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终于是一道杠了。但其实并没有完全好，我的喉咙痛还有一点儿，现在只是浓度低测不出来。

阿兹夫定也快吃完了，还剩下5粒。如果我阳了第一天就去开阿兹夫定可能现在可能已经好了。所以下次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开阿兹夫定。我之所以拖了两天是因为天太冷，怕开不到反而挨冻加重病情。下回知道了，阿兹夫定医院常年有货，只要真测出阳了，随到随开。

这次的抗原，质量不算好。塑料试管的盖子很难盖上，每次盖的时候都很费力。今天测的时候，试管还破了，然后只能重来一次。抗原现在很便宜。我会保持家里始终有抗原的。知道还是比不知道好，知道阳了可以避免剧烈运动和外出，第一时间开药，加快痊愈过程，也避免传给别人。

如果没有啥反复，再过三天，我就算自己痊愈了。

最近我一直都是保持口腔卫生的。吃完饭就刷牙忌口。每天食物也不敢少吃，经常睡觉，所以体重都长了。等恢复锻炼之后，再慢慢减体重。

喉咙还是有些痛，但减弱了不少。测抗原，T线也淡了很多。阿兹夫定还是有些作用的。虽然不是立竿见影，但用了阿兹夫定之后喉咙痛就开始减弱了。前三天是有加重趋势的。

如果阳了，其实最好是第一天发现就到医院开阿兹夫定。早点扑灭，对身体伤害更小。

虽然表面上它只是咽喉痛，实际上全身都可以感染的。前几天觉得心脏也有点突突的。肺也有些痒。不可测的风险还是有不少。现在除了喉咙还有些余痛，其它都好了。

阿兹夫定，也是有副作用的，有肝肾以及生殖毒性，不过风险不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吃不了几天，没啥事的。

哥伦布和达伽马之所以不是来自中国，从当时欧洲和中国的作品当中可以找到一个原因。“如果遭遇到蛮族，”中国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航海专家。张燮在1618年写道，“你应该像碰到蜗牛的左侧触角一样，根本不用担惊受怕。一个人真正应该担心的是如何驾驭海浪——其实，最危险的是贪财好利之心。”相比之下，当哥伦布在巴哈马登陆时，他在报告中写道，当地的阿拉瓦克人(the Arawak)既温柔又可爱，“许多人都成了我们的朋友，这简直是个奇迹”。不过，就是这位哥伦布，在不久之后给西班牙的回信中写道：“我以万福的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发誓，我们可以从这里输出所有可供出售的奴隶。……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擅长使用武器。”哥伦布继而承诺，他能为国君提供“他们所需的黄金，还能另外提供香料、棉花、乳香和陈香”。几十年之后，以一小股武装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的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以直白的语言写下了他来到新大陆的动机：“我们西班牙人患上了一种心病，只有黄金才能医治。……我是来寻找黄金的，不会像劳力那样下地干活。”
驱使欧洲人的动机与驱使中国人的动机竟是如此不同。当“利润至上”的精神促使欧洲人远渡重洋，穿越大陆时，中国人却发出警告，称“最危险”的就是贪财好利。实行资本主义的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这种根本差异，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欧洲人为何能够到达美洲和东印度群岛，还解释了他们的后裔为何能够坚持这种扩张主义，直至统治整个世界，包括那些在人口和财富方面多于欧洲国家的古老的亚洲帝国。正因如此，一些历史学家现在依然坚称，在欧洲的海外扩张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哥伦布和达伽马那样的著名探险家，而是那些拥有资本来源的企业家。虽然他们从未到过故乡港口之外的地方去探险，但却恰恰是他们“承担了建立众多殖民地的责任……保障了殖民地的供给……开辟了新的市场，发现了新的领地，使欧洲的一切都变得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