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潍坊十笏园博物馆[地点]#来山东潍坊开会，抽个空隙打卡十笏园。
十笏园（Shihuyuan Garden），又名丁家花园，位于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胡家牌坊街49号，面积约2000平方米，因占地非常少，时人喻之为“十个笏板”，故得名“十笏园”
十笏园平面呈长方形，由中、西、东三条古建筑轴线组成，中轴线建筑及其院落为园之主体部分，园内的主要建筑砚香楼，始建于明代，三开间，二层楼，墙壁上嵌有郑板桥、金农等书画家的真迹碑刻90余方，是中国北方地区具有江南园林小巧玲珑特色的园林之一。
不虚此行，非常值得打卡的一个地方。 https://t.cn/z8AXRXM
十笏园（Shihuyuan Garden），又名丁家花园，位于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胡家牌坊街49号，面积约2000平方米，因占地非常少，时人喻之为“十个笏板”，故得名“十笏园”
十笏园平面呈长方形，由中、西、东三条古建筑轴线组成，中轴线建筑及其院落为园之主体部分，园内的主要建筑砚香楼，始建于明代，三开间，二层楼，墙壁上嵌有郑板桥、金农等书画家的真迹碑刻90余方，是中国北方地区具有江南园林小巧玲珑特色的园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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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书茶联，清代，山东博物馆藏。展牌上写的是“郑燮行书联”，老老实实，但不准确，这叫“茶联”，内容是“雷文古鼎八九个，日铸新茶三两瓯”。
日铸是山岭名，在浙江平水镇，“昔欧冶铸剑，它处不成，至此一日铸成，故名日铸岭”。
苏辙在《宋城宰韩秉文惠日铸茶》中写：“君家日铸山前住，冬后茶芽麦粒粗”，现在还有平水日铸茶。
博物馆的展品将历史地理文化艺术生活等串联在一起，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中国人的丰富多彩！
日铸是山岭名，在浙江平水镇，“昔欧冶铸剑，它处不成，至此一日铸成，故名日铸岭”。
苏辙在《宋城宰韩秉文惠日铸茶》中写：“君家日铸山前住，冬后茶芽麦粒粗”，现在还有平水日铸茶。
博物馆的展品将历史地理文化艺术生活等串联在一起，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中国人的丰富多彩！
意象、意境与意趣
“意”是理解中国传统诗词书画的一个关键，比如由它构成的“意象”“意境”“意趣”,便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意味深长的三个词。无论书法、绘画还是诗文，其中的气象、境界、昧都是由“意在笔先”而造就的。王维在《山水论》中就写道：“凡画山水，意在笔先，丈山尺树，寸马分人。”
苏轼在《文与可画贫笃谷偃竹记》中写道：“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这便是成语“胸有成竹”之由来。善于画竹的清代诗人郑板桥则进一步形象地阐释了“胸中之竹”与“眼中之竹”“手中之竹”的关系：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
“胸中之竹”,显然是带有画家审美素养和人格修为之“画意”的“意象”;而纸墨间呈现出来的“手中之竹”,则是由画家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是心中意象的对象化。“胸中之竹”的形成，靠的是画家对竹子的诗情画意有感的“诗心”;“手中之竹”的描绘，靠的是画家“心手合一”的高超“手法”。何谓“诗心”?晚清词话家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写道：
”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
此“万不得已”之“词心”,亦即“诗心”。由此“心”而生意象之“意”,有"意"之象才见得天地间人诗入画的风物。所以，“意象”是传统诗词书画之所以具有诗情画意美感的根本要素，是诗人画家抒情咏怀言志的基本载体。“意象”的建立，与汉字本身的丰富意蕴有直接关系。比如“时间”(time)概念在不同语境中，便有时光、光阴、时日、日子、日月、岁月和春秋等不同色彩和意味，而“时光如梭”“光阴似箭”“岁月不饶人”的内涵，基本上都指时间流逝得很快。这样一些具有特定色彩、意味的形象表达是非常宜于“意象”生成的。像王维《秋夜独坐》中“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这看似平淡无奇的十个汉字，组合起来就是两句意象清宁、意境幽悠、意趣净雅的千古佳句。
由此可见，“意象”不仅是理解古典诗词书画的重要基石，也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关键概念。像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更多以“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天风浪浪，海山苍苍”这样一些充满诗情画意的“意象”来描绘“雄浑” “典雅” "豪放”等概念内涵，而不是抽象枯涩的理论阐述。
应当说，这是中华先贤对生命与文化之关系的高妙见地。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曾写道，有一次黄昏散步时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但回家写出来之后发现“词不达意”。作为哲学家，尼采想通了的道理是：一只小鸟在天上飞着你觉得很美，但抓到手里之后那种自由的美感就消失了。而中华先贤很早就深刻认识到这种“言不尽意”的问题。庄子阐释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时，就认为“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易·系辞》中便有“立象以尽意”之说。
三国时期的思想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一节中这样诠释“立象以尽意”：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王弼在这里充分阐述了"言"“意"“象”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强调了“象”作为语言和意义之间的“桥梁作用”。而正因有“象”之独特价值，中国古典诗词书画才在“意象”基础上获得了“意境”和“意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汉语恰恰是以其丰富、感性、形象化的词而见长，所以中国古典诗词可以达到白话文和英文难以企及的典雅隽永。如王之涣《登鹳雀楼》的前两句“白日依山尽，黄河人海流”,也是朗朗上口的十个汉字，就把一千三百多年前那个黄昏时分夕阳在天边的群山之上、泱泱黄河东流向大海的景象描绘得如此真切，一种壮阔、明朗与豪迈的意境也由此而生，令人想望山外千山，想上楼上高楼。
以“意象”明志抒怀的典型艺术还有传统文人画，其名字往往就以“象”立意，比如江帆楼阁、溪山行旅、秋江渔隐、杏花茅屋、携琴访友等，从中已可感受到山水人文风雅之意。其中的“携琴访友”之题很是受历代画家青睐，画家们大多以山水、高士、古琴、茅舍等意象，营造文雅高古之意境，表现如苏轼所言“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述怀》)的悠然自在、畅然自得之意趣，如明代戴进所绘《携琴访友图》(见图)的场景，青山隐隐，云水苍苍，竹篱茅舍，简淡萧疏。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传统诗论画评等文艺理论中，有比兴、骨、境界、神韵、气势等众多学说。但“意象”作为感性直觉的最初体验，无疑是理解这些学说的关键概念。比如“境界”之说，如果没有“意象”的建构，是难以想象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岂止是词，古典诗歌、绘画、音乐等都是非常讲究“境界”的。但“有境界”之根本在于“意象”的高格”,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旅夜书怀》)之句，如《携琴访友图》之画，如《高山流水》之乐。而王国维所推祟的“可谓千古壮观”之“明月照积雪” “大江流日夜”等境界，也都是由日月江河经天纬地的壮阔“意象”而呈现。
“意趣”也是中国传统诗论画评中一个重要概念。北宋书画家米芾《论山水画》中即以"意趣高古"评点五代画家董源的画。宋末张炎《词论》中专有“意趣”一节，开篇即提出“词以意趣为主，要不蹈袭前人语意”的主张，然后例举苏轼、王安石等人的词称赞其“清空中有意趣”的笔力。而“意趣”之关键，也在于“意象”所呈现出的“趣味”,这也正是中国传统书画要求人文素养与人格修为的原因。当然，"趣味"本身也是一种品格、格调的体现，一种超越狭隘功利主义的愉悦的生命美感体验。林语堂在论述中国人“人生的乐趣”时讲道：
”古代的中国人是有他们自己的情趣的。我们可以从漂亮的古籍装帧、精美的信笺、古老的瓷器、杰出的绘画和一切未受现代影响的古玩中看到这些情趣的痕迹。”
梁启超推崇的“趣味”与林语堂笔下的“情趣”都反映了中国人对美感文化与乐感文化的追求，而“美”与“乐”之"意"则是通过“有趣”的“象”来体现，像林语堂所言的古籍装帧、信笺、绘画和古玩等，像宋代花鸟小品画工写结合，形意并重，诗意、情趣与意象的完美统一，使其充满生机盎然之意趣，成为中国传统绘画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如传为南宋林椿所作的《枇杷山鸟图》(见图),描绘的是果实圆润的枇杷枝头上，一只绣眼鸟定睛端详着枇杷果上的一只蚂蚁，花果虫鸟意象生动，意趣盎然。
清代书法家梁峨在《评书帖》中写道：“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即是说宋代书法追求意趣而不拘法度。我们从宋代花鸟画中也可感受到“宋人尚意”的意趣品位。那么“意”又是什么?
细想起来，“意”不过就是人对天地万物的生命感觉而已。这种属于心灵体验的感觉往往"只能意会”,所以是“万不得已者”。也因此那些更为敏锐细腻的艺术心灵，便借助文字、形象和音乐这些媒介来表达传递他们的所感所怀。如此，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艺术与生活的内在关系，理解中国文化艺术“写意性之“意”,更好地把握艺术创造中“心意”与“手法”之两翼。
“意”是理解中国传统诗词书画的一个关键，比如由它构成的“意象”“意境”“意趣”,便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意味深长的三个词。无论书法、绘画还是诗文，其中的气象、境界、昧都是由“意在笔先”而造就的。王维在《山水论》中就写道：“凡画山水，意在笔先，丈山尺树，寸马分人。”
苏轼在《文与可画贫笃谷偃竹记》中写道：“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这便是成语“胸有成竹”之由来。善于画竹的清代诗人郑板桥则进一步形象地阐释了“胸中之竹”与“眼中之竹”“手中之竹”的关系：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
“胸中之竹”,显然是带有画家审美素养和人格修为之“画意”的“意象”;而纸墨间呈现出来的“手中之竹”,则是由画家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是心中意象的对象化。“胸中之竹”的形成，靠的是画家对竹子的诗情画意有感的“诗心”;“手中之竹”的描绘，靠的是画家“心手合一”的高超“手法”。何谓“诗心”?晚清词话家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写道：
”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
此“万不得已”之“词心”,亦即“诗心”。由此“心”而生意象之“意”,有"意"之象才见得天地间人诗入画的风物。所以，“意象”是传统诗词书画之所以具有诗情画意美感的根本要素，是诗人画家抒情咏怀言志的基本载体。“意象”的建立，与汉字本身的丰富意蕴有直接关系。比如“时间”(time)概念在不同语境中，便有时光、光阴、时日、日子、日月、岁月和春秋等不同色彩和意味，而“时光如梭”“光阴似箭”“岁月不饶人”的内涵，基本上都指时间流逝得很快。这样一些具有特定色彩、意味的形象表达是非常宜于“意象”生成的。像王维《秋夜独坐》中“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这看似平淡无奇的十个汉字，组合起来就是两句意象清宁、意境幽悠、意趣净雅的千古佳句。
由此可见，“意象”不仅是理解古典诗词书画的重要基石，也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关键概念。像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更多以“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天风浪浪，海山苍苍”这样一些充满诗情画意的“意象”来描绘“雄浑” “典雅” "豪放”等概念内涵，而不是抽象枯涩的理论阐述。
应当说，这是中华先贤对生命与文化之关系的高妙见地。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曾写道，有一次黄昏散步时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但回家写出来之后发现“词不达意”。作为哲学家，尼采想通了的道理是：一只小鸟在天上飞着你觉得很美，但抓到手里之后那种自由的美感就消失了。而中华先贤很早就深刻认识到这种“言不尽意”的问题。庄子阐释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时，就认为“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易·系辞》中便有“立象以尽意”之说。
三国时期的思想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一节中这样诠释“立象以尽意”：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王弼在这里充分阐述了"言"“意"“象”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强调了“象”作为语言和意义之间的“桥梁作用”。而正因有“象”之独特价值，中国古典诗词书画才在“意象”基础上获得了“意境”和“意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汉语恰恰是以其丰富、感性、形象化的词而见长，所以中国古典诗词可以达到白话文和英文难以企及的典雅隽永。如王之涣《登鹳雀楼》的前两句“白日依山尽，黄河人海流”,也是朗朗上口的十个汉字，就把一千三百多年前那个黄昏时分夕阳在天边的群山之上、泱泱黄河东流向大海的景象描绘得如此真切，一种壮阔、明朗与豪迈的意境也由此而生，令人想望山外千山，想上楼上高楼。
以“意象”明志抒怀的典型艺术还有传统文人画，其名字往往就以“象”立意，比如江帆楼阁、溪山行旅、秋江渔隐、杏花茅屋、携琴访友等，从中已可感受到山水人文风雅之意。其中的“携琴访友”之题很是受历代画家青睐，画家们大多以山水、高士、古琴、茅舍等意象，营造文雅高古之意境，表现如苏轼所言“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述怀》)的悠然自在、畅然自得之意趣，如明代戴进所绘《携琴访友图》(见图)的场景，青山隐隐，云水苍苍，竹篱茅舍，简淡萧疏。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传统诗论画评等文艺理论中，有比兴、骨、境界、神韵、气势等众多学说。但“意象”作为感性直觉的最初体验，无疑是理解这些学说的关键概念。比如“境界”之说，如果没有“意象”的建构，是难以想象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岂止是词，古典诗歌、绘画、音乐等都是非常讲究“境界”的。但“有境界”之根本在于“意象”的高格”,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旅夜书怀》)之句，如《携琴访友图》之画，如《高山流水》之乐。而王国维所推祟的“可谓千古壮观”之“明月照积雪” “大江流日夜”等境界，也都是由日月江河经天纬地的壮阔“意象”而呈现。
“意趣”也是中国传统诗论画评中一个重要概念。北宋书画家米芾《论山水画》中即以"意趣高古"评点五代画家董源的画。宋末张炎《词论》中专有“意趣”一节，开篇即提出“词以意趣为主，要不蹈袭前人语意”的主张，然后例举苏轼、王安石等人的词称赞其“清空中有意趣”的笔力。而“意趣”之关键，也在于“意象”所呈现出的“趣味”,这也正是中国传统书画要求人文素养与人格修为的原因。当然，"趣味"本身也是一种品格、格调的体现，一种超越狭隘功利主义的愉悦的生命美感体验。林语堂在论述中国人“人生的乐趣”时讲道：
”古代的中国人是有他们自己的情趣的。我们可以从漂亮的古籍装帧、精美的信笺、古老的瓷器、杰出的绘画和一切未受现代影响的古玩中看到这些情趣的痕迹。”
梁启超推崇的“趣味”与林语堂笔下的“情趣”都反映了中国人对美感文化与乐感文化的追求，而“美”与“乐”之"意"则是通过“有趣”的“象”来体现，像林语堂所言的古籍装帧、信笺、绘画和古玩等，像宋代花鸟小品画工写结合，形意并重，诗意、情趣与意象的完美统一，使其充满生机盎然之意趣，成为中国传统绘画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如传为南宋林椿所作的《枇杷山鸟图》(见图),描绘的是果实圆润的枇杷枝头上，一只绣眼鸟定睛端详着枇杷果上的一只蚂蚁，花果虫鸟意象生动，意趣盎然。
清代书法家梁峨在《评书帖》中写道：“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即是说宋代书法追求意趣而不拘法度。我们从宋代花鸟画中也可感受到“宋人尚意”的意趣品位。那么“意”又是什么?
细想起来，“意”不过就是人对天地万物的生命感觉而已。这种属于心灵体验的感觉往往"只能意会”,所以是“万不得已者”。也因此那些更为敏锐细腻的艺术心灵，便借助文字、形象和音乐这些媒介来表达传递他们的所感所怀。如此，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艺术与生活的内在关系，理解中国文化艺术“写意性之“意”,更好地把握艺术创造中“心意”与“手法”之两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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