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集33694卜辞“癸酉贞日夕又食佳若癸酉贞日夕又食匪若”。张培瑜考证殷墟前后三百年有五次癸酉日食，其中一次为全食在祖甲十五年B1176.08.19，殷墟可见最大食分在0.97-1.01之间（因所用参数差异，附图NASA日食计算结果为0.91）。张文其他四次癸酉日食殷墟可见最大食分为：0.68（B1269.08.27）、0.81（B1171.11.21）、0.42（B1129.02.14）、0.80（B1124.05.18）。

【问】在二里头遗址归属问题上，你用你个人推算出来的“鸣条战年”（BC1039）与二里岗上层一期的水井圆木测年数据配合而得到了二里头四期的总历年（从二里头一期上限到二里头四期下限）是192年，即整个二里头文化的总积年不足200年，这与邹衡教授宣称的“二里头四期文化就是完整的夏王朝文化”的说法有严重冲突...。请你介绍一下你的“克夏年”（BC1639）是怎样算得的。【答】首先，从定性分析角度，我们得承认《越绝书》记载的勾践越国领土上存在过的“天皇之都”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良渚古城”；其次，在晋南襄汾县发现的“陶寺大城”其实就是尧舜禹之都；再次，我们根据良渚古城下限（也就是三皇时代的下限）是BC2300的事实，可以估定“五帝时代”的上限（黄帝元年）也是BC2300，而夏禹元年在BC2100，即整个“五帝时代”的年代区间在BC2300至2100之间，帝尧在位的年代即在此区间之内；第四，在2001年，紫金山天文台张培瑜研究员帮我算出了“帝尧命羲和四子观测天象、敬授民时”的第一年是BC2172（这是“昴宿一”位当春分点的第一年）。据此，根据文献说的“尧元年丙子，舜元年己未，禹元年壬子”，可以确定尧元年是BC2205，舜元年是BC2162，禹元年是BC2109。第五，根据文献记载的夏积年471年，我们有鸣条战年算式：鸣条战年=BC2109-471年=BC1638。这是粗略的估算。接下来作精细计算：1.比对了春秋晚期勾践迁都山东琅琊的天象与BC2109大禹元年的天象，发现二者如出一辙，都是“岁星在南斗”星象（南斗是吴越地区的分野星），由“历史一幕会重复出现”的观点，似可认为勾践家族内部记住了大禹元年的天象，特意选择在相同星象出现之年北迁琅琊，“欲霸中国”。如此，也可反过来认定BC2109的确是大禹元年。2.研究了“武王伐纣”天象，由此得到推论：“岁在鹑火”星象是通用的改朝换代星象--鹑火是王室之星，参宿是夏族族星，心宿是商族族星，房宿是周族族星。对于王族来说，可以同时拥有二个命星：一个是本族族星（参星、心星或房星之一，等等），一个是王族族星（鹑火）。也就是说，“克夏年”与“克商年”一样，都有“岁在鹑火”天象。综合以上2点考虑，最后选定克夏年--BC1639。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到：鸣条战年的计算，依赖于帝尧年代的计算。而我通过“汉字右文法”第一次分析了《尧典》四仲中星之一的“昴”星，认为“昴”字构型是“日在卯位”的意思，于是要求张培瑜研究员按“昴星在春分日中午居于东方卯位”的条件计算。这一招是任何其他人都想不到的。我的计算方案的优点就在这里。

《五行志》：汉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五星聚于东井，当秦之分野。今据汉三年十月甲戌晦日食，可定甲戌日为BC.204.12.9。据張培瑜《历表》，三年十月至元年十月含一闰月，共计25月，上推可得元年十月在BC.206的10—11月间，当时的天象如左图，只有土、木在井宿附近，可见“五星聚东井”完全是出于捏造。

汉元年前后最接近“五星聚东井”的天象，出现在BC.207.5月初，如右图。时值二世二年的五月左右，当时沛公还在打击雍县的雍齿，与项梁共立楚怀王，兵锋尚未得出楚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