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题汪荣祖著《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序】

古之常言，曰“良史”，曰“直笔”；其曰“不尽不实”，则史传之有乖良直者也。窃谓求尽则尽无止境，责实则实无定指。积材愈新，则久号博稽周知之史传变而为寡见阙闻矣。着眼迥异，则群推真识圆览之史传不免于皮相畦执矣。斯所以一朝之史、一人之传，祖构继作，彼此相因相革而未有艾也。刘彦和《史传》一篇稍窥端倪，刘子玄《史通》穷源竟委，慎思明辨，卓尔成一家言，后来论者，只如余闰。海通以还，吾国学人涉猎西方论史传著作，有新相知之乐，固也，而复往往笑与抃会，如获故物、如遇故人焉。吾友汪君荣祖通识方闻，贯穿新故，出其绪余，成兹一编。于中外古今之论史传者提要钩玄，折衷求是，洵足以疏瀹心胸，开张耳目，笔语雅饬，抑又末已。余受而读之，赏叹之不足，僭书数语于简端。

钱锺书 丙寅九月

“因为中庸之道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中庸》又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论是非，不是截然对立之敌体，但要在此浑然一体中，明辨是非，所以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惟天地间并无截然对立的是非，若使有，则在其终极处，所谓其初难知，其上易知。人类永远在下学而上达，永远在过程中。所以易卦终于“未济”。若站在终极处，则天地灭绝，更无演进，更无变化。就理论上言，应求出此两端。就实践上论，则很难遇见此两极端。所以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用”即是实践，在人世间的实践，则既非上帝，也非魔鬼。善恶是非之辨，往往是中间过程之相对，而非两极之绝对。如是则理论与实践，也便成为两极端。我们仍须“执两用中”，把“理论”与“实践”之两极端中和起来，一以贯之，这是儒家中庸的辩证法。这一番理论，较之庄老所言，又进了一步。”

———钱穆《庄老通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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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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