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山西神庙剧场的演进变革〖上〗（王潞伟） 节选
原创 王潞伟 刊发于2020年第12期
导 读
神庙剧场在中国剧场史上具有无可争议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对山西境内神庙剧场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研究，无疑是了解中国古代广大城乡神庙演剧盛况的最佳切入点。
山西省位于太行山以西，黄河以东，故可称山西，也可称河东。这里自远古至上古时期就缔造了人类的初始文明，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其表里山河的特殊位置，使其文化既与北方同源，又自成体系。中古、近古以来，河东文化又孕育了民间戏剧。民间戏剧形成于宋金，成熟于元代，变革于明中叶以前，创新与繁荣于明中叶以后与清代，一直走到今天。与此同步，神庙剧场也肇基于北宋，发展于金元，而变革改进于明中叶以前，明中叶以后至清代进入创新与兴盛期。
山西神庙剧场的发展演进，经历了形成、改革、成熟三大阶段，是中国神庙剧场史的完整缩影。遍布城乡的神庙戏台，形制齐全，数目繁多，曾是我省戏曲文化赖以传播的主要载体。根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初山西全省保存下来的古戏台有1万多座，保存至今的仍有3000座以上，其中自金以下直至清末，历代皆有，发展演进的脉络十分清晰，风格也多种多样。国内其他省份几乎看不到金元戏台，也看不到内含宋金元三代数百年间戏台信息的碑刻。这些神庙戏台和碑刻都是三晋文化的瑰宝，是研究中国剧场史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01 宋金戏台之形成
戏剧、艺能舞台及剧场的诞生，这一历史使命是在宋代完成的。宋代因为露台的普及逐渐过渡到神庙戏台的创建，使山西神庙剧场的发展历程进入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跨越宋金元三代，是神庙剧场的形成期，主要成就是完善了歇山顶单体式戏台，展示出歇山顶戏台的古雅雄奇和壮丽，乃至山西古建行业高超的建筑技巧和艺术。
露台替代祭坛进入神庙始于唐代，但只是个别现象。五代末到北宋前期，露台已普遍出现在传统节日元宵节中，作舞台使用。它是皇室、贵族“与民同乐”的主要媒介。如《蜀梼杌》载：“（后蜀广正）三年（公元940年）正月，上元观灯。露台舞娼李艳娘有姿色，召入宫，赐其家钱十万。”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己酉，“上御明德门观灯，宴从臣，江南吴越使者皆与焉。楼前设灯山火树，露台张乐，陈百戏。外国客各献本国歌舞，遂赐以酒食。”又载宋真宗时，“先是上元张灯，太皇太后以齿疾不能食，不出观。乙酉，上复令禁中张灯，露台妓乐皆入。太后疾尚未平，酒数行而起。”《宋史•乐志》亦载：“每于上元观灯，楼前设露台，上奏教坊乐，舞小儿队。台南设灯山，灯山前陈百戏。山棚上用散乐，女弟子舞余曲。”这是一种木结构的露台，临时摆放在那里，所以称“设”而不说“筑”。
当时还出现了“露台舞娼”“露台娼”“露台钧容直”“露台弟子”及“露台妓乐”等称谓，显示出露台与艺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艺人的专业性质和露台作为歌舞戏剧舞台的专门化倾向。这种倾向也直接影响到各地的神庙。
山西已探明有两座有名的北宋露台，一在万荣县的后土祠中，一在太原市的晋祠里。前者早已不存，后者则被改造成金人台。金人台原名莲花台，台名是据其须弥座上雕刻的仰莲、覆莲而来的。明代晋祠主事者将宋代露台拆除，在原址重建了一座砖台，将四躯铁铸的将军搬上去，从此又称金人台。金人台不再拥有露台的功能，因为此时晋祠已经建造了一座歇山顶大戏台。宋代露台完成了它的使命，因而只剩下一个莲花台的虚名，昭示它的曾经存在。
金泰和三年（1203年），晋南芮城县城内东岳庙《岳庙重修露台记》碑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性文字：“□台崇七尺五寸，方广二十四步，砖总万有六千数。边隅用石一百五十□。□砻绝疵，细功鳞砌，荡人耳目。黄童白叟，□□以□□。□牲陈皿者，得以展□仪；流宫泛羽者，□□奏其雅。神人之心，由是和焉。”其中“□砻绝疵，细功鳞砌，荡人耳目”三句，是称颂其重修后的露台的，倘若仅仅是用土夯成，四周砌石，台面铺以方砖的台子，不会说它“荡人耳目”。这是一座须弥座式露台，也可以称之为莲花台。“□牲陈皿”和“流宫泛羽”，祭祀和演乐是其两大功能，乐中即包含着戏剧。这通碑记既与二仙庙露台的形制相印证，也对神庙露台式剧场的价值作了高度肯定，意义非凡。
元陶宗仪《辍耕录》记有院本名目700多个，保存在上党地区的明抄本《礼节传簿》则记载院本剧目8种，截止于抗日战争时期，当地乐户尚能上演其中的《土地堂》《三人齐》《闹五更》3种。“杂剧、院本其实一也。”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金代高平西李门二仙庙露台上演的院本剧目，当然远不止这些。事实上这座露台一直到元明时还在使用，该庙的戏台是在清代才建造起来的。
露台是一种礼制设施，故能顶替祭坛而进入神庙。它只是一个土筑的四面或三面砌以条石的方形台子，即使华美些，也仅能在台基上作些雕刻，台面上竖立栏杆，这比三层的、每层都要有栏杆的巨大祭坛不知要省多少料、多少工。说白了，露台其实就是一种简易的祭坛，除了不能用于庄严隆重的郊祀大典（郊天祀地），其余神庙，包括孔庙，都可以使用。这也是它能够在神庙里普遍建造的主要原因。
露台能和未来的神庙剧场发生联系，却不能演变为真正的剧场，主要是因为它只是个礼制设施。神庙祭祀时，在露台上一边举行仪式一边献演艺能节目，连带演出戏剧，仅仅在这种特定的情境下，它才能充当临时舞台。
但露台作为舞台显然是有缺憾的。第一，仪式中不能演出时间较长的剧目，同时也给人留下了无法安定下来专心看戏的缺憾。第二，尚不具备演出完整剧目的条件。它是露天的，无法分隔前后台，难以抵挡风雨的侵袭，且因安装照明困难无法在夜间演出，等等。显然，露台还不能承当起完整意义的神庙剧场的重任。
这种情形引起了宋人的思考。古人云：“台上有屋谓之榭。”如果在露台之上建造一座小屋，不就解决这些问题了吗？根据现有记载，首先打开局面的便是山西万荣县桥上村后土庙和北宋都城开封的神保观。桥上村后土庙天禧四年（1020年）《河中府万泉县新建后土圣母庙记》的碑阴，有“修舞亭”的记载。舞亭即戏台。后者记于宋人笔记《东京梦华录》中，说六月二十四日是灌江口二郎神的生日，在这前一天，“二十三日御前献送……作乐迎引至庙，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教坊钧容直作乐，更互杂剧、舞旋。”谁也没有想到，临时在露台上摆放个乐棚，这一无心之举竟然引发了神庙演剧场所的一场革命。宋金以后，神庙里的戏台都是受天禧四年桥上村后土圣母庙创建舞亭和开封神保观“台上设棚”的启发创建起来的。
山西神庙戏台的创建，除了受到台上设棚的启示外，还接受了北宋都市勾栏乐棚的影响。乐棚在宋代是一种应用很广的舞台。宋人原本就喜欢搭棚子，如茶棚、水棚、松棚、山棚、射棚、浮棚、妓棚、彩棚等，名称或取自用途，或取自材料的性质，或取自缤纷的色彩，不一而足。此类棚子造价很低，省工省料，又很适用，所以非常流行。
乐棚只是宋代诸多棚子之一，分为临时搭建的和比较固定的两种。临时搭建的多在门外、街道、广场等处，主要用在节日期间，尤其是在元宵节之时，用毕即拆。比较固定的则集中在瓦舍勾栏里。前者让人随意观看，驻留听便；后者则须付钱入场，场面稳定。
临时搭建的乐棚，典籍中多用一个“设”字。如《东京梦华录•正月》即载：“殿前班在禁中右掖门里，则相对右掖门设一乐棚，放本班家口登皇城观看。”又说：“自灯山至宣德楼，横大街约百余丈，用棘刺围绕，谓之棘盆。……内设乐棚，差衙前乐人作乐杂戏，并左右军百戏在其中。”又说：东京“如开宝、景德、大佛寺等处，皆有乐棚”。当皇帝驾临大相国寺时，“寺之大殿前设乐棚，诸军作乐。两廊有诗牌灯云：‘天碧银河欲下来，月华如水照楼台。’”不过，由此可知，当时佛教寺院只是在皇帝驾临时摆放乐棚，让“诸军作乐”，还未允许在乐棚上表演杂剧。
民间街坊的巷口也多设乐棚，没有乐棚的，也要搭设小影戏棚子，吸引本坊游人和儿童，以免他们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走失。“每一坊口无乐棚去处，多设小影戏棚子，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以引聚之。”宋人李光诗云：“曾见端门万炬灯，天街追逐少年行。如今老病惟贪睡，懒向州衙看乐棚。”端门，宋代宫门之一。天街，则指御街，皇家大道。上述几个例子表明，宋代皇宫、御街、衙门、寺院及民间街坊等处，节日期间大多设有乐棚。而小影戏棚、傀儡棚（北宋黄庭坚有诗云：“看取人间傀儡棚。”）等，也可以说是戏棚的变种。都市、城镇这种乐棚式剧场的普及，昭示出宋代艺能及戏剧的繁盛。
临时剧场的客座，主要是乐棚或露台前面的空地，观众多站着观看——也许能给耆老或地位较高官员摆设桌椅吧，没有记载。
当时比较固定的乐棚式剧场，建在瓦舍勾栏里。勾栏原指栏杆，宋元时期代指剧场或卖艺的妓院。瓦舍也叫瓦肆、瓦子，在当时是一种超大型的综合游乐场，其中有许多勾栏作商业性演出。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在御街东南楼的街巷内，就有几个瓦子，几十座勾栏：“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瓦、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有人在此作场。”《武林旧事》记南宋时的杭州，也有南瓦、中瓦等二十三座，其中“北瓦内勾栏十三座，最盛。或有路伎，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作场者，谓之‘打野呵’。此又艺之次者”。
此类剧场实际上是在瓦子里占据的相对独立的场子，其中有舞台，有客座，也有提供给艺人的简易生活设施。如按场地言，当称勾栏；若按主体建筑言，则称乐棚；但是如果按其整体名称而言，就叫“莲花棚”“牡丹棚”“夜叉棚”“象棚”了。莲花棚之类的名目，实际上是对某一勾栏的美称，就像今日称“长安大戏院”一样，艺人依此也有归属感。勾栏剧场的客座，参考元代杜善夫写的《庄家不识勾栏》散套可知，是用木板搭成的阶梯状的整体成坡形的座位。
至于路伎艺人，因为技艺不高，尚不具备在乐棚里演出的资格，于是便只好撂地为场。街头演出曾经是南北朝民间歌舞小戏的常景，但在北宋已经是等而下之的艺术展现形式了。仅此一点，即可看到戏剧形成之后所带动的艺能舞台及剧场的飞速发展。
不过，上述剧场无论是固定的勾栏，还是节日期间临时搭设的乐棚，都在城镇之内，绝大多数农民是看不到演出的，所以“庄家不识勾栏”。农村在古代拥有绝大多数的人口，如果乐棚、戏台没有出现在广大农村里，就不能视为中国剧场的正式形成。
考古发现，现存宋金元神庙戏台的碑刻记载、实物及遗迹都在山西。这是山西神庙剧场发展史第一阶段的辉煌成果。宋代，当戏曲艺术形成以后，不少神庙直接创建了戏台。在广大城镇和乡村的神庙里，人们利用春祈秋报或“神诞”之时的一揽子赛社活动，邀请艺人前来作场，一展酬神之诚，连同台前可容纳数百乃至上千观众的空地一起，在四面红墙的包笼下，形成了中国神庙特有的四合院封闭式剧场。金代神庙舞楼逐渐增多，成为一种新鲜事物，甚至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时尚：将摆放戏俑的戏台模型置于墓中。元代戏台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山西神庙剧场的正式形成。
数据显示，最迟到11世纪即北宋前期，新兴的戏剧艺术就闯进了广大农村的文化生活，闯进了神庙祭祀的礼仪中。现存山西万荣县桥上村后土庙宋天禧四年（1020年）《河中府万泉县新建后土圣母庙记》、沁县城关关帝庙宋元丰三年（1080年）《威胜军新建蜀荡寇将□□□□关侯庙记》、平顺县东河村九天圣母庙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潞州潞城县三池东圣母仙乡之碑》、长子县南鲍村汤王庙宋大观三年（1109年）《大宋故汤王之庙碑》、长子县石哲镇房头村灵湫庙宋宣和元年（1119年）《修灵湫庙载记》、高平市河西镇河西村三嵕庙宋政和辛卯（1111年）“新建献楼”柱铭等，至少有6通时间跨度整整90年的宋代碑刻，含有建造神庙戏台的重要信息。万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与荣河合并为万荣县，在晋南；沁县、平顺、长子、高平四县则在晋东南。从这些戏台分布的情形看，北宋神庙剧场在形成初始即有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上述宋碑关于戏台的称谓有舞亭、舞楼、舞宇、献楼、舞者三楹等，名称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舞者三楹”指的是建筑，就是戏台。献楼绝非献殿，介休市后土庙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创建献楼之记》中的献楼，即指后土庙大戏台。
原创 王潞伟 刊发于2020年第12期
导 读
神庙剧场在中国剧场史上具有无可争议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对山西境内神庙剧场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研究，无疑是了解中国古代广大城乡神庙演剧盛况的最佳切入点。
山西省位于太行山以西，黄河以东，故可称山西，也可称河东。这里自远古至上古时期就缔造了人类的初始文明，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其表里山河的特殊位置，使其文化既与北方同源，又自成体系。中古、近古以来，河东文化又孕育了民间戏剧。民间戏剧形成于宋金，成熟于元代，变革于明中叶以前，创新与繁荣于明中叶以后与清代，一直走到今天。与此同步，神庙剧场也肇基于北宋，发展于金元，而变革改进于明中叶以前，明中叶以后至清代进入创新与兴盛期。
山西神庙剧场的发展演进，经历了形成、改革、成熟三大阶段，是中国神庙剧场史的完整缩影。遍布城乡的神庙戏台，形制齐全，数目繁多，曾是我省戏曲文化赖以传播的主要载体。根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初山西全省保存下来的古戏台有1万多座，保存至今的仍有3000座以上，其中自金以下直至清末，历代皆有，发展演进的脉络十分清晰，风格也多种多样。国内其他省份几乎看不到金元戏台，也看不到内含宋金元三代数百年间戏台信息的碑刻。这些神庙戏台和碑刻都是三晋文化的瑰宝，是研究中国剧场史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01 宋金戏台之形成
戏剧、艺能舞台及剧场的诞生，这一历史使命是在宋代完成的。宋代因为露台的普及逐渐过渡到神庙戏台的创建，使山西神庙剧场的发展历程进入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跨越宋金元三代，是神庙剧场的形成期，主要成就是完善了歇山顶单体式戏台，展示出歇山顶戏台的古雅雄奇和壮丽，乃至山西古建行业高超的建筑技巧和艺术。
露台替代祭坛进入神庙始于唐代，但只是个别现象。五代末到北宋前期，露台已普遍出现在传统节日元宵节中，作舞台使用。它是皇室、贵族“与民同乐”的主要媒介。如《蜀梼杌》载：“（后蜀广正）三年（公元940年）正月，上元观灯。露台舞娼李艳娘有姿色，召入宫，赐其家钱十万。”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己酉，“上御明德门观灯，宴从臣，江南吴越使者皆与焉。楼前设灯山火树，露台张乐，陈百戏。外国客各献本国歌舞，遂赐以酒食。”又载宋真宗时，“先是上元张灯，太皇太后以齿疾不能食，不出观。乙酉，上复令禁中张灯，露台妓乐皆入。太后疾尚未平，酒数行而起。”《宋史•乐志》亦载：“每于上元观灯，楼前设露台，上奏教坊乐，舞小儿队。台南设灯山，灯山前陈百戏。山棚上用散乐，女弟子舞余曲。”这是一种木结构的露台，临时摆放在那里，所以称“设”而不说“筑”。
当时还出现了“露台舞娼”“露台娼”“露台钧容直”“露台弟子”及“露台妓乐”等称谓，显示出露台与艺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艺人的专业性质和露台作为歌舞戏剧舞台的专门化倾向。这种倾向也直接影响到各地的神庙。
山西已探明有两座有名的北宋露台，一在万荣县的后土祠中，一在太原市的晋祠里。前者早已不存，后者则被改造成金人台。金人台原名莲花台，台名是据其须弥座上雕刻的仰莲、覆莲而来的。明代晋祠主事者将宋代露台拆除，在原址重建了一座砖台，将四躯铁铸的将军搬上去，从此又称金人台。金人台不再拥有露台的功能，因为此时晋祠已经建造了一座歇山顶大戏台。宋代露台完成了它的使命，因而只剩下一个莲花台的虚名，昭示它的曾经存在。
金泰和三年（1203年），晋南芮城县城内东岳庙《岳庙重修露台记》碑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性文字：“□台崇七尺五寸，方广二十四步，砖总万有六千数。边隅用石一百五十□。□砻绝疵，细功鳞砌，荡人耳目。黄童白叟，□□以□□。□牲陈皿者，得以展□仪；流宫泛羽者，□□奏其雅。神人之心，由是和焉。”其中“□砻绝疵，细功鳞砌，荡人耳目”三句，是称颂其重修后的露台的，倘若仅仅是用土夯成，四周砌石，台面铺以方砖的台子，不会说它“荡人耳目”。这是一座须弥座式露台，也可以称之为莲花台。“□牲陈皿”和“流宫泛羽”，祭祀和演乐是其两大功能，乐中即包含着戏剧。这通碑记既与二仙庙露台的形制相印证，也对神庙露台式剧场的价值作了高度肯定，意义非凡。
元陶宗仪《辍耕录》记有院本名目700多个，保存在上党地区的明抄本《礼节传簿》则记载院本剧目8种，截止于抗日战争时期，当地乐户尚能上演其中的《土地堂》《三人齐》《闹五更》3种。“杂剧、院本其实一也。”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金代高平西李门二仙庙露台上演的院本剧目，当然远不止这些。事实上这座露台一直到元明时还在使用，该庙的戏台是在清代才建造起来的。
露台是一种礼制设施，故能顶替祭坛而进入神庙。它只是一个土筑的四面或三面砌以条石的方形台子，即使华美些，也仅能在台基上作些雕刻，台面上竖立栏杆，这比三层的、每层都要有栏杆的巨大祭坛不知要省多少料、多少工。说白了，露台其实就是一种简易的祭坛，除了不能用于庄严隆重的郊祀大典（郊天祀地），其余神庙，包括孔庙，都可以使用。这也是它能够在神庙里普遍建造的主要原因。
露台能和未来的神庙剧场发生联系，却不能演变为真正的剧场，主要是因为它只是个礼制设施。神庙祭祀时，在露台上一边举行仪式一边献演艺能节目，连带演出戏剧，仅仅在这种特定的情境下，它才能充当临时舞台。
但露台作为舞台显然是有缺憾的。第一，仪式中不能演出时间较长的剧目，同时也给人留下了无法安定下来专心看戏的缺憾。第二，尚不具备演出完整剧目的条件。它是露天的，无法分隔前后台，难以抵挡风雨的侵袭，且因安装照明困难无法在夜间演出，等等。显然，露台还不能承当起完整意义的神庙剧场的重任。
这种情形引起了宋人的思考。古人云：“台上有屋谓之榭。”如果在露台之上建造一座小屋，不就解决这些问题了吗？根据现有记载，首先打开局面的便是山西万荣县桥上村后土庙和北宋都城开封的神保观。桥上村后土庙天禧四年（1020年）《河中府万泉县新建后土圣母庙记》的碑阴，有“修舞亭”的记载。舞亭即戏台。后者记于宋人笔记《东京梦华录》中，说六月二十四日是灌江口二郎神的生日，在这前一天，“二十三日御前献送……作乐迎引至庙，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教坊钧容直作乐，更互杂剧、舞旋。”谁也没有想到，临时在露台上摆放个乐棚，这一无心之举竟然引发了神庙演剧场所的一场革命。宋金以后，神庙里的戏台都是受天禧四年桥上村后土圣母庙创建舞亭和开封神保观“台上设棚”的启发创建起来的。
山西神庙戏台的创建，除了受到台上设棚的启示外，还接受了北宋都市勾栏乐棚的影响。乐棚在宋代是一种应用很广的舞台。宋人原本就喜欢搭棚子，如茶棚、水棚、松棚、山棚、射棚、浮棚、妓棚、彩棚等，名称或取自用途，或取自材料的性质，或取自缤纷的色彩，不一而足。此类棚子造价很低，省工省料，又很适用，所以非常流行。
乐棚只是宋代诸多棚子之一，分为临时搭建的和比较固定的两种。临时搭建的多在门外、街道、广场等处，主要用在节日期间，尤其是在元宵节之时，用毕即拆。比较固定的则集中在瓦舍勾栏里。前者让人随意观看，驻留听便；后者则须付钱入场，场面稳定。
临时搭建的乐棚，典籍中多用一个“设”字。如《东京梦华录•正月》即载：“殿前班在禁中右掖门里，则相对右掖门设一乐棚，放本班家口登皇城观看。”又说：“自灯山至宣德楼，横大街约百余丈，用棘刺围绕，谓之棘盆。……内设乐棚，差衙前乐人作乐杂戏，并左右军百戏在其中。”又说：东京“如开宝、景德、大佛寺等处，皆有乐棚”。当皇帝驾临大相国寺时，“寺之大殿前设乐棚，诸军作乐。两廊有诗牌灯云：‘天碧银河欲下来，月华如水照楼台。’”不过，由此可知，当时佛教寺院只是在皇帝驾临时摆放乐棚，让“诸军作乐”，还未允许在乐棚上表演杂剧。
民间街坊的巷口也多设乐棚，没有乐棚的，也要搭设小影戏棚子，吸引本坊游人和儿童，以免他们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走失。“每一坊口无乐棚去处，多设小影戏棚子，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以引聚之。”宋人李光诗云：“曾见端门万炬灯，天街追逐少年行。如今老病惟贪睡，懒向州衙看乐棚。”端门，宋代宫门之一。天街，则指御街，皇家大道。上述几个例子表明，宋代皇宫、御街、衙门、寺院及民间街坊等处，节日期间大多设有乐棚。而小影戏棚、傀儡棚（北宋黄庭坚有诗云：“看取人间傀儡棚。”）等，也可以说是戏棚的变种。都市、城镇这种乐棚式剧场的普及，昭示出宋代艺能及戏剧的繁盛。
临时剧场的客座，主要是乐棚或露台前面的空地，观众多站着观看——也许能给耆老或地位较高官员摆设桌椅吧，没有记载。
当时比较固定的乐棚式剧场，建在瓦舍勾栏里。勾栏原指栏杆，宋元时期代指剧场或卖艺的妓院。瓦舍也叫瓦肆、瓦子，在当时是一种超大型的综合游乐场，其中有许多勾栏作商业性演出。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在御街东南楼的街巷内，就有几个瓦子，几十座勾栏：“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瓦、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有人在此作场。”《武林旧事》记南宋时的杭州，也有南瓦、中瓦等二十三座，其中“北瓦内勾栏十三座，最盛。或有路伎，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作场者，谓之‘打野呵’。此又艺之次者”。
此类剧场实际上是在瓦子里占据的相对独立的场子，其中有舞台，有客座，也有提供给艺人的简易生活设施。如按场地言，当称勾栏；若按主体建筑言，则称乐棚；但是如果按其整体名称而言，就叫“莲花棚”“牡丹棚”“夜叉棚”“象棚”了。莲花棚之类的名目，实际上是对某一勾栏的美称，就像今日称“长安大戏院”一样，艺人依此也有归属感。勾栏剧场的客座，参考元代杜善夫写的《庄家不识勾栏》散套可知，是用木板搭成的阶梯状的整体成坡形的座位。
至于路伎艺人，因为技艺不高，尚不具备在乐棚里演出的资格，于是便只好撂地为场。街头演出曾经是南北朝民间歌舞小戏的常景，但在北宋已经是等而下之的艺术展现形式了。仅此一点，即可看到戏剧形成之后所带动的艺能舞台及剧场的飞速发展。
不过，上述剧场无论是固定的勾栏，还是节日期间临时搭设的乐棚，都在城镇之内，绝大多数农民是看不到演出的，所以“庄家不识勾栏”。农村在古代拥有绝大多数的人口，如果乐棚、戏台没有出现在广大农村里，就不能视为中国剧场的正式形成。
考古发现，现存宋金元神庙戏台的碑刻记载、实物及遗迹都在山西。这是山西神庙剧场发展史第一阶段的辉煌成果。宋代，当戏曲艺术形成以后，不少神庙直接创建了戏台。在广大城镇和乡村的神庙里，人们利用春祈秋报或“神诞”之时的一揽子赛社活动，邀请艺人前来作场，一展酬神之诚，连同台前可容纳数百乃至上千观众的空地一起，在四面红墙的包笼下，形成了中国神庙特有的四合院封闭式剧场。金代神庙舞楼逐渐增多，成为一种新鲜事物，甚至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时尚：将摆放戏俑的戏台模型置于墓中。元代戏台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山西神庙剧场的正式形成。
数据显示，最迟到11世纪即北宋前期，新兴的戏剧艺术就闯进了广大农村的文化生活，闯进了神庙祭祀的礼仪中。现存山西万荣县桥上村后土庙宋天禧四年（1020年）《河中府万泉县新建后土圣母庙记》、沁县城关关帝庙宋元丰三年（1080年）《威胜军新建蜀荡寇将□□□□关侯庙记》、平顺县东河村九天圣母庙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潞州潞城县三池东圣母仙乡之碑》、长子县南鲍村汤王庙宋大观三年（1109年）《大宋故汤王之庙碑》、长子县石哲镇房头村灵湫庙宋宣和元年（1119年）《修灵湫庙载记》、高平市河西镇河西村三嵕庙宋政和辛卯（1111年）“新建献楼”柱铭等，至少有6通时间跨度整整90年的宋代碑刻，含有建造神庙戏台的重要信息。万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与荣河合并为万荣县，在晋南；沁县、平顺、长子、高平四县则在晋东南。从这些戏台分布的情形看，北宋神庙剧场在形成初始即有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上述宋碑关于戏台的称谓有舞亭、舞楼、舞宇、献楼、舞者三楹等，名称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舞者三楹”指的是建筑，就是戏台。献楼绝非献殿，介休市后土庙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创建献楼之记》中的献楼，即指后土庙大戏台。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位于长城东端的山海关迎来了它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役，当时东亚最强劲的三支军队——李自成的大顺军、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和清朝的八旗军汇集此地并爆发了一场大战。战斗先在大顺军和关宁铁骑之间展开，经过一天的鏖战，李自成的大顺军已经占据了上风，但是就在双方胶着时，多尔衮率领倾巢而出的八旗军队加入战局，相助落于下风的吴三桂，战场形势瞬间逆转，猝不及防的大顺军阵型大乱，无奈之下李自成只得宣布撤兵，放弃了山海关。
山海关意义重大，一座背山临海的关卡扼住了关外和关内的交通。关内的政权，无论是明朝还是大顺朝，只要守住了山海关，就守住了最后的底线，将关外的侵扰势力排除在外；关外的清军想要进入关内，山海关是最为快捷的通道，但是终明朝一代，清军从来没有能够从山海关破关而入，而一旦破关而入，清军八旗将毫无阻碍，横扫天下。所以，山海关战役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乃至东亚之后数百年的历史，李自成胜则关内为汉人统治，多尔衮胜则清朝入关一统天下。
但是关于这一场影响中国数百年历史的战役，三百多年来世人却有着众多的误解，本文将借助吴三桂在山海关战役中的表现为大家一一澄清，希望能够给大家展示一段更加真实的历史。
吴三桂并非山海关总兵，入关是受崇祯皇帝指令
关于吴三桂的第一个误解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吴三桂是山海关总兵，因为他将山海关献给了清军，引清军入关，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山海关是吴三桂的防区，否则他怎么能够将山海关献给清军呢？其实，大错特错。崇祯末年的山海关总兵并非吴三桂，而是另有其人，根据《山海关志·官职志》的记载，当时的山海关总兵是高第，下辖兵员一万余人。
而吴三桂则担任更加重要的官职——辽东总兵，他的辖区在山海关之外，他率领着当时明军仅存的精锐——关宁铁骑，崇祯末年，吴三桂正坚守在山海关外宁远城的抗清第一线。但是随着关内农民军的不断发展，也牵动了远在关外的吴三桂的命运。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称帝、建立大顺朝，之后更是率领大军东征北京，一路之上势如破竹，崇祯皇帝知道关内的明军已经不可能抵挡得住大顺军，便动了调动辽东总兵吴三桂入关勤王的心思。但是，吴三桂肩负着守卫关外国土的重任，一旦回防，关外土地必将被清军所占，但是崇祯皇帝却并不想背这个锅。
于是，矛盾的崇祯皇帝表示只是抽调吴三桂率领五千精兵前往山西“助剿”，而关外“余兵尚多”，言外之意，调动吴三桂入关并非主动“弃地”。另一方面，他希望内阁和相关的大臣们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崇祯皇帝对大臣们说道：“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但是大臣们都知道，一旦吴三桂率精兵入关，关外剩余的士卒绝对不是清军主力的对手，失地是迟早的事情，而且他们深知崇祯皇帝生性凉薄，杀大臣如麻，所以他们都不愿赞同崇祯皇帝的建议，甚至在奏疏中明确提出“一寸河山一寸金”、坚决反对“弃地”。
无奈之下，崇祯皇帝只好自行决策召吴三桂入关勤王，为了掩盖自己的意图，他对外如是说：“（召吴三桂入关）收守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册，诚亦不得已之思。”但是，这个命令在执行时又遭到了内阁首辅陈演的拖延，因为他害怕将来崇祯皇帝秋后算账，就这样一直拖到三月初。
三月初四，大顺军三路大军分别从北、中、南接近京城，崇祯皇帝下令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并统兵入卫京师。但是还没有等到吴三桂到达京城，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便在北京上吊自尽，调吴三桂入京的“勤王”计划宣告彻底失败。
吴三桂降而复叛导致两次山海关战役，第一次往往被忽视
三月上旬，吴三桂奉崇祯皇帝诏书率辽东明军（大约四万余人）以及近十万关外汉民陆续入关，并在山海关与山海关总兵高第的一万余兵力合并，密切关注关内的形势变化。根据《平寇志》记载，三月十五日大顺军抵达居庸关，守将唐通投降李自成，之后李自成便令唐通率所部兵马以及财物前去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和高第，“唐通亦遗三桂书，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三月二十四日，已经接受招降的吴三桂和高第则率部前往北京觐见新主，山海关的防务则由唐通代表大顺政权接管。
但是，事情在数日之后却发生了变故，也导致了第一次山海关战役的爆发。当吴三桂率领大军行进到河北玉田县时，吴三桂一改之前归顺大顺朝的态度，决定率部返回山海关。至于吴三桂回师山海关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百姓们喜闻乐见的——大顺军将领刘宗敏抢走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这种说法见诸《平寇志》、《庭闻录》等民间记载，最终甚至连《明史》都予以采录。而《甲申传信录》等记载则持另一种说法：“三桂统师入关，至永平西沙河驿，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遂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东。”不管是哪种原因，总之因为李自成未能保证吴三桂的利益、或者未能使其确信投降后利益将不遭受损失，吴三桂选择了背叛李自成，并攻占山海关作为其对抗李自成的资本。
基于上述考虑，吴三桂从关内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唐通猝不及防，而且关城防守一般都是对外，对内无险可守，于是山海关被吴三桂占领。正因如此，才有了之后的第二次山海关战役。
当李自成知道吴三桂复叛的消息后，便于四月十三日亲率军队前往山海关平叛，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顺军抵达山海关，当天便爆发了大顺军与吴三桂部之间的第二次山海关战役。大顺军与吴三桂部鏖战一昼夜，第二天清军加入战局，打破了僵局，李自成大败。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山海关战役，其意义也颇为深远，在本文开头即已描述，此处不再赘述。
康熙帝认为吴三桂反复无常是一种政治需要
很多人都只知道一次山海关战役，而如此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吴三桂入关是在崇祯皇帝被李自成逼死之后，而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是为了报“君父之仇”，此举似乎还有值得同情之处。但是，如果大家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山海关战役、而且吴三桂都是主角，那么对于吴三桂占领山海关以及引清军入关的动机都会产生怀疑。
而清楚地了解到了吴三桂在山海关战役前后的动向，便使得我们对吴三桂的形象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吴三桂所做的一切，并非出自“为君父报仇”的公心，他并没有自始至终地保持对明朝的效忠，康熙皇帝曾明确评价吴三桂：“逆贼吴三桂值明季闯贼之变，委身从贼，寻以父死贼手，穷窜来归。”其中“委身从贼”四个字明确无误地说明了吴三桂曾经投降过李自成。而吴三桂此后的引清兵入关只不过是为了追逐个人名利，便不顾民族大义，其对李自成的降而复叛，足以证明其是个反复无常之人。
参考文献：《山海关志·官职志》、《平寇志》、《甲申传信录》、《山海关战役前夕的吴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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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关于这一场影响中国数百年历史的战役，三百多年来世人却有着众多的误解，本文将借助吴三桂在山海关战役中的表现为大家一一澄清，希望能够给大家展示一段更加真实的历史。
吴三桂并非山海关总兵，入关是受崇祯皇帝指令
关于吴三桂的第一个误解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吴三桂是山海关总兵，因为他将山海关献给了清军，引清军入关，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山海关是吴三桂的防区，否则他怎么能够将山海关献给清军呢？其实，大错特错。崇祯末年的山海关总兵并非吴三桂，而是另有其人，根据《山海关志·官职志》的记载，当时的山海关总兵是高第，下辖兵员一万余人。
而吴三桂则担任更加重要的官职——辽东总兵，他的辖区在山海关之外，他率领着当时明军仅存的精锐——关宁铁骑，崇祯末年，吴三桂正坚守在山海关外宁远城的抗清第一线。但是随着关内农民军的不断发展，也牵动了远在关外的吴三桂的命运。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称帝、建立大顺朝，之后更是率领大军东征北京，一路之上势如破竹，崇祯皇帝知道关内的明军已经不可能抵挡得住大顺军，便动了调动辽东总兵吴三桂入关勤王的心思。但是，吴三桂肩负着守卫关外国土的重任，一旦回防，关外土地必将被清军所占，但是崇祯皇帝却并不想背这个锅。
于是，矛盾的崇祯皇帝表示只是抽调吴三桂率领五千精兵前往山西“助剿”，而关外“余兵尚多”，言外之意，调动吴三桂入关并非主动“弃地”。另一方面，他希望内阁和相关的大臣们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崇祯皇帝对大臣们说道：“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但是大臣们都知道，一旦吴三桂率精兵入关，关外剩余的士卒绝对不是清军主力的对手，失地是迟早的事情，而且他们深知崇祯皇帝生性凉薄，杀大臣如麻，所以他们都不愿赞同崇祯皇帝的建议，甚至在奏疏中明确提出“一寸河山一寸金”、坚决反对“弃地”。
无奈之下，崇祯皇帝只好自行决策召吴三桂入关勤王，为了掩盖自己的意图，他对外如是说：“（召吴三桂入关）收守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册，诚亦不得已之思。”但是，这个命令在执行时又遭到了内阁首辅陈演的拖延，因为他害怕将来崇祯皇帝秋后算账，就这样一直拖到三月初。
三月初四，大顺军三路大军分别从北、中、南接近京城，崇祯皇帝下令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并统兵入卫京师。但是还没有等到吴三桂到达京城，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便在北京上吊自尽，调吴三桂入京的“勤王”计划宣告彻底失败。
吴三桂降而复叛导致两次山海关战役，第一次往往被忽视
三月上旬，吴三桂奉崇祯皇帝诏书率辽东明军（大约四万余人）以及近十万关外汉民陆续入关，并在山海关与山海关总兵高第的一万余兵力合并，密切关注关内的形势变化。根据《平寇志》记载，三月十五日大顺军抵达居庸关，守将唐通投降李自成，之后李自成便令唐通率所部兵马以及财物前去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和高第，“唐通亦遗三桂书，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三月二十四日，已经接受招降的吴三桂和高第则率部前往北京觐见新主，山海关的防务则由唐通代表大顺政权接管。
但是，事情在数日之后却发生了变故，也导致了第一次山海关战役的爆发。当吴三桂率领大军行进到河北玉田县时，吴三桂一改之前归顺大顺朝的态度，决定率部返回山海关。至于吴三桂回师山海关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百姓们喜闻乐见的——大顺军将领刘宗敏抢走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这种说法见诸《平寇志》、《庭闻录》等民间记载，最终甚至连《明史》都予以采录。而《甲申传信录》等记载则持另一种说法：“三桂统师入关，至永平西沙河驿，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遂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东。”不管是哪种原因，总之因为李自成未能保证吴三桂的利益、或者未能使其确信投降后利益将不遭受损失，吴三桂选择了背叛李自成，并攻占山海关作为其对抗李自成的资本。
基于上述考虑，吴三桂从关内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唐通猝不及防，而且关城防守一般都是对外，对内无险可守，于是山海关被吴三桂占领。正因如此，才有了之后的第二次山海关战役。
当李自成知道吴三桂复叛的消息后，便于四月十三日亲率军队前往山海关平叛，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顺军抵达山海关，当天便爆发了大顺军与吴三桂部之间的第二次山海关战役。大顺军与吴三桂部鏖战一昼夜，第二天清军加入战局，打破了僵局，李自成大败。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山海关战役，其意义也颇为深远，在本文开头即已描述，此处不再赘述。
康熙帝认为吴三桂反复无常是一种政治需要
很多人都只知道一次山海关战役，而如此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吴三桂入关是在崇祯皇帝被李自成逼死之后，而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是为了报“君父之仇”，此举似乎还有值得同情之处。但是，如果大家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山海关战役、而且吴三桂都是主角，那么对于吴三桂占领山海关以及引清军入关的动机都会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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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下每一程
金杯海狮王杭州上市发布专访
12月6日上午，位于杭州石祥东路上的浙江义诺通汽车发展有限公司内彩旗飞舞，人潮涌动。华晨雷诺金杯合资后的首款商务轻客---金杯海狮王在杭州隆重上市。新车发布会甫一结束，华晨雷诺金杯销售总监刘国伟及市场总监高瞻就在浙江义诺通二楼会议室接受了浙江媒体的采访。
杭州日报：我想问一下高总，因为金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商用车品牌，现在金杯进入了新的时期，跟雷诺合作之后，有哪些变化？
高瞻：非常感谢这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下。这是我们合资之后，包括这次首款车型上市过程当中一直特别想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首先雷诺在欧洲来说，不管是从市场，还是技术的角度具有非常领先的地位，同时耕耘这么多年，它的沉淀非常充分。他在中国为什么选择金杯合作，更多是看中金杯在市场上面的用户口碑、沉淀的网络和庞大的客户基盘。在雷诺技术的沉淀，丰富的产品线和非常资深的运营方面来说，他能和金杯找到最大的合作点，用更好的质量和产品设计，包括用更棒的技术来借助金杯这个平台给中国市场提供更有竞争力的车型。
简单地说，雷诺通过质量、技术和产品进行全方位的提升，给金杯这个品牌、金杯的车型做一种质的提升，能够帮助产品以及整个产品的竞争力在市场上面更有突破性。现在从客户的口碑，包括从新车上市的反馈来看，很多老顾客给了我们非常多正面的评价，他们觉得合资之后明显感觉金杯这个车不仅仅是新车，甚至一些老车，时间很长的在售车型，它的质量都进行了全面的提升，这印证了软实力的植入，短期之内你可能看不见，但是通过时间逐步检验，可以看到我们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第二个技术上面的提升，像这一款新车采用非常多雷诺的先进技术，也有很多外籍的工程师把雷诺的造车理念倾注在这一款车上，更多是打造适应中国市场使用场景，满足中国客户需求的这么一款产品，不仅仅是技术的植入，现在还有后续的雷诺车型在不断研发当中，短时间内大家可以看见陆续上市。
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雷诺在中国找到一个好平台、好伙伴，反过来我们借助合资方，雷诺方先进的技术、质量、产品上面的提升，可以满足金杯的焕新。
今日头条： 高总我想问一下金杯海狮王这款车在细分市场上面有哪些优势和亮点？
高瞻：首先不仅是乘用车，商用车也是一样，都是看脸的时代。所以，第一个商用车我们要打破原来老旧的面貌，以前一说到金杯都是面包车，这固然是金杯品牌深入人心的一个体现，他用一个产品定义了一个市场。
但是随着时代发展，我们客户在年轻化，市场在年轻化，把一个传统的生产工具提升魅力，造型和设计是绕不开的，不仅仅是一个好不好看的问题，更多的是理念的问题。
第一点，从设计上面来说，我们前脸的造型，从内外饰，甚至是车灯，都是采用家族化的设计脸谱，把代表品牌核心价值的设计语言传递给大家，内在我们也做了技术的提升，比如说，我们更加安全的车身，都经过法国团队专门的调校，不光是好看，还有内涵。
所以，从这两个纬度来说新车打破了传统面包车的形象，用一种全新的姿态展现在用户面前，金杯依旧是老百姓买得起的金杯，但同时也是拥有全新的造型，全新的技术，以及全新的调校，更年轻化、现代化、更富有商务气质的金杯。
网上车市：我想问一下刘总，前段时间华晨雷诺金杯与快狗达成战略合作，今天又和赤兔养车达成合作，请问这些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刘国伟：第一点，快狗和赤兔都是很好的商用车运营和维保平台，与这些平台的合作我们在尝试打造全新的商用车营销模式。举一个例子，快狗打车，货拉拉，滴滴现在加入到平台化运营，刚刚开始，在杭州，在西部地区滴滴货运开始运营，这些平台能够很精准地定位到客户的群体。
另外，华晨雷诺金杯的产品可靠性高，有很强大的维修保养网络覆盖，可以满足平台车型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需求，而且用户多，运力强，车型的城市通过率好，节油。正好能满足快狗打车的运力需求和平台司机的用车需求。我们以快狗举例，快狗平台上面目前注册的司机有450万，其中大部分是金杯车主，平台上面车辆的平均年龄有10%都已经超过12年，这450多万注册的司机拥有的车辆平均年龄是8.7-8.9年左右，我们非常精准锁定这些换车的人群，合作之后，他们能够利用我们现在经销商的渠道去锁定他的运力，目前每天他们有20%的运力得不到满足，买我们华晨雷诺金杯车的这些车主都有机会到他们的平台上面去注册，他能够优先保障这些车主每天的货运单量的派发，司机优先会得到像快狗，像滴滴的这种派单。通过我们双方合作的优势互补，我的渠道既可以帮助这些司机潜在的车主去换车，也可以帮助快狗锁定运力的诉求，快狗又通过这样的合作，提升整体车辆的更新换代，所以，这种合作是双方的互补，这是我们跟快狗的合作。
我们今天为什么跟赤兔合作？赤兔跟快狗是一样的，快狗专注在司机的运力服务上面，但是赤兔现在专注在整个后市场，他在全中国目前有4000家左右的售后门店，现在做的事情想要把整个LCV的后市场全部做起来，比如说，他想要在明年有200家的直营店，1000家的加盟连锁店，同样他成为我们的新车销售的一个渠道，可以成为我们在一些地区的销售和售后的补充。
同时，华晨雷诺金杯在全国范围有覆盖细分市场98%的维修网点，与赤兔合作，能基本上实现全覆盖，并且提升用户的维修效率，及时响应用户的需求。赤兔恰恰把我们的发达的维修网络系统绑定起来，我们的这些潜在客户通过赤兔进行联系。除此以为，我们双方的合作未来更多还是在营销上面可以做到共赢，我们可以给用户提供一些专属的购车政策和礼包给到赤兔，这样我们双方形成互补，对我们来讲，我们和赤兔平台合作使得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迅速覆盖更广泛的用户地区，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腾讯大浙网：我补充一点，像太保，后期有没有合作？
刘国伟：我们也是在谈，今天的发布会我们仅仅是签战略合作框架，其实落地起来有很多细节，我们跟赤兔刚刚在11月份接洽，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在我们未来的计划当中，现在双方已经达到一致，我们先做一些试点，比如说他们在杭州有很多的潜在客户，我们先借助杭州经销商的力量，通过他们的呼叫中心通过它自己的平台推送专属的礼包，把这些线上的流量导入到我们线下的经销商的渠道当中，给经销商带来一些新的增长机会，如果这方面可以跑得通，我们把这个模式复制到全国去，一方面对于经销商来讲有一个线上线下的导流，第二个帮助服务网络更好地下沉。
腾讯大浙网：无论是销售端和售后端会做一些4S店之外的一些工作？
刘国伟：是的，有一些新的渠道的工作。
张宁：简单来说就是全新的营销模式和新零售概念。
刘国伟：是的，这是赤兔希望达成的，他们也是做新零售的突破，赤兔瞄准商用车这个全新的领域，开创自己新的模式，这与华晨雷诺金杯探索商用车新边界的意愿不谋而合，双方的合作是符合商用车市场发展趋势，迎合消费者互联网+时代的用车养车便捷需求，通过合作双方将共同探索商用车养护的新零售模式，实现互利共赢。
浙江车界：刘总，我想问一下，从汽车的制高点来说，杭州不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请问华晨雷诺金杯选择在杭州上市有什么样的意义？
刘国伟：我是这样看的，对我们来讲不是说一定要找一个制高点做发布会，北京和上海的市场很大，但是我们更多地从我们合作伙伴经销商的层面出发，我们浙江义诺通对我们重要的经销商伙伴，从投资人钱总本身来讲，一直做金杯已经超过20年，对金杯这个品牌的忠诚度，对我们来讲非常宝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从整个市占率来讲在浙江省名列前茅，我们在浙江的市占率27%以上。在整个浙江省的份额远远高于我们全国的平均值，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今天为什么有剪彩，他们的新店今天正式开业，前段时间是试运营，综合考虑来说，我们选择在他们的新店开发布会也是为了庆祝其开业，我们也希望让其他的经销商看到，我们厂家更愿意支持经销商的发展，愿意与终端客户拉近距离的心愿。
金杯海狮王杭州上市发布专访
12月6日上午，位于杭州石祥东路上的浙江义诺通汽车发展有限公司内彩旗飞舞，人潮涌动。华晨雷诺金杯合资后的首款商务轻客---金杯海狮王在杭州隆重上市。新车发布会甫一结束，华晨雷诺金杯销售总监刘国伟及市场总监高瞻就在浙江义诺通二楼会议室接受了浙江媒体的采访。
杭州日报：我想问一下高总，因为金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商用车品牌，现在金杯进入了新的时期，跟雷诺合作之后，有哪些变化？
高瞻：非常感谢这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下。这是我们合资之后，包括这次首款车型上市过程当中一直特别想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首先雷诺在欧洲来说，不管是从市场，还是技术的角度具有非常领先的地位，同时耕耘这么多年，它的沉淀非常充分。他在中国为什么选择金杯合作，更多是看中金杯在市场上面的用户口碑、沉淀的网络和庞大的客户基盘。在雷诺技术的沉淀，丰富的产品线和非常资深的运营方面来说，他能和金杯找到最大的合作点，用更好的质量和产品设计，包括用更棒的技术来借助金杯这个平台给中国市场提供更有竞争力的车型。
简单地说，雷诺通过质量、技术和产品进行全方位的提升，给金杯这个品牌、金杯的车型做一种质的提升，能够帮助产品以及整个产品的竞争力在市场上面更有突破性。现在从客户的口碑，包括从新车上市的反馈来看，很多老顾客给了我们非常多正面的评价，他们觉得合资之后明显感觉金杯这个车不仅仅是新车，甚至一些老车，时间很长的在售车型，它的质量都进行了全面的提升，这印证了软实力的植入，短期之内你可能看不见，但是通过时间逐步检验，可以看到我们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第二个技术上面的提升，像这一款新车采用非常多雷诺的先进技术，也有很多外籍的工程师把雷诺的造车理念倾注在这一款车上，更多是打造适应中国市场使用场景，满足中国客户需求的这么一款产品，不仅仅是技术的植入，现在还有后续的雷诺车型在不断研发当中，短时间内大家可以看见陆续上市。
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雷诺在中国找到一个好平台、好伙伴，反过来我们借助合资方，雷诺方先进的技术、质量、产品上面的提升，可以满足金杯的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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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首先不仅是乘用车，商用车也是一样，都是看脸的时代。所以，第一个商用车我们要打破原来老旧的面貌，以前一说到金杯都是面包车，这固然是金杯品牌深入人心的一个体现，他用一个产品定义了一个市场。
但是随着时代发展，我们客户在年轻化，市场在年轻化，把一个传统的生产工具提升魅力，造型和设计是绕不开的，不仅仅是一个好不好看的问题，更多的是理念的问题。
第一点，从设计上面来说，我们前脸的造型，从内外饰，甚至是车灯，都是采用家族化的设计脸谱，把代表品牌核心价值的设计语言传递给大家，内在我们也做了技术的提升，比如说，我们更加安全的车身，都经过法国团队专门的调校，不光是好看，还有内涵。
所以，从这两个纬度来说新车打破了传统面包车的形象，用一种全新的姿态展现在用户面前，金杯依旧是老百姓买得起的金杯，但同时也是拥有全新的造型，全新的技术，以及全新的调校，更年轻化、现代化、更富有商务气质的金杯。
网上车市：我想问一下刘总，前段时间华晨雷诺金杯与快狗达成战略合作，今天又和赤兔养车达成合作，请问这些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刘国伟：第一点，快狗和赤兔都是很好的商用车运营和维保平台，与这些平台的合作我们在尝试打造全新的商用车营销模式。举一个例子，快狗打车，货拉拉，滴滴现在加入到平台化运营，刚刚开始，在杭州，在西部地区滴滴货运开始运营，这些平台能够很精准地定位到客户的群体。
另外，华晨雷诺金杯的产品可靠性高，有很强大的维修保养网络覆盖，可以满足平台车型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需求，而且用户多，运力强，车型的城市通过率好，节油。正好能满足快狗打车的运力需求和平台司机的用车需求。我们以快狗举例，快狗平台上面目前注册的司机有450万，其中大部分是金杯车主，平台上面车辆的平均年龄有10%都已经超过12年，这450多万注册的司机拥有的车辆平均年龄是8.7-8.9年左右，我们非常精准锁定这些换车的人群，合作之后，他们能够利用我们现在经销商的渠道去锁定他的运力，目前每天他们有20%的运力得不到满足，买我们华晨雷诺金杯车的这些车主都有机会到他们的平台上面去注册，他能够优先保障这些车主每天的货运单量的派发，司机优先会得到像快狗，像滴滴的这种派单。通过我们双方合作的优势互补，我的渠道既可以帮助这些司机潜在的车主去换车，也可以帮助快狗锁定运力的诉求，快狗又通过这样的合作，提升整体车辆的更新换代，所以，这种合作是双方的互补，这是我们跟快狗的合作。
我们今天为什么跟赤兔合作？赤兔跟快狗是一样的，快狗专注在司机的运力服务上面，但是赤兔现在专注在整个后市场，他在全中国目前有4000家左右的售后门店，现在做的事情想要把整个LCV的后市场全部做起来，比如说，他想要在明年有200家的直营店，1000家的加盟连锁店，同样他成为我们的新车销售的一个渠道，可以成为我们在一些地区的销售和售后的补充。
同时，华晨雷诺金杯在全国范围有覆盖细分市场98%的维修网点，与赤兔合作，能基本上实现全覆盖，并且提升用户的维修效率，及时响应用户的需求。赤兔恰恰把我们的发达的维修网络系统绑定起来，我们的这些潜在客户通过赤兔进行联系。除此以为，我们双方的合作未来更多还是在营销上面可以做到共赢，我们可以给用户提供一些专属的购车政策和礼包给到赤兔，这样我们双方形成互补，对我们来讲，我们和赤兔平台合作使得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迅速覆盖更广泛的用户地区，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腾讯大浙网：我补充一点，像太保，后期有没有合作？
刘国伟：我们也是在谈，今天的发布会我们仅仅是签战略合作框架，其实落地起来有很多细节，我们跟赤兔刚刚在11月份接洽，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在我们未来的计划当中，现在双方已经达到一致，我们先做一些试点，比如说他们在杭州有很多的潜在客户，我们先借助杭州经销商的力量，通过他们的呼叫中心通过它自己的平台推送专属的礼包，把这些线上的流量导入到我们线下的经销商的渠道当中，给经销商带来一些新的增长机会，如果这方面可以跑得通，我们把这个模式复制到全国去，一方面对于经销商来讲有一个线上线下的导流，第二个帮助服务网络更好地下沉。
腾讯大浙网：无论是销售端和售后端会做一些4S店之外的一些工作？
刘国伟：是的，有一些新的渠道的工作。
张宁：简单来说就是全新的营销模式和新零售概念。
刘国伟：是的，这是赤兔希望达成的，他们也是做新零售的突破，赤兔瞄准商用车这个全新的领域，开创自己新的模式，这与华晨雷诺金杯探索商用车新边界的意愿不谋而合，双方的合作是符合商用车市场发展趋势，迎合消费者互联网+时代的用车养车便捷需求，通过合作双方将共同探索商用车养护的新零售模式，实现互利共赢。
浙江车界：刘总，我想问一下，从汽车的制高点来说，杭州不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请问华晨雷诺金杯选择在杭州上市有什么样的意义？
刘国伟：我是这样看的，对我们来讲不是说一定要找一个制高点做发布会，北京和上海的市场很大，但是我们更多地从我们合作伙伴经销商的层面出发，我们浙江义诺通对我们重要的经销商伙伴，从投资人钱总本身来讲，一直做金杯已经超过20年，对金杯这个品牌的忠诚度，对我们来讲非常宝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从整个市占率来讲在浙江省名列前茅，我们在浙江的市占率27%以上。在整个浙江省的份额远远高于我们全国的平均值，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今天为什么有剪彩，他们的新店今天正式开业，前段时间是试运营，综合考虑来说，我们选择在他们的新店开发布会也是为了庆祝其开业，我们也希望让其他的经销商看到，我们厂家更愿意支持经销商的发展，愿意与终端客户拉近距离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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