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回想2020这一年，对自己没话可讲
做得太失败了今年
不勇敢，对待感情和工作都是如此
到最后真的不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
挺痛苦的吧也挺遗憾的是至此过不去的坎
想的太多考虑的太多失去的也多
可又怎样呢也依然感恩被放在心上
但我一定不能再回头看了
在特殊时刻第一批冲上前的人儿呀
可能不被记得但也被记得
2020学会了游泳、去旅游、谈了恋爱
搬了家、染了发、画画、换了手机
读了本科、又入了会子、也认识了很多人
也自认为性格又沉淀了一些同事都说我变了哈哈
所以2020也没那么糟糕嘛
但是希望可以稳重些吧也希望多赚点钱更希望早日让爸爸过上退休的生活
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原来在这一年来心态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在同事转发了与工作相关“求被理解”朋友圈我已经不为所动了 我已经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了
真正有同理心的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
总的来说是对自己的护理事业没了热血
可能一路都在上坡很难回头可是如果有更好的选择
我的人生不会只是这个样子
哈哈即将迎来3/5，请继续向前进[哈哈][哈哈]
如果不能回头看，就请大步往前走吧，2021工作顺利，努力赚钱，过更好的生活，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哈][哈哈]

最糟心的事莫过于拉出年度账单，一半账年底了回不来款，最可怕的不是年底回不来款，是把你拖的精神到恍惚，一年下来忙活一大顿到头来全是欠款，对完账单公司负盈利。所以说现在创业真的是非常难如果流动资金过于少的话。像我们这种热血青年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理想，就想在这个城市靠自己能安个家，结果一年不如一年，我了个擦了就[哈哈][哈哈]。

#十堰历史名人#【饶斌：牵头在十堰山沟里建起汽车城】“中国汽车工业之父”饶斌。对于“中国汽车工业之父”饶斌，十堰人民怀有一份深厚的感情。1964年，饶斌牵头负责在十堰筹建二汽，整整15年时间，他带领二汽人在茫茫荒山之中建起一座汽车城，使二汽、十堰市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回顾饶斌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也是令人敬佩的：他是一位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的“白面书生”；他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出“解放”“东风”“红旗”的企业家；他是一位力排众议，让轿车走进寻常百姓之家的改革者……

饶斌参与二汽建设。
不停“跨界”，“白面书生”与中国汽车结缘
翻看饶斌一生的履历，可以看出他的经历非常丰富：在跟中国汽车工业结缘之前，学医出生的他曾担任过市长、大学校长等诸多职务。
饶斌，原名饶鸿熹，1913年出生于吉林市三道码头附近的白旗屯。祖父饶炳文曾在清朝为官，先后担任山西盐运使和吉林官银号督办。祖父去世后，饶斌随父母移居天津，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产生了参加革命的愿望。
1930年冬，饶斌考入“满洲医科大学”，回到东北。一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群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学生流亡到北平（今北京），经与政府磋商，全部转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饶斌也在其中。入学后，饶斌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加入共青团。同年，他所在的组织遭到破坏，被迫前往青岛投奔兄长。1935年夏，饶斌又回到上海，考入上海医学院。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既无法安心读书，又无法轰轰烈烈地革命。一年后，他得知红军已到达陕北，便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决心去延安参加革命。
抗战期间，饶斌先后担任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秘书长，中共静乐地委宣传部长、地委副书记，中共晋西北八分区地委书记。抗战胜利后，中央选派大批干部挺进东北，饶斌和妻子张矛就在其中。
回到东北后，饶斌先后担任中共抚顺地委、市委书记，中共吉林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市长，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等职务。
饶斌跟汽车结缘的机遇来自于中国要建设汽车厂。1950年初，我国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当时商谈的援助项目包括建设一个年产3万辆的中型卡车制造厂。当年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成立汽车筹备组，任命郭力为组长。1952年，重工业部任命郭力为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
郭力上任之后，要求在地方请人做厂长，而自己让贤，这就是著名的“厂长请厂长”。郭力认为建设一汽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援，调一位熟悉东北情况的干部当厂长，能够加快工程进展。因此，他向中央提出派一名熟悉东北情况、水平更高、能力更强的同志来当厂长。当时，饶斌是东北财经学院的院长，但他很羡慕那些在基层实实在在干事业的人，于是申请去一汽工作。
饶斌的任命过程在《中国汽车报》《长春日报》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当时，政治局讨论一汽厂长任命时，毛主席询问过饶斌的情况：‘他是不是在哈尔滨市当过市长的那个白面书生？’列席会议的一机部副部长段君毅回答是，毛主席就问：‘他厉害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毛主席点点头。”
任命通过，饶斌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在这里。1952年，饶斌受命领导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

二汽开工典礼大会。
半路出家，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
虽是半路出家，但饶斌领导一汽仅用3年时间就在长春市南郊的一片荒野上建起一座汽车城。1956年10月15日，举办了隆重的建厂祝捷大会。建成后的一汽，占地面积1.5平方公里，安装各种设备7552台（套），铁路专用线27.9公里，道路17.2万平方米，总投资5.94亿元，全部建筑和安装工程鉴定为“良”。
当汽车从装配线试装下线时，汽车用什么命名？这个问题立即送到中央政治局议定。中央领导确定叫“解放”牌，并请毛主席题写车名。毛主席挥毫写下“解放”字样，工厂立即做出模子铸成后，镶在车头。
1958年5月，一汽试制出第一辆“东风”牌轿车，5月21日将样车送到中南海。毛主席高兴地说：“我终于坐上了中国人自己造的小汽车。”消息传到一汽，广大职工受到很大鼓舞。事后饶斌等厂领导讨论，真正要解决中央领导乘坐国产小汽车问题，还必须集中力量研制高级轿车。厂里有关部门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工作，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于同年7月份试制出来。
1959年国庆，新一批“红旗”高级轿车“露脸”了，其中6辆车参加游行，两辆车作为阅兵车参加了阅兵式活动。此后，“红旗”轿车不断改进，解决技术难题，产品水平不断提高。饶斌说：“红旗轿车试制成功，为一汽争光，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经过“东风”与“红旗”轿车的试制，饶斌觉得一个工厂需要研究产品的机构。经工厂请求，1957年设在北京的汽车拖拉机研究所的所有人员与设备迁到长春。1958年底，全所人员458人、固定资产3155万元正式移交给一汽，这就是长春汽车研究所的前身，从此一汽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

当年的荒山经过几十年建设，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汽车城。
组建二汽，采取“全国聚宝”的方式调用优势力量
39岁到47岁是人生的黄金期，饶斌把美好的年华献给了一汽。1959年底，中央决定调饶斌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汽车局局长。饶斌从1952年筹建一汽，到1960年离开一汽，整整工作了8个年头。在这8年里，一汽初步形成一个以载货汽车为主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和科研基地。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只有一个汽车制造厂，这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1964年，二汽建设被提上了日程。中央经过酝酿，决定由饶斌负责筹建二汽。
当年11月下旬，饶斌到北京报到，全力投入筹办工作中。一汽是前苏联帮助设计并派专家帮助完成建设的，而饶斌的决心是，把二汽建设成为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建设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厂。
厂址选定十堰后，饶斌把专业厂的同志组成几个大片，分赴各个山沟调查研究，做好工厂设计前的准备工作。饶斌白天看地形，丈量土地；晚上调查、了解人民生产生活情况，还要绘出草图，写出调查报告。冬季，鄂西北山区很冷，冷风吹进屋，盖两床被子还冷。屋里很少生炉子，更没有暖气，有时发些木炭取暖。职工穿着棉衣棉裤还觉得冷，而老乡们往往下身是两条单裤、一双布鞋，没有袜子。尽管如此，广大干部职工还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二汽的建设中。
二汽筹办之初，除一机部、汽车工业公司指派的人外，只有饶斌算是二汽的人了。因此，他经常夹个棕色大皮包，到处奔波，找同志研究创建二汽的问题，当时人们戏称他为“皮包公司”。
当时，建设二汽必须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因为有了建设一汽的经验，饶斌制定“全国聚宝”的方式，调用一汽等有关工厂的骨干力量承包、建设二汽，并以采用国产设备为主、适当引进部分国外先进设备的思路建设二汽，这个建厂思路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肯定。

挺过苦难，在十堰奋战十余载
二汽的建设过程困难重重，饶斌个人也经历了很多苦难，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要肩负起发展民族汽车工业的使命，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饶斌个人的问题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毛主席视察湖北省工作时说：“康世恩、饶斌都是有专长的人，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应该让他们出来工作。”被调离的饶斌又回到二汽的建设工地。
1969年9月23日，第一辆东风EQ140载重车在二汽试制成功。同年12月30日，第一辆三吨半军用越野车也在二汽试制出来。
1977年10月6日，中央决定将饶斌调回北京任一机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但饶斌希望继续留在二汽，因此他申请再干两年。当时，二汽另一位主要领导黄正夏向李先念副主席、谷牧副总理汇报：“中央10月6日要求饶斌回到一机部工作，但并没有提到免去原职，我们从十堰二汽革命和生产建设需要出发，希望明确饶斌仍兼任十堰二汽党委书记原职。”最后，饶斌又如愿回到二汽，他决定建设民用载重汽车生产基地。很快，这个“早出车、出好车”的愿望就在十堰的土地上实现，结束了我国载重汽车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1979年，为二汽奋斗15年的饶斌回到北京，任第一机械部部长兼汽车总局局长。他大力推动我国机械工业扩大服务领域，提高产品质量，创新产品品种，提高经济效益，使机械工业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克服了重重困难，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1987年8月29日，饶斌在上海逝世，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