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师徒（上）

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僧肇背着几卷经书，独自从长安出发。经过乞伏乾归占领的地区，呈现在眼前的景象触目惊心：残破的村落，树木稀疏，有的还冒着烟，飘来焦味。远离驿道的荒地上，几乎看不到庄稼。偶尔看见横卧的死尸，引来几只乌鸦在上盘旋。战乱和死亡，扼杀了凉州的所有生机。走了二个多月，姑臧城南的谦光殿高耸的殿顶，已经依稀在目。

僧肇决定由姑臧东门进城。到东门时，天色将晚，夕阳一半已经沉入山海。几个守门的士卒正要关门。僧肇奇怪为何这么早就闭关，要是今晚进不了城，麻烦就大了。于是急忙跨大步奔到城门口。关吏握刀，大声喝问：“哪里来的沙弥？”“从长安来。”“有关牒吗？”“有。”

僧肇从背囊中摸出一张黄纸，递给关吏。关吏接过，也不认真看，将黄纸往僧肇手中一塞，“天色晚了，要闭关了，今晚不能进！”正在此时，不远处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声，只见二三十个衣衫褴褛的百姓往城门口奔来。

“关门！关门！”关吏大声命令守关士卒。僧肇一看不妙，急忙从背囊中摸出一块黄金，往关吏手中一塞，撒开腿就往城内急奔。关吏一看掌心中金灿灿的东西，转过头命令士卒快关门，挡住出城寻活路的城内饥民。

昏黄的余辉斜照着饥饿的姑臧城，城内街市萧条，门可罗雀，百姓个个脸有菜色。僧肇目睹姑臧的惨状，觉得心疼；又想到高僧鸠摩罗什十余年困于此地，又发浩叹。好在罗什寺院无人不知。走到城北大街，一座寺院赫然在目。

寺院的主人正在烛光下读《老子》。最近三五年来，罗什基本已经通晓华语，开始博览中国典籍，并比对华语的表达与梵文、胡语之间的差异。他以为中国典籍与佛经的差异虽然巨大，犹如石块与土块，诚属异质，但二者仍有相通的东西。比如这部《老子》中的一些格言，就是极好的例证。《老子》一章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说“无”，龙树菩萨说“空”。老子说“有”，龙树菩萨说“假名”，二者之间区别明显，但不无相通处……

——龚斌
——摘自《鸠摩罗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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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惜蕊慕少辞》《韩司穆温时宴》《蓝心顾忆深》上面的笑话多少有些调侃，但细细想来，也是不无道理。现在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对英语的要求正逐步提高，为了让自己更有竞争力，选择在英语上充充电还是很有必要的。

佛经咒语

咒的作用应该是被肯定的；它是用特定的音符和特定的语句所组成的符号，代表着特定神明或佛菩萨的尊称和力量，从原始民族的宗教起即已发生。

在中国民间，符咒并用。符是用笔绘成的符号，也是代表特定神明的灵力。

然依根本佛法，应该是有病看医生，有灾难要忏悔、存善心、做善事，才是逢凶化吉、解冤释结，消除业障最好的办法，所以，原则上并不重视咒语的使用。

可是，以同一种特定的语句反覆地持诵，便会产生咒的力量，其中固然有代表神明的灵力，重要的还是持诵者的心念集中之力。

所以，持咒者持诵越久，效验越强；如果能够专心一致，反覆持诵同一咒文，也能达成统一身心，从有念而至无念的禅定效果。

所以，后期的佛教，也不反对使用持咒的法门，并且由于梵文的咒有总持的意思，就是以一咒的咒法，统摄一切法，任何一咒语，只要修之如法，持之以恒，都有相当大的效验。

主要是因持咒兼带持戒、修定，产生慈悲心和智慧力，必然能够去执著而消业障，这样也必定能感通诸佛菩萨的本誓愿力。

现在佛教所用的咒语之中，多半是神天的名字，和代表神力的尊号，这是因为大乘思想，将一切善法的力量和产生功德的作用，都视为佛菩萨的权现和化现，既然是佛教所用的咒语，一定有佛菩萨的名号在内，也有皈敬三宝的语句在内，不过是用梵音的直译，而不是用汉语的义译。

比如说：“南无佛陀、南无达摩、南无僧伽”，便是皈敬三宝的梵语，如果持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就成了语意明了的咒语。

真正持咒的人也讲咒音，最好是以梵语的原音发音，而且每一个音节在印度都有它一定的意义和作用，所以，今人有说“阿（o）弥陀”的o最好能发音为“阿（a）弥陀”不无理由。

但是一切修持法门，以心为主，音声是其次的，千百年来中国人念“阿（o）弥陀佛”，并没有发生什么不良的后果或作用，也没有因此而打了折扣的记录。

大悲咒也是一样，今天的韩国人、日本人、越南人都持大悲咒，发音彼此各异，可是也能收有相同的效应。

咒语的密付、密传，是被藏传佛教列为高层次的密法，即瑜珈密及无上瑜伽密，有他们一定的仪轨和修法的程式，重于心理的引导，故需要师师相传，普通运用的咒语则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