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庵# 据史料记载，祖庵街道是夏王启讨伐有扈氏“大战于甘”的地方。座落于甘水中上游，上古时称“甘野”。晋、唐年间，古镇归鄠县管辖。
宋大观元年（1107年），设置终南县，辖于终南县。
宋、金时期，属宋、金、元反复争夺的地区。其间虽战乱频仍，但因有东西甘河之水利，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形成集市贸易，故改此地刘蒋村为双溪镇。
金正隆年间，咸阳人王重阳来此，筑穴建庵修道，创立全真教。后全真教得到金、元朝庭的认可与支持而大兴。王重阳被尊为祖师，其弟子马丹阳、丘处机于此重建祖师之庵（亦称“祖庭”、“祖堂”），四方称为祖庵。双溪镇亦因之改称祖庵镇，已有800余年。
元至元八年（1271年），撤销终南县建置，划归周至县辖。
1949年后，为周至第七区。
1958年1月22日，鄠县（今户县）人民委员会以会民字第618号文，接收周至县原甘河、青阳、永安、祖庵4乡（不包括白马河以西的7个村）为鄠县所辖。接收后调整情况及其名称如下：其中

祖庵乡，驻祖庵镇。辖19个自然村：

东晋家庄、元马店、奉仙堡、祖庵四堡、李朱寨、洪庵、庄头、石佛寺、养老宫、城角、成道宫、北市、响桥、梁庄、铺尚、鲁村、两旗、纸屯、太平庄。
1961年，调整政区，辖24大队。
1984年，改设祖庵镇。
2021年1月8日，西安市鄠邑区人民政府同意撤销祖庵镇，设立祖庵街道，以原祖庵镇的行政区域为祖庵街道的行政区域。 著名景点：重阳宫、活死人墓

为群众排忧解难杜益茂在《西安晚报》和《西安日报》做记者16年，我负责“读者来信”的编釆工作。“读者来信”版，主要是反映群众的呼声、意见，沟通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联系，为群众排忧解难。我们围绕农村、农业、农民等问题，如土地、水利、化肥、农药及家庭联产责任制、减轻农民负担等，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宣传党的农业政策，揭露那些违法坑农事情，为农民朋友排忧解难，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有的还带来了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未央区未央宫乡大白杨东村四、六组村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十多年没有调整土地，致使1981年以来新增加的125名农民无地可耕，63亩因离去的空名“农民”继续占用着。我们深入调查中发现，大白杨东村村委会在征地、租地款的分配上，长期实行“谁的承包地谁得钱”的做法，使一些户分得几十万元，一些户却分文没有；有的村民私自租赁耕地，有的在承包地上取土、倒垃圾卖钱；村里的水利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无渠、无泵造成几十亩耕地荒芜。于是，我们编发了“瞧！大白杨东村土地成了啥样子，有人卖地得了几十万元，有人出租发财，有人卖土赚钱，有人多占，有人无地可耕”。这篇稿件引起未央区政府和未央宫乡政府的极大方重视，制订了解决问题方案，使多年来没有得到落实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蓝田县白马河水库被李后乡政府以库养库承包给个人，1995年抗旱在即，村民要求放水浇地，以解燃眉之急，承包户要蓄水养鱼，维护既得利益。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白马河水库水利设施几乎被破坏殆尽，水渠被房屋、道路、责任田蚕食，成为猪圈、茅厕和耕地的一部分，塞满了粪堆、垃圾、谷糠之类的杂物，秋田一片干枯，灌区农民心急如焚。在调查白马河水库情况时了解，与之对照，洩湖镇三岔河水库严格管理。两个水库均属乡镇管理的小型水库，1995年持续大旱，一个是没派用场，承包人怕损失保鱼不救田，乡政府未决断秋粮大减产；一个是加强管理，农闲维修渠道蓄水养鱼，旱时按序灌溉村民受益。事后，李后乡政府作出决定，维修白马河水库周围的水库设施，发挥水库的作用。 1985年8月，正当玉米后期管理的紧要关头，周至县从东到西传说玉米种子全是瞎的，一时人心惶惶，到底追不追肥，浇不浇水，许多人犹豫不决。8月上旬，我们接到一封读者来信，希望对玉米种子一事有个肯定的答复，给农民朋友早点吃个定心丸。接到来信后，我们立即走访了西安市种子公司和周至县种子公司。经了解，种子公司销售的种子均系国家定点种子公司基地提供的，连年使用均为优质高产，证明种子质量可靠。同时了解到今年持续干旱，不利于玉米开花结穗，在少数地方特别是在早夏播种的玉米，形成“花粒棒”，属正常现象，不是种子问题。当时正值大喇叭口期或抽雄开花期，对水分要求最高，一旦错失时机，放弃田间管理，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我们立即编发了这封来信及调查附记，敬告农民朋友，莫失时机，加强田间管理。为了及时见报，把原头题撤换。这篇记者调查在周至县引起强烈反响，使农民朋友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们把四句话称为“二十四字经”，广为传颂，并振作精神，鼓足勇气，又是浇水，又是追肥，加之天下喜雨，为丰收打下良好基础。周至县玉米丰收，全县玉米50多万亩，其中有10万亩因天旱未出苗外，40万亩玉米亩产400公斤以上，每亩至少增收50公斤，秋粮增收2000多万公斤。人心欢喜，他们说这里有《西安日报》一份功劳。于是，村民给报社写信报喜，有的带上新玉米棒送到报社，让编辑记者和他们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 随后我们又深入到四屯乡苏村了解情况，村前村后一架一架玉米连成一片，棒大粒饱，果实累累，惹人喜爱。村民闻讯，从各家各户出来，脸上露出喜悦。几位老农要我们拍下玉米丰收的镜头，还要我们在果实累累的玉米前合个影。我们还在“读者来信”版中开辟新栏目“连心桥”“市长电话纪事”，邀请委、办、局领导到报社接待群众，现场办公 。群众有许多难，如乘车难，打电话难，用电难等，这些“难”涉及千家万户，有关部门也“难”。为了沟通两者之间的联系，达到相互支持、理解，共同解决困难，我们在“连心桥”栏目中，对群众反映的普遍性难题，通过记者走访有关部门，调查问题的事实，造成的主客观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沟通了有关单位和群众之间的联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市长电话纪事”栏目是沟通党、政府与群众联系的好栏目，它把群众反映的问题，通过市长电话办公室批转给有关委、办、局调查处理，通过“市长电话纪事”公布于众，譬如“线路超负荷，供电局设法解决；话费不统一，电信局做出规定”；“税务所乱收培训费，物价局已做出处理；下水井盖子被盗窃，市政局及时增补”等，既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又为群众排忧解难。 邀请各委、办、局领导到报社接待群众，一般为一日。领导接待群众日，直接与群众见面，倾听群众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而且现场办公、解决老大难问题。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能及时解决的当即拍板，一时不能解决的限期解决；对群众提出的不合理意见给予解释，达到沟通和理解。杜益茂 主任记者，中共党员，中国现代作家协会会员。1984 年7月调入西安晚报社，任记者16年，写作各类新闻稿件2000余篇，数十篇获全国或省市优秀新闻奖，其中《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舆论监督注意的三个问题》被100多种期刊列为文献。退休后，开始文学创作，曾出版《春柳文集》《春绿灞河岸

董仲舒墓考证疑问（二）
疑问
名垂千古的西汉儒士董仲舒先生已经去世2000多年，然而他生前决不会想到，后人竟会为他的安葬之地争论不休，就连中国最具权威的两部工具书《辞海》与《辞源》也对此各执一词。
《辞海》《辞源》各执一词
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西汉儒士董仲舒先生名垂千古。已经去世2000多年的董先生，生前做梦也不会想到，后人竟会为他老人家的安葬之地而困惑，即使连中国最具权威的两部工具书《辞海》与《辞源》也对此各执一词。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是我国西汉有名的儒学大师，祖籍广川（今河北景县），著有《春秋繁露》和《董子文集》。民间传说董仲舒是董永和七仙女所生，自娘胎里就带有一种仙气和灵气。他从小就接触儒家经典，饱读圣贤诗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他一生仕途坎坷，颇不得志，因谈论灾异，被降职下狱。后任江都王、胶西王的国相，由于看不惯胶西王横行不法辞官居家，晚年迁居茂陵（今陕西兴平）讲学著书。
董仲舒去世后究竟安葬在哪里？答案至今扑朔迷离，中国最具权威的两部工具书《辞海》与《辞源》的诠释也大相径庭。据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版的《辞海》第489页称：“下马陵，古地名，在今西安市和平门附近，本西汉董仲舒墓，一说汉武帝游宜春苑，曾在此下马，故称下马陵；一说董的信徒过此皆下马，因以为名。俗称虾蟆陵。”
商务印书馆2001年修订的《辞源》第2776页称：“虾蟆陵，地名，在长安城东南，与曲江近，相传为董仲舒墓，门人过此皆下马，故称下马陵，后人音误为虾蟆陵。见唐李肇《国史补》。一说汉武帝幸芙蓉园，至此下马，遂误为下马陵。唐时为妓女聚处，唐白居易《长庆集十二琵琶引》：‘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一：下马陵乃明代造假产物
从事文史研究的西安市文史研究馆蒋纪新副馆长对记者说，《辞海》与《辞源》关于董仲舒墓的分歧，主要在于下马陵的位置。蒋纪新先生认真查究历代文献，提出惊人之见：今天和平门里的下马陵，是明、清两代一群喜欢附庸风雅却又昏庸无知的官吏之所为，是“长官意志”的典型产物，是不折不扣的造假。
在北郊西安市文史研究馆的办公室里，蒋纪新副馆长面对记者侃侃而谈。唐长安城的常乐坊位于兴庆宫以南约1里许，即今西安市兴庆南路沙坡村至西安交通大学一带。“常乐坊内街之东”位置，即今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区校医院南侧。而当时的万年县（后改称咸宁县）治所，在今西安市和平门附近的县门街一带，西安交通大学校医院的位置正在此以南约3公里。以上说法，与《辞源》所说吻合。直到明代中叶，对这一点尚无异议。如明天顺五年（1461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书的《陕西通志》中均称：“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但此后的地方志书就忽然改变腔调，说下马陵在和平门附近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蒋纪新先生强调，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是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全国各地纷纷大建“董子祠”的形势下，陕西巡抚王诩于正德元年（1506年）在今西安交通大学的下马陵也建了一座董子祠。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兵部侍郎兼陕西巡按都御史赵廷锡下令把城南六里外的董子祠搬进城内，移建在今和平门附近的位置，并在这座董子祠后为其造墓。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钦差总兵张光宇为这座董子祠后的董仲舒墓一本正经立了墓碑。从此，明代陕西、西安方志全都改了口。清康熙元年（1667年），咸宁知县黄家鼎把下马陵重加修葺，并在门前刻石“下马陵”，将今和平门西紧靠城墙这条街巷改称下马陵街。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陕西巡抚毕沅又为下马陵再次题碑刻石。于是，《关中胜迹图志》和各种清代方志也纷纷声称下马陵在城内胭脂坡下，以讹传讹以至于今。
二：下马陵不是董仲舒墓
既然今和平门里的下马陵乃系明代官吏伪造之物，那唐代长安常乐坊（今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的下马陵或虾蟆陵果真就是董仲舒的墓吗？蒋纪新先生经过严密考证，认为虾蟆陵或下马陵并非董仲舒墓；所谓“下马陵”的典故与历史事实不符，显然属于后世儒家谎言。
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和清代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是历史上全面记述唐代长安历史地理的两部史籍，作者身为朝廷史馆修撰，史料来源广泛且翔实可靠。这两部史籍在对唐代朝野文献作了一次全方位扫描后，得出的结论惊人地一致：“俗误以为董仲舒墓”。
据专家考证，唐代长安常乐坊（今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的下马陵或虾蟆陵，汉武帝时代属于皇家上林苑范围，故根本不可能有董仲舒墓。据《资治通鉴》载，汉武帝所建的上林苑北至阿房宫，西至周至县，东至宜春苑（今曲江池），南抵南山。建上林苑时，将这一范围内的居民一律迁出，原有的屋舍、坟墓一律平毁，当时应该不会允许把董仲舒坟墓建到皇帝上林苑中的。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见虽系事实，但对董仲舒其人并不欣赏，更谈不上重用。蒋纪新指出，董仲舒没有能够进入中央统治集团，被汉武帝派往遥远的外地，先任江都王刘易的国相，后因故降职为中大夫，之后一度任胶西王刘端国相，不久董就以老病辞职了。汉武帝对董仲舒不仅从来谈不上特别尊敬，而且曾经大发雷霆要砍董的脑袋，经多人求情才得以幸免。事实上，董仲舒的地位是被后世儒家不断炒作拔高的。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学生，但在《史记》中对他的推崇也很有限。说到汉代儒家，《史记》中视为“大哥大”的是叔孙通，为其专辟《刘敬叔孙通列传》作重点记述，尊称其为“汉家儒宗”；而对董仲舒呢，则只是放在《儒林列传》中一并记述，位置十分靠后，篇幅也很简短，可见当时社会对董仲舒的评价不难窥见。所谓汉武帝一到董仲舒墓前就下马的典故，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纯属后世儒家谎言。
综上所述，蒋纪新断言虾蟆陵或下马陵并非董仲舒墓，《辞海》与《辞源》虽各执一词却都搞错了。
三：茂陵“策冢”是真正的董仲舒墓
既然和平门里下马陵的董仲舒墓是造假之物，交大虾蟆陵也不是董仲舒墓，那么，董仲舒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按汉代礼制，皇帝一上任就要为自已建造陵墓，并在陵园附近建造陵邑，把达到一定级别的达官显贵豪门巨富迁入陵邑居住，这些人死后也循例陪葬于陵园周围。汉武帝登基后，在今兴平县境建造了茂陵与茂陵邑。蒋纪新先生告诉记者，有关史实文集对董仲舒的晚年归宿记载非常清晰：董仲舒曾任诸侯国相，虽是无足轻重的闲官，但级别却相当高，为二千石吏，属高级官员之列。因此汉武帝建茂陵后，董仲舒就迁居茂陵邑的显武里。据《汉书挠仲舒传》载：“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年老，以寿终于家。”这里虽未明言葬处，意思其实已很分明。
蒋纪新先生说：“陪葬皇陵不仅是皇帝恩典的殊荣，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君臣一体忠于皇室之义。董仲舒作为一代儒学大师，一向鼓吹儒家思想的忠君尊礼，并以严守儒家礼制一丝不苟名重于世，陪葬茂陵无疑是他的理想归宿。他的墓葬还能跑到哪儿去呢？”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七记载：“董仲舒墓，在（兴平）县东北二十里。”
今陕西省兴平市南位乡汉武帝茂陵以北约500米处，有一座村庄叫“策村”，235户村民中除8户外，全系董姓。蒋纪新认为，这些村民就是在这里世代相继住了二千多年的董仲舒后裔。策村东南约250米处，有一座南北长71米，东西宽30米，封土残高14.3米的古冢，村民称为“策冢”，这就是董仲舒的墓冢。
为什么叫“策村”“策冢”，却不叫“董村”“董冢”呢？据村民们说，这是因为他们的祖上董仲舒曾进呈“天人三策”有功于汉，为铭记先人功绩，遂以之为名。近一个世纪以来，口头历史学已发展成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口头历史学的史料可靠性得到学术界广泛承认。村民们对策村来历及策冢墓主的说法，无疑为董仲舒之墓所在地提供了一个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