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微降至5.2% 不含在校生的25—29岁失业率上升明显】https://t.cn/A6TjDPLn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仍然是就业的难点重点。尽管3月不含在校生的16—24岁人群调查失业率与2月持平，但25—29岁人群失业率上升明显，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失业率也有所上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数据，2024年3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录得5.2%，较上月和上年同期均下降0.1个百分点。此前1月、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2%、5.3%，一季度均值为5.2%，低于上年同期0.3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表示，一季度，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以及稳就业相关政策持续显效，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3月失业率下降，主要是春节后各行业用工逐步恢复，求职者陆续找到工作。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数据，2024年3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录得5.2%，较上月和上年同期均下降0.1个百分点。此前1月、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2%、5.3%，一季度均值为5.2%，低于上年同期0.3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表示，一季度，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以及稳就业相关政策持续显效，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3月失业率下降，主要是春节后各行业用工逐步恢复，求职者陆续找到工作。
【找工作？这不，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来了！】https://t.cn/A6Tjmdcp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就业工作决策部署，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和劳动力市场供需对接，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根据《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2024年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的通知》（宁人社函〔2023〕383号）的文件要求，现决定举办贺兰县2024年职引未来—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畅通人力资源流通渠道 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二、具体安排
活动时间:2024年4月18日上午10:00-12:00 活动地点：新百贺兰中心
三、组织单位
贺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贺兰县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四、服务对象
现场招聘会。邀请贺兰县及毗邻区域有招聘意愿的重点产业、重点工程、重点项目企业参加。邀请兰州信息科技学院、陇东学院两所高校毕业生前来参会，涵盖专业有财务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机械电子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五、企业报名及参加方式
企业将营业执照+招聘简章+法人身份证发送至邮箱1969808867@qq.com。
咨询电话：15909512566 0951-8537370
报名截止日期4月17日16时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就业工作决策部署，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和劳动力市场供需对接，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根据《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2024年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的通知》（宁人社函〔2023〕383号）的文件要求，现决定举办贺兰县2024年职引未来—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畅通人力资源流通渠道 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二、具体安排
活动时间:2024年4月18日上午10:00-12:00 活动地点：新百贺兰中心
三、组织单位
贺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贺兰县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四、服务对象
现场招聘会。邀请贺兰县及毗邻区域有招聘意愿的重点产业、重点工程、重点项目企业参加。邀请兰州信息科技学院、陇东学院两所高校毕业生前来参会，涵盖专业有财务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机械电子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五、企业报名及参加方式
企业将营业执照+招聘简章+法人身份证发送至邮箱1969808867@qq.com。
咨询电话：15909512566 0951-8537370
报名截止日期4月17日16时
【自述丨#我在悉尼送外卖日赚千元#：超过预估时间平台竟然给补贴】在社交媒体上，澳洲打工度假签证的相关经验提供了某种版本的成年人童话。
一方面，它指向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它暗暗允诺一种更低成本和深度的旅行方式。
然而，后新冠时代的打工度假似乎有了一些变化：欧洲战火未停，遥远的澳洲也受到影响，房租和物价飞涨，移民数量达到历史顶点；劳动力市场供需反转的背景下，一边打工一边度假的期待，大多被艰难的就业形势击碎。
半年多前，吞拿通过打工度假签证前往澳洲，成为了一名外卖员。她在悉尼送外卖的经历及思考，或许能让我们窥见某种关于远方和旷野的现实。以下是吞拿的讲述。
·在悉尼送外卖，算是“神仙工作”吗？
坐办公室的时候，“大不了去送外卖”往往以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被我挂在嘴边。
为什么是开玩笑？作为生活在一线城市的打工人，外卖员频繁地出现在我家门口，即便不点外卖，也总能看见他们——等在每个红绿灯路口的最前端（有的干脆不等），穿梭在车流的缝隙里（有时在人流的缝隙里），扎堆靠在餐馆门口（刷短视频）。
当时的我还在媒体工作，认识一些外卖骑手，不难理解外卖员如何被“困在系统里”，何况关于他们月入上万的报道已经是早几年的事了。红利期过去后，这份需要消耗大量体力与精力的工作，已经很难称得上诱人。
去年年底，我通过打工度假签证（working holiday visa，简称WHV）来到澳洲，发现在“小红书澳大利亚专区”，外卖员这一职业仍在造就着各种“致富神话”。
注册成为一名悉尼的外卖员后，我经历过走路送外卖一单挣60块（人民币）、送餐超时收到平台补贴、漏送一份比萨没被罚款、深夜取餐时店长请吃甜点……如果只看这一部分，很难不感叹这是一份“神仙工作”。
《人物》发布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中提到，有外卖骑手形容自己的职业：“送外卖就是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这一切，我在悉尼都没遇上。
在澳洲送外卖，没有无孔不入的系统，也不需要与死神赛跑。我注册的是Uber Eats外卖员，作为海外最大的外卖平台之一，他们对配送员没有接单量的要求，你大可以当一个悠闲的外卖散兵。
在线提供护照、签证、无犯罪证明，申请澳洲个体户税号（ABN），审核完成后不久，我就收到一份快递到家门口的大礼包，包含保温外卖箱、反光防风衣和背心、手机支架等物品。
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对上路的车型有严格的要求，加上初来乍到的我对悉尼的复杂路况有所忌惮，开始租车之前，我体验了两天“无车”送外卖。这种送外卖方式在小红书上颇为流行，没有车的骑手通过走路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来赚钱。只有在没有时间限制的平台，才有可能这样干。
我两天一共送了8单，收入129.08澳元，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606元。其中有一单我花了快一个半小时才送达，而Uber Eats给了我32.58澳元（约人民币153元），我才发现送外卖超过预估时间不仅不会扣钱，还会获得更多补贴。
我猜测，尽管Uber Eats与外卖员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但也会担心外卖员低于澳洲法定最低时薪太多会招致批评和抗议。接受澳大利亚民族广播电视台（SBS）采访时，澳洲运输工人工会的全国秘书长迈克尔·凯恩（Michael Kaine）表示，“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引入了一个零工经济，它很有意识地将工人推出我们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保护之外。保护工人的措施包括最低工资、病假权益，以及在出问题时确保你能够获得工伤补偿。”
对于刚注册的骑手，Uber Eats还会提供源源不断的订单和丰厚的奖励，而一旦“新手保护期”一过，无单可接就成了日常。许多外卖员会注册多个平台，获取新人奖励并同时接单，比如经验丰富的中国骑手，就通常会Uber Eats和熊猫外卖“双开”。
事实上，无车送外卖很难持续——除非面对嗷嗷待哺的顾客时，你能递上一份融化的冰淇淋或者冷掉的比萨还面无愧色。于是，迟迟没找到正式工作的我，终于在悉尼一家马来西亚华人的租车行租了一台合规的电助力自行车。与数量激增的外卖大军匹配，外卖用车租赁也成了一个热门生意。
只要骑车上路，受伤就在所难免。我每天送八九个小时外卖，中途一个多小时回家休息吃饭。车技提升后，我的收入从每天200多元人民币涨到近1000元人民币，但我和车的机体都磨损严重。
我们被汽车撞了两次，一次是司机侧方位倒车没看见准备在路边停车的我，还有一次是开在路上的时候一辆轿车从我侧面超车刮到我的车把手。所幸最终受伤的都是车。
除了安全风险外，电动车没电也是外卖员的噩梦。尤其悉尼以崎岖的地形著称，遇上那些大角度陡坡，我得步行推车上坡。如果骑到车没电，就只能祈祷有好心的司机把你和车一起载回去了。
送外卖也有很多愉快的时刻。订单来自四面八方，而我总会走上一些闻所未闻的路——走小路、抄近道，轮胎滑过长长树荫的下坡；还会做一些出格的事——逆行、越轨、闯红灯，把交通拥堵丢在身后。
我穿过了很多公园，大公园的大草坪和蛛网一样的路，小公园的沿河小径或小铁桥。我用最高效的方式解锁着这座陌生的城市，在谷歌地图上收藏了一堆塞满彩发年轻人的隐蔽酒吧和排长队的异国菜肴。
短期来看，送外卖保障了我初到一个新国度的自由和生存。
·移民才会做的职业
在悉尼送外卖的第三天，我几乎全身都在痛：肌肉痛，关节痛，屁股痛，腿上十几处淤青中大的几块还未消肿，手脚上另有几处开放型小伤口轻微感染。
我想，我实在是缺乏体力劳动的肉身经验，而且从小就有重心不稳、肢体不协调的毛病，再加上我租的破车又大又重，硬邦邦的坐垫和车身松松垮垮地连在一起，路面稍有不平就发出快要散架一样的声音——我身上的伤几乎都是被外卖车砸的。可见在机能方面，我和它做到了“人车合一”。
送外卖还有一个副作用：幻听。到了第三天晚上，在Uber Eats奖励机制的刺激下，我脑海里不时出现接单的声音，有时要把手机凑到耳边才能确认。但无一例外，是真没有声音。卓别林电影里拧螺丝停不下来的厂工毫不夸张。
另一个和异化有关的是，我发现只要戴上头盔穿上外卖服，你就能从人群中隐形。你会发现别人看你的眼光就像看一盆移动的盆栽，廉价又丑陋的那种。人们尽可能地用最简短的词汇跟你交流，仿佛你就是一个按键，由某些特定的词汇触发。
而与此同时，你会感到看这座城市的目光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就好像只需要骑车路过的那一眼，就看穿了这些过路人的身世和关系——你渐渐对阶级和种族变得敏感。
悉尼的外卖员有男有女，他们有深深浅浅的皮肤，但很少有本地人会从事这个职业。我在路上遇到过很多年长的印度人，他们大多已经送了好几年外卖。到了晚上，我和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前后脚地推着自行车进公寓楼。
移居法国的保加利亚裔学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说：“外国人总是工作的那个人。而文明世界、发达国家的本地人认为工作是庸俗的，并表现出漫不经心的贵族派头和任性”。而闯入一个新社会的外来者是很难任性的，对于“一无所有、谁也不是”的移民，劳动力成为他们“唯一可以免税出口的财产”和“普遍适用的库存”。当本地人总是在创业或者在准备创业的路上时，我的生活在找工作和工作中无限循环。
开始送外卖前，我读了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然后暗下决心像他一样，做一个爱动脑子的外卖员。送了几天外卖，我明白了胡安焉的难得。由于我的车技堪忧，大部分时候我不得不全神贯注地骑车。
路中间被撞得七零八碎的长嘴鸟、被压扁的鸽子，都让我联想到自己。恐惧让我根本无暇像之前那样满脑子充斥着不着边际的遐想，等到回家休息，超身体负荷的体力劳动也让我无心思考什么深邃的问题，更别说详细记录下自己的心路历程。
更何况，按胡安焉自己的说法，他算是个工作能力相当出色的快递员，但我送外卖不仅自己经常受伤，还有各种配送超时致冰淇淋融化、骑车太颠致比萨饼黏成一坨的劣迹，无论是效率还是客户满意度都很难与他相提并论。（新周刊）https://t.cn/A6TlrRDy
一方面，它指向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它暗暗允诺一种更低成本和深度的旅行方式。
然而，后新冠时代的打工度假似乎有了一些变化：欧洲战火未停，遥远的澳洲也受到影响，房租和物价飞涨，移民数量达到历史顶点；劳动力市场供需反转的背景下，一边打工一边度假的期待，大多被艰难的就业形势击碎。
半年多前，吞拿通过打工度假签证前往澳洲，成为了一名外卖员。她在悉尼送外卖的经历及思考，或许能让我们窥见某种关于远方和旷野的现实。以下是吞拿的讲述。
·在悉尼送外卖，算是“神仙工作”吗？
坐办公室的时候，“大不了去送外卖”往往以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被我挂在嘴边。
为什么是开玩笑？作为生活在一线城市的打工人，外卖员频繁地出现在我家门口，即便不点外卖，也总能看见他们——等在每个红绿灯路口的最前端（有的干脆不等），穿梭在车流的缝隙里（有时在人流的缝隙里），扎堆靠在餐馆门口（刷短视频）。
当时的我还在媒体工作，认识一些外卖骑手，不难理解外卖员如何被“困在系统里”，何况关于他们月入上万的报道已经是早几年的事了。红利期过去后，这份需要消耗大量体力与精力的工作，已经很难称得上诱人。
去年年底，我通过打工度假签证（working holiday visa，简称WHV）来到澳洲，发现在“小红书澳大利亚专区”，外卖员这一职业仍在造就着各种“致富神话”。
注册成为一名悉尼的外卖员后，我经历过走路送外卖一单挣60块（人民币）、送餐超时收到平台补贴、漏送一份比萨没被罚款、深夜取餐时店长请吃甜点……如果只看这一部分，很难不感叹这是一份“神仙工作”。
《人物》发布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中提到，有外卖骑手形容自己的职业：“送外卖就是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这一切，我在悉尼都没遇上。
在澳洲送外卖，没有无孔不入的系统，也不需要与死神赛跑。我注册的是Uber Eats外卖员，作为海外最大的外卖平台之一，他们对配送员没有接单量的要求，你大可以当一个悠闲的外卖散兵。
在线提供护照、签证、无犯罪证明，申请澳洲个体户税号（ABN），审核完成后不久，我就收到一份快递到家门口的大礼包，包含保温外卖箱、反光防风衣和背心、手机支架等物品。
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对上路的车型有严格的要求，加上初来乍到的我对悉尼的复杂路况有所忌惮，开始租车之前，我体验了两天“无车”送外卖。这种送外卖方式在小红书上颇为流行，没有车的骑手通过走路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来赚钱。只有在没有时间限制的平台，才有可能这样干。
我两天一共送了8单，收入129.08澳元，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606元。其中有一单我花了快一个半小时才送达，而Uber Eats给了我32.58澳元（约人民币153元），我才发现送外卖超过预估时间不仅不会扣钱，还会获得更多补贴。
我猜测，尽管Uber Eats与外卖员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但也会担心外卖员低于澳洲法定最低时薪太多会招致批评和抗议。接受澳大利亚民族广播电视台（SBS）采访时，澳洲运输工人工会的全国秘书长迈克尔·凯恩（Michael Kaine）表示，“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引入了一个零工经济，它很有意识地将工人推出我们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保护之外。保护工人的措施包括最低工资、病假权益，以及在出问题时确保你能够获得工伤补偿。”
对于刚注册的骑手，Uber Eats还会提供源源不断的订单和丰厚的奖励，而一旦“新手保护期”一过，无单可接就成了日常。许多外卖员会注册多个平台，获取新人奖励并同时接单，比如经验丰富的中国骑手，就通常会Uber Eats和熊猫外卖“双开”。
事实上，无车送外卖很难持续——除非面对嗷嗷待哺的顾客时，你能递上一份融化的冰淇淋或者冷掉的比萨还面无愧色。于是，迟迟没找到正式工作的我，终于在悉尼一家马来西亚华人的租车行租了一台合规的电助力自行车。与数量激增的外卖大军匹配，外卖用车租赁也成了一个热门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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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来看，送外卖保障了我初到一个新国度的自由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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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实在是缺乏体力劳动的肉身经验，而且从小就有重心不稳、肢体不协调的毛病，再加上我租的破车又大又重，硬邦邦的坐垫和车身松松垮垮地连在一起，路面稍有不平就发出快要散架一样的声音——我身上的伤几乎都是被外卖车砸的。可见在机能方面，我和它做到了“人车合一”。
送外卖还有一个副作用：幻听。到了第三天晚上，在Uber Eats奖励机制的刺激下，我脑海里不时出现接单的声音，有时要把手机凑到耳边才能确认。但无一例外，是真没有声音。卓别林电影里拧螺丝停不下来的厂工毫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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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同时，你会感到看这座城市的目光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就好像只需要骑车路过的那一眼，就看穿了这些过路人的身世和关系——你渐渐对阶级和种族变得敏感。
悉尼的外卖员有男有女，他们有深深浅浅的皮肤，但很少有本地人会从事这个职业。我在路上遇到过很多年长的印度人，他们大多已经送了好几年外卖。到了晚上，我和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前后脚地推着自行车进公寓楼。
移居法国的保加利亚裔学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说：“外国人总是工作的那个人。而文明世界、发达国家的本地人认为工作是庸俗的，并表现出漫不经心的贵族派头和任性”。而闯入一个新社会的外来者是很难任性的，对于“一无所有、谁也不是”的移民，劳动力成为他们“唯一可以免税出口的财产”和“普遍适用的库存”。当本地人总是在创业或者在准备创业的路上时，我的生活在找工作和工作中无限循环。
开始送外卖前，我读了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然后暗下决心像他一样，做一个爱动脑子的外卖员。送了几天外卖，我明白了胡安焉的难得。由于我的车技堪忧，大部分时候我不得不全神贯注地骑车。
路中间被撞得七零八碎的长嘴鸟、被压扁的鸽子，都让我联想到自己。恐惧让我根本无暇像之前那样满脑子充斥着不着边际的遐想，等到回家休息，超身体负荷的体力劳动也让我无心思考什么深邃的问题，更别说详细记录下自己的心路历程。
更何况，按胡安焉自己的说法，他算是个工作能力相当出色的快递员，但我送外卖不仅自己经常受伤，还有各种配送超时致冰淇淋融化、骑车太颠致比萨饼黏成一坨的劣迹，无论是效率还是客户满意度都很难与他相提并论。（新周刊）https://t.cn/A6TlrR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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