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疆域万里长，大美新疆入画来。作为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孕育出瑰丽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94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15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2项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一次，我们将踏上新疆这片辽阔的土地，一起去溯源古老多民族文化传承中的精神脉络和丰厚内涵，感受热情好客的新疆人民的蓬勃朝气。 　　英雄史诗，传承悠久 　　共23.6万行，2000余万字的玛纳斯 　　具有文学、历史、语言、民俗等 　　多学科的研究价值 　　从口口相传到整理成册 　　因为坚守 　　玛纳斯才能一代一代文脉传承、弦歌不辍 　　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 　　花毡早已成为游牧民族生活的必需品 　　世代相传的哈萨克族花毡技艺 　　不仅饱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 　　也是哈萨克族源远流长的草原文化的传承载体 　　今天，从草原到太空 　　哈萨克族花毡正在用多元形式 　　书写着传承发展的故事 　　从挑选羊毛、松毛、铺毛 　　到剪花纹、擀毡、晾晒等 　　细致精湛的工序流程 　　上千次的擀制工艺 　　造就花毡无与伦比的品质 　　托布秀尔 　　被称作“像扣子一样的琴” 　　是一种集歌、舞、乐为一体的音乐形式 　　它是讲述“江格尔传奇” 　　这一英雄故事时的必备乐器 　　一把琴响遍天山南北，两根弦演绎草原心声 　　远古遗响，历史悠久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像一本用音乐、舞蹈写成的日记 　　记录着历史 　　也记录着维吾尔族绚丽多彩的生活 　　穿越岁月的悠扬曲调 　　点燃着木卡姆的传承火焰 　　传递出浓浓情意 　　响彻在天山人家 　　延续古老之美，尽展盛世新颜 　　艾德莱斯图案多样，大多来源于生活场景 　　饱含着人们的美好祈愿 　　展现了人们的热情生活态度 　　彰显出非遗创新的无穷魅力 　　蚕茧煮沸抽丝、并丝、卷线 　　经过扎染、图案设计、捆扎 　　最后分线、上机、织绸 　　历经繁复精细的多道工序 　　别具风格的艾德莱斯会令人眼前一亮 　　竖井之用，惠及百姓 　　三洞四竖井，打通天山之路 　　从坎儿井到天山胜利隧道 　　古老智慧传承至今 　　连接便利幸福生活 　　麦西热甫 　　是传统的新疆维吾尔族民俗活动 　　也是重大场合必不可少的庆祝仪式 　　它是窥见新疆民众日常生活的鲜活窗口 　　11月24日，CCTV-1 20:00档，《非遗里的中国》再次起航，邀您一起走进新疆，欣赏独具风情的天山美景，见识新疆各民族同胞的热情好客，共同领略大美新疆的丰饶美丽！

读书分享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领导的杂志2序言中写道:“不管从外国引进的思想多么丰富，要想在我国扎根，适应环境，为我所用，只能在下列条件才行:我们的民族生活不受任何外来启示和推动，在实践中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思想，出于民族生活的急需，出于大家实际上公认的需求。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稳定的社会都不是建立在从外国进口的预订纲领之上的……”我不知道在巴雷斯的作品中有比此更鲜明更急切的宣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巴雷斯相比最明显最幸运之处在于他的个体主义，而与尼采比较，我们发现他是个了不起的典范:不自负不自满，有时则相信言自我的价值。他写道:“这个世界上最最困难的是保持自我戈。”还说:“不应该为任何目的糟蹋自己的生命。”因为在也看来，没有爱国主义、没有个体主义，就根本不可能为人类服务。

但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比一个头脑复杂的人要危险得多。”有个姑娘想“成为有用的人”，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想做护士或助产士的意愿，他回信道:“……经常关注自己的文化修养，就是致力于一项百倍有用的活动。”接下来写道:“先关心您自己的高等教育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大部分专家都是些学识浅薄之辈……我们的大部分男女大学生完全没有任何学识。他们能为人类做什么哟!”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是保守的，但非传统主义分子;虽是沙皇制度的拥护者，但又是民主派;虽是基督徒，却不是罗马天主教徒;虽是拥护自由的，但非“进步人士”，他始终叫人不知道拿他怎么办才好。在他身上找得到惹怒各种党派的东西，因为他从不相信除了承担自己的角色还有过剩的智力，或为了一时的目的有权倾向一方一派，有权使这类
微妙至极的乐器走调，

陀氏的个体主义并非无情，而且与朴素真诚的思想浑然一体，他只在确保其丰富复杂、总体性的情况下才推出这种思想。所以，他的思想在我们当中未获成功，并没有什么更重大更隐秘的原因。

我不想暗示伟大的信念一般总带几分推理上的不诚实，而信念往往不需要头脑。不过，巴雷斯先生仍然有足够的头脑，很快就会明白一种思想不是面面俱到加以公正地阐明才不胫而走、风行天下，而是只通过一个侧面就可加以坚决推广。

立场:“非得泯灭个性才能得到幸福吗?灵魂得救寓于自我消失之中吗?我说，正好相反，不仅不应该自我消失，还应该加强个性，甚至加强到西方达不到的高度。请明白我的意思:自愿的牺牲，完全有意识和不受任何约束的牺牲，为大家的利益所做的自我牺牲，在我看来，标志着最高发展的个性，最优越的个性，最完美的自我把握，最自由的主宰……高度发展的个性是完全相信有权威成为个性的，不再为自身担心，不其他可能朝三暮四-就是说不可能为任何其他人支使，而只可能未他人牺牲，为的是使所有其他人都完全形成自我主宰百事顺利的个性。”

对生活还处在翘企之际便可能一切如愿以偿了。我指的是我自己，嗨，我非常幸福。”这种幸福，这种超越痛苦的喜悦潜伏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一生和全部作品，勃勃可感，就是尼采早已卓然预感的那种喜悦，也是我总括起来指责德·沃居埃先生视而不见的那种喜悦。

俄罗斯一旦为一种民族思想所激励，便拥有突如其来的融合的秘诀。
—《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关于豫东地区殷商探源研究的思考】殷商文明，是指商王朝自第一代商王汤至最后一代商王帝辛（即殷纣王）所创造的古代文明，其时间区间大致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的五百余年间。这段历史已可得到考古学上实物资料的证明，尤其自汤以后诸王，多在殷墟的甲骨文中出现，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的殷王系谱大致相符。但据《史记》记载，在商汤立国之前，尚有昭明、相土、曹圉、冥、振、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十一位先公先王，在甲骨文中出现较少。古文字学家认为，《史记》中的“振”就是殷墟甲骨文中的王亥，“微”就是上甲，报丁的世次应在报丙之后。这些先公先王的名字、世次和事迹，大都是可信的。这些先公先王创造的古代文明，被学术界称为“先商文化”。对晚商文化、早商文化和先商文化的追本溯源，即殷商探源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古史研究者对商文明的追本溯源研究，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世纪末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至1937年殷墟遗址的发掘。该阶段在殷墟进行了15次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甲骨文资料，发掘了晚商时期的商王室成员居住生活的宫殿宗庙区和商王陵集中埋葬的王陵区，以确凿的实物证据证明了商王朝的真实存在，确证殷墟为晚商王朝的都城遗址，为探索更早期的商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以1950年发现比殷墟更早的二里冈期商文化——郑州商城为代表，在黄河中游地区和长江流域，发现众多的早商城址，如湖北盘龙城、河南偃师商城、山西垣曲商城等，确认了在殷墟之前的早商王朝的存在。

　　第三阶段，以1959年发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尤其二里头文化晚期遗存与郑州二里冈早期遗存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相似性，引起了中国古史界和考古学界对二里头遗址属夏或是属更早的商文化的20余年的论战。

　　第四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该阶段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性质基本达成共识，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晚期都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商王朝早期都城，或为“两都制”。以此为基础，学术界又将目光聚焦在商汤之后五次迁都的地望问题，以及商汤建国之前的先商文化问题。尤其是先商文化问题的解决成为殷商探源的关键，“不知道先商文化的来龙去脉，也就是不知道殷商文化的来龙去脉。先商文化弄清楚了，才能将夏、商、周三代的关系弄清楚。因此，先商文化来源的研究，可以说是当前中国古代史的急务（张长寿和张光直：《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第4期）。”

　　商丘地区是殷商探源研究的重点区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开始了在商丘地区进行殷商探源研究。大致也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36年10月—11月间，为探索先商和早商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李景聃等人曾在商丘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在永城发现了黑堌堆、造律台和曹桥等多处遗址，并对梁孝王陵进行了调查和测绘。迈出了在商丘地区探寻先商文化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考古学者首次提出对先商文化的探索。

　　第二个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河南省考古研究机构的考古工作者先后对商丘地区进行了多次的调查和发掘，发现了柘城孟庄、商丘坞墙、永城王油坊、夏邑清凉山等遗址，清理了一批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重要遗存，为探寻殷商文化之源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第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近十年间，中美联合考古队启动“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课题，设定“通过田野考古手段寻找商丘地区的早商文明”的学术目标。因其田野工作主要发生在豫东，故又被称“豫东计划”。该项目以商丘潘庙、虞城马庄和柘城山台寺三个遗址为重点，对商丘地区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采样分析，为商丘地区古文化序列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国故城就是在该阶段发现的。

　　第四个阶段，在国家、河南省和商丘市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2020年在商丘地区重启殷商探源工作。目前主要选定宋国故城、睢阳故城和永城王庄遗址进行重点发掘，同时对永城浍河流域进行系统的调查和局部勘探，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也启动了全域范围内先商文化调查工作，已取得了可喜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收获。

　　殷商探源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通过数代考古人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在商丘地区殷商探源工作已取得可喜的成绩。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者通过对《史记》《左传》等文献的梳理和论证，“可以肯定殷商文明有一段先商时代，是汤以后文明的前身”，并确认“王国维将商放在商丘”的说法具有当代文献支持，以商丘为中心的豫东地区是探索殷商文化之源的重要区域。

　　其次，通过对商丘地区的系统调查和勘探，首次掌握了豫东地区汉代以来古人类遗存的埋藏环境与堆积特点，并通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式，对该区域内的古环境变迁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

　　再次，初步建立了豫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以王庄遗址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和以马庄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以山台寺、马庄和潘庙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以潘庙和山台寺为代表的岳石文化—以山台寺和马庄为代表的殷商殷墟类型文化—以潘庙和宋国故城为代表的东周时期文化—以潘庙、马庄、梁孝王陵、徐堌堆汉墓群为代表的两汉文化。虽然中间尚有少量的时间缺环，但大致的文化序列是完整的。

　　最后，通过目前正在进行的浍河域调查和局部试掘，以及商丘文物考古研究院已启动的商丘全域内先商文化调查，已于永城、柘城和睢县发现多处早商文化遗存和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存，其中尤以柘城孟庄遗址最为重要。

　　上述四项成就，虽然尚未涉及先商文化，但为深入探讨豫东地区殷商探源研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其中宋国故城的发现尤为重要。《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周公命微子代殷后，奉其先祀。微子所封之地就叫宋。《世本》又说“宋更曰睢阳”，也即睢阳、宋和商丘是一地的异名。宋城一般认为建在商城之上，宋国故城的发现使得寻找商城的目标在地理上锁定在了更小的范围里面。

　　殷商探源研究存在的问题分析

　　殷商探源研究虽然已取得十分可喜的成果，但目前想要有重大的突破，仍存在两大瓶颈。

　　第一，商丘坐落在黄河下游的豫东冲积平原，地势低平开阔。自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至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南流由淮入海，对商丘一带地理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改变，包括豫东、鲁西南、皖北和苏北，都成了黄泛区，黄河南泛时频繁的改道、决溢、洪泛及其相应的泥沙堆积，彻底改变了商丘一带的自然地理景观，史前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和遗物多半被深埋在黄河冲积层下，除少数堌堆遗址外，多数重要遗址尤其规模较大的都城遗址，很难被考古人所发现。故此当年李景聃考查商丘后感叹道：“查商丘屡遭河患，……经过这样的水患，无怪旅行商丘境内触目沙田，一望无际！地面淤土深约五尺……西北两面积沙更深……无怪乎汉代陶片都见不着，更谈不到史前遗迹了！”（李景聃：《豫东商丘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小发掘》，《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

　　考古发掘是解决殷商探源的唯一手段，但勘探又是考古发掘的前提和基础。从近两年宋国故城的调查和发掘来看，洪积层把两周时期的宋国故城深埋在地下10米深处，使得考古勘探工作极度困难，急需在深层埋藏考古勘探技术方面有所突破。

　　第二，关于豫东地区可靠的历史文献极少，除《史记》《世本》《左传》等少数文献对商史尚有只言片语外，再无其他高信度的历史文献可供借助。

　　持续推进殷商探源研究

　　经过数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殷商探源研究已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果，虽然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并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首先，伴随着各种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多学科的联合攻关成为突破勘探技术的重要环节。建议成立“深层埋藏考古勘探实验基地”，整合各方力量，运用多种手段，如运用磁力仪、透地雷达、电阻仪等地球物理勘探技术、车载地质冲击钻，配合传统的荷兰铲、洛阳铲等。商丘地区是黄泛区的核心区域，就是一个大的实验田，欢迎各高校和科研团队前来进行实验性勘探，积累经验和数据，逐步建立黄泛区深层埋藏的勘探数据库。目前已有南方科技大学唐际根团队、中国科技大学金正耀团队、河南大学金锐团队等专业人员，在商丘老南关区域进行实验性工作，已取得初步数据。

　　其次，引入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各领域专业人员参与到商丘地区殷商探源项目中来。目前，已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等专业团队的加盟，使得具有学术见长的各方力量聚焦商丘，形成合力共同攻关的新模式。

　　再次，豫东地区与鲁西南地区、皖北地区和苏北四地区，具有相似的地理环境和地质埋藏条件，早在史前时期古代文化面貌就具有高度相似性，而且是东、西和南、北文化交流、碰撞和融合的桥头堡，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故此，建议成立“豫鲁苏皖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将豫东、鲁西南、皖北和苏北作为一个古代文化地理单元、一个古代文化学术整体，并以此为平台联合四省的科研力量，集体发力，为殷商探源研究注入新的力量。

　　最后，发挥新成立的“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商丘商文化研究会”的新动能，组织古代史学家和历史文献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唐书》《新唐书》《宋史》，甚至《唐诗》《全宋词》等后世文献中有关“地理志”相关内容的梳理，找出与商丘地区相关的内容，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为殷商探源研究提供线索和佐证。

　　尽管“考古学人殷商探源，四进商丘三走麦城”，但所取得的可喜成果，仍将我们一步步引向殷商文明之源头。

　　2023年8月，“殷商探源与豫东考古暨三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圆满召开，汇聚了80余位殷商文化研究的高级别专家学者，对殷商探源研究的过去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并积极建言献策，达成多项共识，为下一步的殷商探源研究开拓了思路，指明了方向。探宋寻商，殷商探源再出发！（岳洪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