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河水利史
海河水系有漳卫、子牙、大清、永定、潮白等河。历史上各河河道变迁很多。黄河北流时曾与漳卫、子牙等水系相混。后原海河水系各河又汇入海河，于大沽口入渤海。海河水利可分为五个时期。
先秦至南北朝（589以前）河道治理。海河水系的整治，最早见于《禹贡》所记治水传说。相传公元前2000多年前，禹对当时与黄河下游交叉通连的属于今漳卫、子牙以及大清等水系，进行过治导。北魏熙平二年(517)左右，海河流域连年大雨，洪涝泛滥，遍及今漳卫、子牙、大清、永定、潮白及蓟运等水系。当时洪涝重灾区是冀州（约今河北省衡水地区，沧州地区南部）、定州（约今石家庄地区、邢台地区北部，保定地区南部）、瀛州(约今天津市南部，河北省沧州、保定两地区北部)、幽州（约今北京市、天津市北部，河北省廊坊地区及唐山地区西部）。针对洪涝灾情，崔楷提出一整套抗洪、排涝、除碱、营田等治理规划，着重指出要多置水口，分流入海。这是海河治理史上在明清以前仅见的全面整治规划方案。这种多途入海，分道行洪排涝的规划思想，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一直成为海河治理的基本措施之一(例如：明清时期南、北运河广开减河，分洪入海；1963年后，陆续新建或扩建漳卫、子牙、滏阳、永定、潮白等新河)。崔楷的治理方案，当时虽经批准实施，但兴工未久，旋即停罢，无从考究其具体效果。
灌溉。战国魏文侯时，海河流域出现引用多沙河流淤灌田地的典型（见引漳十二渠），两汉及东魏有维修、改建记载。西汉时有太白渠及乌子堰等工程，位于今子牙水系石津灌区。东汉时，漳卫水系的上党(在今山西长治地区)、汲县等地有过几次修治引灌;潮白水系在今顺义一带开种稻田8000余顷。三国魏嘉平二年(250)，在今北京市境内出现永定河灌溉史上的大灌区（见戾陵堰），西晋、北魏、北齐及唐代有重修的记载。北魏、北齐还曾整修过位于今房涞涿灌区的古督亢陂。
航运。东汉时，子牙水系开凿蒲吾渠，筹划滹沱河通漕至山西；永定水系有利用湿水(今永定河)通漕的记载。建安九年至十八年(204～213)，曹操在海河流域开凿一系列联络天然水道的人工运渠，从拦截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开始，陆续修建了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利漕渠等运渠，从而首次实现黄河、海河、滦河三大流域水系的航运沟通，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隋至北宋(589～1127)航运。隋代开永济渠，水运从黄河航行直至今北京城南。唐代持续通航。五代时有幽州（今北京市）府东南河路通漕的记载。唐代为避免海运风险，曾重修平虏渠、泉州渠等局部河段，连通鲍丘河下游(相当今蓟运河)运粮到渔阳(今蓟县)。
农田水利。唐代灌溉工程，漳卫水系有金凤渠、菊花渠、利物渠等，子牙水系有太白渠、大唐渠、礼教渠、广润陂等，潮白水系有孤山陂、渠河塘等。北宋熙宁二年至九年(1069～1076)，王安石变法，大兴农田水利，特别是利用多沙河流引洪淤灌、放淤，形成空前高潮。在海河流域曾引用漳河、洺河、滹沱河、葫芦河以及沈苑河（今府河）等进行淤灌、放淤。这些水系有的还结合进行疏导排水工程。
塘泊蓄水。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工程措施。北宋早期，宋、辽对峙，分界线西起今河北省徐水，中经雄、霸等县，东抵天津海口。分界线南侧，宋方采取蓄水御敌，兴建了东西长600里（直线距约400余里）、南北宽50～100里的大型塘泊工程。据《宋史·河渠志》等文献记载，当时塘泊共九区，其中东起沧州泥沽海口（今天津小直沽口），西至保州（今河北省保定）有七区，各塘深约5～10尺余。另自安肃军(今徐水)、广信军(今徐水遂城镇)之西至保州西北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鸡距等泉，开成稻田、方田，水深3～5尺，称为西塘泊。现在的白洋淀、东淀以及天津以南各洼地，大都是北宋塘泊的遗迹。
金、元时期(1127～1368)航运。金贞元元年(1153)，在今北京建都，定名中都。据《金史·河渠志》记载，当时中都所需粮食等物资供应，主要依靠位于今漳卫及子牙等水系的3府、12州及其所属34县的水运，统称漕河。金代中都至通州的运输，原先在通州城北的潞水（今潮白河）西侧，有条水道（相当今坝河，金代人曾称之为运河或漕渠）可通中都城北，但水源缺乏，不能维持航运。为了增辟水源，接济该河漕运，大定十二年(1172)，曾试开引卢沟水(今永定河)的金口河，因水沙不能控制，未成功。泰和五年(1205)，中都至通州间改凿漕渠。这是条新线（今通惠河前身），约长50里。水源来自高梁河及白莲潭（相当后代的积水潭）诸水，流量很小，因此由西向东采用分段拦河设闸的办法调节水量，最末一闸位于通州城西。这是海河流域航运史上建闸渠化的首次尝试，后元、明、清各代通惠河利用船闸通航，便是在此基础上的继承发展。元代水运方面，因金代闸河淤废，通州至都城常需陆运，郭守敬为了大都的城市供水和恢复京通水运，开发了较充裕的水源白浮等泉水，利用金闸河遗迹重开通惠河，建闸渠化，于至元三十年(1293)终于实现京杭运河全线连接通航。经历元、明、清三代，漕运通行600多年。
防洪。金代为了都城安全，注重卢沟河防洪，筑堤、堵口工程屡有兴建。卢沟以及滹沱、漳河等水系的防汛、抢险，金《河防令》有具体规定。元灭金后，扩建金中都为大都，继续加强对卢沟河的防洪。在海河各水系，先后修建过一些防洪设施。郭守敬即曾在漳河、滹沱等水系兴办过包括防洪在内的许多工程。
灌溉。金代白莲潭、高梁河都曾有过放水引灌的记载，大清水系的安肃（今徐水）、定兴也曾引河水溉田。元代在海河各水系修建过一些灌排设施。
明、清时期(1368～1911)。明、清以北京为首都，海河水利从金、元发展到明、清，逐渐形成固定不变，必须奉行的两大方针任务：一是要保证漕运畅通，京师粮食充裕；二是要确保首都防洪安全。这给海河流域全局性的除害兴利规划治理，增加了复杂性、艰巨性。
北京防洪。明、清对永定河的修防，较之前代更为重视。具体措施有修土堤及石堤，建减水坝，改下口（堤防末段接淀泊的河口），以及岁修、防汛抢险等。例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起大举修堤，东达东淀、三角淀等淀泊区，后来发展到长达200里。又如从康熙三十七年至乾隆三十七年(1698～1772)间，下口改河就达六次，间隔最长的27年，短的仅3年。又如从乾隆三年至光绪二十年(1738～1894)间，上起北京卢沟桥下达永清县冰窖村，河道两岸就修建减水坝18座，其运用时间有长有短。至于筑堤、修埽、堵口等工程，更是史不绝书。
航运。京杭运河在海河流域境内的南、北运河段，从明弘治元年(?)至清光绪六年(1488?～1880)，南起四女寺，北至王家务，先后兴建减水闸坝7座，排泄洪涝。至于疏浚、修筑等工程，进行更为频繁。
农田水利。明董应举、徐光启、清陈仪、林则徐等，特别是明徐贞明，都积极提倡兴修水利。包括陈仪参加的清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水利营田，虽有一定成效，终难持久，除社会因素外，一个最重要的障碍是水源得不到保证。
民国时期(1912～1949)。海河水利工作基本停滞，灾害频繁，有关部门只进行地形测绘和某些规划设计，以及实施一些临时应急的工程措施。
海河水系有漳卫、子牙、大清、永定、潮白等河。历史上各河河道变迁很多。黄河北流时曾与漳卫、子牙等水系相混。后原海河水系各河又汇入海河，于大沽口入渤海。海河水利可分为五个时期。
先秦至南北朝（589以前）河道治理。海河水系的整治，最早见于《禹贡》所记治水传说。相传公元前2000多年前，禹对当时与黄河下游交叉通连的属于今漳卫、子牙以及大清等水系，进行过治导。北魏熙平二年(517)左右，海河流域连年大雨，洪涝泛滥，遍及今漳卫、子牙、大清、永定、潮白及蓟运等水系。当时洪涝重灾区是冀州（约今河北省衡水地区，沧州地区南部）、定州（约今石家庄地区、邢台地区北部，保定地区南部）、瀛州(约今天津市南部，河北省沧州、保定两地区北部)、幽州（约今北京市、天津市北部，河北省廊坊地区及唐山地区西部）。针对洪涝灾情，崔楷提出一整套抗洪、排涝、除碱、营田等治理规划，着重指出要多置水口，分流入海。这是海河治理史上在明清以前仅见的全面整治规划方案。这种多途入海，分道行洪排涝的规划思想，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一直成为海河治理的基本措施之一(例如：明清时期南、北运河广开减河，分洪入海；1963年后，陆续新建或扩建漳卫、子牙、滏阳、永定、潮白等新河)。崔楷的治理方案，当时虽经批准实施，但兴工未久，旋即停罢，无从考究其具体效果。
灌溉。战国魏文侯时，海河流域出现引用多沙河流淤灌田地的典型（见引漳十二渠），两汉及东魏有维修、改建记载。西汉时有太白渠及乌子堰等工程，位于今子牙水系石津灌区。东汉时，漳卫水系的上党(在今山西长治地区)、汲县等地有过几次修治引灌;潮白水系在今顺义一带开种稻田8000余顷。三国魏嘉平二年(250)，在今北京市境内出现永定河灌溉史上的大灌区（见戾陵堰），西晋、北魏、北齐及唐代有重修的记载。北魏、北齐还曾整修过位于今房涞涿灌区的古督亢陂。
航运。东汉时，子牙水系开凿蒲吾渠，筹划滹沱河通漕至山西；永定水系有利用湿水(今永定河)通漕的记载。建安九年至十八年(204～213)，曹操在海河流域开凿一系列联络天然水道的人工运渠，从拦截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开始，陆续修建了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利漕渠等运渠，从而首次实现黄河、海河、滦河三大流域水系的航运沟通，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隋至北宋(589～1127)航运。隋代开永济渠，水运从黄河航行直至今北京城南。唐代持续通航。五代时有幽州（今北京市）府东南河路通漕的记载。唐代为避免海运风险，曾重修平虏渠、泉州渠等局部河段，连通鲍丘河下游(相当今蓟运河)运粮到渔阳(今蓟县)。
农田水利。唐代灌溉工程，漳卫水系有金凤渠、菊花渠、利物渠等，子牙水系有太白渠、大唐渠、礼教渠、广润陂等，潮白水系有孤山陂、渠河塘等。北宋熙宁二年至九年(1069～1076)，王安石变法，大兴农田水利，特别是利用多沙河流引洪淤灌、放淤，形成空前高潮。在海河流域曾引用漳河、洺河、滹沱河、葫芦河以及沈苑河（今府河）等进行淤灌、放淤。这些水系有的还结合进行疏导排水工程。
塘泊蓄水。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工程措施。北宋早期，宋、辽对峙，分界线西起今河北省徐水，中经雄、霸等县，东抵天津海口。分界线南侧，宋方采取蓄水御敌，兴建了东西长600里（直线距约400余里）、南北宽50～100里的大型塘泊工程。据《宋史·河渠志》等文献记载，当时塘泊共九区，其中东起沧州泥沽海口（今天津小直沽口），西至保州（今河北省保定）有七区，各塘深约5～10尺余。另自安肃军(今徐水)、广信军(今徐水遂城镇)之西至保州西北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鸡距等泉，开成稻田、方田，水深3～5尺，称为西塘泊。现在的白洋淀、东淀以及天津以南各洼地，大都是北宋塘泊的遗迹。
金、元时期(1127～1368)航运。金贞元元年(1153)，在今北京建都，定名中都。据《金史·河渠志》记载，当时中都所需粮食等物资供应，主要依靠位于今漳卫及子牙等水系的3府、12州及其所属34县的水运，统称漕河。金代中都至通州的运输，原先在通州城北的潞水（今潮白河）西侧，有条水道（相当今坝河，金代人曾称之为运河或漕渠）可通中都城北，但水源缺乏，不能维持航运。为了增辟水源，接济该河漕运，大定十二年(1172)，曾试开引卢沟水(今永定河)的金口河，因水沙不能控制，未成功。泰和五年(1205)，中都至通州间改凿漕渠。这是条新线（今通惠河前身），约长50里。水源来自高梁河及白莲潭（相当后代的积水潭）诸水，流量很小，因此由西向东采用分段拦河设闸的办法调节水量，最末一闸位于通州城西。这是海河流域航运史上建闸渠化的首次尝试，后元、明、清各代通惠河利用船闸通航，便是在此基础上的继承发展。元代水运方面，因金代闸河淤废，通州至都城常需陆运，郭守敬为了大都的城市供水和恢复京通水运，开发了较充裕的水源白浮等泉水，利用金闸河遗迹重开通惠河，建闸渠化，于至元三十年(1293)终于实现京杭运河全线连接通航。经历元、明、清三代，漕运通行600多年。
防洪。金代为了都城安全，注重卢沟河防洪，筑堤、堵口工程屡有兴建。卢沟以及滹沱、漳河等水系的防汛、抢险，金《河防令》有具体规定。元灭金后，扩建金中都为大都，继续加强对卢沟河的防洪。在海河各水系，先后修建过一些防洪设施。郭守敬即曾在漳河、滹沱等水系兴办过包括防洪在内的许多工程。
灌溉。金代白莲潭、高梁河都曾有过放水引灌的记载，大清水系的安肃（今徐水）、定兴也曾引河水溉田。元代在海河各水系修建过一些灌排设施。
明、清时期(1368～1911)。明、清以北京为首都，海河水利从金、元发展到明、清，逐渐形成固定不变，必须奉行的两大方针任务：一是要保证漕运畅通，京师粮食充裕；二是要确保首都防洪安全。这给海河流域全局性的除害兴利规划治理，增加了复杂性、艰巨性。
北京防洪。明、清对永定河的修防，较之前代更为重视。具体措施有修土堤及石堤，建减水坝，改下口（堤防末段接淀泊的河口），以及岁修、防汛抢险等。例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起大举修堤，东达东淀、三角淀等淀泊区，后来发展到长达200里。又如从康熙三十七年至乾隆三十七年(1698～1772)间，下口改河就达六次，间隔最长的27年，短的仅3年。又如从乾隆三年至光绪二十年(1738～1894)间，上起北京卢沟桥下达永清县冰窖村，河道两岸就修建减水坝18座，其运用时间有长有短。至于筑堤、修埽、堵口等工程，更是史不绝书。
航运。京杭运河在海河流域境内的南、北运河段，从明弘治元年(?)至清光绪六年(1488?～1880)，南起四女寺，北至王家务，先后兴建减水闸坝7座，排泄洪涝。至于疏浚、修筑等工程，进行更为频繁。
农田水利。明董应举、徐光启、清陈仪、林则徐等，特别是明徐贞明，都积极提倡兴修水利。包括陈仪参加的清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水利营田，虽有一定成效，终难持久，除社会因素外，一个最重要的障碍是水源得不到保证。
民国时期(1912～1949)。海河水利工作基本停滞，灾害频繁，有关部门只进行地形测绘和某些规划设计，以及实施一些临时应急的工程措施。
#每日一善[超话]##每日一善#
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真善无价值，只有世人总喜欢用钱财来衡量一个人的慈悲心。没有爱的生活，就像一片荒漠。学佛人要学会爱别人，贵人就来自于广结善缘。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用佛法的光芒去爱别人，就是爱自己。常怀宽容感激之心，你就会拥有智慧，因为宽容是一个美德，它会生长智慧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真善无价值，只有世人总喜欢用钱财来衡量一个人的慈悲心。没有爱的生活，就像一片荒漠。学佛人要学会爱别人，贵人就来自于广结善缘。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用佛法的光芒去爱别人，就是爱自己。常怀宽容感激之心，你就会拥有智慧，因为宽容是一个美德，它会生长智慧。多理解尊重别人才能海纳百川。感谢你的佛友，是他们给了你帮助；感谢你的对手，是他们让你变得更加坚强。
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真善无价值，只有世人总喜欢用钱财来衡量一个人的慈悲心。没有爱的生活，就像一片荒漠。学佛人要学会爱别人，贵人就来自于广结善缘。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用佛法的光芒去爱别人，就是爱自己。常怀宽容感激之心，你就会拥有智慧，因为宽容是一个美德，它会生长智慧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真善无价值，只有世人总喜欢用钱财来衡量一个人的慈悲心。没有爱的生活，就像一片荒漠。学佛人要学会爱别人，贵人就来自于广结善缘。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用佛法的光芒去爱别人，就是爱自己。常怀宽容感激之心，你就会拥有智慧，因为宽容是一个美德，它会生长智慧。多理解尊重别人才能海纳百川。感谢你的佛友，是他们给了你帮助；感谢你的对手，是他们让你变得更加坚强。
日本茶挂里的中国文化 ｜ 专访日本茶挂收藏人纯道
日前，本报记者应邀参加在浙江湖州举行的陆羽诞辰1285周年纪念活动暨全国第二届茶道哲学高峰。论坛次日，在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的名茶展示厅，举办了中国首个日本茶挂展。42幅精美展品令前来参观的大学教授、专家们赞叹不已，这些展品均由来自上海的纯道先生私人收藏，记者就日本茶挂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价值等话题对纯道先生进行了专访。
茶挂：宋朝时期传到日本
生活在宋朝的中国文人有四般雅事令今人羡慕不已：焚香、挂画、插花、点茶。古代文人雅士们也把他们并列称为“四艺”。
在宋朝，如若你要喝一席文人茶，茶会座位旁的茶“挂画”必不可少，最早的茶挂内容是关于茶的知识，演变至宋代，挂画改以富有禅意的诗、词、字、画的卷轴为主，当时文人雅士讲究挂画的内容和展示的形式，作为平时家居鉴赏或雅集活动共赏的重要活动。如今，从多种文献中我们知道，由中国宋代圆悟克勤禅师书写的“禅茶一味”茶挂传到日本，在大德寺由临济宗禅师一休宗纯再传给日本茶道的开创人村田珠光。
收藏这些日本茶挂的纯道先生告诉记者，他近年来致力于中国雅道八项的推广工作，倡导在家庭中将原来以电视机为焦点的客厅改造成以分享为主的茶室空间，容纳起茶道、花道、香道和琴道内容；同时扩充原来仅有收藏书籍功能的书房，可以进一步容纳起书法、绘画、收藏和诗词内容，将此八项雅道内容带进普通百姓家，以增加书香气，提升优雅性。
记者在展览上看到非常多优美的茶挂书法，如“逢花打花逢月打月”、“日落山水静”、“无事是贵人”等等，而在中国，茶室中的茶挂（挂画）多泛于形式，泛于流俗，譬如“天道酬勤”“宁静致远”“难得糊涂”或是茶诗之类的，仅起到一种装饰作用，而与日本茶挂之上升到审美、哲学等精神层面的，似乎相去甚远。是否是因为我国出现传承上的断层？我们该如何重拾重新建构？
纯道先生谈到，的确如此。日本茶挂中的内容，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就连一些专家学者看了有些茶挂中的汉字也读不出来，讲不清其出处，而它们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哲学与神宗思想和文献中的内容。现在“国学热”很热，但大多流于形式，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真正用心“啃”的人寥寥无几，因此对其中更多的内容知之甚少。譬如这次展出的日本茶挂中的一件作品：“清苦”，许多人就不知它的出处，它是由临济宗建长寺住持，明治昭和期间活跃的大僧人菅原昙华所书写的。在中国的晋代，葛洪《抱朴子·安贫》中就说：“以清苦称高，以无金免危。”清苦也是茶的代名词，元人杨维桢著有《清苦先生传》，以歌颂茶之“清”：明净洁纯，以及茶之“苦”：味良甘美。因此，“清苦”其实也是茶的一个代名词，用在茶挂中是相当妥切的。我没有见过中国书法家或茶专家书写过这两个字，但在日本茶挂中却很自然地出现了，说明日本茶人对中国古籍了解得很深。
纯道：深爱国学，付诸收藏
纯道先生告诉记者，“大约在四年前，我开始组织禅艺团参访日本各地的各大寺院，每到一处，都能看到茶室里的茶挂，就更加激起我关注这一主题内容的兴趣。有时，因为茶挂中的一两句禅语会让我思考多日，从查询到释义，不亦乐乎。有些禅语，中国人已经很陌生，甚至已经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却被挂在了日本的茶室中。这对于喜爱思考的中国人来说，常常会感到震撼和感叹，于是，我决定就这一主题内容深入探讨，并开始收藏起日本茶挂的真迹来”。
四年多时间下来，纯道先生个人收藏高品质的日本茶挂真迹已有50多幅，他的目标是，超过100幅。
为什么中国人对于“茶挂”这么陌生？ 难道是消失于历史长河么？纯道先生说，茶挂不能算在中国消失，因为它从来就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存在过，在中国它只是挂画形态中的一个特别不起眼的部分，因此在历史文献中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概念。在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大约也找不出一件明显标示中国茶挂的藏品，因此这不是消失，而是没有专门独立出这个门类过。但是，中国的挂画与挂字是大量存在的，内容涉及面极广，与茶有关的内容有时才被称为茶挂。
紧接着，纯道谈到，茶挂之所以在日本发扬光大，与日本茶道中的茶室空间的构成要素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也与日本茶道创始人的禅宗背景有着密切联系。从入宋求法，兼修禅宗的日本禅师荣西、道元、圆尔辩圆、南浦绍明，再从一休宗纯到村田珠光，又从武野绍鸥到千利休，这些开创了日本茶道文化的重要人物全部都是参禅之人；禅宗中大量的偈语有着深邃的哲理，即使不是茶道中人也会时时铭记，而作为茶人就更是两者兼备，在自己的茶室中悬挂禅宗字句是十分自然而然的事，本来它只是通常的警句，挂得多了就形成了传统，便出现了茶挂这一特别艺术形态。
反观国内，由于人们的国学底子不足，对老祖宗传下来的警句妙语知之甚少，就只能互相抄来抄去，而不是从根本上去发现那些能够触动自己心灵的句子，并铭记与悬挂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诸如“天道酬勤”“宁静致远”“厚德载物”这样的字幅到处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而把好生生的千古名句“贬值”了，以至于变得庸俗化了。
原载《贵州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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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挂：宋朝时期传到日本
生活在宋朝的中国文人有四般雅事令今人羡慕不已：焚香、挂画、插花、点茶。古代文人雅士们也把他们并列称为“四艺”。
在宋朝，如若你要喝一席文人茶，茶会座位旁的茶“挂画”必不可少，最早的茶挂内容是关于茶的知识，演变至宋代，挂画改以富有禅意的诗、词、字、画的卷轴为主，当时文人雅士讲究挂画的内容和展示的形式，作为平时家居鉴赏或雅集活动共赏的重要活动。如今，从多种文献中我们知道，由中国宋代圆悟克勤禅师书写的“禅茶一味”茶挂传到日本，在大德寺由临济宗禅师一休宗纯再传给日本茶道的开创人村田珠光。
收藏这些日本茶挂的纯道先生告诉记者，他近年来致力于中国雅道八项的推广工作，倡导在家庭中将原来以电视机为焦点的客厅改造成以分享为主的茶室空间，容纳起茶道、花道、香道和琴道内容；同时扩充原来仅有收藏书籍功能的书房，可以进一步容纳起书法、绘画、收藏和诗词内容，将此八项雅道内容带进普通百姓家，以增加书香气，提升优雅性。
记者在展览上看到非常多优美的茶挂书法，如“逢花打花逢月打月”、“日落山水静”、“无事是贵人”等等，而在中国，茶室中的茶挂（挂画）多泛于形式，泛于流俗，譬如“天道酬勤”“宁静致远”“难得糊涂”或是茶诗之类的，仅起到一种装饰作用，而与日本茶挂之上升到审美、哲学等精神层面的，似乎相去甚远。是否是因为我国出现传承上的断层？我们该如何重拾重新建构？
纯道先生谈到，的确如此。日本茶挂中的内容，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就连一些专家学者看了有些茶挂中的汉字也读不出来，讲不清其出处，而它们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哲学与神宗思想和文献中的内容。现在“国学热”很热，但大多流于形式，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真正用心“啃”的人寥寥无几，因此对其中更多的内容知之甚少。譬如这次展出的日本茶挂中的一件作品：“清苦”，许多人就不知它的出处，它是由临济宗建长寺住持，明治昭和期间活跃的大僧人菅原昙华所书写的。在中国的晋代，葛洪《抱朴子·安贫》中就说：“以清苦称高，以无金免危。”清苦也是茶的代名词，元人杨维桢著有《清苦先生传》，以歌颂茶之“清”：明净洁纯，以及茶之“苦”：味良甘美。因此，“清苦”其实也是茶的一个代名词，用在茶挂中是相当妥切的。我没有见过中国书法家或茶专家书写过这两个字，但在日本茶挂中却很自然地出现了，说明日本茶人对中国古籍了解得很深。
纯道：深爱国学，付诸收藏
纯道先生告诉记者，“大约在四年前，我开始组织禅艺团参访日本各地的各大寺院，每到一处，都能看到茶室里的茶挂，就更加激起我关注这一主题内容的兴趣。有时，因为茶挂中的一两句禅语会让我思考多日，从查询到释义，不亦乐乎。有些禅语，中国人已经很陌生，甚至已经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却被挂在了日本的茶室中。这对于喜爱思考的中国人来说，常常会感到震撼和感叹，于是，我决定就这一主题内容深入探讨，并开始收藏起日本茶挂的真迹来”。
四年多时间下来，纯道先生个人收藏高品质的日本茶挂真迹已有50多幅，他的目标是，超过100幅。
为什么中国人对于“茶挂”这么陌生？ 难道是消失于历史长河么？纯道先生说，茶挂不能算在中国消失，因为它从来就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存在过，在中国它只是挂画形态中的一个特别不起眼的部分，因此在历史文献中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概念。在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大约也找不出一件明显标示中国茶挂的藏品，因此这不是消失，而是没有专门独立出这个门类过。但是，中国的挂画与挂字是大量存在的，内容涉及面极广，与茶有关的内容有时才被称为茶挂。
紧接着，纯道谈到，茶挂之所以在日本发扬光大，与日本茶道中的茶室空间的构成要素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也与日本茶道创始人的禅宗背景有着密切联系。从入宋求法，兼修禅宗的日本禅师荣西、道元、圆尔辩圆、南浦绍明，再从一休宗纯到村田珠光，又从武野绍鸥到千利休，这些开创了日本茶道文化的重要人物全部都是参禅之人；禅宗中大量的偈语有着深邃的哲理，即使不是茶道中人也会时时铭记，而作为茶人就更是两者兼备，在自己的茶室中悬挂禅宗字句是十分自然而然的事，本来它只是通常的警句，挂得多了就形成了传统，便出现了茶挂这一特别艺术形态。
反观国内，由于人们的国学底子不足，对老祖宗传下来的警句妙语知之甚少，就只能互相抄来抄去，而不是从根本上去发现那些能够触动自己心灵的句子，并铭记与悬挂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诸如“天道酬勤”“宁静致远”“厚德载物”这样的字幅到处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而把好生生的千古名句“贬值”了，以至于变得庸俗化了。
原载《贵州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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