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佛》观察|楼宇烈：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不要把我们的特点看成缺点——在清华大学国学院 95 周年纪念研讨会上的致辞
95 年前成立清华国学院，就当时的情况来讲，就是要通过融通东西的文化，来 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时的四位导师呢，确实也没有辜负当时时代 的要求，所以直到现在都受到尊重和追奉。11 年前，清华又重新建立和恢复了国学 研究院，就是因为在教育发展过程中间，越来越走向专业化，人文的气息很少。清 华从工科大学到综合大学，国学院的使命，就是把中国传统的人文气息恢复起来、 发扬起来，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肩负同一使命的，还有人文学院的建立， 这都是顺应历史的潮流而兴起的。这 11 年来，清华国学院做出了很多贡献，不仅在 学术研究方面，而且在恢复清华的人文传统方面、在培养人才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成 就，这一点首先要祝贺。清华的这一举措对全国的影响也很大，随着清华大学国学 院的成立，国内很多大学都跟着纷纷开始建立起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育专业。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在这儿提一个我的愿望。在今天的时代里，我们可能需要 扩大一点国学研究的范围，我们不要把国学研究仅仅局现在人文社会科学框架之内。中国文化是整体性的文化，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仅仅在文史哲、政经法，同时也贯穿 在科技等方面。可以说，中国的人文精神以及在这一精神指导下的观念、思维方式 渗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发展情况。在国学研究和教育 方面，清华可以利用自己的高校特色和优势，在数理化生领域可以进行挖掘中国传 统中的人文精神和思维特征的工作。“数理化生”，这个“生”是生命之学。我们长 期以来觉得，我们的人文领域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优势，在科技领域则是不足的，是 受藐视、轻视的；认为科技是西方近代历史上才发展出来的，认为中国历史上是没 有这些的，如果有也是比较落后的。我觉得这种看法有很大的问题，让中国人对自 己的文化自信缺失了重大的一个支撑。中国文化传统在文史哲之外，在数理化生方 面做出的成就以及其中蕴藏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在世界上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在 某种意义上，我们把中国思想的特色，看成了落后和缺陷，从而让我们的文化自信 心丧失了一大段。要想让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树立起自信心，文史哲政经法方面 应该好好坚持和更好地传承；中国人文精神里的价值观念一切围绕着人类来开展， 它把象形思维方式和直觉思维方式结合在一起，对中国科技方面的发展起到了很重 要的作用。
我们的数学更注重实用性，在应用方面有很多很多的成就。我们原来中国科学 院科学史研究所的两位老先生——钱宝琮和李俨，他们对中国文化中数学史的梳理， 在今天看来仍然发人深省。他们讲到，中国数学的特点，在于应用性和时效性。现 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也认识到这一点，让中学生、小学生来学中国的九九口算，因为 这是最实用的。过去我们还有珠算，珠算口诀非常实用，解决很多实际问题。西方 人用计算器来算账，算不过中国的珠算、口算。我们有些数学成就一度非常领先， 但我们没有采用，比如说乐律里面的十二平均律。中国明代朱载堉用数学公式计算 出了十二平均律，早于欧洲十二平均律 100 多年。但为什么中国没有接受，而采用 了一种相对模糊的乐律方式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笛子，六个孔之间，有的距 离长有的距离短；但中国传统的笛子是平均孔，六个孔之间距离都一样，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音乐，是以“不准”为准的。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吗？这是中国人文思 维的体现。我们计算出了十二平均律，但仍然选择靠人的气息和指法来定音准。再 比如说古琴，我们用唐代发明的减字谱；可是现在很多音乐学院采用五线谱教学， 标准化。有一次我提出这个问题，古琴教育家吴钊先生非常赞同，学古琴一定要学 减字谱。减字谱是很鲜明的形象思维的产物，对其中的每一个字符，我们一看就知 道指法，怎么用右手，怎么用左手，右手用哪个手指，弹哪根弦，用“挑”还是“勾”；左手用那个指头，从哪个徽位到哪个徽位，非常清晰非常鲜明。但我们又不是简单 停留在一个形象思维上，我们还有很多直觉的、灵感的思维。我们不是一切都靠看 得见、摸得着、说得清、道得明的，我们还依靠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 但却能感受到的东西，这就是中国的直觉思维，注重灵感、意会。我们读古人的书， 也不能只是抠文字，苏东坡讲，我们读佛经要“遗文以得意，忘意以了心”，不是抠 字眼，而是要得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我们把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这两个一结合，可以叫它中国文化里的“超理性”。西方从相对论开始，到模糊 论、统一论，再到现在的量子纠缠，都呼应了中国的这种认知方式。美国的一个物 理学家卡普拉有本书叫《物理学之道》，副标题就是“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对神秘主义非常敬畏，包括印度的印度教、中国的道教和禅宗；他认为人类在认识 事物上，有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一条是理性，一条是直觉，不可偏废。这非常值 得我们深入思考。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不是静态的物理学，而是动态的、变动的，它包括 天文、地理、人道。中国早就提出来，“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沧海桑田，人有生 老病死，物有成住坏空，没有不变不动的。
我们的化学，既有化分，又有化合。中国古代有炼金术、炼丹术，炼金术注重 化分，炼丹术更注重化合。更重要的是后一个方面，综合起来、化合以后会产生什 么样的作用。
生命之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我们一切都围绕生命之学来展开，“天地之大德曰 生”，“生生之谓易”，最集中体现在我们的中医上。从根本上来讲，可以说中医不是 治病之学，而是卫生之学、生命之学，让我们认识生命、把握生命，从而调理自己 的生命。我们常说“病从口入”，什么是病从口入呢？恐怕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吃了 不干净、有细菌病毒的东西会导致生病。可是我们又发现，精神病人从垃圾桶里胡 乱捡东西吃，却又没有闹肚子之类，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精神病人并没有干净和 脏的意识分别，所以也就不受这个观念的干扰，身体也就有了相应的适应性。而在 我们的传统卫生之学看来，“病从口入”指的是吃得过多、过饱、不合适，成为身体 的负担，导致身体的平衡被破坏，从而导致了生病。“如能结满意之食，省爽口之味， 长不至于饱甚者，即顿顿必无伤，物物皆为益。”（宋·娄居中《食治通说》）我觉得 研究我们的传统文化，必须要从根本上来把握，从渗透在数理化生方方面面的人文 精神上来把握，而不仅仅是局限在文史哲学科里。只有让大家认识这一点，我们才 对我们的文化有全面的了解，才不至于老是自卑，才能增强我们的自信。
其实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在传统文化中的数理化生方面做出过重要的研究，特 别是老一代科学家，比如陈遵妫先生在天文学方面，钱学森先生在宇宙生命科学方 面，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把中国科技方面特殊的人文精神体现了出来。今天 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一点汇报，希望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不要把我们的特点看 成缺点。比如阴阳五行观念，它最简单、最全面又最深刻地讲述了自然界中相反相 成的关系，只有相生相克，天地万物才能生成和持续，才能互相成就。我们需要找 回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权，看到它的独特之处并加以善用。
2020 年 12 月 19 日 于清华大学蒙民伟科技大楼报告厅
（王子宁、肖磊整理，经先生审校，分享给诸同门。）
来源：净莲花
95 年前成立清华国学院，就当时的情况来讲，就是要通过融通东西的文化，来 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时的四位导师呢，确实也没有辜负当时时代 的要求，所以直到现在都受到尊重和追奉。11 年前，清华又重新建立和恢复了国学 研究院，就是因为在教育发展过程中间，越来越走向专业化，人文的气息很少。清 华从工科大学到综合大学，国学院的使命，就是把中国传统的人文气息恢复起来、 发扬起来，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肩负同一使命的，还有人文学院的建立， 这都是顺应历史的潮流而兴起的。这 11 年来，清华国学院做出了很多贡献，不仅在 学术研究方面，而且在恢复清华的人文传统方面、在培养人才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成 就，这一点首先要祝贺。清华的这一举措对全国的影响也很大，随着清华大学国学 院的成立，国内很多大学都跟着纷纷开始建立起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育专业。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在这儿提一个我的愿望。在今天的时代里，我们可能需要 扩大一点国学研究的范围，我们不要把国学研究仅仅局现在人文社会科学框架之内。中国文化是整体性的文化，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仅仅在文史哲、政经法，同时也贯穿 在科技等方面。可以说，中国的人文精神以及在这一精神指导下的观念、思维方式 渗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发展情况。在国学研究和教育 方面，清华可以利用自己的高校特色和优势，在数理化生领域可以进行挖掘中国传 统中的人文精神和思维特征的工作。“数理化生”，这个“生”是生命之学。我们长 期以来觉得，我们的人文领域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优势，在科技领域则是不足的，是 受藐视、轻视的；认为科技是西方近代历史上才发展出来的，认为中国历史上是没 有这些的，如果有也是比较落后的。我觉得这种看法有很大的问题，让中国人对自 己的文化自信缺失了重大的一个支撑。中国文化传统在文史哲之外，在数理化生方 面做出的成就以及其中蕴藏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在世界上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在 某种意义上，我们把中国思想的特色，看成了落后和缺陷，从而让我们的文化自信 心丧失了一大段。要想让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树立起自信心，文史哲政经法方面 应该好好坚持和更好地传承；中国人文精神里的价值观念一切围绕着人类来开展， 它把象形思维方式和直觉思维方式结合在一起，对中国科技方面的发展起到了很重 要的作用。
我们的数学更注重实用性，在应用方面有很多很多的成就。我们原来中国科学 院科学史研究所的两位老先生——钱宝琮和李俨，他们对中国文化中数学史的梳理， 在今天看来仍然发人深省。他们讲到，中国数学的特点，在于应用性和时效性。现 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也认识到这一点，让中学生、小学生来学中国的九九口算，因为 这是最实用的。过去我们还有珠算，珠算口诀非常实用，解决很多实际问题。西方 人用计算器来算账，算不过中国的珠算、口算。我们有些数学成就一度非常领先， 但我们没有采用，比如说乐律里面的十二平均律。中国明代朱载堉用数学公式计算 出了十二平均律，早于欧洲十二平均律 100 多年。但为什么中国没有接受，而采用 了一种相对模糊的乐律方式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笛子，六个孔之间，有的距 离长有的距离短；但中国传统的笛子是平均孔，六个孔之间距离都一样，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音乐，是以“不准”为准的。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吗？这是中国人文思 维的体现。我们计算出了十二平均律，但仍然选择靠人的气息和指法来定音准。再 比如说古琴，我们用唐代发明的减字谱；可是现在很多音乐学院采用五线谱教学， 标准化。有一次我提出这个问题，古琴教育家吴钊先生非常赞同，学古琴一定要学 减字谱。减字谱是很鲜明的形象思维的产物，对其中的每一个字符，我们一看就知 道指法，怎么用右手，怎么用左手，右手用哪个手指，弹哪根弦，用“挑”还是“勾”；左手用那个指头，从哪个徽位到哪个徽位，非常清晰非常鲜明。但我们又不是简单 停留在一个形象思维上，我们还有很多直觉的、灵感的思维。我们不是一切都靠看 得见、摸得着、说得清、道得明的，我们还依靠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 但却能感受到的东西，这就是中国的直觉思维，注重灵感、意会。我们读古人的书， 也不能只是抠文字，苏东坡讲，我们读佛经要“遗文以得意，忘意以了心”，不是抠 字眼，而是要得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我们把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这两个一结合，可以叫它中国文化里的“超理性”。西方从相对论开始，到模糊 论、统一论，再到现在的量子纠缠，都呼应了中国的这种认知方式。美国的一个物 理学家卡普拉有本书叫《物理学之道》，副标题就是“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对神秘主义非常敬畏，包括印度的印度教、中国的道教和禅宗；他认为人类在认识 事物上，有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一条是理性，一条是直觉，不可偏废。这非常值 得我们深入思考。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不是静态的物理学，而是动态的、变动的，它包括 天文、地理、人道。中国早就提出来，“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沧海桑田，人有生 老病死，物有成住坏空，没有不变不动的。
我们的化学，既有化分，又有化合。中国古代有炼金术、炼丹术，炼金术注重 化分，炼丹术更注重化合。更重要的是后一个方面，综合起来、化合以后会产生什 么样的作用。
生命之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我们一切都围绕生命之学来展开，“天地之大德曰 生”，“生生之谓易”，最集中体现在我们的中医上。从根本上来讲，可以说中医不是 治病之学，而是卫生之学、生命之学，让我们认识生命、把握生命，从而调理自己 的生命。我们常说“病从口入”，什么是病从口入呢？恐怕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吃了 不干净、有细菌病毒的东西会导致生病。可是我们又发现，精神病人从垃圾桶里胡 乱捡东西吃，却又没有闹肚子之类，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精神病人并没有干净和 脏的意识分别，所以也就不受这个观念的干扰，身体也就有了相应的适应性。而在 我们的传统卫生之学看来，“病从口入”指的是吃得过多、过饱、不合适，成为身体 的负担，导致身体的平衡被破坏，从而导致了生病。“如能结满意之食，省爽口之味， 长不至于饱甚者，即顿顿必无伤，物物皆为益。”（宋·娄居中《食治通说》）我觉得 研究我们的传统文化，必须要从根本上来把握，从渗透在数理化生方方面面的人文 精神上来把握，而不仅仅是局限在文史哲学科里。只有让大家认识这一点，我们才 对我们的文化有全面的了解，才不至于老是自卑，才能增强我们的自信。
其实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在传统文化中的数理化生方面做出过重要的研究，特 别是老一代科学家，比如陈遵妫先生在天文学方面，钱学森先生在宇宙生命科学方 面，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把中国科技方面特殊的人文精神体现了出来。今天 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一点汇报，希望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不要把我们的特点看 成缺点。比如阴阳五行观念，它最简单、最全面又最深刻地讲述了自然界中相反相 成的关系，只有相生相克，天地万物才能生成和持续，才能互相成就。我们需要找 回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权，看到它的独特之处并加以善用。
2020 年 12 月 19 日 于清华大学蒙民伟科技大楼报告厅
（王子宁、肖磊整理，经先生审校，分享给诸同门。）
来源：净莲花
田伯平，著名书法家，1958年出生于河北，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与主持专业，获学士学位。
现任北京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中国文学艺术界全国代表大会第六、七次代表；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五六届理事；
中国书协硬笔委员会副主任；
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书法教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书法院兼职教授；
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
北京市委党校成教院艺术总监等。
现任北京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中国文学艺术界全国代表大会第六、七次代表；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五六届理事；
中国书协硬笔委员会副主任；
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书法教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书法院兼职教授；
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
北京市委党校成教院艺术总监等。
田伯平，著名书法家，1958年出生于河北，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与主持专业，获学士学位。
现任北京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中国文学艺术界全国代表大会第六、七次代表；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五六届理事；
中国书协硬笔委员会副主任；
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书法教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书法院兼职教授；
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
北京市委党校成教院艺术总监等。
现任北京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中国文学艺术界全国代表大会第六、七次代表；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五六届理事；
中国书协硬笔委员会副主任；
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书法教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客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书法院兼职教授；
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
北京市委党校成教院艺术总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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