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关于外版】

这个话题，我在四月中旬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过一些，但是那个采访很快被删。读到的人虽然不少，毕竟篇幅有限，我回复记者的内容，也没那么详细。所以，我在此将继续陈述。

海外出版我的日记，居然会变成一个群体声讨的事件，这让我深感意外。中国作家在海外出书，早已屡见不鲜。国家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一直鼓励大家将作品拿到海外出版，不少出版社甚至因为承担了相关项目，还能获得些许补贴。所以，我想都没有想过，在海外出版自己的书，会涉及到所谓“卖国”。

针对这次海外出版《武汉日记》，我被骂是“卖国贼”，是“汉奸”，是为了出名或是为了赚钱而“出卖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利益，是“递刀子”，是给西方人起诉中国提供了“证据”。还有说，我就是为美方“约稿”而写，否则不可能以“光速”的速度出版。又有说出版这本日记的出版社与中情局有如何如何之关系，诸如之类。指责和叫骂声，一时间有如海啸。

我听到自己被如此指责时，最初的奇怪感，就像我先前听说有几千万人等着看我日记的奇怪感是一样的，完全不明白为何如此，而且从直觉判断这样的事来得不正常。连续好多天，看到那些慷慨陈词的公众号以及各种口号、视频，叫骂等等，我就好像在看一部多维的连续剧，而且还是幻想类。

而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

在我记录疫情大约到二月中旬时，已经引起一些出版人的注意。于是不时有人来问是否可以出版。我当时心情不好，也没有出书的想法，所以基本上都回绝了。最早问我的是译林出版社，因为我的新长篇《是无等等》将在该社出版。所以我说，如果届时考虑出版的话，我肯定给你。其实也没别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是最早提出的。

而翻译我日记的白睿文先生，当时正在翻译我的一部小说。他是著名的汉学家，曾经翻译过王安忆、余华、叶兆言等作家的作品。他有微博，我们也互相有关注。我估计他是在微博上看到了我的疫情记录，所以有一天，他通过微信给我留言，提出能不能先翻译这个记录。回翻日期，我查到他征求我意见时是2月17日。我因无意出书，所以当时也没有同意，白睿文先生也表示理解。这些微信记录我曾给财经记者验证过。

及至2月下旬，前来询问的出版社更多，也有国外出版人在询问。此时武汉的疫情已得到极大缓解，我的心情也随之改变。我在同意国内出版社出版的同时，也回复了白睿文先生。由于这是在国内各大新媒体上发表过的文字，对于结集出版，我觉得很自然，何况国内的出版社也在做出版的准备。白睿文先生于是开始联系出版社和代理人。白先生自己在大学教书，精力有限，最后确定把这事交给代理人。我亦图省事，三月初，便把除中文以外的全球版权，全都委托给了代理人。

而那时，我这边的记录也并没有结束，白睿文先生在与代理人签了协议后，即开始翻译。也就是说，我这边每天写，他也每天翻译我前面所写的内容。因为不是文学作品，所用的几乎都是大白话，所以翻译起来也应该比较简单。代理人认为这样的书有时效性，出版得越快越好。所以，白睿文先生也是日以继夜地工作。

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白先生在翻译我作品期间，美国的疫情开始严重起来。他自己亦受困在家，如我一样在经历封城。翻译过程中，他几乎有了与我完全相同的感受。

我的稿子到四月中旬才交出，当时的翻译也没有完成。书名为《武汉日记》，副标题是“武汉封城60天”。最初我提交的书名是《武汉封城日记》，副标题是日期，从某天到某天。但翻译和出版社编辑商量觉得这个标题太长了，促销起来不上口，建议改短一点，而读起来最顺的是《武汉日记》。他们就此征求我的意见，我同意了。

比较意外的是，武汉解封那天，国外开始预售。这个时间点的重合，纯粹偶然。而预售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我不曾有过的经验，因为国内基本没有预售这一环节。所以，对突如其来的“阴谋论”和“美国约稿”一说，我自己也有些懵。心想，是谁约稿，我第一天就写得清清楚楚，这些人看都不看一眼，怎么可以这样胡扯？

英文版封面的设计以及副标题的改变，我当时并不知道，翻译也没有留意到小字。而德国方面，从封面到简介，事先都没与我们沟通。预售宣传出来后，翻译发现了问题，立即与代理人交涉，并且从此定下规则：封面和简介必须征得我的同意。其实很快两个封面以及德国版的简介都进行了修正。这样的事，出错即改，改了就好。就我所知，几位翻译我日记的汉学家，都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学者。

正式出版时间，美国方面的原先预定是八月，其他国家有些是定在六月，这个时间还都在调整。其实，用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安排出版，以国内出版社来看，完全能做出来。现在这样一个科技发展的时代，排版和印刷技术非常之高，只要觉得某一本书需要抢时间，一两个月出本书几无难度，有的几天就能出版。

至于版税，当时无论在与国内或是国外谈版税时，我都与对方说好，我的所有版税都会捐出来。而且考虑到版税数额不会很大，我的大体设想是定向捐赠给去世的医护人员遗属，我希望失去亲人的他们未来的生活质量能好一点。翻译和代理人都表示，他们也想捐一些，希望自己能为武汉人民做点什么。这些亦都有当时的微信记录。捐款一事，我的几个同事也都清楚，因为我跟他们说过，要请他们届时帮助我。

重点是：
1、在国外出版日记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既非美国“约稿”，亦非所谓“光速”出版，更不是有意避开国内出版社而专门拿到国外去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家在海外出书是非常正常的事。预售时出现的《武汉日记》封面和宣传语，是出版商为促销而做，后在我和翻译的要求下，很快即全部改过。
2、关键的是，迄今所有的日记都还挂在网上，里面没有对武汉疫情的造谣。恰恰相反，我以相当多的篇幅详细记录了封城中后期政府和民众共同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所采取的各种抗疫措施。特别对困守城中，配合抗疫的武汉九百万市民，我有着由衷的敬意和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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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在地铁6号线上差一点晕倒了，靠着扶杆上，完全没有了知觉。不知道是谁发现了我的异常，迷迷糊糊听到了有个人叫我，给我让了一个座位，只有2步的距离，我确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到座位上的。坐到位置上大概5分钟左右恢复了知觉，然后我解释说我有低血糖，说了一句谢谢，靠在坐座位上，眼前看不清有谁。马上就有个学生递给我一盒糖，万分感激之下吃了一颗，眼泪就开始止不住式狂流。
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我们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现在、此刻，让身边的人感受暖心。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城市里无时无刻都有温暖发生，遇见方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