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神马研究都有#
一篇论文，关于医美。
郑叶昕,李婷,杨阳.“医美热”何以持续？——医美实践中的逻辑依赖与社会学反思[J].当代青年研究,2024(02):75-88.
♀本文以北京市某口碑较好、中高档定位的医疗美容机构为田野， 采用参与式观察、自由访谈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 筛选规律性、周期性进行医美维护的消费者， 探索他们持续进行医美消费的动因。最终， 共10 位消费者进入深度访谈。
接受访谈者的年龄范围在21~56 岁， 跨越多个年龄层次。医美花费与个体年收入总体成正比， 但也存在学生、全职太太等依赖家庭经济支持的情况，以及医美顾问因职业需求而产生较大的医美开销。
♀以美貌为交换物的向上婚：
安安拥有一桩人人称羡的婚姻。作为生意人的妻子， 安安闲适的、相对优渥的物质生活被认为是同其容貌相匹配的生活状态。
然而，对于“美”的定义并不掌握在安安的手中。一次看相， 安安被风水先生认为“面相不好”， 会破坏丈夫的财运。为留住丈夫的财运， 安安遵照风水先生的意见， 不时通过医美进行面部调整。这是在家相夫教子、维持体面生活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失衡的家庭内部权力关系， 使得丈夫的喜怒成为安安关注的重心，也赋予其影响安安身体决策的力量。
“风水先生说我面相不够饱满， 不算旺夫相。我老公做生意的嘛， 就很信这个。我也觉得女生的容貌会招财， 所以就不能破坏掉这种风水。每次微调完， 我都会请风水先生帮我看看有没有需要进一步调整的地方， 然后把风水先生的意见反馈给医生。我原来嘛， 就很担心我老公会抛弃我。但是现在老公生意越做越好，对我也越来越好，我觉得医美对我的帮助真的非常大！”（AA20210806）
♀以身体改良为代价的两性权力扭转：
在最初的医美诊疗中， 娇娇的医美动机是希望借由身体外表的改良挽留住丈夫出轨的心。但努力无果后， 离婚的娇娇意外地发现医美带来身体资本的提升，以及在社交关系中两性权力的转向。
“我现在发现形象的提升带给自己的不仅是自信， 更多的是幸运！虽然成为离了婚的单亲妈妈，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在进行医美项目的一年时间里， 我完成了形象大蜕变， 公司里有同事夸我越来越漂亮， 也有几个成熟男性开始追求我。变美是一件让人上瘾且愉悦的事情， 我想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提升自己的事情上，坚持做医美。”（JJ20210415）
良好的外貌被娇娇认为是自我营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是她在竞争性社会中获得男性青睐的重要资本， 但这恰恰是女性“自我客体化”的表现， 即主动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外界评论的客体。
正如既有研究所批评的， 女性为了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权， 首先需要拥有一个符合主流男性审美的身体。即女性已经前置性地将社会规范内化于心，并将其转化为自身欲望所需，以身体改良为代价去换取两性关系中所谓的“主动权”。这种女性对身体更加严格的自我审查与规训，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更加隐秘的男性凝视与性别不平等的体现 。
♀资本主导的身体挑选与行业规则：
璐璐是一位独自在影视行业闯荡的“北漂”演员， 对于容貌的维护是她例行之事。面对行业内部跨度极大的薪酬和面容姣好的后辈竞争， 她一度焦虑得难以入眠， 担心“因为不够漂亮而选不上角色”， 也担心自己“还没出名就老了”。然而面对极不确定的筛选标准， 个体容易被动地陷入茫然与焦虑中。
尽管璐璐深知， 自己可以掌握的晋升途径是苦练演技与提升基本素养， 但是面对行业内“人均水光针”的颜值竞争， 她害怕落后；面对已经打拼多年的赛道， 她不愿放弃已经投入的时间成本。医美被纳入她为发展自己事业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之中，尽管她也无法定义医美行为可能带来的经济价值，但她无法忍受自己的不作为。
“演员这一行靠脸吃饭， 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演员， 收入并不多。看到越来越多的新人开始跟自己抢饭碗， 我的容貌焦虑也越来越严重。我知道圈内的女明星都会花大价钱在脸上， 自己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但也不能坐以待毙。”（LL20210425）
♀可购买的职场晋级券：
在更加日常的职场中，“美貌溢价”也并未缺席。
女性的外貌被视为可衡量的个体人力资本， 由资方权衡打分。在东亚社会， 女性的身材与外貌容易被频繁地打量与评价， 这增加了女性对自我物化的易感性（Vulnerability），也产生了更多的身体耻辱感与社交焦虑。
孙娟就是一位这样成长起来的典型女性。
“在医美前我不喜欢照镜子， 因为丑陋的痘印像标记一样时刻提醒着我的不完美， 我始终不够自信。我用过化妆品， 但是常年用底妆遮盖皮肤反而加重了皮肤问题。我购买了点阵等一整套医美项目，皮肤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而且效果很稳定。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 水光针、皮秒等项目成为我定期要做的保养项目。我感觉医美‘照亮了我’， 它使得我和他人交谈更加自信了， 在上班销售过程中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更饱满了。”（SJ20210315）
“审美劳动”被用于描述劳动力群体中愈发可见的对于容貌的关注。伴随着产业结构向信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 外貌作为个体“软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企业筛选、劳动安排与消费者期望下的市场环境所共同赋分。
与此同时， 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美”的定义， 因此也延续了社会中充满阶级、性别不平等等诸多领域的歧视性规范。例如，在我国存在外貌与收入的“高跟鞋曲线”，女性会因为不漂亮和太漂亮受到惩罚，但不变的是父权文化下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审查（郭继强等，2017）。
国内外研究发现， 身体的优势使得女性更可能成为临时工作的员工， 但在管理岗位上则不那么多见（费舒澜，2016）。
当前， 随着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性的加剧，“美学劳工”（Aesthetic Laborers）的范围正在扩大， 这些职工们的身体与人格被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共同在市场上出售。
♀美丽理想与“完美人生”：
何丹曾是一名狂热的医美爱好者， 她曾渴望成为明星——一个理想中的她者。然而医美行业的良莠不齐，使她获得的却是一张不符合人体美学的脸。那时的她感到晴天霹雳。
“我当时特别希望整成某某（明星）那个样子， 但是第一次面诊就被顾问‘打击’得觉得自己不换脸都没法好好生活下去，开眼角就成为我人生第一台医美手术。从18 岁开始整容至今，开眼角、垫鼻梁、磨骨……几乎所有的整形项目， 我都做过。但那次隆鼻之后， 我的脸开始各种移位。当医生宣布我整容失败需要进行多次修复的时候，我觉得天都要塌了！”（HD20210214）
没有人可以一直做到身体的纤瘦、皮肤的紧致与光滑等理想形态， 除非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美容干预。美丽理想如此地具有强制性， 以至于随着越来越严格的身体实践成为常态，愈发难以被抗拒， 继而带动了个体对身体管理标准的提高。当前， 美已经成为一种伦理理想， 成为个体建构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如此， 当身体无法满足个体的理想自我时， 医美成为何丹追求理想自我以及“完美人生”的方式。
在何丹整容失败后， 丑陋的脸与失去价值、遭人厌弃的生存状况联系在了一起， 并最终指向了个体发展机会的被剥夺。这种遭受社会不认可、失去地位和自尊的风险， 使得何丹感到高度的紧张。她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尽管医美修复又是一笔高昂的费用，但她依然选择接受。
“我不敢面对父母， 每次找他们要钱做手术， 都会被大骂一顿。但是我停不下来了， 不修复我就会越来越丑， 真的变成个大怪物， 我无法接受现在的自己， 更无法接受自己再也不进入医美机构。”（HD20210214）
♀形象重塑与自我营销：
45岁的晓岚试图通过重塑身体的方式重新定义外界眼中的大龄未婚女性。
“我真的很不喜欢他们（家里人）说40 多岁还没结婚时， 脸上露出的那种尴尬的表情。之前工作比较忙没时间捯饬自己的时候， 他们看到我憔悴的样子， 就觉得我特别可怜、特别辛苦。我真的不想这样。我希望可以通过医美的保养改变大家（对于大龄未婚女性）的偏见， 我过得真的很好。”（XL20220129）
医美成为晓岚中产生活方式的一环， 以身体塑造的方式重新打造个人气质， 彰显个体品味， 从而与年轻、流行的大众风格所区隔（Bourdieu，2002）， 并将这种外貌管理同自律、勤奋的道德认知关联起来。
“自然风格是我喜欢的， 虽然要专门定制、价格昂贵， 但是我能承担得起。我会觉得外表本身是个人生活风格的向外投射， 另一方面也是自我管理能力的体现， 一种对忙碌混乱生活的掌控。”（XL20220129）
在晓岚的观念中，理想的外貌体现了更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对应着更多的发展机会，是事业有成、财富自由的象征。这些都非常符合当前新自由主义下将身体作为资本并加强自我管理的话语形态。
无论是何丹对身体的自我责备， 还是晓岚精细化的身体管理， 实际上都围绕着美丽理想所带来的错觉——一种存在于想象中的、极可能交付即破灭的、对于生活的可控、向上流动的可能以及来自外界的尊重与认可。
这种新自由主义文化所承诺的借由医美所达到的竞争优势， 本质上是虚构而危险的， 因为它煽动了身体处在非完美状态下的恐惧与焦虑， 并且以时间、精力与资源的自我耗费为代价，但永远抵达不了期望的终点。
♀医美仍然是一种性别化的身体实践， 医美中的女性实践格外凸显。但“残酷乐观主义”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微观层面个体所做出的努力及局限，并引导我们最终关注宏观层面社会歧视性规则的再造。
残酷的乐观主义指的是个体所执着的对象为个体提供了可以持续、赖以生存的感觉， 尽管这一对象本身会危及主体的幸福， 或其本身实则是一种幻想。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个体医美实践的逻辑。
一方面， 虽然能动性存在大小差异， 但医美者的医美动机主要源于自我改善的内在需求。无论是婚恋、职场还是更加普通的日常生活领域，个体对于医美的追求无非是提高自身的身体资本，应对现有的生活困境， 改善当前的生活处境， 或是投资于某个充满想象的未来。
这些充满期待的行动具有主动性和策略性， 也恰恰呼应了更为“残酷”的一面。即便个人能够理解医美实践实际上是一个略显冒进、收益难定的行为， 但仍然无法完全放弃它， 因为她们恐惧医美所承诺的种种好处的最终破灭， 或者是一旦失去了对于医美实践的期望， 自己的希望也将破灭。这种矛盾心理贯穿前后， 也印证了不同研究对于医美类实践的定性——既吸引人，也让人无能为力。
一篇论文，关于医美。
郑叶昕,李婷,杨阳.“医美热”何以持续？——医美实践中的逻辑依赖与社会学反思[J].当代青年研究,2024(02):75-88.
♀本文以北京市某口碑较好、中高档定位的医疗美容机构为田野， 采用参与式观察、自由访谈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 筛选规律性、周期性进行医美维护的消费者， 探索他们持续进行医美消费的动因。最终， 共10 位消费者进入深度访谈。
接受访谈者的年龄范围在21~56 岁， 跨越多个年龄层次。医美花费与个体年收入总体成正比， 但也存在学生、全职太太等依赖家庭经济支持的情况，以及医美顾问因职业需求而产生较大的医美开销。
♀以美貌为交换物的向上婚：
安安拥有一桩人人称羡的婚姻。作为生意人的妻子， 安安闲适的、相对优渥的物质生活被认为是同其容貌相匹配的生活状态。
然而，对于“美”的定义并不掌握在安安的手中。一次看相， 安安被风水先生认为“面相不好”， 会破坏丈夫的财运。为留住丈夫的财运， 安安遵照风水先生的意见， 不时通过医美进行面部调整。这是在家相夫教子、维持体面生活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失衡的家庭内部权力关系， 使得丈夫的喜怒成为安安关注的重心，也赋予其影响安安身体决策的力量。
“风水先生说我面相不够饱满， 不算旺夫相。我老公做生意的嘛， 就很信这个。我也觉得女生的容貌会招财， 所以就不能破坏掉这种风水。每次微调完， 我都会请风水先生帮我看看有没有需要进一步调整的地方， 然后把风水先生的意见反馈给医生。我原来嘛， 就很担心我老公会抛弃我。但是现在老公生意越做越好，对我也越来越好，我觉得医美对我的帮助真的非常大！”（AA20210806）
♀以身体改良为代价的两性权力扭转：
在最初的医美诊疗中， 娇娇的医美动机是希望借由身体外表的改良挽留住丈夫出轨的心。但努力无果后， 离婚的娇娇意外地发现医美带来身体资本的提升，以及在社交关系中两性权力的转向。
“我现在发现形象的提升带给自己的不仅是自信， 更多的是幸运！虽然成为离了婚的单亲妈妈，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在进行医美项目的一年时间里， 我完成了形象大蜕变， 公司里有同事夸我越来越漂亮， 也有几个成熟男性开始追求我。变美是一件让人上瘾且愉悦的事情， 我想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提升自己的事情上，坚持做医美。”（JJ20210415）
良好的外貌被娇娇认为是自我营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是她在竞争性社会中获得男性青睐的重要资本， 但这恰恰是女性“自我客体化”的表现， 即主动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外界评论的客体。
正如既有研究所批评的， 女性为了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权， 首先需要拥有一个符合主流男性审美的身体。即女性已经前置性地将社会规范内化于心，并将其转化为自身欲望所需，以身体改良为代价去换取两性关系中所谓的“主动权”。这种女性对身体更加严格的自我审查与规训，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更加隐秘的男性凝视与性别不平等的体现 。
♀资本主导的身体挑选与行业规则：
璐璐是一位独自在影视行业闯荡的“北漂”演员， 对于容貌的维护是她例行之事。面对行业内部跨度极大的薪酬和面容姣好的后辈竞争， 她一度焦虑得难以入眠， 担心“因为不够漂亮而选不上角色”， 也担心自己“还没出名就老了”。然而面对极不确定的筛选标准， 个体容易被动地陷入茫然与焦虑中。
尽管璐璐深知， 自己可以掌握的晋升途径是苦练演技与提升基本素养， 但是面对行业内“人均水光针”的颜值竞争， 她害怕落后；面对已经打拼多年的赛道， 她不愿放弃已经投入的时间成本。医美被纳入她为发展自己事业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之中，尽管她也无法定义医美行为可能带来的经济价值，但她无法忍受自己的不作为。
“演员这一行靠脸吃饭， 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演员， 收入并不多。看到越来越多的新人开始跟自己抢饭碗， 我的容貌焦虑也越来越严重。我知道圈内的女明星都会花大价钱在脸上， 自己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但也不能坐以待毙。”（LL20210425）
♀可购买的职场晋级券：
在更加日常的职场中，“美貌溢价”也并未缺席。
女性的外貌被视为可衡量的个体人力资本， 由资方权衡打分。在东亚社会， 女性的身材与外貌容易被频繁地打量与评价， 这增加了女性对自我物化的易感性（Vulnerability），也产生了更多的身体耻辱感与社交焦虑。
孙娟就是一位这样成长起来的典型女性。
“在医美前我不喜欢照镜子， 因为丑陋的痘印像标记一样时刻提醒着我的不完美， 我始终不够自信。我用过化妆品， 但是常年用底妆遮盖皮肤反而加重了皮肤问题。我购买了点阵等一整套医美项目，皮肤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而且效果很稳定。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 水光针、皮秒等项目成为我定期要做的保养项目。我感觉医美‘照亮了我’， 它使得我和他人交谈更加自信了， 在上班销售过程中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更饱满了。”（SJ20210315）
“审美劳动”被用于描述劳动力群体中愈发可见的对于容貌的关注。伴随着产业结构向信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 外貌作为个体“软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企业筛选、劳动安排与消费者期望下的市场环境所共同赋分。
与此同时， 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美”的定义， 因此也延续了社会中充满阶级、性别不平等等诸多领域的歧视性规范。例如，在我国存在外貌与收入的“高跟鞋曲线”，女性会因为不漂亮和太漂亮受到惩罚，但不变的是父权文化下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审查（郭继强等，2017）。
国内外研究发现， 身体的优势使得女性更可能成为临时工作的员工， 但在管理岗位上则不那么多见（费舒澜，2016）。
当前， 随着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性的加剧，“美学劳工”（Aesthetic Laborers）的范围正在扩大， 这些职工们的身体与人格被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共同在市场上出售。
♀美丽理想与“完美人生”：
何丹曾是一名狂热的医美爱好者， 她曾渴望成为明星——一个理想中的她者。然而医美行业的良莠不齐，使她获得的却是一张不符合人体美学的脸。那时的她感到晴天霹雳。
“我当时特别希望整成某某（明星）那个样子， 但是第一次面诊就被顾问‘打击’得觉得自己不换脸都没法好好生活下去，开眼角就成为我人生第一台医美手术。从18 岁开始整容至今，开眼角、垫鼻梁、磨骨……几乎所有的整形项目， 我都做过。但那次隆鼻之后， 我的脸开始各种移位。当医生宣布我整容失败需要进行多次修复的时候，我觉得天都要塌了！”（HD20210214）
没有人可以一直做到身体的纤瘦、皮肤的紧致与光滑等理想形态， 除非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美容干预。美丽理想如此地具有强制性， 以至于随着越来越严格的身体实践成为常态，愈发难以被抗拒， 继而带动了个体对身体管理标准的提高。当前， 美已经成为一种伦理理想， 成为个体建构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如此， 当身体无法满足个体的理想自我时， 医美成为何丹追求理想自我以及“完美人生”的方式。
在何丹整容失败后， 丑陋的脸与失去价值、遭人厌弃的生存状况联系在了一起， 并最终指向了个体发展机会的被剥夺。这种遭受社会不认可、失去地位和自尊的风险， 使得何丹感到高度的紧张。她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尽管医美修复又是一笔高昂的费用，但她依然选择接受。
“我不敢面对父母， 每次找他们要钱做手术， 都会被大骂一顿。但是我停不下来了， 不修复我就会越来越丑， 真的变成个大怪物， 我无法接受现在的自己， 更无法接受自己再也不进入医美机构。”（HD20210214）
♀形象重塑与自我营销：
45岁的晓岚试图通过重塑身体的方式重新定义外界眼中的大龄未婚女性。
“我真的很不喜欢他们（家里人）说40 多岁还没结婚时， 脸上露出的那种尴尬的表情。之前工作比较忙没时间捯饬自己的时候， 他们看到我憔悴的样子， 就觉得我特别可怜、特别辛苦。我真的不想这样。我希望可以通过医美的保养改变大家（对于大龄未婚女性）的偏见， 我过得真的很好。”（XL20220129）
医美成为晓岚中产生活方式的一环， 以身体塑造的方式重新打造个人气质， 彰显个体品味， 从而与年轻、流行的大众风格所区隔（Bourdieu，2002）， 并将这种外貌管理同自律、勤奋的道德认知关联起来。
“自然风格是我喜欢的， 虽然要专门定制、价格昂贵， 但是我能承担得起。我会觉得外表本身是个人生活风格的向外投射， 另一方面也是自我管理能力的体现， 一种对忙碌混乱生活的掌控。”（XL20220129）
在晓岚的观念中，理想的外貌体现了更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对应着更多的发展机会，是事业有成、财富自由的象征。这些都非常符合当前新自由主义下将身体作为资本并加强自我管理的话语形态。
无论是何丹对身体的自我责备， 还是晓岚精细化的身体管理， 实际上都围绕着美丽理想所带来的错觉——一种存在于想象中的、极可能交付即破灭的、对于生活的可控、向上流动的可能以及来自外界的尊重与认可。
这种新自由主义文化所承诺的借由医美所达到的竞争优势， 本质上是虚构而危险的， 因为它煽动了身体处在非完美状态下的恐惧与焦虑， 并且以时间、精力与资源的自我耗费为代价，但永远抵达不了期望的终点。
♀医美仍然是一种性别化的身体实践， 医美中的女性实践格外凸显。但“残酷乐观主义”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微观层面个体所做出的努力及局限，并引导我们最终关注宏观层面社会歧视性规则的再造。
残酷的乐观主义指的是个体所执着的对象为个体提供了可以持续、赖以生存的感觉， 尽管这一对象本身会危及主体的幸福， 或其本身实则是一种幻想。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个体医美实践的逻辑。
一方面， 虽然能动性存在大小差异， 但医美者的医美动机主要源于自我改善的内在需求。无论是婚恋、职场还是更加普通的日常生活领域，个体对于医美的追求无非是提高自身的身体资本，应对现有的生活困境， 改善当前的生活处境， 或是投资于某个充满想象的未来。
这些充满期待的行动具有主动性和策略性， 也恰恰呼应了更为“残酷”的一面。即便个人能够理解医美实践实际上是一个略显冒进、收益难定的行为， 但仍然无法完全放弃它， 因为她们恐惧医美所承诺的种种好处的最终破灭， 或者是一旦失去了对于医美实践的期望， 自己的希望也将破灭。这种矛盾心理贯穿前后， 也印证了不同研究对于医美类实践的定性——既吸引人，也让人无能为力。
我和我老婆都是985毕业的研究生，我身高180她165，长相两人都是中上，目前在上海，两个人还挺般配的，属于学生爱情。
我家里条件比较好，父母都是医生，现在我父亲在医院是院里领导，母亲下海后开了专科医院经营医疗美容。我是学数学的，目前毕业后独自经营一家牙科诊所，每个月平均净收入10万左右。而老婆只是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工，每个月到手收入才2万。
我跟老婆是读书时认识的，其实我父母已经在上海有两套多余房产，但是毕业后，经不住我岳父岳母的软磨硬泡，我爸妈出了400万首付，我们贷款200万在上海世纪公园买了一套房子，写了我和我老婆两个人的名字，这套房子目前市值已经超过1200万，等于我父母赠与了我老婆400万的房产。而岳父岳母只是普通国企工人退休，家里连五十万存款都没有。
后来商量结婚，两家人闹的很不愉快。我父母的意思是，已经买了房子并加了女方名字，就不要彩礼了，但是他爸妈一定要，说是他们当地的规矩，一定要遵守，岳父当天很不愉快，还几乎要哭了，拍着桌子说嫁到你家就是你家的人了，以后都听你们的了，我们以后老了都没有依靠了，我老婆也没表示否定。于是我们后期又支付了我岳父母28万的彩礼，和婚礼当天5万5的过门费，2万的改口费。而她们只在结婚当天给了5万的嫁妆和5000的改口费。
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五岁的儿子，家里一个育儿嫂，一个保姆，一个钟点工，其实非常轻松，我们婚后都不用带娃做家务，老婆赚的2万也都是她的零花钱，不担心钱不够花，唯一的就是儿子的教育，这块都是我下班后在盯着。
由于我有一个妹妹，而且我妈妈和我都很喜欢小孩，打算让我老婆全职再生一个，之前不让生二胎，现在国家政策开放了，但是我老婆坚决不肯。其实我觉得她收入这么低，根本就没有上班的必要，在家里发挥的价值更大，毕竟我虽然上班不忙，但是心理压力很大，有个人可以教小孩，将来两个娃也多一重保证，万一一个孩子有什么风险，那种失独家庭太可怜了。而且我们家经济条件可以，两个小孩都可以快乐的享受人生，多好的事情。
我妈妈现在因为这个事情很郁闷，但是我也不想和我老婆离婚，不然孩子太可怜了。我们可以再多请几个育儿嫂，老婆只要教育小孩就可以了，而且岳父当时亲口说的拿了彩礼就算我家人，都听我们的了。
我觉得婚姻中，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责任和义务，也许是挣钱养家，也许是承担家务，也许是生儿育女。我老婆有点极端的女权主义，她说她不生二胎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更自由的玩，享受人生。
但是她没有想过，自己能力不够，没有我和我父母的收入，她可能只能嫁个普通门当户对的带娃做家务，2万收入在上海只能买个郊区房天天挤地铁三个小时或者市区老破小，小孩根本没自己的活动空间，她也没有个这多余收入出去玩，更别提享受人生了，现在她光想享受人生，却不肯尽义务，我该怎么劝说她认识到这一点呢？
我家里条件比较好，父母都是医生，现在我父亲在医院是院里领导，母亲下海后开了专科医院经营医疗美容。我是学数学的，目前毕业后独自经营一家牙科诊所，每个月平均净收入10万左右。而老婆只是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工，每个月到手收入才2万。
我跟老婆是读书时认识的，其实我父母已经在上海有两套多余房产，但是毕业后，经不住我岳父岳母的软磨硬泡，我爸妈出了400万首付，我们贷款200万在上海世纪公园买了一套房子，写了我和我老婆两个人的名字，这套房子目前市值已经超过1200万，等于我父母赠与了我老婆400万的房产。而岳父岳母只是普通国企工人退休，家里连五十万存款都没有。
后来商量结婚，两家人闹的很不愉快。我父母的意思是，已经买了房子并加了女方名字，就不要彩礼了，但是他爸妈一定要，说是他们当地的规矩，一定要遵守，岳父当天很不愉快，还几乎要哭了，拍着桌子说嫁到你家就是你家的人了，以后都听你们的了，我们以后老了都没有依靠了，我老婆也没表示否定。于是我们后期又支付了我岳父母28万的彩礼，和婚礼当天5万5的过门费，2万的改口费。而她们只在结婚当天给了5万的嫁妆和5000的改口费。
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五岁的儿子，家里一个育儿嫂，一个保姆，一个钟点工，其实非常轻松，我们婚后都不用带娃做家务，老婆赚的2万也都是她的零花钱，不担心钱不够花，唯一的就是儿子的教育，这块都是我下班后在盯着。
由于我有一个妹妹，而且我妈妈和我都很喜欢小孩，打算让我老婆全职再生一个，之前不让生二胎，现在国家政策开放了，但是我老婆坚决不肯。其实我觉得她收入这么低，根本就没有上班的必要，在家里发挥的价值更大，毕竟我虽然上班不忙，但是心理压力很大，有个人可以教小孩，将来两个娃也多一重保证，万一一个孩子有什么风险，那种失独家庭太可怜了。而且我们家经济条件可以，两个小孩都可以快乐的享受人生，多好的事情。
我妈妈现在因为这个事情很郁闷，但是我也不想和我老婆离婚，不然孩子太可怜了。我们可以再多请几个育儿嫂，老婆只要教育小孩就可以了，而且岳父当时亲口说的拿了彩礼就算我家人，都听我们的了。
我觉得婚姻中，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责任和义务，也许是挣钱养家，也许是承担家务，也许是生儿育女。我老婆有点极端的女权主义，她说她不生二胎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更自由的玩，享受人生。
但是她没有想过，自己能力不够，没有我和我父母的收入，她可能只能嫁个普通门当户对的带娃做家务，2万收入在上海只能买个郊区房天天挤地铁三个小时或者市区老破小，小孩根本没自己的活动空间，她也没有个这多余收入出去玩，更别提享受人生了，现在她光想享受人生，却不肯尽义务，我该怎么劝说她认识到这一点呢？
青海高院发布4起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4月29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院审委会专职委员齐卫军向社会通报了全省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理情况，院民一庭负责人介绍了4起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案例一
内蒙古某劳务公司与陈某劳动争议案——非典型“劳动关系”下责任承担的认定
【基本案情】
2021年，内蒙古某劳务公司将承建的海东市河湟新区某项目工地的屋面等部分劳务工作分包给自然人王某。2021年6月20日，陈某经王某雇佣前往内蒙古某劳务公司承建的案涉工地务工，工种为抹灰工，工资事宜与王某协商。陈某未与内蒙古某劳务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内蒙古某劳务公司未按规定给陈某办理工伤保险。2021年7月2日，陈某在抹灰过程中不慎从三米多的高处跌落至地面，导致受伤。事发后陈某被送往海东市某医院救治，实际住院19天。陈某住院期间内蒙古某劳务公司支付住院医疗费用，内蒙古某劳务公司共支付陈某生活费3800元。2021年7月19日，陈某向海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2021年9月27日，海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陈某因工负伤。2022年9月30日，海东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初次鉴定结论书》，评定陈某构成伤残九级、无护理依赖。后陈某向海东市平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解除与内蒙古某劳务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并要求内蒙古某劳务公司支付陈某复查医疗费及劳动能力鉴定费、住院期间护理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停工留薪期间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及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内蒙古某劳务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原、被告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判令内蒙古某劳务公司无须向陈某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及停工留薪期间工资。二审判决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内蒙古某劳务公司与陈某存在劳动关系并确认解除不当，二审予以纠正；一审法院认定内蒙古某劳务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数额正确，应予维持。
【典型意义】
目前，在建筑行业领域，大部分建设工程承包企业将工程转包、违法分包给实际施工人或让他人挂靠施工，本身不去施工，实际大量雇佣人员（农民工）进行施工，且这部分雇佣人员并未与发包、承包方或转包方、违法分包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旦在施工中发生受伤等情况，容易引起相互扯皮等问题，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如何理赔？根据法律规定，即便用工单位和雇佣人员不存在“劳动关系”，并不意味着用工单位不用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亦要按照工伤保险责任进行理赔。本案中，内蒙古某劳务公司作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应当承担陈某所受伤害的工伤保险责任。需要提醒的是，虽法律对此类无劳动关系发生受伤等情况，作了特别规定，最大限度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但承包方亦应积极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依法办理工伤保险，一方面减轻此类事件发生后的经济利益受损，另一方面也能最大化保障受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本案对保障雇佣人员受伤后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二
杨某与青海某公司劳动争议案——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不依法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劳动者有权获得经济赔偿
【基本案情】
杨某于2010年5月入职青海某公司，从事农机具装卸、安装、售卖、保管、安保等工作。工作时间自每日上午8时至下午6时。2021年10月，青海某公司单方解除与杨某的劳动关系，青海某公司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规定为杨某办理社会保险手续，造成杨某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杨某于2021年12月申请仲裁，后杨某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青海某公司赔偿原告杨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4170元；被告青海某公司赔偿原告杨某应缴纳的养老保险费77004元。
【典型意义】
社会保险费作为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是老百姓的“养命钱”，事关人民群众生活福祉及社会和谐稳定。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并不能够因为劳动者或用人单位的意愿而免除义务。在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不依法办理社会保险，导致劳动者权益受损，劳动者如何捍卫自身权益？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是用人单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前提。由此，劳动者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而现实生活中，部分用人单位不依法履职，导致劳动者权益受损。在此情况下，劳动者有权申请劳动仲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用，且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该案例，对广大“打工人”如何维权，保障自身权益具有指导意义。
案例三
青海某公司与多某劳动争议纠纷案——劳动者履职中被网络诈骗的责任认定
【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28日，多某入职青海某公司任出纳一职，双方签订《劳动合同》。2021年12月1日，多某在工作过程中，收到QQ群中“总经理”要求多某向陈某的个人账户转账的信息后，多某向陈某的银行账户转账29万余元。青海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收到信息提示，与多某确认后，同日向公安机关报案，现正在侦查阶段。2021年12月3日，多某提出离职。2021年12月9日，青海某公司向多某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与多某之间的劳动关系。青海某公司申请仲裁，并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多某作为一名财务会计人员，其理应知晓一名专业财务人员在相关工作岗位的工作职责和流程要求，其未向公司领导核实即向他人账户进行大额汇款，导致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已构成重大过失。而在多某履职过程中，确实存在根据领导指示先行付款的情形，说明青海某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并未严格按照财务制度执行，青海某公司亦应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由多某承担20%的赔偿责任，判决：多某赔偿青海某公司经济损失596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劳动者被电信诈骗从而导致用人单位受损的典型案例。用人单位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劳动成果的主要享有者，应承担劳动者履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劳动者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用人单位经济损失要求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当与劳动者的过错大小、工资收入水平等相适应。而用人单位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法律规定，规范公司财务管理，定期对公司财务管理等重要岗位进行防骗宣传和培训，完善公司付款机制和流程，用人单位并不能将公司运营管理的风险、漏洞转嫁给普通劳动者承担。本案最终认定用人单位、劳动者均应承担相应过错，具有双重效果。该纠纷处理不仅会促进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认真遵守公司规章制度，审慎履职，提高防范风险意识，还会促进用人单位更加注重员工培训管理和制度措施完善，共同防范网络诈骗，保护好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案例四
某青海分公司与刘某劳动争议纠纷案——女职工在哺乳假期间享有的权利认定
【基本案情】
刘某于2004年与某青海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17年12月20日刘某生育休假，至2018年6月尚在哺乳期内。某青海分公司自2018年1月起以刘某不在岗为由，依据公司工资方案开始扣减刘某工资，至2018年6月刘某实发工资为419.4元。2018年7月，刘某以某青海分公司扣减工资违法为由，申请仲裁。某青海分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之规定，某青海分公司在刘某哺乳期内，依据公司自行制定的规定扣减刘某工资，与《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相悖，并判决某青海分公司与刘某劳动合同关系解除，某青海分公司支付刘某生育休假期间扣减工资15991.92元，支付经济补偿金146877.84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指出用人单位应尊重和保护女职工在产假、哺乳假期间享有的相应权利，弘扬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重和保护女职工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妇女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任何单位不得因女职工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本案判决不仅保护了女职工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发挥司法裁判对社会行为的规范、引导作用，纠正用人单位歧视、限制女职工权益的各种不合法规定，鼓励、帮助女职工依法维护权益，营造和谐、法治的社会环境。
4月29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院审委会专职委员齐卫军向社会通报了全省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理情况，院民一庭负责人介绍了4起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案例一
内蒙古某劳务公司与陈某劳动争议案——非典型“劳动关系”下责任承担的认定
【基本案情】
2021年，内蒙古某劳务公司将承建的海东市河湟新区某项目工地的屋面等部分劳务工作分包给自然人王某。2021年6月20日，陈某经王某雇佣前往内蒙古某劳务公司承建的案涉工地务工，工种为抹灰工，工资事宜与王某协商。陈某未与内蒙古某劳务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内蒙古某劳务公司未按规定给陈某办理工伤保险。2021年7月2日，陈某在抹灰过程中不慎从三米多的高处跌落至地面，导致受伤。事发后陈某被送往海东市某医院救治，实际住院19天。陈某住院期间内蒙古某劳务公司支付住院医疗费用，内蒙古某劳务公司共支付陈某生活费3800元。2021年7月19日，陈某向海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2021年9月27日，海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陈某因工负伤。2022年9月30日，海东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初次鉴定结论书》，评定陈某构成伤残九级、无护理依赖。后陈某向海东市平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解除与内蒙古某劳务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并要求内蒙古某劳务公司支付陈某复查医疗费及劳动能力鉴定费、住院期间护理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停工留薪期间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及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内蒙古某劳务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原、被告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判令内蒙古某劳务公司无须向陈某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及停工留薪期间工资。二审判决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内蒙古某劳务公司与陈某存在劳动关系并确认解除不当，二审予以纠正；一审法院认定内蒙古某劳务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数额正确，应予维持。
【典型意义】
目前，在建筑行业领域，大部分建设工程承包企业将工程转包、违法分包给实际施工人或让他人挂靠施工，本身不去施工，实际大量雇佣人员（农民工）进行施工，且这部分雇佣人员并未与发包、承包方或转包方、违法分包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旦在施工中发生受伤等情况，容易引起相互扯皮等问题，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如何理赔？根据法律规定，即便用工单位和雇佣人员不存在“劳动关系”，并不意味着用工单位不用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亦要按照工伤保险责任进行理赔。本案中，内蒙古某劳务公司作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应当承担陈某所受伤害的工伤保险责任。需要提醒的是，虽法律对此类无劳动关系发生受伤等情况，作了特别规定，最大限度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但承包方亦应积极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依法办理工伤保险，一方面减轻此类事件发生后的经济利益受损，另一方面也能最大化保障受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本案对保障雇佣人员受伤后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二
杨某与青海某公司劳动争议案——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不依法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劳动者有权获得经济赔偿
【基本案情】
杨某于2010年5月入职青海某公司，从事农机具装卸、安装、售卖、保管、安保等工作。工作时间自每日上午8时至下午6时。2021年10月，青海某公司单方解除与杨某的劳动关系，青海某公司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规定为杨某办理社会保险手续，造成杨某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杨某于2021年12月申请仲裁，后杨某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青海某公司赔偿原告杨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4170元；被告青海某公司赔偿原告杨某应缴纳的养老保险费77004元。
【典型意义】
社会保险费作为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是老百姓的“养命钱”，事关人民群众生活福祉及社会和谐稳定。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并不能够因为劳动者或用人单位的意愿而免除义务。在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不依法办理社会保险，导致劳动者权益受损，劳动者如何捍卫自身权益？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是用人单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前提。由此，劳动者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而现实生活中，部分用人单位不依法履职，导致劳动者权益受损。在此情况下，劳动者有权申请劳动仲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用，且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该案例，对广大“打工人”如何维权，保障自身权益具有指导意义。
案例三
青海某公司与多某劳动争议纠纷案——劳动者履职中被网络诈骗的责任认定
【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28日，多某入职青海某公司任出纳一职，双方签订《劳动合同》。2021年12月1日，多某在工作过程中，收到QQ群中“总经理”要求多某向陈某的个人账户转账的信息后，多某向陈某的银行账户转账29万余元。青海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收到信息提示，与多某确认后，同日向公安机关报案，现正在侦查阶段。2021年12月3日，多某提出离职。2021年12月9日，青海某公司向多某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与多某之间的劳动关系。青海某公司申请仲裁，并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多某作为一名财务会计人员，其理应知晓一名专业财务人员在相关工作岗位的工作职责和流程要求，其未向公司领导核实即向他人账户进行大额汇款，导致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已构成重大过失。而在多某履职过程中，确实存在根据领导指示先行付款的情形，说明青海某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并未严格按照财务制度执行，青海某公司亦应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酌情确定由多某承担20%的赔偿责任，判决：多某赔偿青海某公司经济损失596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劳动者被电信诈骗从而导致用人单位受损的典型案例。用人单位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劳动成果的主要享有者，应承担劳动者履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劳动者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用人单位经济损失要求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当与劳动者的过错大小、工资收入水平等相适应。而用人单位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法律规定，规范公司财务管理，定期对公司财务管理等重要岗位进行防骗宣传和培训，完善公司付款机制和流程，用人单位并不能将公司运营管理的风险、漏洞转嫁给普通劳动者承担。本案最终认定用人单位、劳动者均应承担相应过错，具有双重效果。该纠纷处理不仅会促进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认真遵守公司规章制度，审慎履职，提高防范风险意识，还会促进用人单位更加注重员工培训管理和制度措施完善，共同防范网络诈骗，保护好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案例四
某青海分公司与刘某劳动争议纠纷案——女职工在哺乳假期间享有的权利认定
【基本案情】
刘某于2004年与某青海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17年12月20日刘某生育休假，至2018年6月尚在哺乳期内。某青海分公司自2018年1月起以刘某不在岗为由，依据公司工资方案开始扣减刘某工资，至2018年6月刘某实发工资为419.4元。2018年7月，刘某以某青海分公司扣减工资违法为由，申请仲裁。某青海分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之规定，某青海分公司在刘某哺乳期内，依据公司自行制定的规定扣减刘某工资，与《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相悖，并判决某青海分公司与刘某劳动合同关系解除，某青海分公司支付刘某生育休假期间扣减工资15991.92元，支付经济补偿金146877.84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明确指出用人单位应尊重和保护女职工在产假、哺乳假期间享有的相应权利，弘扬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重和保护女职工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妇女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任何单位不得因女职工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本案判决不仅保护了女职工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发挥司法裁判对社会行为的规范、引导作用，纠正用人单位歧视、限制女职工权益的各种不合法规定，鼓励、帮助女职工依法维护权益，营造和谐、法治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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