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长逝，火灭烟消”，好利落的一个残句，用在诗文和墓志铭里都很好。
火和烟都是含着热烈和持续性的意象，即使消失也不那么干脆的。而这句简短地把这两者的消失与死亡塞在“忽然”的时间里，使得时间与空间都产生了突兀的空白。诗人本人不是这个空白的制造者，是自然的运行不让死亡留下任何痕迹。
傅休奕，怎么写出来的傅休奕[悲伤]

真实的“周扒皮”，是一个被冤枉的好人，作者高玉宝应向周家道歉！

（文史道）

“周扒皮”是作家高玉宝笔下的地主恶霸，出自《半夜鸡叫》。

他是有名的反派角色，为了延长长工们的工作时间，半夜三更学起鸡叫，后来全村的鸡都叫了起来。长工们只好起身去地里劳作。

小说“周扒皮”的形象，主要是为了丑化地主阶层，刻画其残酷、没有人性、欺压百姓的丑恶嘴脸。其实也是为了迎合当时普通大众的“共情”。

小说，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其夸张的成分，往往会扭曲社会现实。要说一个人好，就好得登峰造极；要说一个人坏，就坏的十恶不赦。

当时“周扒皮”出来之后，一下子就引起了苦难百姓的共情，加之社会舆论导向和政治需求的助推，“周扒皮”的坏成了全社会鲜明的时代符号。

历史上真实的“周扒皮”，其实是有人物原型的。他不仅不是地主，也不是小说描写的十恶不赦的坏人，更是一个被冤枉的可怜人。


“周扒皮”的原型名叫“周春富”，系辽宁省瓦房店地区的大户人家。

周春富的祖上并非东北人，曾生活在中原地区。后来也是“闯关东”，举家迁徙到瓦房店地区。

当时东北地区地广人稀，朝廷有规定，百姓开垦的荒地都可归个人所有。

由是，很多和周家一样，迫于贫穷和生计背井离乡来到东北谋生的人，都开始率领族人或家人大肆垦荒，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房屋。

经过两百余年的发展，到了周春富一辈，其手上已拥有了上百亩土地。看似土地不少，其实当时东北每家每户的土地都不少，周春富也算不上大地主。

周春富继承祖业之后，他深知土地对家庭的重要性，他严格严格要求家人，自己带头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财继续购买土地。

据当年周家的伙计回忆说，周春富的穿着非常普通，真正的是两套衣服穿一年，还是那种破旧得不成样子，缝缝补补的衣服。

周春富本人干活勤快，对家人要求也是不能有闲人，人人都要干活才有饭吃。家人各司其职，伙计长工也是如此。


周春富对每个人要求的都比较严格，但并不苛刻。

甚至对长工和伙计比对自己的家人还要和善。压根没有做过“半夜鸡叫”的事，更没有剥削压榨长工的行为。

据说，在他家工作过的伙计都能拿到一份不错的报酬，一年能赚八石粮食，足够养活全家。

但随着社会局势的变化，后来周家迎来了大灾难。

他先是被划定为“土豪恶霸”，家产被没收，土地被平分，家人隐姓埋名、四散而逃；后又被“周扒皮”的形象影响，成了全国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在周春富去世不久，新的通知下来了，周春富并不是地主土豪，最多也不过是个富农。

这时候人们才明白，周春富其实是被冤枉的一个可怜人。当时也有在其家做过伙计的工人们出来为周春富证明说，他对自己家人严格，对长工们还是非常客气的。

冤案可以平反，错误可以改正，但高玉宝笔下的“周扒皮”因为太过深入人心，却对周春富和周家后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至今。


高玉宝，也出生在辽宁，是小说中周扒皮的家乡。他出身贫苦，很早就失学回家帮家里干活。

长大后，先是顶替父亲到矿上做工，1947年参军，成为通讯连的一位战士。

通讯连要求每个人要有学问，也从此开始，高玉宝开始自学文化知识。后来在写“周扒皮”故事的时候，很多字不会写，要么拼音标注，要么用特殊符号标示。

后来他的“周扒皮”形象名满天下，一下子成了名人。不仅受到各种表彰，邀请到各大学校演讲，更被评为当时的“人民作家”、“战士作家”。

这一切可以说不过是时代的产物，高玉宝也是践踏在周春富的尊严之上成名的。

据高玉宝的一位亲戚说道：“某一年，他在回东北时候，在车上与高玉宝同行，那个时候网上已经开始有了关于周扒皮这个角色不同的“声音”。他就当面问了问高玉宝，老家是否真的发生过“半夜鸡叫”的故事。”

听到这个问题，高玉宝没有说话，沉默良久才开口说道，“咱们这里没有发生，不代表全国其它地区没有发生。”

可见，他所谓的“真实自传”，也不过是太过虚构或道听途说罢了！

2009年，周春富的后人，周春富的曾孙孟令骞就曾站出来为先祖鸣冤。

他抗议作家高玉宝歪曲、丑化自己的先辈形象，为后人造成了一定影响。并要求高玉宝当众为先祖道歉和言证。

具体结果文史君不得而知。

但文史君以为，高玉宝有生之年如有这一机会，还是道歉了、言明了自己的心意最好。

毕竟自己的一笔之辞，不仅毁灭了周春富的形象，也给周家后人造成了负面影响。

无独有偶，四大名著《水浒传》对“潘金莲和武大郎”的描述，也是歪曲历史现实的。

从武大郎（武植）的墓志铭可以看出，武大郎不仅不是身材矮小卖炊饼的小贩，他还是清正廉洁、仪表堂堂的县太爷；他和潘金莲不仅是恩爱和美、举案齐眉的夫妻，婚后还育有四个子女，家庭和睦幸福。

武大郎和潘金莲的丑化，皆是因为武大郎的一位朋友黄堂误传造成的。

后来施耐庵也是道听途说，写进了小说《水浒传》一举成名，造成了“武、潘”两姓几百年的误会。

2009年，施耐庵的直系后人施胜辰为了表示歉意，专程来到清河县武植祠堂前，先向武氏后人表达了歉意，并留下一首道歉诗：

杜撰水浒施耐庵，武潘无端蒙沉冤。施家文章施家画，贬褒迄今数百年。

累世因缘今终报，正容重塑展人间。武氏祠堂断公案，施姓欠账施姓还。

2023年11月22日，安康市汉滨区汪台村在进行道路改造时，发现一方明代中期墓志。志石约60厘米见方，刻有1199个字的铭文；志盖为青石材质，篆书阴刻“明故迪功郎北原汪公墓志铭”，四周镶以云纹。碑文载，该墓志的主人汪溢，曾在明嘉靖年间为官，官阶虽不高，但勤政爱民、刚正廉洁，其高风亮节，令人叹服。

汪溢生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祖籍四川梓潼。洪武年间，汪溢高祖汪应杰为避战祸，迁徙到金州（今陕西省安康市）境内。当地属丘陵沟壑地带，耕地稀少，不容易种粮食，汪氏一族便以种苦瓜为生。每遇丰收，他们就把苦瓜赠给地方官员和贫困乡亲，不敢私藏。

到汪溢出生时，汪氏一族已在当地小有名气，他们不仅被官府赏赐了一块土地，其祖父汪辅还担任四川越西卫仓大使，一派家道昌隆的景象。

少年时代的汪溢，以聪颖好学闻名，自学能力超强，墓志铭中用“坚志熟仁，寒暑弗避，凡经传史略无不博洽，而尤精于诗”来形容其刻苦求学的经历。后来，汪溢充任当地府学教员，各地英才纷纷拜在门下向他求学，驰名三秦。但是，汪溢的科举求仕经历却相当坎坷，9次参加乡试不中。

嘉靖二年（1523年），汪溢被推荐至礼部任主客郎中。明代的外交政策非常重视宾礼制度，汪溢从事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太学接待事宜。在这个岗位，他干了近40年，一直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被任命为云南后卫知事。很多人为汪溢感到惋惜，觉得官职不高，配不上他的德才。汪溢回答“秩不计崇，卑惟艰难称职”，大致意思是，品级没有高低之分，再小的官职也责任重大，再辛苦也要尽职尽责。

云南是明代白银的主要生产地区。汪溢先是被委派督办银厂，后又负责押送粮草，常深入蛮夷险地，不敢懈怠。墓志铭中特别记载了一句话，“公却常例，惟尽心国税，一毫不入囊。”

明代官员的工资非常低，《明史》载：“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在这种情况下，以“常例钱”名义获取灰色收入，便成为各级官员肥身润家的主要来源，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很少有人认为这种行为有违道德准则，当然也谈不上违法。

汪溢不仅将自己的常例钱悉数交公，还敢于和克扣粮饷的官员作斗争，避免中饱私囊，这让很多同僚觉得难以理解。碑载，“每遇官长扣厥中，公曰：‘卑职但求不负朝廷！’”就连巡案御史都为汪溢的品行所钦佩，称赞其为忠义之臣，“汝言及此，诚忠义士。”

汪溢清正廉洁、劝勉后人的遗风惠及汪氏后人。现存于汉滨区吉河沙沟汪氏墓碑群记载，重视文化教育，重视子孙修德修业，重视教育后代尊崇社会规矩、依规依矩行事，使汪氏一族人才辈出、家声清廉，绵延数百年之久。汪溢的儿子汪腾鲲、孙子汪兆龙都是当地有名的饱学之士，实乃廉直方正的优良家风世代相传、长期熏陶所致。

与汪溢墓志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其夫人朱氏的墓志。朱氏墓志记载，汪溢在云南工作6年，以“清慎”而广获赞誉。朱氏祖籍湖北，6岁时跟随做生意的父母来到安康，以淑贤见称。与汪家相比，朱家的经济条件很好，朱氏之所以选择嫁给汪溢，并且一路资助其求学，正因为看重汪家的良好家风和汪溢本人的才学。

为贤臣幸能有贤妻。汪溢在云南期间，朱氏一直陪在身边。碑载，“母恭慎事先君，有倡随风。其亲操井臼，剔灯劝勉，内助居多。”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朱氏作为贤内助的美德。

这样一位清官，自然容易招人嫉妒。一次，有人公然向汪溢索贿，遭到汪溢严词拒绝：“吾有田可耕，有子可教，吾岂为此？”在汪溢看来，自己在老家有田可耕，膝下有子女可教养，难道就只能做官吗？

为此，汪溢不惜辞官还乡，以示不愿同流合污的铮铮铁骨。临行前，汪溢的所有家产仅装了一个肩包。他告诉身边人，他的俸禄都补给国家税赋了，不值得一提，纵使留下无尽财富，也只能遗祸子孙。

隆庆二年（1568年），65岁的汪溢回到故乡安康，享受子孙绕膝退休生活的同时，也给晚辈们讲授经史典籍、宣扬义理。他用《尚书》中的“不作无益害有益”教育后人，强调读书修身的重要性，主张投身大自然和社会大课堂，游历山川、观察社会、开阔视野。碑载，汪溢告诫后人，“吾素不喜技艺，浪游惟日，对圣贤为侣，乐亦在其中。”

“浪游”当然不是为了寻求惊奇，更重要的动因是“对圣贤为侣”，这是纯粹的求知，其底蕴仍是传统的。换句话讲，汪溢追求的不是文人士大夫擅长的心灵学问，而是脚踏实地的观察与实践，体现了朱子理学诚意正心、格物致知的优良传统。

汪溢活了74周岁，在当时算是高寿。他的一生被浓缩为“汪溢，长枪铺人，任云南经历”，记录在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编纂的《安康县志·卷七·选举志》中。此次墓志的发现，让我们有机会从历史的边角料中，一窥这位清官廉吏正道直行的一生。

汪溢被授予迪功郎的散官头衔，按明制属于正八品。他的墓志铭，由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李祯书丹。墓志铭记载，汪溢去世后，四邻八乡的百姓都前来吊唁，就连官府的大小官员也赶到家中祭奠。

墓志铭用“矢心报国，固守其穷。不为折腰，丹心荜蓬”来概括汪溢的一生，此评价可谓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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