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高校智库“异构同治”陷阱】有组织科研是建构新型举国体制、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途径。高质量高校智库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贯通有组织科研制度的关键枢纽。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基层实践中，高校智库容易陷入“异构同治”陷阱。
有组织科研作为一种崭新的科研治理制度设计，需要对原有制度进行结构调整和规则调适。一方面，有组织科研锚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布局建设集成攻关大平台，通过结构调整，纳入更多治理单元。就智库体系而言，在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参与有组织科研的智库不仅包括高校智库，还有党政部门智库、科研院所智库、社科院智库、军队智库等其他主流智库。同时，市场化咨询公司、新技术公司、新闻媒体智库、人工智能等新兴智库，也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广泛参与有组织科研，形成协同合作平台。这些智库归属于高校、党政机关、企业、社会等各种领域，有着截然不同的运作流程和管理规则，充分反映了有组织科研内生的“异构”特质。另一方面，目前有组织科研对原有科研治理制度的规则调适滞后。高校智库仍然沿袭激励考核、责任落实、绩效评估等方面的治理制度，甚至强化了传统科层制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并没有依据“异构”特质作出差异化调整。有学者将这种机制错位、过于刚性的治理现象称为“异构同治”。
从长期看，“异构同治”现象将制约高校智库有效参与有组织科研。首先，过度正规化的科研治理制度会挤压自由探索的时间和空间。其次，职责同构的职能设置导致高校智库“学院化”，一些高校智库实际上越来越等同于高校内部的二级学院或教学科研单位，不利于集中力量进行有组织科研。
“异构同治”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将“有组织科研”的“组织”片面解读为科层组织。新时期的有组织科研不是“撒胡椒面”式的均衡用力，更不是文字层面理解的科研过程科层化，而是战略驱动、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的全新科研治理制度。
澄清高校智库有组织科研的“组织”迷思，需要立足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制度，从条条块块关系中解析“异构同治”现象产生的制度环境因素。目前，高校智库的条条关系比块块关系更为关键和紧密，因为大多数高校智库的创设动机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的咨政需求，而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直接负责高校智库的财政拨款、评价考察等核心事项。同时，尽管民间成立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智库合作组织，但这些组织及高校内部机构与高校智库间通常没有隶属或互评的关系。对高校智库来说，正式的、纵向的科层关系远比非正式的、横向的联盟关系重要。可见，高校智库有组织科研的基础制度环境嵌合于科层组织和联盟组织之间，且科层关系比联盟关系更重要。
高校智库有组织科研对治理制度进行了结构调整，但对原有制度环境的路径依赖导致科层关系强化，联盟关系弱化，由此产生了“异构同治”现象。厘清这层逻辑后，要解决“异构同治”难题，须尽快对高校智库的条条块块关系进行规则调适。在条条关系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对高校智库的治理规则，应同时注重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契约治理依据委托代理理论，强调利用政策、法律、规章等维持正式的上下级关系，从而使科层组织理性运作。然而，高校智库有组织科研不仅囊括科层组织，而且牵涉联盟组织。因此，政府主管部门应塑造自身的“元治理”角色，将部分治理资源投入构建各类型智库合作关系的社会行动者网络之中，减少对具体科研过程的规制。在块块关系方面，高校智库在重大科研目标的方向引领下，应主动加强与其他类型智库、科研院所等的常态化交流合作，通过实质性的智库联盟提升协同攻关能力，将处于条块之间的制度环境转化为发展动能。例如，在人才培养方面，高校智库既可以借力高校本身的人才储备优势，又可以不拘泥于传统大学的“学院化”培养模式，而是利用高校智库联盟框架下的科研合作，使“智库领军人才”在实践中转换为“战略科学家”，使青年人才在历练中成长为有组织科研的生力军。
（刘晗 作者单位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
《中国教育报》2024年03月25日第7版#教育##教育资讯##科研##高校智库#
有组织科研作为一种崭新的科研治理制度设计，需要对原有制度进行结构调整和规则调适。一方面，有组织科研锚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布局建设集成攻关大平台，通过结构调整，纳入更多治理单元。就智库体系而言，在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参与有组织科研的智库不仅包括高校智库，还有党政部门智库、科研院所智库、社科院智库、军队智库等其他主流智库。同时，市场化咨询公司、新技术公司、新闻媒体智库、人工智能等新兴智库，也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广泛参与有组织科研，形成协同合作平台。这些智库归属于高校、党政机关、企业、社会等各种领域，有着截然不同的运作流程和管理规则，充分反映了有组织科研内生的“异构”特质。另一方面，目前有组织科研对原有科研治理制度的规则调适滞后。高校智库仍然沿袭激励考核、责任落实、绩效评估等方面的治理制度，甚至强化了传统科层制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并没有依据“异构”特质作出差异化调整。有学者将这种机制错位、过于刚性的治理现象称为“异构同治”。
从长期看，“异构同治”现象将制约高校智库有效参与有组织科研。首先，过度正规化的科研治理制度会挤压自由探索的时间和空间。其次，职责同构的职能设置导致高校智库“学院化”，一些高校智库实际上越来越等同于高校内部的二级学院或教学科研单位，不利于集中力量进行有组织科研。
“异构同治”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将“有组织科研”的“组织”片面解读为科层组织。新时期的有组织科研不是“撒胡椒面”式的均衡用力，更不是文字层面理解的科研过程科层化，而是战略驱动、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的全新科研治理制度。
澄清高校智库有组织科研的“组织”迷思，需要立足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制度，从条条块块关系中解析“异构同治”现象产生的制度环境因素。目前，高校智库的条条关系比块块关系更为关键和紧密，因为大多数高校智库的创设动机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的咨政需求，而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直接负责高校智库的财政拨款、评价考察等核心事项。同时，尽管民间成立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智库合作组织，但这些组织及高校内部机构与高校智库间通常没有隶属或互评的关系。对高校智库来说，正式的、纵向的科层关系远比非正式的、横向的联盟关系重要。可见，高校智库有组织科研的基础制度环境嵌合于科层组织和联盟组织之间，且科层关系比联盟关系更重要。
高校智库有组织科研对治理制度进行了结构调整，但对原有制度环境的路径依赖导致科层关系强化，联盟关系弱化，由此产生了“异构同治”现象。厘清这层逻辑后，要解决“异构同治”难题，须尽快对高校智库的条条块块关系进行规则调适。在条条关系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对高校智库的治理规则，应同时注重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契约治理依据委托代理理论，强调利用政策、法律、规章等维持正式的上下级关系，从而使科层组织理性运作。然而，高校智库有组织科研不仅囊括科层组织，而且牵涉联盟组织。因此，政府主管部门应塑造自身的“元治理”角色，将部分治理资源投入构建各类型智库合作关系的社会行动者网络之中，减少对具体科研过程的规制。在块块关系方面，高校智库在重大科研目标的方向引领下，应主动加强与其他类型智库、科研院所等的常态化交流合作，通过实质性的智库联盟提升协同攻关能力，将处于条块之间的制度环境转化为发展动能。例如，在人才培养方面，高校智库既可以借力高校本身的人才储备优势，又可以不拘泥于传统大学的“学院化”培养模式，而是利用高校智库联盟框架下的科研合作，使“智库领军人才”在实践中转换为“战略科学家”，使青年人才在历练中成长为有组织科研的生力军。
（刘晗 作者单位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
《中国教育报》2024年03月25日第7版#教育##教育资讯##科研##高校智库#
#保护地球，恒动不息# 为了保护海洋生态，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行动起来。只有通过全球合作和共同努力，我们才能为这里的生物提供安全的环境，保护我们宝贵的地球,保护环境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做起，比如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能源消耗等等。每个人的努力都会为地球的环境保护贡献一份力量。
【#央广网评千亩农田建满光伏电站# 不合法、不切实际的项目是怎么上来的？】据总台央视报道，在湖北孝感安陆市、孝昌县，一些乡镇打着“农光互补”的旗号，在几千亩永久基本农田上建设成片的光伏电站，不仅妨碍当地农民种地产粮，造成收入减少，发电产生的噪音还影响村民生活，让当地百姓“既心酸又无奈”。#央广网评#
永久基本农田是由国家依法划定、主要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挪作他用，这对我们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生产生活都极为重要。安陆市和孝昌县作为湖北乃至全国的产粮大县，有责任严格保护好耕地，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多种粮、种好粮。然而，当地政府部门却无视“严禁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红线，明知故犯、弄虚作假，在农民不愿意的情况下依旧三番五次劝农民集体签字，将土地流转给光伏发电项目，导致农民守着旱涝保收的良田却种不了，拿到手只有每亩地500元的流转费。耗资八百多万元改造的高标准农田，两年后却在设施完备的农田里建光伏电站，这是何等浪费！总之，当地的做法不仅目中无法、糟蹋耕地，还砸了农民的“饭碗”，于国计、于民生均是有害无益。
令人不解的是，明明村民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手，足以证明自家耕地是基本农田，光伏发电项目有关人员却矢口否认，坚称是“荒地”。是谁给了他们睁眼说瞎话的勇气和底气？面对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当地政府部门为何不阻止、不追责，还劝说村民转出土地并批准改为他用？在面对媒体采访时，他们不是闭门不理，就是“踢皮球”推脱，显然是失责的。
建设光伏发电项目是为了发展经济，这本无可非议，但首先要合法合规，其次要切合实际。从目前情况看，安陆市和孝昌县的操作既不符合法规，也不切合实际。据项目有关人员透露，当地发电量供大于求、销不出去，光伏发电项目效益不好。由此可见，像这样盲目跟风、脱离实际、违背群众意愿的项目，不但产生不了良好效果，更会带来负面影响。
眼下，当地最要紧的是尽快调查清楚项目中存在的问题，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恢复耕地功能，弥补农民损失。同时，深入反思、引以为戒，决不能再让盲目上马的项目占用耕地、损害农民利益、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央广网评论员 陈锐海）
永久基本农田是由国家依法划定、主要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挪作他用，这对我们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生产生活都极为重要。安陆市和孝昌县作为湖北乃至全国的产粮大县，有责任严格保护好耕地，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多种粮、种好粮。然而，当地政府部门却无视“严禁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红线，明知故犯、弄虚作假，在农民不愿意的情况下依旧三番五次劝农民集体签字，将土地流转给光伏发电项目，导致农民守着旱涝保收的良田却种不了，拿到手只有每亩地500元的流转费。耗资八百多万元改造的高标准农田，两年后却在设施完备的农田里建光伏电站，这是何等浪费！总之，当地的做法不仅目中无法、糟蹋耕地，还砸了农民的“饭碗”，于国计、于民生均是有害无益。
令人不解的是，明明村民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手，足以证明自家耕地是基本农田，光伏发电项目有关人员却矢口否认，坚称是“荒地”。是谁给了他们睁眼说瞎话的勇气和底气？面对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当地政府部门为何不阻止、不追责，还劝说村民转出土地并批准改为他用？在面对媒体采访时，他们不是闭门不理，就是“踢皮球”推脱，显然是失责的。
建设光伏发电项目是为了发展经济，这本无可非议，但首先要合法合规，其次要切合实际。从目前情况看，安陆市和孝昌县的操作既不符合法规，也不切合实际。据项目有关人员透露，当地发电量供大于求、销不出去，光伏发电项目效益不好。由此可见，像这样盲目跟风、脱离实际、违背群众意愿的项目，不但产生不了良好效果，更会带来负面影响。
眼下，当地最要紧的是尽快调查清楚项目中存在的问题，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恢复耕地功能，弥补农民损失。同时，深入反思、引以为戒，决不能再让盲目上马的项目占用耕地、损害农民利益、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央广网评论员 陈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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