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官赐福# #墨香铜臭#

聊聊新修天官赐福里的“天下归心流”--由君吾创造，谢怜继承并教给朗千秋的这一路剑法，以及这三人各自的“道”：谢怜的帝道，朗千秋的王道，君吾的霸道。

”天下归心“这四个字最有名的出处应当是曹操《短歌行》里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来不及把吃的饭咽下去就要迎接贤士，表达君王求贤若渴之心。另一出处是《论语》：”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这里孔丘总结的是西周的政治经验，他认为：西周灭商后并没有赶尽杀绝，宽仁对待各部落旧属，不计前嫌，任用人才，所以天下人都愿意顺服西周政权。

孔子所提炼的，是儒家要求君王以德服人，以宽仁治天下，乃至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王道。曹操表达求贤若渴之心，也是以德服人的表现（当然，曹操本人是枭雄，并不能算是王道的实践者，这里只说他的诗歌的含义）。到了孟子这里，将儒家的王道与法家的霸道相对。简单来说，王道强调仁政，以仁爱治天下；霸道则强调以武力、重刑、法制，以治天下，比如商鞅的弱民五术。霸道可使国家迅速崛起成为霸主之国。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仁政的王道，仍然实行家天下、父传子的制度。

虽然君吾创造了“天下归心流”这一套剑法，但在乌庸国灭亡后，他所实行的绝不是“王道”，而是“霸道”。比如君吾或利用谢怜揭发裴茗裴宿，或利用引玉、权一真的潜在矛盾，加之挑拨，使在他之下的神官不能形成一块铁板来反对他，而是互相对立，彼此消耗，那么他自己便更有权力，神武帝君的位置，坐得也就更稳了。

谢怜教导给朗千秋的，正是所谓的“王道”，即宽仁待下：对待残存的仙乐遗民和怨灵，也能做到“柔远能迩”-- 既能怀柔远方，又能优抚近地，从而得到天下人的归顺之心。谢怜教给朗千秋天下归心流，大概也是希望他成为一名有王者气象的仁君。

那么，谢怜自己实行的，是“王道”吗？

不尽然。八百年沉浮，怜的行事作风更接近所谓的“帝道”，也就是道家所倡导的治世之风，并非家天下父传子，而是传说中圣人尧舜的禅让制。（是否真有尧舜，尧舜又是否真的禅让，在考古上有很大的争议，这里仅仅讨论道家、儒家理想中的尧舜。）

道家所推崇的帝道又是怎样的呢？《庄子》是老子《道德经》的拓展，而它的《外篇.天道》直接诠释了”帝道“：“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闲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进而为抚世，则功大名赤而天下一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简单来说，庄子认为，实行“帝道”的人，处于上位可以做君王，处于下位是“玄圣素王”，即虽无帝王之位，却有帝王之德之人；即使隐居山林，隐士们也都会为其折服；如果通过帝道安抚天下，就会成就功名而使天下归一。老庄所崇尚的“帝道”要求顺应自然规律，清虚恬淡、无为而治，保持内心的宁静虚寂，使万物都不能扰乱。清静恬淡、随遇而安，这都是怜的性格特点，也和他所受的《道德经》教育经历相符。这也是为什么，怜的“天下归心流”胜过了朗千秋--按照道家儒家的说法，帝道是要胜过王道的，只是时事迁移人心不古，又有外部条件的限制，帝道在一些时代无法实施。

也许《道德经》的一些话能帮助理解谢怜的性格思想、处世态度。《道德经》第八章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又有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第三十二章：“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老庄思想认为，真正的得道者，应当如同水一样滋养他人，愿意待在卑下的地方，不与众人争利。这种自如恬淡、顺应天时的态度，也符合谢怜的处世方式。更重要的是，实行“帝道”者应无私心，不用“家天下”，而是做到“天下为公”，不按照裙带关系和亲密程度来选拔贤能，使得“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怜熟读《道德经》，第二次被贬后，在遇到挫折不顺的时候，也以微笑面对，处于卑下时，即使卖艺收破烂也不会生出怨气。没有什么比恬淡宁静能更好地形容这种心态了。新修里强化了谢怜和朗千秋的关系，使谢怜、朗千秋、君吾这三位太子的对比关系更加鲜明，同时也收束了天官赐福对治世、处世之道的讨论，是非常用心的改动。虽然墨香在写作的时候，未必有想那么多-- 我感觉她更多是凭直觉写作的-- 但因为文史哲里的思想本就是相通的，所以在新修之后，这种帝道、王道、霸道的比对，也就更加明显了。

继续寻找历史中的BUG
先从元史-百官志-卷90-条目开始。我只列出关键部分，如下：

司天監，秩正四品。掌凡曆象之事。提點一員，正四品......（此处省略官职品阶介绍部分）中統元年，因金人舊制，立司天臺，設官屬。至元八年，以上都承應闕官，增置行司天監。十五年，別置太史院與臺並立，頒曆之政歸院，學校之設隸臺。二十三年，置行監。二十七年，又立行少監。（图1）（图2）

至元十六年（1279），守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七所。（图3）

也就是说，1279年郭守敬提议进行四海测验以修订新的历法，第二年《授时历》就已经完成制历工作，元世祖在1281年颁布实施。再看下一段回回司天监：

回回司天监，秩正四品。掌觀象衍曆。......(略去官职品阶部分)世祖在潛邸時，有旨徵回回為星學者，札馬剌丁等以其藝進，未有官署。至元八年，始置司天臺，秩從五品。十七年，置行監。皇慶元年，改為監，秩正四品。（图4）（图5）

在完成《授时历》的工作之后，回回司天监就设置了行监。元代机构中有很多行字头的命名，比如行省是各个地方的省、行御史台是各个地方上御史台监察部门、这个行字应该是“各个地方”的意思。

也即从至元八年（1271年）开始设立回回司天监，此时它只是一个设置在中央的天文机构；至元十七（1280年）年的时候，这个部门变成了行监，可以在各地方设立司天监的分部门。皇庆元年（1312）又重新改为监（取消各地方机构）。

该机构的职责是观象衍历，司天监职责是掌凡历象之事，看上去前者隶于后者，但品阶相同，且二部皆设行监，足见其重要。然后，再查一下《大元大一统志》的编纂时间是1285年-1303年。回回司天监的行监设置是1280年-1312年，正好涵盖前者。

再介绍一下扎马剌丁，很可惜，元史对他的介绍寥寥无几；据传是波斯人，也就是所谓伊尔汗国的天文学家，还是元一统志的编修者之一；元史称，至元四年（1267年）扎马剌丁造西域仪象，分别是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星盘、地球仪。不错，那个画着经纬线的标准地球仪就是他造的。https://t.cn/A6TLXpQ2此人现已被塑造成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文化交流的典范，著书无数（图6）。

现在的问题是，他造的地球仪所依据的地图是什么？李约瑟好像说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有了古地球仪，可惜失传了，没有比扎马剌丁的记录更早的了。

捋一下时间线：1260年元设司天监——1267年扎马剌丁造地球仪——1271年元设回回司天监——1279年郭守敬奏请四海测验——1280年《授时历》完成——1280年回回司天监置行监——1281年世祖颁天下《授时历》——1285年世祖授扎马剌丁、虞应龙等开始编纂《大元大一统志》——1286年司天监置行监——1290年司天监置少监——1303年《大元大一统志》完成，共600册，1300卷。

我的推测：元朝从1260年就开始着手全球测绘了，实施的部门是司天监和回回司天监，他们先制定统一的历法，然后进行全球的地理大测绘；成果就是《授时历》和《大元大一统志》。整个推理线索由《坤舆万国全图》《坤舆全图》和地球仪引发。

要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元一统志》只是原本的1%不到，很多只是从《永乐大典》中摘录的。

我们可以用元明两朝各自一统志的卷数，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大元大一统志》1300卷；《大明一统志》90卷；地球的陆地面积是1.49亿平方公里；官方统计大明永乐年间是997万平方公里。这不能说明：元朝是一个一统全球的朝代了吗？

#南京记忆# 南京记忆|文学作品与南京形象（一）下

薛冰

【长干里】

唐代以来的金陵怀古之作，不仅是南京沧桑的艺术再现，也有超越地域的象征意义，成为一种独具一格的审美具象。不过，诗人们在营造“金陵帝王州”衰微意象的同时，眼前所见却是活泼泼的“江南佳丽地”，故而也留下了大量抒写金陵繁会现实场景的瑰丽诗篇，成为不容忽视的另一种文学具象。

长干里正是个中典型。

长干里初见于文学作品，是西晋诗人左思的《三都赋》，其《吴都赋》中说：“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长干里居民竞作奢华房舍，邑屋相连栋宇交互。“其居则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居住在长干里的多是世家大族，门前“跃马叠迹，朱轮累辙”即今人常说的车水马龙，且都有自己的武装，庭院内设着兵器架，出行时冠盖如云，填街塞巷。左思明确写出江南士族的强盛，颇有见识。所以东吴立国，依靠的是江南士族，东晋立国，同样不能不争取江南士族的支持。四方人士向往而来，“水浮陆行，方舟结驷”，船歌车声，从朝至暮。早朝开市，广收普纳，百货川流不息，盈溢于市。市场中心的空地成为商品集散地：都城与边鄙的商人都在这里交易，围观等待的顾客有男有女。驮运货物的马队在市中缓缓穿行，满载货物的楼船挂着风帆经过店肆。从平常的水果、纻布，到远方而来的琉璃、美玉，各种器物，大量黄金、珠玉、象牙、珍宝，不胜枚举。各地方言，交杂喧哗。“挥袖风飘而红尘昼昏，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泞”，商市中的人多到这样的程度，众人一起挥袖，带起的大风能扬尘蔽日，众人流下的汗水，像下雨一样让道路变得泥泞。善于经营的大商人，选准货物，贱买贵卖，财富巨万，以雄厚的实力占领市场和商铺，日常生活奢华，锦衣玉食。

到唐代，李白的《长干行》成为千古名篇。历来解读这首诗的人，多视其为爱情叙事诗，在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上下功夫。这当然是一首柔美明媚的爱情诗，是长干里商人的爱情生活或说市民爱情生活写照，与既往农民爱情叙事颇为不同。农民爱情故事中流行最广远的牛郎织女故事、董永与七仙女故事，男主角尽管勤劳、纯朴、善良，却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寄希望于天上的仙女。这种象征背后的现实，就是被捆绑在土地上的农民找不到提升自己的途径。在《吴都赋》里已呈现出的商业传统，让长干里人深知，经商足以安身立命，所以男子一成年，就踏上经商的途程，直上湘潭、巴蜀。留在家中的妻子虽有幽怨，也能充分理解自己的丈夫。《长干行》与白居易《琵琶行》全然不同。长干里清纯少妇对美好生活的思念，色彩明亮得多，虽对未来有所担忧，但不失希望和勇气。读《长干行》绝不会让人“泪湿青衫”。

抒写长干里的诗作难以尽举。唐人诗歌中，长干里几乎成了金陵的代词。歌咏长干里人的商旅生涯、长干里为代表的商业都市，同样成为唐诗的一个重要命题。张潮的《长干行》，描绘商业大潮下另一类型的故事，“富家女”因期盼爱情专一嫁了个穷夫婿，变卖自己心爱的衣裳为夫婿筹集经商的资金，“妾有绣衣裳，葳蕤金缕光。念君贫且贱，易此从远方”。丈夫想必是为了多挣钱，久久不回，“商贾归欲尽，君今尚巴东。巴东有巫山，窈窕神女颜”。妻子不禁又担心丈夫会迷上巫山神女。李益所作《长干行》中，细腻地描绘了“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的忧心忡忡，有趣的是这几句：“北客真王公，朱衣满江中。日暮来投宿，数朝不肯东。”其中透露的信息，远不止于北客对商人妇的恋慕。一方面，长干里作为江南商品集散地，必然会有许多外地商人至此交易，甚至长住长干里。另一方面，商人远行之际，其家宅可以作为接待外来客商的旅舍。如张籍《江南行》中所写：“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娼楼两岸临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这样的你来我往，才能营造出长干里生生不息的繁华。

乐府《杂曲歌辞》中的《长干曲》，就是源于长干里的民歌。崔国辅所作即名《小长干曲》：“月暗送潮风，相寻路不通。菱歌唱不辍，知在此塘中。”可以作为代表的，是崔颢的一组《长干曲》：“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长干里人的经商活动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一是许多人长年在外，以至于邻里不相识；二是长干里人遍布三江五湖，长江之中两船相遇，就可能有同乡相会。

张籍《杂曲歌辞·春江曲》写道：“春江无云潮水平，蒲心出水凫雏鸣。长干夫婿爱远行，自染春衣缝已成。妾身生长金陵侧，去年随夫住江北。春来未到父母家，舟小风多渡不得。欲辞舅姑先问人，私向江头祭水神。”商人远行求利的脚步是阻挡不住的。张籍在《贾客乐》中且写到经商对农民的吸引：“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中唐女伶刘采春，唱出这样一首《啰唝曲》：“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只有夫婿的暂时离去，才会有将来的安乐生活。明白这一点的少妇，只肯迁怒于将其夫婿载去的“秦淮水”与“江上船”，而不忍责备“见少别离多”的夫婿。

诗人们的经历与心声，为后人了解唐代南京，提供了重要启示，即在南京流连越久，对南京的民情风物接触越多，就越是会被现实的南京所吸引。无论朝廷如何蓄意对南京大加贬抑，六朝时期奠定的厚实经济、文化基础，绝非简单的行政命令所能消解。简而言之，唐代南京绝不是六朝南京的一个倒影，也不尽为悲情、幽思的悼古之地，而是生机勃勃的繁华都市，温馨宜人的游居胜地，以大不同于中原城市的江南风韵，令人心向往之。在遗存后世的有限实物之外，唐人的诗作保存了更多的城市记忆，丰富了南京的城市内涵，丰满了南京的文化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诗文对我们完整认知金陵风貌，作了十分重要的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长干里作为商业中心，其地域是在不断变化的。左思笔下的长干在越城之北、凤台山南麓，与史载东吴大市位置相符。东吴开运渎，目的就是将长干里的物资运往宫城。因受城市北部政治中心的吸引，东晋出现凤台山东麓的东长干，南朝商市中心已发展到秦淮河北岸。从唐人诗歌中可以看到，关涉观赏、游宴、访友、离别之地，如凤凰台、瓦官阁、杏花村、白鹭洲、大江、石头城、谢公墩、金陵城西楼、孙楚酒楼等多在凤台山周边，尤其是秦淮河下游入江口一带。南唐建城，西垣仅开西门（今汉西门）与龙光门（今水西门），城市与江口津渡的联系受到约束，如清人赵启宏《长干竹枝》所咏：“大长干接小长干，却被城垣隔瓦官。近日江流西去远，鹭飞何处认沙滩。”宋代的商市中心在今新桥周边，元代更北进到今天香炉一带，明代的大市亦在此处。由大香炉过明瓦廊，就是现当代商业中心新街口。这一商业中心的北向趋势十分清晰。

在唐代名重一时的长干里，到宋代已成为历史地名。宋代以后的长干里诗词，不下数十首，不是沉醉于少男少女的青梅竹马，就是沉溺于独守空闺的少妇怨艾，甚或藉长干里的闺情抒自己的块垒。如李琏《题金陵杂兴诗后十八首》之一：“长干小妇学吹箫，楼外闲风弄翠条。近得广陵消息未，暮潮已过赤栏桥。”元人杨维桢《海客行》所咏：“海客朱雀航，下有五凤房。三月发长干，六月下淮扬。青丝牵白日，罗幕西风凉。”明人王叔承《竹枝词十二首》之一：“一从荡子客长干，怕说风波五百滩。忽接家书心暗喜，更于封外写平安。”崔嫣然《别黄玄龙绝句》四首之一：“九月江南似小春，偷春花鸟殢归人。妆楼直对长干道，愁见行车起暮尘。”黄姬水《金陵古意八首》之一：“杏子雨晴天气寒，追寻桃李畏花残。朱雀航头南去路，酒旗悬处是长干。”清人李天馥《江上竹枝词》：“大长干上日欲低，小长干上乳鸦啼。门前春潮太无赖，轻送归帆又向西。”姚范也有相类之作：“杨柳春风拂小楼，楼前终日看行舟。悠悠一道秦淮水，送尽离人到白头。”

他们不明白长干里是作为一个繁华商贸区赢得唐人歌咏，而执着于那一片土地甚或那一个地名，无视城中新商业经济区的兴盛。《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所记载饮虹桥（今新桥）周边的繁华坊、市和东南佳丽楼、层楼、南楼等胜观，正是长干里的延续与拓展。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