布，而所付出的代价比2,000克小麦少的话，那么 A 国专业化于小麦的生产，而完全放弃布的生产，並用多余的小麦去交换便宜的外国布，对 A 国就是有利的。""同样， B 国如果通过对外贸易能够用1米布换到500克以上的小麦，那么， B 国放弃小麦的生产，专业化于布的生产，並将多余的布去交换外国的小麦，对它就是有利的。 A 国专业化于小麦的生产， B 国专业化於布的生产，这是一种国际分工。"
不错，按比较成本学说或比较成本规律办事，是有个"专业化"的问题，但这种专业化並不是姚先生所理解的"单一化"。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有一个建立多少产业为适度的问题。这当然取决於国力、自然条件和其他各种条件。小国自不必说，即使是大国也不可企望建立所有的产业。什么都能生产，那是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梦，办不到的。所谓"专业化"，只是根据比较成本优势和规模经济的优化，就意味着"减少"，也意味着"增加"。如果只把它看作"减少"，並且减少到"单一"，那不是事实。
以李嘉图举过的英葡贸易为例。例中讲了葡萄酒和毛呢的贸易，但並不是说该两国就只有这两种产品。这是用不着"假定"的事实就是这样。为了说明利用比较成本规律给贸易带来的好处，单就英葡的这一对商品而论，英国可以"专业化"於毛呢，而葡萄牙"专业化"於葡萄酒。因为不论英国还是葡萄牙， A 国还是 B 国，都不会只有一对商品，而是有成千上万组商品，有与众多国家进行贸易的成千上万组贸易模式。因为贸易都是具体的，优势都是相对的、变化的。因此如果涉及另外的商品贸易，或涉及同另外国家的贸易，则英国的葡萄酒，葡萄牙的毛呢（或 A 国的小麦， B 国的布）仍可以成为"相对优势产品"。也就是说：在同英国贸易时，葡萄牙可以"专业化"於葡萄酒，酒是它的绝对优化产业，但在同另一国贸易时，葡萄牙的毛呢也许又会成为相对优化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毛呢产业就不一定要"完全放弃"。那就形成这样的局面：对葡萄牙来说，在同英国贸易时专门生产葡萄酒；在同另一国贸易时又专门生产毛呢，以销定产，产销结合。反过来对英国也是一样。无怪乎李嘉图在讲完他的例子后还有一句话："只要英国生产葡萄酒更加便利，或葡萄牙生产毛呢更加便利，贸易就必然会立即停止。"④如果真是"完全放弃"，那么以后怎会发现"更加便利"呢？只有同诸多贸易国贸易都不能"便利"的产业，或者经营能力决定必须进行优化选择时始终处於劣势的产业，才是应该"完全放弃"的产业。加入关贸总协定以后一些企业的破产就属於这种情况。
（六）"结论"
由於荒谬的"假定"和混乱的逻辑，使姚先生最后得出了悲观而错误的结论："在有失业人口存在时，利用对外贸易来节约社会劳动便失去其意义。"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失业"人口？历史上什么时候没有人口"失业"？若此，对外贸易就不能"节约社会劳动"，那么我们还搞对外贸易干什么？至此，姚先生关於对外贸易重要性的一切美丽言词，都被这沉重的悲观结论砸碎了。
还是马克思说得好："随着新开辟的交换的源泉，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中的价值量都会增加。"⑤如果真的"通过对外贸易，价值决不能有所增加。这样，原来贫穷的民族，象荷兰人那样，便不能通过对外贸易而有所增益，因而变成富裕的资产阶级了。"⑥马克思的话肯定了比较成本规律的客观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论点，都是没有根据的。
（七）並非"题外话"
姚先生在批评比较成本学说的时候，还搬出了前日本通产省顾问天谷宜弘在与中国一些经济学者座谈时的一番谈话，天谷说："日本理论界对比较成本说持怀疑态度。日本国内盛行推理小说，但推理小说的作者不一定是好侦探，破不了什么案，一个小偷也抓不住。"这真令人瞠目结舌！这难道是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应有的批判态度吗？把马克思都肯定的、杰出的比较成本理论比作荒诞无稽的"推理小说"，把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比作"一个小偷也抓不住"的"侦探"，这话出自一个浅薄的资产阶级政客或商人，如天谷宜弘之类，也许並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也这样津津乐道，这样拾取他们的牙惠，难道不显得过分轻佻吗？这不能不使人怀疑：姚先生对如此重大的国际贸易理论问题的"探讨"和"答问"，是不是也在写"推理小说"?
注释：
①姚曾荫先生："关於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几个基本问题答客问"，载《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文中凡是未注明的关於姚曾荫先生的引文皆出此；
②《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第9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卷一，第37页；
④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11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二分册，第119页；
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五分册，第62页。
（作者单位：江苏省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
（责任编辑晓理）
原文发表于1993年《国外社会科学情况》第7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情报研究所出版。
——读姚曾荫先生的《答客问》①
鹿世明
（续上）
（四）析"都无优势论"
姚先生否定比较成本规律的另一个说法，就是声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都无优势"。他借用一位第三世界国家负责人的话说，"如果发展按照这种理论行事，他们只好样样工业品都进口，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任何工业品的生产方面，都不具有优势。"
这里，不知姚先生所说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到底是多少？然而"任何工业品的生产方面，都不具有优势"，也未免说得太绝对了吧？另外，不知姚先生这里所说的"优势"到底是"绝对优势"还是"相对优势"？因为按照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即使一个国家所有商品的生产率都低於或成本都高於另一个国家的同类商品，但其中必定有生产率低得较少（或成本高得较少）的商品，这样的商品就是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也就是可以用以与别国按一定比例相交换而获取比较利益的商品。怎么能说一个国家"在任何工业品的生产方面"，都不具有优势，都不能生产，都只好进口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姚先生对比较成本规律作了那么多的批评甚至否定，但实际上他並没有弄明白什么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及其所揭示的比较成本规律，或者，起码没有弄明白什么是李嘉图所揭示的"相对优势"。
（五）何必"完全放弃"
姚先生用自己的例子代替李嘉图的例子说明"比较成本学说"时的另一个错误是误解了"专业化"，並且把所谓导致"单一经济"的罪名加给了李嘉图。这也正是姚先生所谓"假定……只有……"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姚先生"介绍"说："假定 A 国能够从其它国家得到1米布，而所付出的代价比2,000克小麦少的话，那么 A 国专业化于小麦的生产，而完全放弃布的生产，並用多余的小麦去交换便宜的外国布，对 A 国就是有利的。""同样， B 国如果通过对外贸易能够用1米布换到500克以上的小麦，那么， B 国放弃小麦的生产，专业化于布的生产，並将多余的布去交换外国的小麦，对它就是有利的。 A 国专业化于小麦的生产， B 国专业化於布的生产，这是一种国际分工。"
不错，按比较成本学说或比较成本规律办事，是有个"专业化"的问题，但这种专业化並不是姚先生所理解的"单一化"。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有一个建立多少产业为适度的问题。这当然取决於国力、自然条件和其他各种条件。小国自不必说，即使是大国也不可企望建立所有的产业。什么都能生产，那是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梦，办不到的。所谓"专业化"，只是根据比较成本优势和规模经济的优化，就意味着"减少"，也意味着"增加"。如果只把它看作"减少"，並且减少到"单一"，那不是事实。
以李嘉图举过的英葡贸易为例。例中讲了葡萄酒和毛呢的贸易，但並不是说该两国就只有这两种产品。这是用不着"假定"的事实就是这样。为了说明利用比较成本规律给贸易带来的好处，单就英葡的这一对商品而论，英国可以"专业化"於毛呢，而葡萄牙"专业化"於葡萄酒。因为不论英国还是葡萄牙， A 国还是 B 国，都不会只有一对商品，而是有成千上万组商品，有与众多国家进行贸易的成千上万组贸易模式。因为贸易都是具体的，优势都是相对的、变化的。因此如果涉及另外的商品贸易，或涉及同另外国家的贸易，则英国的葡萄酒，葡萄牙的毛呢（或 A 国的小麦， B 国的布）仍可以成为"相对优势产品"。也就是说：在同英国贸易时，葡萄牙可以"专业化"於葡萄酒，酒是它的绝对优化产业，但在同另一国贸易时，葡萄牙的毛呢也许又会成为相对优化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毛呢产业就不一定要"完全放弃"。那就形成这样的局面：对葡萄牙来说，在同英国贸易时专门生产葡萄酒；在同另一国贸易时又专门生产毛呢，以销定产，产销结合。反过来对英国也是一样。无怪乎李嘉图在讲完他的例子后还有一句话："只要英国生产葡萄酒更加便利，或葡萄牙生产毛呢更加便利，贸易就必然会立即停止。"④如果真是"完全放弃"，那么以后怎会发现"更加便利"呢？只有同诸多贸易国贸易都不能"便利"的产业，或者经营能力决定必须进行优化选择时始终处於劣势的产业，才是应该"完全放弃"的产业。加入关贸总协定以后一些企业的破产就属於这种情况。
（六）"结论"
由於荒谬的"假定"和混乱的逻辑，使姚先生最后得出了悲观而错误的结论："在有失业人口存在时，利用对外贸易来节约社会劳动便失去其意义。"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失业"人口？历史上什么时候没有人口"失业"？若此，对外贸易就不能"节约社会劳动"，那么我们还搞对外贸易干什么？至此，姚先生关於对外贸易重要性的一切美丽言词，都被这沉重的悲观结论砸碎了。
还是马克思说得好："随着新开辟的交换的源泉，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中的价值量都会增加。"⑤如果真的"通过对外贸易，价值决不能有所增加。这样，原来贫穷的民族，象荷兰人那样，便不能通过对外贸易而有所增益，因而变成富裕的资产阶级了。"⑥马克思的话肯定了比较成本规律的客观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论点，都是没有根据的。
（七）並非"题外话"
姚先生在批评比较成本学说的时候，还搬出了前日本通产省顾问天谷宜弘在与中国一些经济学者座谈时的一番谈话，天谷说："日本理论界对比较成本说持怀疑态度。日本国内盛行推理小说，但推理小说的作者不一定是好侦探，破不了什么案，一个小偷也抓不住。"这真令人瞠目结舌！这难道是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应有的批判态度吗？把马克思都肯定的、杰出的比较成本理论比作荒诞无稽的"推理小说"，把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比作"一个小偷也抓不住"的"侦探"，这话出自一个浅薄的资产阶级政客或商人，如天谷宜弘之类，也许並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也这样津津乐道，这样拾取他们的牙惠，难道不显得过分轻佻吗？这不能不使人怀疑：姚先生对如此重大的国际贸易理论问题的"探讨"和"答问"，是不是也在写"推理小说"?
注释：
①姚曾荫先生："关於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几个基本问题答客问"，载《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文中凡是未注明的关於姚曾荫先生的引文皆出此；
②《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第9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卷一，第37页；
④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11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二分册，第119页；
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五分册，第62页。
（作者单位：江苏省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
（责任编辑晓理）
原文发表于1993年《国外社会科学情况》第7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情报研究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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