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元任选10本# 《郁达夫的杭州》青葱蓝碧的富春山水和天下独绝的西子风光，滋润陶冶了郁达夫的天赋与情怀，他那清新、畅达与充满激情的文字中，记述了故乡的山光水色和世人风貌，为后人留下一轴情景交融、耐人寻味的多彩画卷。摄影家陆宗寅追寻郁达夫的足迹，用镜头再现有关的风景人情，意在跨越时间的沟壑，领略经典作品的魅力。本书选编郁达夫先生关于杭州的文字，包括《自传》、《还乡记》、《还乡后记》、《江南的冬景》、《钓台的春昼》、《杭州的八月》等名篇，穿插陆宗寅先生130幅杭州的摄影作品，文字与照片相呼应，可使得读者更好领略郁达夫笔下的杭州记忆。
大道之行也
课件一
(P3)本文是《礼记·礼运》开头部分里的一段话，主旨是阐明理想中的“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原文此前还有一段文字记述孔子说这番话的来由，照录如下：昔者，仲尼与蜡宾（蜡，读zhà），事毕，出游于观（读guān，宫门外两旁的台楼）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意思是鲁国已经丧失了国礼）。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夏、商、周、三代的英贤），丘未之逮也（因出生晚，未能赶上）,而有志焉。” 从前，孔于曾加过鲁国的蜡祭。祭祀结束后，他出来在宗庙门外的楼台上游览，不觉感慨长叹。孔子的感叹，大概是感叹鲁国的现状。言偃在他身边问道“老师为什么叹息？”孔子回答说：“大道实行的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英明君王当政的时代，我孔丘都没有赶上，我对它们心向往之。孔子生活在变乱纷呈的春秋末期，迫切希望出现一个太平盛世。
(P6)译文：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选拔推举品德高尚、有才干的人，讲求诚信，培养和睦气氛。
(P7) 译文：因此人们不只是敬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要使老年人能有终老的保障，中年人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而无父的人、有残疾而不能做事的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婚配。
(P8) 译文：财物，厌恶把它扔在地上，不是一定要据为己有。力气，厌恶它不出于自己，但愿意多出力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P9) 译文：因此，图谋之心闭塞而不会兴起，盗窃、作乱害人的事情不会兴起，所以家家户户门从外面带上，而不从里面闩上。这就叫作“大同”社会。
(P10)图
(P11) 1、文段以“大道之行也”开头，以“是谓大同”结尾。
“大道”指什么？“大同”又指什么？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大道，可以理解为治理社会的最高准则、政治制度。
大同，可以理解为儒家的理想社会或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
大道之行也，是指执政者施行大道，则老百姓便可以生活在安定、和平的大同社会。概括地说，就是“行大道，成大同”。
(P12) 2、“大同”社会的总纲是什么？请找出相关语句回答并简析。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天下为公”是说天下是大家的天下，不属于任何个人；
“选贤与能”是说选拔品德高尚的人、能干的人担任社会职务；“讲信修睦”说的是社会成员间应当建立良好的关系，讲求诚信，远离欺诈，崇尚和睦，防止争斗。三者从不同方面表述，又紧密联系，又这样的总纲保证，才能建设大同社会。
(P13) 3、本文阐述的大同社会有哪些基本特征？（1）人人都受到全社会的关爱
（2）人人都能安居乐业（3）货尽其用，人尽其力
(P14)4、“大同”社会跟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有无相似点？
有相似： 1、大同社会的“老有所终，幼有所长”与世外桃源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相似； 2、大同社会的“男友分女有归”与世外桃源的“其中往来中作”相似；
3、大同社会的“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做，故外户而不闭”与世外桃源的没有战乱，和平相似。
“世外桃源”的境界是根据“大同”社会的体制构想出来的是艺术地再现“大同”社会的生活风貌。
(P15) 5、如何评价儒家所描绘的“大同”社会?
尽管这样的理想社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成为现实，但它却成为我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一份宝贵财富，两千多年来一直成为许多思想家和改革家所追求的理想“桃源”，其思想意义极为深远。
(P16)图
(P17) 孔子过泰山侧 ，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贡问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P18)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
课件二
(P3)路不拾遗：路上没有人把别人丢失的东西捡走。说明国家安定，人们思想品德高尚，社会风气很好【出自后晋张昭远、贾纬等编写的《旧唐书》。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做买卖的人途经武阳(今河北大名、馆陶一带)，不小心把一件心爱的衣服丢了。他走了几十里后才发觉，心中很着急，路人劝慰他说:“不要紧，我们武阳境内路不拾遗，你回去找找看，一定可以找得到。”那人听了半信半疑，心里话:这可能吗?转而又一想，找找也无妨。于是赶了回去，果然找到了他失去的衣服】
夜不闭户：夜间睡觉不用闩上门。形容社会治安情况良好 。【战国时期，卫国人商鞅因逃难到秦国，主张法制国家，受到秦孝王的重用，他先后制定一系列新法，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旧法，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法严明，不循私情。经过一段时间，秦国社会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国力强盛。】
(P8)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P12)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有贤德、有才能的人选出来（给大家办事），（人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因此人们不单单奉养自己的父母，不单单抚育自己的子女，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使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使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婚配。对于财货，人们憎恨把它扔在地上的行为，（却）不一定要自己私藏；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而不一定为自己谋私利。因此，奸诈之心闭塞而不会兴起，盗窃财物和造反害人的事不会发生，所以（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了。这就叫作“大同”社会。{同P9-11}
(P13)图
(P14-16)图
(P17) 图
(P19) 判断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也”表判断）
倒装句：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介宾短语后置句，应为“于己藏”）
(P23-25){同上，P9-11即12}
(P28){同上，课件一P16}
(P33)《大道之行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宏伟瑰丽的社会蓝图。在那里，人们生活着并快乐着。尽管这个理想社会在小生产的基础上不可能成为现实，但二千多年来它一直是许多进步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心中永不磨灭的梦。就是这个梦，牵系着古圣先贤，牵系着时人，追寻的脚步永不停息！
课件一
(P3)本文是《礼记·礼运》开头部分里的一段话，主旨是阐明理想中的“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原文此前还有一段文字记述孔子说这番话的来由，照录如下：昔者，仲尼与蜡宾（蜡，读zhà），事毕，出游于观（读guān，宫门外两旁的台楼）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意思是鲁国已经丧失了国礼）。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夏、商、周、三代的英贤），丘未之逮也（因出生晚，未能赶上）,而有志焉。” 从前，孔于曾加过鲁国的蜡祭。祭祀结束后，他出来在宗庙门外的楼台上游览，不觉感慨长叹。孔子的感叹，大概是感叹鲁国的现状。言偃在他身边问道“老师为什么叹息？”孔子回答说：“大道实行的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英明君王当政的时代，我孔丘都没有赶上，我对它们心向往之。孔子生活在变乱纷呈的春秋末期，迫切希望出现一个太平盛世。
(P6)译文：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选拔推举品德高尚、有才干的人，讲求诚信，培养和睦气氛。
(P7) 译文：因此人们不只是敬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要使老年人能有终老的保障，中年人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而无父的人、有残疾而不能做事的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婚配。
(P8) 译文：财物，厌恶把它扔在地上，不是一定要据为己有。力气，厌恶它不出于自己，但愿意多出力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P9) 译文：因此，图谋之心闭塞而不会兴起，盗窃、作乱害人的事情不会兴起，所以家家户户门从外面带上，而不从里面闩上。这就叫作“大同”社会。
(P10)图
(P11) 1、文段以“大道之行也”开头，以“是谓大同”结尾。
“大道”指什么？“大同”又指什么？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大道，可以理解为治理社会的最高准则、政治制度。
大同，可以理解为儒家的理想社会或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
大道之行也，是指执政者施行大道，则老百姓便可以生活在安定、和平的大同社会。概括地说，就是“行大道，成大同”。
(P12) 2、“大同”社会的总纲是什么？请找出相关语句回答并简析。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天下为公”是说天下是大家的天下，不属于任何个人；
“选贤与能”是说选拔品德高尚的人、能干的人担任社会职务；“讲信修睦”说的是社会成员间应当建立良好的关系，讲求诚信，远离欺诈，崇尚和睦，防止争斗。三者从不同方面表述，又紧密联系，又这样的总纲保证，才能建设大同社会。
(P13) 3、本文阐述的大同社会有哪些基本特征？（1）人人都受到全社会的关爱
（2）人人都能安居乐业（3）货尽其用，人尽其力
(P14)4、“大同”社会跟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有无相似点？
有相似： 1、大同社会的“老有所终，幼有所长”与世外桃源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相似； 2、大同社会的“男友分女有归”与世外桃源的“其中往来中作”相似；
3、大同社会的“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做，故外户而不闭”与世外桃源的没有战乱，和平相似。
“世外桃源”的境界是根据“大同”社会的体制构想出来的是艺术地再现“大同”社会的生活风貌。
(P15) 5、如何评价儒家所描绘的“大同”社会?
尽管这样的理想社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成为现实，但它却成为我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一份宝贵财富，两千多年来一直成为许多思想家和改革家所追求的理想“桃源”，其思想意义极为深远。
(P16)图
(P17) 孔子过泰山侧 ，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贡问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P18)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
课件二
(P3)路不拾遗：路上没有人把别人丢失的东西捡走。说明国家安定，人们思想品德高尚，社会风气很好【出自后晋张昭远、贾纬等编写的《旧唐书》。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做买卖的人途经武阳(今河北大名、馆陶一带)，不小心把一件心爱的衣服丢了。他走了几十里后才发觉，心中很着急，路人劝慰他说:“不要紧，我们武阳境内路不拾遗，你回去找找看，一定可以找得到。”那人听了半信半疑，心里话:这可能吗?转而又一想，找找也无妨。于是赶了回去，果然找到了他失去的衣服】
夜不闭户：夜间睡觉不用闩上门。形容社会治安情况良好 。【战国时期，卫国人商鞅因逃难到秦国，主张法制国家，受到秦孝王的重用，他先后制定一系列新法，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旧法，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法严明，不循私情。经过一段时间，秦国社会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国力强盛。】
(P8)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P12)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有贤德、有才能的人选出来（给大家办事），（人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因此人们不单单奉养自己的父母，不单单抚育自己的子女，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使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使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婚配。对于财货，人们憎恨把它扔在地上的行为，（却）不一定要自己私藏；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而不一定为自己谋私利。因此，奸诈之心闭塞而不会兴起，盗窃财物和造反害人的事不会发生，所以（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了。这就叫作“大同”社会。{同P9-11}
(P13)图
(P14-16)图
(P17) 图
(P19) 判断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也”表判断）
倒装句：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介宾短语后置句，应为“于己藏”）
(P23-25){同上，P9-11即12}
(P28){同上，课件一P16}
(P33)《大道之行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宏伟瑰丽的社会蓝图。在那里，人们生活着并快乐着。尽管这个理想社会在小生产的基础上不可能成为现实，但二千多年来它一直是许多进步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心中永不磨灭的梦。就是这个梦，牵系着古圣先贤，牵系着时人，追寻的脚步永不停息！
#传古维新# 【以思想史的方式理解《资治通鉴》｜姜鹏】（二）
《资治通鉴》的现实指向
先举个简单的例子。当《资治通鉴》讲到某位重要历史人物出场或退场时，都会用一些篇幅来描述这位人物的特点。《资治通鉴》说刘备的性格“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这些表述刘备深沉有大志的正面语言，显然沿袭了《三国志》的文字。但《三国志》同时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些描写刘备生性奢侈的语言，却被《资治通鉴》删除了。可以说，《资治通鉴》展现的刘备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歪曲的，不如《三国志》交代得全面。但《资治通鉴》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必须理解司马光以及那个时代儒者的基本思想。宋代的儒学思潮，逐渐形成了以道德涵养为一切基础的价值观，司马光是代表人物之一。对于这些儒学家来说，甚至于皇权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于道德。如果一个嗜酒好色之徒都能成大业，何以规劝以后的皇帝恪守道德律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教科书，对这个问题就有所考虑，因此删去了刘备喜好声色犬马的文字，仅保留关于他有大志向的描写。这就是典型的先有观念，后有历史。而《资治通鉴》对更复杂的一些政治话题，如改革、君臣关系、女人在政治中的作用等话题的讨论，看上去仅仅是在总结历史，其实有很深刻的现实指向。这就是通过思想史的方法来读《资治通鉴》，它是了解宋代思想状况的一部史料，虽然它没有讲宋代。
再举个复杂些的例子。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汉书》里有全文，而在《资治通鉴》中的短了很多。司马光删减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这和宋代思想背景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汉代皇帝的权力在原则上是绝对的权力，所以能制约皇帝权力的途径极少，效果也有限，所以汉代儒学也就更强调天人感应。皇帝是天子，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皇帝有天命，另一方面，皇帝的行为要符合上天的旨意。也就是说，皇帝不能乱来，一旦乱来就会出现各种自然灾害，灾的本义就是指天火，上天用灾来警告皇帝的失德，如果皇帝不反省，那就是该革命的时候了。古文中的革命是说上天不再对皇帝有所眷顾了，认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代表他来行使权力的人。所以，革的是天命，要换一个代理者。这是汉代思想家的想法，《春秋》里对每次日食都有详细记载，因为那是最严重的天谴，太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认为太阳不见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每次日食皇帝都要严肃对待、反省。一旦日食，大臣们就会纷纷给皇帝写奏章，指责皇帝，理由五花八门，或说日食是因为皇帝造了某宫殿，或说因为皇帝轻信小人，不能说的话借这种机会全说出，皇帝是不能处罚任何人的，而是要努力反省改正。到了宋代，这套不管用了。因为宋代科学知识积累了很多，历法也很先进了，对天文现象有了很深的认识，有点知识的人都已经知道日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汉代的天人感应不再是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也是历史学在宋代特别发达的原因：因为你得找到另外一套途径来说服皇帝不能胡作非为，光靠天谴说是不行的，所以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告诫。
后来人总结宋代的文化史，一般都非常重视理学。理学成为宋代的文化标签。宋代学者的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道德修养的要求，在宋代理学的系统中摆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比如四书《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要正，先修身，才能成为他人的榜样，达到齐家的目的，这项完成后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这套观念成为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宋代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巨大的变化，和汉代人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差别。天人感应在宋代也还讲，但儒家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感到政治哲学的基础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更新，也就是从天人的认识转换到对人自身的认识，除了哲学之外，历史学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对宋明理学的兴起，我不太同意一种看法，即强调其兴起和佛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佛学的逻辑系统严密，思想很深刻，哲学上的认识又是儒学比不上的，所以儒学家很有危机感，儒学中也借用了很多佛学的概念等等。我认为宋明理学更多是政治变化、人们认识变化的一个结果，而不仅仅是受到佛学的影响。
了解了这样的思想背景，再来看《资治通鉴》如何处理汉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书》里的《天人三策》，开篇就讲天人感应，非常能代表汉代儒学的特点，而司马光偏偏将这段删掉了，《资治通鉴》中的《天人三策》，开篇立意已经和董仲舒的相去甚远。但妙就妙在《资治通鉴》中《天人三策》的开篇文字，也是《汉书》中《天人三策》原文就有的，司马光删掉了“天人”，留下并突出了“仁义”和“教化”，重点完全不一样了。仔细对比《汉书》和《资治通鉴》中的两份《天人三策》，很容易发现，主题由原先的“天人关系”转变成为礼乐教化。而教化是道德养成最重要的路径之一。从中也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对于汉代文献的删减、保存，和宋代的思想背景有很紧密的联系。司马光按照自己的理念来编辑传统文献，决定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文字不能进入。所谓“稽古以至治”，其实是司马光以自己的观念来剪裁历史。
《资治通鉴》第291卷讲到五代大名鼎鼎的冯道。在冯道去世的消息下面，司马光引用了欧阳修对冯道的批评。司马光和欧阳修之间有龃龉，所以《资治通鉴》很少引用欧阳修的文字，但在这里却全文引用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对冯道的评论，说明冯道这个人很值得说。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54年换了五个朝代，十四位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冯道却是个例外，做过多任皇帝的宰相。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从唐明宗到周世宗九位皇帝都用他做宰相。在当时纷乱的政治背景下，无疑是个成功的人物。不仅五代至宋初对他的评价很高，冯道对自己这一生也显然比较满意。但到北宋中叶，对冯道的评价完全颠覆了。以欧阳修和司马光为代表，对冯道历仕各姓君主，毫无“节操”的行为，给予大张挞伐。
冯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契丹灭晋时，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保全了百姓。再就是冯道死时家无余财，冯道是河北河间人，他的家乡是汉族和契丹冲突最剧烈的地方，经常有百姓被掳走当奴隶。他的钱大部分用来赎人和安置。关于冯道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他自称“忠于国，孝于家”，这在五代时是没有人反对的，但到了宋朝，很多人开始反对他，认为他没有脸自称“忠”，所以五代和宋朝对他的看法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五代和宋朝对“国”的看法不同。五代时，战乱频繁，真正掌握政治核心的都是军阀，而像冯道这样的文人是游离于政治核心之外的，他所认为的“国”主要是指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只要对得起老百姓，在军阀的“虎狼丛中可立身”，皇帝的轮换他不想左右，也没有能力左右。宋代的政治结构和五代不同，为了解决政权更迭频繁，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宋代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举措，非常著名的是“杯酒释兵权”。宋代能够长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政治、官僚政治代替了军阀政治，使得政治结构趋于稳定。而欧阳修和司马光这样的文人与皇帝的关系，和冯道与皇帝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冯道和皇帝不是共生体，不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虽然很多皇帝要借助于冯道的声望，但冯道并没有处于那个利益核心圈里面。欧阳修说五代时殉节的都是武将，以此贬低冯道，也说明欧阳修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比较肤浅。因为在军阀政治系统里，皇帝都是靠武夫上位，失败的一方即使不殉节，也活不了。但文人是游离于政权交替核心之外的，所以，殉节的没有文人。但宋代是文人统治的社会，皇帝通过文人和官僚管理国家，文人处于政治核心，在司马光和欧阳修们看来，忠于国和忠于君是一体的，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才会反对冯道。
隐形层面中的史料价值
《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分布在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显性层面是文字本身。思想史的读法，就是要钩沉它隐性层面的史料价值。这部书不直接讲宋朝，但却经常指涉宋朝现实。比如，在第211卷有如下记载：突厥领袖默啜自武则天时就经常骚扰边境，但后来被部下所杀，那位部下拿着默啜的首级找到唐朝军官郝灵荃来换赏钱。郝灵荃将首级交给朝廷后天天盼着朝廷的嘉奖，但当时宰相宋璟认为，如果郝灵荃得了丰厚的奖赏，就会导致很多边将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故意挑起边境战事，以杀死少数民族领袖的方式来邀功。于是拖了一年之久，才给了郝灵荃非常有限的奖赏。郝灵荃失望恸哭而死。这段文字后来有很多学者研究。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他认为司马光的叙述错了。胡三省说郝灵荃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只不过因人成事，捡了个便宜，所以拖延、压低对他的奖赏，并不意味着宋璟有那么长远和深刻的边境问题考虑，宋璟的决定只不过是因为郝灵荃功太小。其实至于郝灵荃如何获得默啜的首级，司马光有详细的记述，他完全知道郝灵荃没啥功劳，胡三省的批驳并无道理，因为他是用司马光显然知道的事实来反驳司马光。但司马光为什么还要这么叙述宋璟的想法？这是因为当时宋朝正在积极准备开拓边境，司马光认为发动战争机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司马光这么说宋璟显然是为了反对新政，劝说宋神宗。
因此，《资治通鉴》里面很多看似讲不通的地方，其实有它的深意。如果我们抛开思想史的眼光，就会一头雾水，即使读得很熟，也会发现很多漏洞和不能明白的地方。后人还有专门修订《资治通鉴》的错误的。但是，如果你用思想史的方法来读，就会发现，很多表象上的“错误”其实背后有它的思想背景，是经过司马光深思熟虑的。我们以为司马光错了，错的其实是我们。一定要先知道司马光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的政治家，然后再来考虑他的作品，而不能仅仅将《资治通鉴》当成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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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的现实指向
先举个简单的例子。当《资治通鉴》讲到某位重要历史人物出场或退场时，都会用一些篇幅来描述这位人物的特点。《资治通鉴》说刘备的性格“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这些表述刘备深沉有大志的正面语言，显然沿袭了《三国志》的文字。但《三国志》同时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些描写刘备生性奢侈的语言，却被《资治通鉴》删除了。可以说，《资治通鉴》展现的刘备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歪曲的，不如《三国志》交代得全面。但《资治通鉴》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必须理解司马光以及那个时代儒者的基本思想。宋代的儒学思潮，逐渐形成了以道德涵养为一切基础的价值观，司马光是代表人物之一。对于这些儒学家来说，甚至于皇权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于道德。如果一个嗜酒好色之徒都能成大业，何以规劝以后的皇帝恪守道德律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教科书，对这个问题就有所考虑，因此删去了刘备喜好声色犬马的文字，仅保留关于他有大志向的描写。这就是典型的先有观念，后有历史。而《资治通鉴》对更复杂的一些政治话题，如改革、君臣关系、女人在政治中的作用等话题的讨论，看上去仅仅是在总结历史，其实有很深刻的现实指向。这就是通过思想史的方法来读《资治通鉴》，它是了解宋代思想状况的一部史料，虽然它没有讲宋代。
再举个复杂些的例子。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汉书》里有全文，而在《资治通鉴》中的短了很多。司马光删减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这和宋代思想背景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汉代皇帝的权力在原则上是绝对的权力，所以能制约皇帝权力的途径极少，效果也有限，所以汉代儒学也就更强调天人感应。皇帝是天子，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皇帝有天命，另一方面，皇帝的行为要符合上天的旨意。也就是说，皇帝不能乱来，一旦乱来就会出现各种自然灾害，灾的本义就是指天火，上天用灾来警告皇帝的失德，如果皇帝不反省，那就是该革命的时候了。古文中的革命是说上天不再对皇帝有所眷顾了，认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代表他来行使权力的人。所以，革的是天命，要换一个代理者。这是汉代思想家的想法，《春秋》里对每次日食都有详细记载，因为那是最严重的天谴，太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认为太阳不见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每次日食皇帝都要严肃对待、反省。一旦日食，大臣们就会纷纷给皇帝写奏章，指责皇帝，理由五花八门，或说日食是因为皇帝造了某宫殿，或说因为皇帝轻信小人，不能说的话借这种机会全说出，皇帝是不能处罚任何人的，而是要努力反省改正。到了宋代，这套不管用了。因为宋代科学知识积累了很多，历法也很先进了，对天文现象有了很深的认识，有点知识的人都已经知道日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汉代的天人感应不再是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也是历史学在宋代特别发达的原因：因为你得找到另外一套途径来说服皇帝不能胡作非为，光靠天谴说是不行的，所以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告诫。
后来人总结宋代的文化史，一般都非常重视理学。理学成为宋代的文化标签。宋代学者的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道德修养的要求，在宋代理学的系统中摆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比如四书《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要正，先修身，才能成为他人的榜样，达到齐家的目的，这项完成后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这套观念成为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宋代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巨大的变化，和汉代人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差别。天人感应在宋代也还讲，但儒家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感到政治哲学的基础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更新，也就是从天人的认识转换到对人自身的认识，除了哲学之外，历史学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对宋明理学的兴起，我不太同意一种看法，即强调其兴起和佛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佛学的逻辑系统严密，思想很深刻，哲学上的认识又是儒学比不上的，所以儒学家很有危机感，儒学中也借用了很多佛学的概念等等。我认为宋明理学更多是政治变化、人们认识变化的一个结果，而不仅仅是受到佛学的影响。
了解了这样的思想背景，再来看《资治通鉴》如何处理汉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书》里的《天人三策》，开篇就讲天人感应，非常能代表汉代儒学的特点，而司马光偏偏将这段删掉了，《资治通鉴》中的《天人三策》，开篇立意已经和董仲舒的相去甚远。但妙就妙在《资治通鉴》中《天人三策》的开篇文字，也是《汉书》中《天人三策》原文就有的，司马光删掉了“天人”，留下并突出了“仁义”和“教化”，重点完全不一样了。仔细对比《汉书》和《资治通鉴》中的两份《天人三策》，很容易发现，主题由原先的“天人关系”转变成为礼乐教化。而教化是道德养成最重要的路径之一。从中也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对于汉代文献的删减、保存，和宋代的思想背景有很紧密的联系。司马光按照自己的理念来编辑传统文献，决定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文字不能进入。所谓“稽古以至治”，其实是司马光以自己的观念来剪裁历史。
《资治通鉴》第291卷讲到五代大名鼎鼎的冯道。在冯道去世的消息下面，司马光引用了欧阳修对冯道的批评。司马光和欧阳修之间有龃龉，所以《资治通鉴》很少引用欧阳修的文字，但在这里却全文引用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对冯道的评论，说明冯道这个人很值得说。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54年换了五个朝代，十四位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冯道却是个例外，做过多任皇帝的宰相。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从唐明宗到周世宗九位皇帝都用他做宰相。在当时纷乱的政治背景下，无疑是个成功的人物。不仅五代至宋初对他的评价很高，冯道对自己这一生也显然比较满意。但到北宋中叶，对冯道的评价完全颠覆了。以欧阳修和司马光为代表，对冯道历仕各姓君主，毫无“节操”的行为，给予大张挞伐。
冯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契丹灭晋时，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保全了百姓。再就是冯道死时家无余财，冯道是河北河间人，他的家乡是汉族和契丹冲突最剧烈的地方，经常有百姓被掳走当奴隶。他的钱大部分用来赎人和安置。关于冯道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他自称“忠于国，孝于家”，这在五代时是没有人反对的，但到了宋朝，很多人开始反对他，认为他没有脸自称“忠”，所以五代和宋朝对他的看法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五代和宋朝对“国”的看法不同。五代时，战乱频繁，真正掌握政治核心的都是军阀，而像冯道这样的文人是游离于政治核心之外的，他所认为的“国”主要是指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只要对得起老百姓，在军阀的“虎狼丛中可立身”，皇帝的轮换他不想左右，也没有能力左右。宋代的政治结构和五代不同，为了解决政权更迭频繁，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宋代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举措，非常著名的是“杯酒释兵权”。宋代能够长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政治、官僚政治代替了军阀政治，使得政治结构趋于稳定。而欧阳修和司马光这样的文人与皇帝的关系，和冯道与皇帝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冯道和皇帝不是共生体，不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虽然很多皇帝要借助于冯道的声望，但冯道并没有处于那个利益核心圈里面。欧阳修说五代时殉节的都是武将，以此贬低冯道，也说明欧阳修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比较肤浅。因为在军阀政治系统里，皇帝都是靠武夫上位，失败的一方即使不殉节，也活不了。但文人是游离于政权交替核心之外的，所以，殉节的没有文人。但宋代是文人统治的社会，皇帝通过文人和官僚管理国家，文人处于政治核心，在司马光和欧阳修们看来，忠于国和忠于君是一体的，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才会反对冯道。
隐形层面中的史料价值
《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分布在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显性层面是文字本身。思想史的读法，就是要钩沉它隐性层面的史料价值。这部书不直接讲宋朝，但却经常指涉宋朝现实。比如，在第211卷有如下记载：突厥领袖默啜自武则天时就经常骚扰边境，但后来被部下所杀，那位部下拿着默啜的首级找到唐朝军官郝灵荃来换赏钱。郝灵荃将首级交给朝廷后天天盼着朝廷的嘉奖，但当时宰相宋璟认为，如果郝灵荃得了丰厚的奖赏，就会导致很多边将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故意挑起边境战事，以杀死少数民族领袖的方式来邀功。于是拖了一年之久，才给了郝灵荃非常有限的奖赏。郝灵荃失望恸哭而死。这段文字后来有很多学者研究。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他认为司马光的叙述错了。胡三省说郝灵荃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只不过因人成事，捡了个便宜，所以拖延、压低对他的奖赏，并不意味着宋璟有那么长远和深刻的边境问题考虑，宋璟的决定只不过是因为郝灵荃功太小。其实至于郝灵荃如何获得默啜的首级，司马光有详细的记述，他完全知道郝灵荃没啥功劳，胡三省的批驳并无道理，因为他是用司马光显然知道的事实来反驳司马光。但司马光为什么还要这么叙述宋璟的想法？这是因为当时宋朝正在积极准备开拓边境，司马光认为发动战争机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司马光这么说宋璟显然是为了反对新政，劝说宋神宗。
因此，《资治通鉴》里面很多看似讲不通的地方，其实有它的深意。如果我们抛开思想史的眼光，就会一头雾水，即使读得很熟，也会发现很多漏洞和不能明白的地方。后人还有专门修订《资治通鉴》的错误的。但是，如果你用思想史的方法来读，就会发现，很多表象上的“错误”其实背后有它的思想背景，是经过司马光深思熟虑的。我们以为司马光错了，错的其实是我们。一定要先知道司马光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的政治家，然后再来考虑他的作品，而不能仅仅将《资治通鉴》当成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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