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神马研究都有#
一篇论文，关于医美。
郑叶昕,李婷,杨阳.“医美热”何以持续？——医美实践中的逻辑依赖与社会学反思[J].当代青年研究,2024(02):75-88.
♀本文以北京市某口碑较好、中高档定位的医疗美容机构为田野， 采用参与式观察、自由访谈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 筛选规律性、周期性进行医美维护的消费者， 探索他们持续进行医美消费的动因。最终， 共10 位消费者进入深度访谈。
接受访谈者的年龄范围在21~56 岁， 跨越多个年龄层次。医美花费与个体年收入总体成正比， 但也存在学生、全职太太等依赖家庭经济支持的情况，以及医美顾问因职业需求而产生较大的医美开销。
♀以美貌为交换物的向上婚：
安安拥有一桩人人称羡的婚姻。作为生意人的妻子， 安安闲适的、相对优渥的物质生活被认为是同其容貌相匹配的生活状态。
然而，对于“美”的定义并不掌握在安安的手中。一次看相， 安安被风水先生认为“面相不好”， 会破坏丈夫的财运。为留住丈夫的财运， 安安遵照风水先生的意见， 不时通过医美进行面部调整。这是在家相夫教子、维持体面生活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失衡的家庭内部权力关系， 使得丈夫的喜怒成为安安关注的重心，也赋予其影响安安身体决策的力量。
“风水先生说我面相不够饱满， 不算旺夫相。我老公做生意的嘛， 就很信这个。我也觉得女生的容貌会招财， 所以就不能破坏掉这种风水。每次微调完， 我都会请风水先生帮我看看有没有需要进一步调整的地方， 然后把风水先生的意见反馈给医生。我原来嘛， 就很担心我老公会抛弃我。但是现在老公生意越做越好，对我也越来越好，我觉得医美对我的帮助真的非常大！”（AA20210806）
♀以身体改良为代价的两性权力扭转：
在最初的医美诊疗中， 娇娇的医美动机是希望借由身体外表的改良挽留住丈夫出轨的心。但努力无果后， 离婚的娇娇意外地发现医美带来身体资本的提升，以及在社交关系中两性权力的转向。
“我现在发现形象的提升带给自己的不仅是自信， 更多的是幸运！虽然成为离了婚的单亲妈妈，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在进行医美项目的一年时间里， 我完成了形象大蜕变， 公司里有同事夸我越来越漂亮， 也有几个成熟男性开始追求我。变美是一件让人上瘾且愉悦的事情， 我想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提升自己的事情上，坚持做医美。”（JJ20210415）
良好的外貌被娇娇认为是自我营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是她在竞争性社会中获得男性青睐的重要资本， 但这恰恰是女性“自我客体化”的表现， 即主动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外界评论的客体。
正如既有研究所批评的， 女性为了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权， 首先需要拥有一个符合主流男性审美的身体。即女性已经前置性地将社会规范内化于心，并将其转化为自身欲望所需，以身体改良为代价去换取两性关系中所谓的“主动权”。这种女性对身体更加严格的自我审查与规训，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更加隐秘的男性凝视与性别不平等的体现 。
♀资本主导的身体挑选与行业规则：
璐璐是一位独自在影视行业闯荡的“北漂”演员， 对于容貌的维护是她例行之事。面对行业内部跨度极大的薪酬和面容姣好的后辈竞争， 她一度焦虑得难以入眠， 担心“因为不够漂亮而选不上角色”， 也担心自己“还没出名就老了”。然而面对极不确定的筛选标准， 个体容易被动地陷入茫然与焦虑中。
尽管璐璐深知， 自己可以掌握的晋升途径是苦练演技与提升基本素养， 但是面对行业内“人均水光针”的颜值竞争， 她害怕落后；面对已经打拼多年的赛道， 她不愿放弃已经投入的时间成本。医美被纳入她为发展自己事业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之中，尽管她也无法定义医美行为可能带来的经济价值，但她无法忍受自己的不作为。
“演员这一行靠脸吃饭， 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演员， 收入并不多。看到越来越多的新人开始跟自己抢饭碗， 我的容貌焦虑也越来越严重。我知道圈内的女明星都会花大价钱在脸上， 自己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但也不能坐以待毙。”（LL20210425）
♀可购买的职场晋级券：
在更加日常的职场中，“美貌溢价”也并未缺席。
女性的外貌被视为可衡量的个体人力资本， 由资方权衡打分。在东亚社会， 女性的身材与外貌容易被频繁地打量与评价， 这增加了女性对自我物化的易感性（Vulnerability），也产生了更多的身体耻辱感与社交焦虑。
孙娟就是一位这样成长起来的典型女性。
“在医美前我不喜欢照镜子， 因为丑陋的痘印像标记一样时刻提醒着我的不完美， 我始终不够自信。我用过化妆品， 但是常年用底妆遮盖皮肤反而加重了皮肤问题。我购买了点阵等一整套医美项目，皮肤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而且效果很稳定。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 水光针、皮秒等项目成为我定期要做的保养项目。我感觉医美‘照亮了我’， 它使得我和他人交谈更加自信了， 在上班销售过程中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更饱满了。”（SJ20210315）
“审美劳动”被用于描述劳动力群体中愈发可见的对于容貌的关注。伴随着产业结构向信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 外貌作为个体“软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企业筛选、劳动安排与消费者期望下的市场环境所共同赋分。
与此同时， 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美”的定义， 因此也延续了社会中充满阶级、性别不平等等诸多领域的歧视性规范。例如，在我国存在外貌与收入的“高跟鞋曲线”，女性会因为不漂亮和太漂亮受到惩罚，但不变的是父权文化下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审查（郭继强等，2017）。
国内外研究发现， 身体的优势使得女性更可能成为临时工作的员工， 但在管理岗位上则不那么多见（费舒澜，2016）。
当前， 随着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性的加剧，“美学劳工”（Aesthetic Laborers）的范围正在扩大， 这些职工们的身体与人格被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共同在市场上出售。
♀美丽理想与“完美人生”：
何丹曾是一名狂热的医美爱好者， 她曾渴望成为明星——一个理想中的她者。然而医美行业的良莠不齐，使她获得的却是一张不符合人体美学的脸。那时的她感到晴天霹雳。
“我当时特别希望整成某某（明星）那个样子， 但是第一次面诊就被顾问‘打击’得觉得自己不换脸都没法好好生活下去，开眼角就成为我人生第一台医美手术。从18 岁开始整容至今，开眼角、垫鼻梁、磨骨……几乎所有的整形项目， 我都做过。但那次隆鼻之后， 我的脸开始各种移位。当医生宣布我整容失败需要进行多次修复的时候，我觉得天都要塌了！”（HD20210214）
没有人可以一直做到身体的纤瘦、皮肤的紧致与光滑等理想形态， 除非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美容干预。美丽理想如此地具有强制性， 以至于随着越来越严格的身体实践成为常态，愈发难以被抗拒， 继而带动了个体对身体管理标准的提高。当前， 美已经成为一种伦理理想， 成为个体建构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如此， 当身体无法满足个体的理想自我时， 医美成为何丹追求理想自我以及“完美人生”的方式。
在何丹整容失败后， 丑陋的脸与失去价值、遭人厌弃的生存状况联系在了一起， 并最终指向了个体发展机会的被剥夺。这种遭受社会不认可、失去地位和自尊的风险， 使得何丹感到高度的紧张。她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尽管医美修复又是一笔高昂的费用，但她依然选择接受。
“我不敢面对父母， 每次找他们要钱做手术， 都会被大骂一顿。但是我停不下来了， 不修复我就会越来越丑， 真的变成个大怪物， 我无法接受现在的自己， 更无法接受自己再也不进入医美机构。”（HD20210214）
♀形象重塑与自我营销：
45岁的晓岚试图通过重塑身体的方式重新定义外界眼中的大龄未婚女性。
“我真的很不喜欢他们（家里人）说40 多岁还没结婚时， 脸上露出的那种尴尬的表情。之前工作比较忙没时间捯饬自己的时候， 他们看到我憔悴的样子， 就觉得我特别可怜、特别辛苦。我真的不想这样。我希望可以通过医美的保养改变大家（对于大龄未婚女性）的偏见， 我过得真的很好。”（XL20220129）
医美成为晓岚中产生活方式的一环， 以身体塑造的方式重新打造个人气质， 彰显个体品味， 从而与年轻、流行的大众风格所区隔（Bourdieu，2002）， 并将这种外貌管理同自律、勤奋的道德认知关联起来。
“自然风格是我喜欢的， 虽然要专门定制、价格昂贵， 但是我能承担得起。我会觉得外表本身是个人生活风格的向外投射， 另一方面也是自我管理能力的体现， 一种对忙碌混乱生活的掌控。”（XL20220129）
在晓岚的观念中，理想的外貌体现了更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对应着更多的发展机会，是事业有成、财富自由的象征。这些都非常符合当前新自由主义下将身体作为资本并加强自我管理的话语形态。
无论是何丹对身体的自我责备， 还是晓岚精细化的身体管理， 实际上都围绕着美丽理想所带来的错觉——一种存在于想象中的、极可能交付即破灭的、对于生活的可控、向上流动的可能以及来自外界的尊重与认可。
这种新自由主义文化所承诺的借由医美所达到的竞争优势， 本质上是虚构而危险的， 因为它煽动了身体处在非完美状态下的恐惧与焦虑， 并且以时间、精力与资源的自我耗费为代价，但永远抵达不了期望的终点。
♀医美仍然是一种性别化的身体实践， 医美中的女性实践格外凸显。但“残酷乐观主义”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微观层面个体所做出的努力及局限，并引导我们最终关注宏观层面社会歧视性规则的再造。
残酷的乐观主义指的是个体所执着的对象为个体提供了可以持续、赖以生存的感觉， 尽管这一对象本身会危及主体的幸福， 或其本身实则是一种幻想。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个体医美实践的逻辑。
一方面， 虽然能动性存在大小差异， 但医美者的医美动机主要源于自我改善的内在需求。无论是婚恋、职场还是更加普通的日常生活领域，个体对于医美的追求无非是提高自身的身体资本，应对现有的生活困境， 改善当前的生活处境， 或是投资于某个充满想象的未来。
这些充满期待的行动具有主动性和策略性， 也恰恰呼应了更为“残酷”的一面。即便个人能够理解医美实践实际上是一个略显冒进、收益难定的行为， 但仍然无法完全放弃它， 因为她们恐惧医美所承诺的种种好处的最终破灭， 或者是一旦失去了对于医美实践的期望， 自己的希望也将破灭。这种矛盾心理贯穿前后， 也印证了不同研究对于医美类实践的定性——既吸引人，也让人无能为力。
一篇论文，关于医美。
郑叶昕,李婷,杨阳.“医美热”何以持续？——医美实践中的逻辑依赖与社会学反思[J].当代青年研究,2024(02):75-88.
♀本文以北京市某口碑较好、中高档定位的医疗美容机构为田野， 采用参与式观察、自由访谈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 筛选规律性、周期性进行医美维护的消费者， 探索他们持续进行医美消费的动因。最终， 共10 位消费者进入深度访谈。
接受访谈者的年龄范围在21~56 岁， 跨越多个年龄层次。医美花费与个体年收入总体成正比， 但也存在学生、全职太太等依赖家庭经济支持的情况，以及医美顾问因职业需求而产生较大的医美开销。
♀以美貌为交换物的向上婚：
安安拥有一桩人人称羡的婚姻。作为生意人的妻子， 安安闲适的、相对优渥的物质生活被认为是同其容貌相匹配的生活状态。
然而，对于“美”的定义并不掌握在安安的手中。一次看相， 安安被风水先生认为“面相不好”， 会破坏丈夫的财运。为留住丈夫的财运， 安安遵照风水先生的意见， 不时通过医美进行面部调整。这是在家相夫教子、维持体面生活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失衡的家庭内部权力关系， 使得丈夫的喜怒成为安安关注的重心，也赋予其影响安安身体决策的力量。
“风水先生说我面相不够饱满， 不算旺夫相。我老公做生意的嘛， 就很信这个。我也觉得女生的容貌会招财， 所以就不能破坏掉这种风水。每次微调完， 我都会请风水先生帮我看看有没有需要进一步调整的地方， 然后把风水先生的意见反馈给医生。我原来嘛， 就很担心我老公会抛弃我。但是现在老公生意越做越好，对我也越来越好，我觉得医美对我的帮助真的非常大！”（AA20210806）
♀以身体改良为代价的两性权力扭转：
在最初的医美诊疗中， 娇娇的医美动机是希望借由身体外表的改良挽留住丈夫出轨的心。但努力无果后， 离婚的娇娇意外地发现医美带来身体资本的提升，以及在社交关系中两性权力的转向。
“我现在发现形象的提升带给自己的不仅是自信， 更多的是幸运！虽然成为离了婚的单亲妈妈，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在进行医美项目的一年时间里， 我完成了形象大蜕变， 公司里有同事夸我越来越漂亮， 也有几个成熟男性开始追求我。变美是一件让人上瘾且愉悦的事情， 我想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提升自己的事情上，坚持做医美。”（JJ20210415）
良好的外貌被娇娇认为是自我营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是她在竞争性社会中获得男性青睐的重要资本， 但这恰恰是女性“自我客体化”的表现， 即主动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外界评论的客体。
正如既有研究所批评的， 女性为了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权， 首先需要拥有一个符合主流男性审美的身体。即女性已经前置性地将社会规范内化于心，并将其转化为自身欲望所需，以身体改良为代价去换取两性关系中所谓的“主动权”。这种女性对身体更加严格的自我审查与规训，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更加隐秘的男性凝视与性别不平等的体现 。
♀资本主导的身体挑选与行业规则：
璐璐是一位独自在影视行业闯荡的“北漂”演员， 对于容貌的维护是她例行之事。面对行业内部跨度极大的薪酬和面容姣好的后辈竞争， 她一度焦虑得难以入眠， 担心“因为不够漂亮而选不上角色”， 也担心自己“还没出名就老了”。然而面对极不确定的筛选标准， 个体容易被动地陷入茫然与焦虑中。
尽管璐璐深知， 自己可以掌握的晋升途径是苦练演技与提升基本素养， 但是面对行业内“人均水光针”的颜值竞争， 她害怕落后；面对已经打拼多年的赛道， 她不愿放弃已经投入的时间成本。医美被纳入她为发展自己事业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之中，尽管她也无法定义医美行为可能带来的经济价值，但她无法忍受自己的不作为。
“演员这一行靠脸吃饭， 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演员， 收入并不多。看到越来越多的新人开始跟自己抢饭碗， 我的容貌焦虑也越来越严重。我知道圈内的女明星都会花大价钱在脸上， 自己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但也不能坐以待毙。”（LL20210425）
♀可购买的职场晋级券：
在更加日常的职场中，“美貌溢价”也并未缺席。
女性的外貌被视为可衡量的个体人力资本， 由资方权衡打分。在东亚社会， 女性的身材与外貌容易被频繁地打量与评价， 这增加了女性对自我物化的易感性（Vulnerability），也产生了更多的身体耻辱感与社交焦虑。
孙娟就是一位这样成长起来的典型女性。
“在医美前我不喜欢照镜子， 因为丑陋的痘印像标记一样时刻提醒着我的不完美， 我始终不够自信。我用过化妆品， 但是常年用底妆遮盖皮肤反而加重了皮肤问题。我购买了点阵等一整套医美项目，皮肤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而且效果很稳定。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 水光针、皮秒等项目成为我定期要做的保养项目。我感觉医美‘照亮了我’， 它使得我和他人交谈更加自信了， 在上班销售过程中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更饱满了。”（SJ20210315）
“审美劳动”被用于描述劳动力群体中愈发可见的对于容貌的关注。伴随着产业结构向信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 外貌作为个体“软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企业筛选、劳动安排与消费者期望下的市场环境所共同赋分。
与此同时， 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美”的定义， 因此也延续了社会中充满阶级、性别不平等等诸多领域的歧视性规范。例如，在我国存在外貌与收入的“高跟鞋曲线”，女性会因为不漂亮和太漂亮受到惩罚，但不变的是父权文化下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审查（郭继强等，2017）。
国内外研究发现， 身体的优势使得女性更可能成为临时工作的员工， 但在管理岗位上则不那么多见（费舒澜，2016）。
当前， 随着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性的加剧，“美学劳工”（Aesthetic Laborers）的范围正在扩大， 这些职工们的身体与人格被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共同在市场上出售。
♀美丽理想与“完美人生”：
何丹曾是一名狂热的医美爱好者， 她曾渴望成为明星——一个理想中的她者。然而医美行业的良莠不齐，使她获得的却是一张不符合人体美学的脸。那时的她感到晴天霹雳。
“我当时特别希望整成某某（明星）那个样子， 但是第一次面诊就被顾问‘打击’得觉得自己不换脸都没法好好生活下去，开眼角就成为我人生第一台医美手术。从18 岁开始整容至今，开眼角、垫鼻梁、磨骨……几乎所有的整形项目， 我都做过。但那次隆鼻之后， 我的脸开始各种移位。当医生宣布我整容失败需要进行多次修复的时候，我觉得天都要塌了！”（HD20210214）
没有人可以一直做到身体的纤瘦、皮肤的紧致与光滑等理想形态， 除非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美容干预。美丽理想如此地具有强制性， 以至于随着越来越严格的身体实践成为常态，愈发难以被抗拒， 继而带动了个体对身体管理标准的提高。当前， 美已经成为一种伦理理想， 成为个体建构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如此， 当身体无法满足个体的理想自我时， 医美成为何丹追求理想自我以及“完美人生”的方式。
在何丹整容失败后， 丑陋的脸与失去价值、遭人厌弃的生存状况联系在了一起， 并最终指向了个体发展机会的被剥夺。这种遭受社会不认可、失去地位和自尊的风险， 使得何丹感到高度的紧张。她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尽管医美修复又是一笔高昂的费用，但她依然选择接受。
“我不敢面对父母， 每次找他们要钱做手术， 都会被大骂一顿。但是我停不下来了， 不修复我就会越来越丑， 真的变成个大怪物， 我无法接受现在的自己， 更无法接受自己再也不进入医美机构。”（HD20210214）
♀形象重塑与自我营销：
45岁的晓岚试图通过重塑身体的方式重新定义外界眼中的大龄未婚女性。
“我真的很不喜欢他们（家里人）说40 多岁还没结婚时， 脸上露出的那种尴尬的表情。之前工作比较忙没时间捯饬自己的时候， 他们看到我憔悴的样子， 就觉得我特别可怜、特别辛苦。我真的不想这样。我希望可以通过医美的保养改变大家（对于大龄未婚女性）的偏见， 我过得真的很好。”（XL20220129）
医美成为晓岚中产生活方式的一环， 以身体塑造的方式重新打造个人气质， 彰显个体品味， 从而与年轻、流行的大众风格所区隔（Bourdieu，2002）， 并将这种外貌管理同自律、勤奋的道德认知关联起来。
“自然风格是我喜欢的， 虽然要专门定制、价格昂贵， 但是我能承担得起。我会觉得外表本身是个人生活风格的向外投射， 另一方面也是自我管理能力的体现， 一种对忙碌混乱生活的掌控。”（XL20220129）
在晓岚的观念中，理想的外貌体现了更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对应着更多的发展机会，是事业有成、财富自由的象征。这些都非常符合当前新自由主义下将身体作为资本并加强自我管理的话语形态。
无论是何丹对身体的自我责备， 还是晓岚精细化的身体管理， 实际上都围绕着美丽理想所带来的错觉——一种存在于想象中的、极可能交付即破灭的、对于生活的可控、向上流动的可能以及来自外界的尊重与认可。
这种新自由主义文化所承诺的借由医美所达到的竞争优势， 本质上是虚构而危险的， 因为它煽动了身体处在非完美状态下的恐惧与焦虑， 并且以时间、精力与资源的自我耗费为代价，但永远抵达不了期望的终点。
♀医美仍然是一种性别化的身体实践， 医美中的女性实践格外凸显。但“残酷乐观主义”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微观层面个体所做出的努力及局限，并引导我们最终关注宏观层面社会歧视性规则的再造。
残酷的乐观主义指的是个体所执着的对象为个体提供了可以持续、赖以生存的感觉， 尽管这一对象本身会危及主体的幸福， 或其本身实则是一种幻想。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个体医美实践的逻辑。
一方面， 虽然能动性存在大小差异， 但医美者的医美动机主要源于自我改善的内在需求。无论是婚恋、职场还是更加普通的日常生活领域，个体对于医美的追求无非是提高自身的身体资本，应对现有的生活困境， 改善当前的生活处境， 或是投资于某个充满想象的未来。
这些充满期待的行动具有主动性和策略性， 也恰恰呼应了更为“残酷”的一面。即便个人能够理解医美实践实际上是一个略显冒进、收益难定的行为， 但仍然无法完全放弃它， 因为她们恐惧医美所承诺的种种好处的最终破灭， 或者是一旦失去了对于医美实践的期望， 自己的希望也将破灭。这种矛盾心理贯穿前后， 也印证了不同研究对于医美类实践的定性——既吸引人，也让人无能为力。
百达翡丽一比一真金精仿百达翡丽一比一真金精仿：奢华与精准的完美邂逅 百达翡丽，制表业的巅峰之作，以其精湛的工艺、非凡的复杂功能和永恒的价值而闻名。虽然正品百达翡丽价格昂贵，但如今的高仿真技术使一比一真金精仿品成为满足奢华欲望的理想选择。 精美工艺： 一比一真金精仿百达翡丽采用与正品相同的贵金属材质，如18K玫瑰金、白金或黄金。这些精仿表壳经过精心抛光，呈现出无与伦比的光泽和纹理。表盘上独特的装饰，例如玑镂刻花或太阳放射状饰纹，由熟练的工匠细致描绘，展现出精湛的制表工艺。 精准走时： 这些精仿表配备了可靠的机械机芯，其走时精准度可以与正品百达翡丽媲美。瑞士制造的机芯经过精心调节，确保时间误差极小。用户可以享受与正品相同的计时体验，而不必担心走时问题。 奢华细节： 一比一真金精仿百达翡丽注重每一个细节，以重现正品的奢华气质。表带采用鳄鱼皮或小牛皮制成，触感柔软舒适。表扣经过精细设计，既美观又实用。这些精仿表所呈现的视觉美感和佩戴体验丝毫不逊色于正品。 投资价值： 与正品百达翡丽相比，一比一真金精仿品的价格更具可负担性。然而，这些精仿表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提升。由于其出色的工艺和稀有性，这些精仿表成为收藏家和投资者眼中极具吸引力的选择。 选择建议： 在选择一比一真金精仿百达翡丽时，重要的是考虑以下因素： 预算：这些精仿表的价格范围很广，根据机芯、材料和复杂性而异。 风格：精仿表有各种款式，从经典计时码表到复杂万年历，总有一款适合您的个人品味。 信誉良好的供应商：从信誉良好的供应商处购买精仿表至关重要，以确保其质量和真伪。 结论： 一比一真金精仿百达翡丽是满足奢华欲望的绝佳方式，同时又不会让您的钱包大出血。这些精仿表融合了精湛的工艺、精准的走时和奢华的细节，为佩戴者提供与正品百达翡丽相媲美的体验。无论是作为收藏品还是日常配饰，一比一真金精仿百达翡丽都将提升您的个人风格和品味。
修行不是让你什么都顺，而是让你知道为什么不顺；修行不是等待他人来渡，而是人需自渡，向内去求，提升我们内在的认知，以利他之心圆满自己。修行前，错误都是别人的；修行后，因果才是自己的；修行前，什么都想要；修行后，什么都不缺。生活本不苦，苦的是欲望过盛；人心本不累，累的是牵挂太多。欲知自己前世和今生的命数，也可找我私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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