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画水仙花时，就纠结了两天，先想把雨花石画出来，但有可能喧宾夺主。所以后来决定只画成一般小石头。当然这么美那年专门从南京那边买回来的雨花石得专门画一幅。上次画过一幅，散堆在平面上。不完美。这次放入玻璃器皿，加上清水。当然难度是比较高了。也不知有没有人画过。管他的。
画画和书法都是种积累。我画过的水彩应该在万幅以上。以素描纸榜纸为主。当然来京前的已找不到了。只得从头再来。经验仍在。初画时那几年实际上只是画大色效果，不知怎么深入。到京后开始对冰块，雪团，树木，钻石等等逐一进行深入刻划。18年过去了.就是现在这效果。力求形，色，质感准确真实。用俗话说和照相机效果。
画画和书法都是种积累。我画过的水彩应该在万幅以上。以素描纸榜纸为主。当然来京前的已找不到了。只得从头再来。经验仍在。初画时那几年实际上只是画大色效果，不知怎么深入。到京后开始对冰块，雪团，树木，钻石等等逐一进行深入刻划。18年过去了.就是现在这效果。力求形，色，质感准确真实。用俗话说和照相机效果。
避免或减少自我伤害的替代性应对机制（感到愤怒时）
当你感到愤怒或不安时，可以选择:
在杂志上的人物照片上乱涂乱画。
胡乱地刺一个橘子
把苹果/袜子扔到墙上。
用枕头打墙。
大声尖叫。
撕碎报纸、照片或杂志
去健身房锻炼或者跳舞
听听音乐，跟着音乐大声唱。
画一幅画，画出让你生气的事情。
打一只毛绒熊。
弹破包装袋的气泡膜。
喷色彩或者让颜色飞溅。
在一张纸上乱涂乱画，直到整页都覆盖。
在一张纸上交织画线条。
投掷飞镖。（不要伤到其他人）
把你的感受写在纸上，然后撕掉。
用枕头筑起堡垒，然后摧毁它。
对浴缸的墙壁、或者对树木等扔冰块。
拿出一把细齿梳，用要用温和的力气力去刷毛绒玩具的皮毛。
扔掉一个空的塑料汽水瓶、一块厚纸板或一件旧衬衫或袜子。
制作一个柔软的布娃娃，代表你生气的事情;把它切掉，而不是自己撕掉.。
把滚动铝罐压平铝罐回收。（看看这滚动铝罐，还能跑多远多快.）
在你自己的素描或照片上，用红墨水标出你想做的事情。把这幅画剪下来撕掉。
折断小木棍。
切碎水果。
做些事，让自己舒服。
穿着笨重的鞋子到处走动或者跺脚。
打手球、网球，或其他球类运动。
对你打碎的东西大喊大叫，告诉它你为什么生气、受伤、沮丧。
买一个便宜的盘子，用记号笔、贴纸、从杂志上剪下来的东西、文字、图片，任何能表达你痛苦和悲伤的东西来装饰它，当你完成后，把它砸碎。
当你感到愤怒或不安时，可以选择:
在杂志上的人物照片上乱涂乱画。
胡乱地刺一个橘子
把苹果/袜子扔到墙上。
用枕头打墙。
大声尖叫。
撕碎报纸、照片或杂志
去健身房锻炼或者跳舞
听听音乐，跟着音乐大声唱。
画一幅画，画出让你生气的事情。
打一只毛绒熊。
弹破包装袋的气泡膜。
喷色彩或者让颜色飞溅。
在一张纸上乱涂乱画，直到整页都覆盖。
在一张纸上交织画线条。
投掷飞镖。（不要伤到其他人）
把你的感受写在纸上，然后撕掉。
用枕头筑起堡垒，然后摧毁它。
对浴缸的墙壁、或者对树木等扔冰块。
拿出一把细齿梳，用要用温和的力气力去刷毛绒玩具的皮毛。
扔掉一个空的塑料汽水瓶、一块厚纸板或一件旧衬衫或袜子。
制作一个柔软的布娃娃，代表你生气的事情;把它切掉，而不是自己撕掉.。
把滚动铝罐压平铝罐回收。（看看这滚动铝罐，还能跑多远多快.）
在你自己的素描或照片上，用红墨水标出你想做的事情。把这幅画剪下来撕掉。
折断小木棍。
切碎水果。
做些事，让自己舒服。
穿着笨重的鞋子到处走动或者跺脚。
打手球、网球，或其他球类运动。
对你打碎的东西大喊大叫，告诉它你为什么生气、受伤、沮丧。
买一个便宜的盘子，用记号笔、贴纸、从杂志上剪下来的东西、文字、图片，任何能表达你痛苦和悲伤的东西来装饰它，当你完成后，把它砸碎。
【欣赏】露丝·普罗尔·贾布瓦拉：英国女人（小说）
这个英国女人，她的名字叫萨迪，决定离开印度时，已经五十二岁。她几乎连自己也不相信这一点。她感到年轻和自由，在五十二岁这把年纪上！她的手提包已经装好，她就要逃脱，就要出奔，撇下一切——丈夫、儿女、孙儿孙女和三十年的婚姻生活。她的心情轻松，她的行李轻便。她要带走的东西少得出乎意外。她的大多数衣服都不值得带走。最近这些年，她几乎只穿由一个戴头巾的小裁缝缝制的老式棉布上衣，她还有些纱丽，但不准备带走。她甚至不想再穿这些纱丽。
面对她即将出走，哭得最伤心的是安纳布尔纳——她丈夫的情妇。安纳布尔纳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她看看已经装好的手提包，也像萨迪一样，为里面东西之少而感到意外。她问道：“你就带这些吗？”萨迪回答道：“就带这些。”安纳布尔纳又涌出一阵热泪。
“这样很好，”萨迪劝说道，“少带东西，轻装旅行，这不很好吗？”
“哦！你是这样圣洁，”安纳布尔纳用萨迪的袖子擦拭眼泪，对她说道，“真的，你远比我更像印度人。”
“胡说，”萨迪说道。她真是那么想的。十足的胡说。
然而，这倒是真的：如果像许多人喜欢相信的那样，印度人意味“圣洁的人”，那么，安纳布尔纳是个例外。她是个非常非常世俗的人。她体格粗壮，皮肤绷紧而有光泽，眼睛和牙齿明亮，头发用黑染料抹得光滑油亮。她喜爱衣服、珠宝和油腻食物。虽然她和这个英国女人年纪不相上下，但精力远为充沛。她走动时，纱丽瑟瑟有声，手镯叮咚作响。
“你真的要走？”
安纳布尔纳总是问这个问题。而萨迪也总是扪心自问这个问题。但她们以两种迥然不同的方式问这个问题。安纳布尔纳感到惊诧和悲哀（是的，悲哀——她爱这个英国女人）。而萨迪快乐得自己都不相信了。这难道是真的吗？她反复问自己。我就要走了？我就要离开印度了？她的心欢快地跳跃，她难以抑制自己脸上的微笑。她不想让任何人猜疑到她的感情。她为自己的无情而羞愧。但她还是微笑，越来越抑制不住，心中的快乐像一汪泉水在突涌。
上星期，她去与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告别。他们两个现在在孟买有各自的家庭。她的儿子德维已经结婚两年，刚生了个女儿；她的女儿莫尼卡有三个男孩。德维在一家广告公司有份好差事；莫尼卡也工作，因为她精力太充沛，在家呆不住。她称自已是活跃的女性。正是这样，她满城里转，为她给一家妇女杂志撰写的文章进行采访；她用孟买流行的最新俚语谈话；她喜欢参加社交聚会，在里面充任主角。莫尼卡长得很像印度人——她的眼珠乌黑，皮肤有光泽。比起这个憔悴苍白的英国女人，她实在更像安纳布尔纳。
莫尼卡虽然是个欢快的人，但也愿意进行严肃的讨论。她试图与她的母亲进行一次这样的讨论。她说道：“可是，妈妈，为什么你要走？”她用一种在严肃时刻特有的严肃表情望着她。
萨迪不知道怎样回答。她能说什么呢？但是，她必须说点什么，否则莫尼卡的感情会受到伤害。于是，她也变得庄重起来。她对自己的女儿解释说，人到老年，会得怀乡病，思念自己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这种怀乡病越来越严重，最终生活变得几乎无法忍受。莫尼卡理解她说的话，表示同情。她计划好了他们所有人怎样到英国去探望她。她答应等男孩长大后，会送他们到老太太那里去度假。她现在完全同意母亲离开，因此萨迪为自己向她作出的这番解释感到高兴。如果德维问她这个问题，她也准备这样解释，可是他没问。他和他的妻子在那些天里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的公寓里突然蔓延水痘，他们怕自己的婴儿传染上。但他们也答应经常去英国探望她。
只有安纳布尔纳还在哭泣。她望着萨迪的小提箱哭泣，而后望着萨迪哭泣。她总是问：“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萨迪试图用说服莫尼卡的那些话来说服她，但安纳布尔纳置若罔闻。在她听来，这不是一个充足的理由。她是对的，萨迪自己也明白。她问萨迪难道不会怀念他们所有人，怀念他们对她的爱？难道不会怀念她度过的岁月，生活过的地方，过去三十年中经历的一切？整整三十年啊！她感到震惊，一次又一次地哭泣。萨迪也感到震惊，多么长的时间啊！安纳布尔纳说，印度媳妇也想念自己的娘家，在刚结婚的时候，总是盼着回娘家探望。但天长日久，她越来越与婆家融为一体，那些早年的回忆渐渐消褪，最后成为隐埋在心底的一种甜蜜感。萨迪知道安纳布尔纳说的是对的，但也知道这完全不适合她的情况，因为她现在的感情并不是柔和的怀乡感情。
这个英国女人不愿意回忆她当初来到这里生活的那些岁月。这仿佛是她想要否认那时有过的快乐。那时她多么喜爱这里的一切！那时她从不怀念老家或英国。她丈夫全家赞赏并鼓励她努力成为印度人。他们所有人——婆婆、姑姨、堂姐妹和朋友，会全体出动，挤进他们家的小汽车（蓝色的绸布窗帘小心地拉上，挡住外来的视线），开到市场，为萨迪买纱丽。至于选购什么样的纱丽，他们从不充分征求她的意见。一旦他们买回家来，便把她拖来拽去，互相争论怎样裹住她最合适。他们帮她穿戴完毕，便往后靠靠，以便表示赞赏，只是他们没有发出赞赏，而常常是望着她的模样忍俊不禁。她却不在乎。是的，她知道自己的身材太高，太瘦，太英国化，不适宜穿纱丽，但她还是喜欢穿，喜欢感到自己是印度人。她也试图学会印地语。这也使大家感到有趣。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教她反复念一些词汇，然后由于她的发音而爆发一阵阵欢笑。这个家庭里的所有妇女，人人都有许多趣事。她们健康、富裕和欢快。这个家庭决不是因循守旧的。尽管她们在家里的生活有点深闺制度封闭、沉闷的味道，但她们开放的思想充满活力和好奇。婆婆本人那时早过了六十岁，她用大量时间阅读方言小说，还尝试写一些自传性素描，描绘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高级种姓家庭的生活。她在晚年学会抽烟，抽上了瘾，结果成为一个一支接一支抽烟的人。萨迪现在一想起她，眼前就呈现她斜躺在席地而铺的绣花垫子上，一只胳膊撑在长枕上，背后塞了些靠垫，透过她的眼镜在阅读一本破旧发黄的小册子，全身笼罩在缭绕的香烟烟雾中。
安纳布尔纳常常谈起那些日子。安纳布尔纳是这家的一个表亲。她逃离她的丈夫（她的丈夫酗酒，人们还私下传说他沉湎于同性恋），来到这里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安纳布尔纳谈起那些遥远的往事时，仿佛人人都还活着，人人都像当年那样年轻和欢快。她常常说：“如果希利罗多（或者罗蒂迦，或者罗克莎，或者钱德罗莱卡）现在还在，她会笑成什么样！”但是，希利罗多已经在二十年前死于伤寒；罗克莎已经嫁给一个尼泊尔将军，住在加德满都；钱德罗莱卡因爱情受挫而服毒自尽。然而，对于安纳布尔纳来说，仿佛人人都还在。她回想起某件往事，活灵活现描述每个细节，以致萨迪也仿佛能听到那些日子的声音。最后，安纳布尔纳回到现实。她的一只手臂伸展着，丰满的手掌向上朝向天国，她承认她们都已离去，其中许多人已经不在人世。她转过身子，望着这个英国女人，说道：“现在，你也要走了。”她的眼神里充满责备。
情妇会责备夫人，这似乎有些奇怪。但安纳布尔纳有权利这样做。因为这么多年来，是她代替这个英国女人尽到一个妻子的全部职责。在她俩之间从来没有怨恨或妒忌。相反，萨迪始终感激她。她知道她丈夫在与安纳布尔纳相好以前，总是去找别的女人。他必须这样；他的精力如此旺盛，他需要像他一样健壮的女人。这些女人常常是年轻的妓女。但很久以来，他已经满足于安纳布尔纳。近些年来，他体重大增。这是安纳布尔纳的过错。她把他喂得太好，怂恿他贪恋美食。他进餐次数频繁，又难以消化，以致在两餐间隔时间里都无法挪动身子。他躺在阳台上为他特设的一张躺椅上，沉重地呼吸着。有时他噗哧噗哧抽水烟。这水烟筒就放在他伸手能够到的地方。他一连几个钟头躺在那里，而安纳布尔纳坐在躺椅另一头，与他神聊，让他开开心。他喜欢这样，但如果她没有时间陪他，他也一点都不在乎。一旦他感到需要谈话，便召唤一个仆人来坐在他躺椅旁边的地毯上。
萨迪最初认识他时，他是牛津大学学生。那时候，他是个身材细长的小伙子，眼神火热，浓密的头发覆盖前额。他总是面带微笑，总是忙碌不停。他喜欢当学生，虽然他从不设法毕业，但还是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他举办早餐聚会，有自己的酒商和一辆红色小汽车。他每星期要驾车去伦敦好几次。他常常发现新的乐趣，譬如福特农和梅森公司的船具，船上香槟酒会。萨迪是在十分严格的环境中长大的。她的家庭经济上还算宽裕，但奉行高度的自我克制原则，推崇高尚的思想，不赞成奢华的生活，萨迪本人是个严肃的姑娘，是个节俭、严格、有教养的英国美人。她也认为自己奉行同样的原则。但是，这个印度青年使她看到自己本性的另一面。当他返回印度时，她无法与他挥手诀别。她随他而去，嫁给他，甚至比在英国的时候更爱他。他毕竟生于斯，长于斯，回来后如鱼得水。有时萨迪一连几天看不到他——他和朋友结伴狩猎或探险去了——但她并不介意。她和其他妇女一起呆在家里，像他一样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在夏天的夜晚，他们全都坐在花园的喷泉旁。钱德罗莱卡用甜美的歌喉唱着忧伤的山歌，罗蒂迦用琵琶那样的弦琴为她伴奏。月儿明亮，安纳布尔纳为大家切芒果。这些芒果的味儿与盛开的灌木丛逸出的花香混合，如此强烈，如此令人陶醉，以致这个英国女人今天回想起那些夜晚，历历在目的情景也总是由这种香味而引发。
安纳布尔纳和萨迪的丈夫每天晚上玩牌。他们赌钱，安纳布尔纳经常输，输了就耍赖。她总是拒绝付钱。而第二天晚上，他们很容易忘记她的赌债，又从零开始。但是，一旦他输了，那她就坚持要立即付钱。她得意洋洋地笑着，伸出她的手，手掌贪婪地忽开忽合，叫喊着：“快，付钱！”她也叫萨迪和仆人们来证实他输了。那些晚上经常是欢快的。或迟或早，常常在玩牌中间，她睡着了。一次，安纳布尔纳睡着了，周围一切十分宁静。仆人们已经关了灯，回自己的住处去了。萨迪的丈夫坐在他的躺椅上，朝花园里凝望，抽上几口水烟。萨迪在楼上自己的卧室。毫无动静，没有声响，直到萨迪的丈夫笨重地抬起身子时，大声地叹了一口气。他唤醒安纳布尔纳，他们互相搀扶着上楼，进入他们的卧室，躺在他们柔软的大床上，顷刻之间酣然入睡，直到天明。而萨迪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入睡。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反复进行自我争辩。她思绪起伏，犹如暴风雨中的大海。周围一切安然入睡，这反而加剧她的烦躁。她渴望某种响应，渴望自身之外某种东西或某人感受到她的内心活动。但是，只有静谧和沉睡。她走出房间，来到阳台。花园里昏沉朦胧，在月光映照下忽明忽暗。偶然，非常非常偶然，一只鸟儿醒来，在树上沙沙作响。
正是在这个孤寂的时刻，她作出了离开的决定。对于别人——而在正式作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刹那，甚至对于她自己——这似乎是个突然的决定。但事实上，她回想起来，她的这个决定已经酝酿了二十年。她甚至能确切指出二十年前的哪一天，她第一次发觉自己不想继续在这里生活。那时，她的儿子得了一种印度儿童常得的神秘的突发性疾病。他躺在一张大床上发着高烧，两眼火红。他十分安静，只是偶尔发出呻吟。家里所有的女人全都围在他的床边，七嘴八舌，提供不同的疗法。她们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地板上。婆婆盘腿坐在他的床头，眼镜架在鼻梁上，抽着香烟，一页一页读着小说。她一次又一次发出安抚德维的哄声，捏他的脚踝。安纳布尔纳坐在他的身边，用冰块擦他的额头。每次德维呻吟时，她们异口同声：“哦，可怜的宝宝，可怜的宝宝。”仆人走进走出，他们也说道：“哦，可怜的宝宝，”怜悯地望着他。这个英国女人记得自己童年时代生病卧床的情景：她一连几个钟头舒服地躺着，闲得发慌，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的树，望着饱满的、湿漉漉的雨点拍击窗玻璃，而后流下。她的母亲是唯一进入房间的人，那是在她服药的时间。可是，德维不喜欢那样。他要每个人都陪着他。如果哪个姑姑离开房间的时间长了些，他就会用微弱的声音问起她，别人就得去找回她。
萨迪走出房间，来到阳台。但是，那里也好不了多少。这天的天气照例昏黄阴沉，太阳淹没在尘雾中。她充满恐惧，为德维，也为自己，仿佛他俩要被什么吞噬。被什么呢？暑热？里面这些可爱的妇女？像滋生热病的沼泽那样混浊的空气？她渴望在一个凉爽的地方独自陪伴她的病孩。但她知道这不可能，因为他俩属于这里的这座住宅，里面挤满亲属，在昏黄的天空下闷热窒息。
这个英国女人，她的名字叫萨迪，决定离开印度时，已经五十二岁。她几乎连自己也不相信这一点。她感到年轻和自由，在五十二岁这把年纪上！她的手提包已经装好，她就要逃脱，就要出奔，撇下一切——丈夫、儿女、孙儿孙女和三十年的婚姻生活。她的心情轻松，她的行李轻便。她要带走的东西少得出乎意外。她的大多数衣服都不值得带走。最近这些年，她几乎只穿由一个戴头巾的小裁缝缝制的老式棉布上衣，她还有些纱丽，但不准备带走。她甚至不想再穿这些纱丽。
面对她即将出走，哭得最伤心的是安纳布尔纳——她丈夫的情妇。安纳布尔纳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她看看已经装好的手提包，也像萨迪一样，为里面东西之少而感到意外。她问道：“你就带这些吗？”萨迪回答道：“就带这些。”安纳布尔纳又涌出一阵热泪。
“这样很好，”萨迪劝说道，“少带东西，轻装旅行，这不很好吗？”
“哦！你是这样圣洁，”安纳布尔纳用萨迪的袖子擦拭眼泪，对她说道，“真的，你远比我更像印度人。”
“胡说，”萨迪说道。她真是那么想的。十足的胡说。
然而，这倒是真的：如果像许多人喜欢相信的那样，印度人意味“圣洁的人”，那么，安纳布尔纳是个例外。她是个非常非常世俗的人。她体格粗壮，皮肤绷紧而有光泽，眼睛和牙齿明亮，头发用黑染料抹得光滑油亮。她喜爱衣服、珠宝和油腻食物。虽然她和这个英国女人年纪不相上下，但精力远为充沛。她走动时，纱丽瑟瑟有声，手镯叮咚作响。
“你真的要走？”
安纳布尔纳总是问这个问题。而萨迪也总是扪心自问这个问题。但她们以两种迥然不同的方式问这个问题。安纳布尔纳感到惊诧和悲哀（是的，悲哀——她爱这个英国女人）。而萨迪快乐得自己都不相信了。这难道是真的吗？她反复问自己。我就要走了？我就要离开印度了？她的心欢快地跳跃，她难以抑制自己脸上的微笑。她不想让任何人猜疑到她的感情。她为自己的无情而羞愧。但她还是微笑，越来越抑制不住，心中的快乐像一汪泉水在突涌。
上星期，她去与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告别。他们两个现在在孟买有各自的家庭。她的儿子德维已经结婚两年，刚生了个女儿；她的女儿莫尼卡有三个男孩。德维在一家广告公司有份好差事；莫尼卡也工作，因为她精力太充沛，在家呆不住。她称自已是活跃的女性。正是这样，她满城里转，为她给一家妇女杂志撰写的文章进行采访；她用孟买流行的最新俚语谈话；她喜欢参加社交聚会，在里面充任主角。莫尼卡长得很像印度人——她的眼珠乌黑，皮肤有光泽。比起这个憔悴苍白的英国女人，她实在更像安纳布尔纳。
莫尼卡虽然是个欢快的人，但也愿意进行严肃的讨论。她试图与她的母亲进行一次这样的讨论。她说道：“可是，妈妈，为什么你要走？”她用一种在严肃时刻特有的严肃表情望着她。
萨迪不知道怎样回答。她能说什么呢？但是，她必须说点什么，否则莫尼卡的感情会受到伤害。于是，她也变得庄重起来。她对自己的女儿解释说，人到老年，会得怀乡病，思念自己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这种怀乡病越来越严重，最终生活变得几乎无法忍受。莫尼卡理解她说的话，表示同情。她计划好了他们所有人怎样到英国去探望她。她答应等男孩长大后，会送他们到老太太那里去度假。她现在完全同意母亲离开，因此萨迪为自己向她作出的这番解释感到高兴。如果德维问她这个问题，她也准备这样解释，可是他没问。他和他的妻子在那些天里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的公寓里突然蔓延水痘，他们怕自己的婴儿传染上。但他们也答应经常去英国探望她。
只有安纳布尔纳还在哭泣。她望着萨迪的小提箱哭泣，而后望着萨迪哭泣。她总是问：“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萨迪试图用说服莫尼卡的那些话来说服她，但安纳布尔纳置若罔闻。在她听来，这不是一个充足的理由。她是对的，萨迪自己也明白。她问萨迪难道不会怀念他们所有人，怀念他们对她的爱？难道不会怀念她度过的岁月，生活过的地方，过去三十年中经历的一切？整整三十年啊！她感到震惊，一次又一次地哭泣。萨迪也感到震惊，多么长的时间啊！安纳布尔纳说，印度媳妇也想念自己的娘家，在刚结婚的时候，总是盼着回娘家探望。但天长日久，她越来越与婆家融为一体，那些早年的回忆渐渐消褪，最后成为隐埋在心底的一种甜蜜感。萨迪知道安纳布尔纳说的是对的，但也知道这完全不适合她的情况，因为她现在的感情并不是柔和的怀乡感情。
这个英国女人不愿意回忆她当初来到这里生活的那些岁月。这仿佛是她想要否认那时有过的快乐。那时她多么喜爱这里的一切！那时她从不怀念老家或英国。她丈夫全家赞赏并鼓励她努力成为印度人。他们所有人——婆婆、姑姨、堂姐妹和朋友，会全体出动，挤进他们家的小汽车（蓝色的绸布窗帘小心地拉上，挡住外来的视线），开到市场，为萨迪买纱丽。至于选购什么样的纱丽，他们从不充分征求她的意见。一旦他们买回家来，便把她拖来拽去，互相争论怎样裹住她最合适。他们帮她穿戴完毕，便往后靠靠，以便表示赞赏，只是他们没有发出赞赏，而常常是望着她的模样忍俊不禁。她却不在乎。是的，她知道自己的身材太高，太瘦，太英国化，不适宜穿纱丽，但她还是喜欢穿，喜欢感到自己是印度人。她也试图学会印地语。这也使大家感到有趣。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教她反复念一些词汇，然后由于她的发音而爆发一阵阵欢笑。这个家庭里的所有妇女，人人都有许多趣事。她们健康、富裕和欢快。这个家庭决不是因循守旧的。尽管她们在家里的生活有点深闺制度封闭、沉闷的味道，但她们开放的思想充满活力和好奇。婆婆本人那时早过了六十岁，她用大量时间阅读方言小说，还尝试写一些自传性素描，描绘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高级种姓家庭的生活。她在晚年学会抽烟，抽上了瘾，结果成为一个一支接一支抽烟的人。萨迪现在一想起她，眼前就呈现她斜躺在席地而铺的绣花垫子上，一只胳膊撑在长枕上，背后塞了些靠垫，透过她的眼镜在阅读一本破旧发黄的小册子，全身笼罩在缭绕的香烟烟雾中。
安纳布尔纳常常谈起那些日子。安纳布尔纳是这家的一个表亲。她逃离她的丈夫（她的丈夫酗酒，人们还私下传说他沉湎于同性恋），来到这里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安纳布尔纳谈起那些遥远的往事时，仿佛人人都还活着，人人都像当年那样年轻和欢快。她常常说：“如果希利罗多（或者罗蒂迦，或者罗克莎，或者钱德罗莱卡）现在还在，她会笑成什么样！”但是，希利罗多已经在二十年前死于伤寒；罗克莎已经嫁给一个尼泊尔将军，住在加德满都；钱德罗莱卡因爱情受挫而服毒自尽。然而，对于安纳布尔纳来说，仿佛人人都还在。她回想起某件往事，活灵活现描述每个细节，以致萨迪也仿佛能听到那些日子的声音。最后，安纳布尔纳回到现实。她的一只手臂伸展着，丰满的手掌向上朝向天国，她承认她们都已离去，其中许多人已经不在人世。她转过身子，望着这个英国女人，说道：“现在，你也要走了。”她的眼神里充满责备。
情妇会责备夫人，这似乎有些奇怪。但安纳布尔纳有权利这样做。因为这么多年来，是她代替这个英国女人尽到一个妻子的全部职责。在她俩之间从来没有怨恨或妒忌。相反，萨迪始终感激她。她知道她丈夫在与安纳布尔纳相好以前，总是去找别的女人。他必须这样；他的精力如此旺盛，他需要像他一样健壮的女人。这些女人常常是年轻的妓女。但很久以来，他已经满足于安纳布尔纳。近些年来，他体重大增。这是安纳布尔纳的过错。她把他喂得太好，怂恿他贪恋美食。他进餐次数频繁，又难以消化，以致在两餐间隔时间里都无法挪动身子。他躺在阳台上为他特设的一张躺椅上，沉重地呼吸着。有时他噗哧噗哧抽水烟。这水烟筒就放在他伸手能够到的地方。他一连几个钟头躺在那里，而安纳布尔纳坐在躺椅另一头，与他神聊，让他开开心。他喜欢这样，但如果她没有时间陪他，他也一点都不在乎。一旦他感到需要谈话，便召唤一个仆人来坐在他躺椅旁边的地毯上。
萨迪最初认识他时，他是牛津大学学生。那时候，他是个身材细长的小伙子，眼神火热，浓密的头发覆盖前额。他总是面带微笑，总是忙碌不停。他喜欢当学生，虽然他从不设法毕业，但还是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他举办早餐聚会，有自己的酒商和一辆红色小汽车。他每星期要驾车去伦敦好几次。他常常发现新的乐趣，譬如福特农和梅森公司的船具，船上香槟酒会。萨迪是在十分严格的环境中长大的。她的家庭经济上还算宽裕，但奉行高度的自我克制原则，推崇高尚的思想，不赞成奢华的生活，萨迪本人是个严肃的姑娘，是个节俭、严格、有教养的英国美人。她也认为自己奉行同样的原则。但是，这个印度青年使她看到自己本性的另一面。当他返回印度时，她无法与他挥手诀别。她随他而去，嫁给他，甚至比在英国的时候更爱他。他毕竟生于斯，长于斯，回来后如鱼得水。有时萨迪一连几天看不到他——他和朋友结伴狩猎或探险去了——但她并不介意。她和其他妇女一起呆在家里，像他一样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在夏天的夜晚，他们全都坐在花园的喷泉旁。钱德罗莱卡用甜美的歌喉唱着忧伤的山歌，罗蒂迦用琵琶那样的弦琴为她伴奏。月儿明亮，安纳布尔纳为大家切芒果。这些芒果的味儿与盛开的灌木丛逸出的花香混合，如此强烈，如此令人陶醉，以致这个英国女人今天回想起那些夜晚，历历在目的情景也总是由这种香味而引发。
安纳布尔纳和萨迪的丈夫每天晚上玩牌。他们赌钱，安纳布尔纳经常输，输了就耍赖。她总是拒绝付钱。而第二天晚上，他们很容易忘记她的赌债，又从零开始。但是，一旦他输了，那她就坚持要立即付钱。她得意洋洋地笑着，伸出她的手，手掌贪婪地忽开忽合，叫喊着：“快，付钱！”她也叫萨迪和仆人们来证实他输了。那些晚上经常是欢快的。或迟或早，常常在玩牌中间，她睡着了。一次，安纳布尔纳睡着了，周围一切十分宁静。仆人们已经关了灯，回自己的住处去了。萨迪的丈夫坐在他的躺椅上，朝花园里凝望，抽上几口水烟。萨迪在楼上自己的卧室。毫无动静，没有声响，直到萨迪的丈夫笨重地抬起身子时，大声地叹了一口气。他唤醒安纳布尔纳，他们互相搀扶着上楼，进入他们的卧室，躺在他们柔软的大床上，顷刻之间酣然入睡，直到天明。而萨迪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入睡。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反复进行自我争辩。她思绪起伏，犹如暴风雨中的大海。周围一切安然入睡，这反而加剧她的烦躁。她渴望某种响应，渴望自身之外某种东西或某人感受到她的内心活动。但是，只有静谧和沉睡。她走出房间，来到阳台。花园里昏沉朦胧，在月光映照下忽明忽暗。偶然，非常非常偶然，一只鸟儿醒来，在树上沙沙作响。
正是在这个孤寂的时刻，她作出了离开的决定。对于别人——而在正式作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刹那，甚至对于她自己——这似乎是个突然的决定。但事实上，她回想起来，她的这个决定已经酝酿了二十年。她甚至能确切指出二十年前的哪一天，她第一次发觉自己不想继续在这里生活。那时，她的儿子得了一种印度儿童常得的神秘的突发性疾病。他躺在一张大床上发着高烧，两眼火红。他十分安静，只是偶尔发出呻吟。家里所有的女人全都围在他的床边，七嘴八舌，提供不同的疗法。她们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地板上。婆婆盘腿坐在他的床头，眼镜架在鼻梁上，抽着香烟，一页一页读着小说。她一次又一次发出安抚德维的哄声，捏他的脚踝。安纳布尔纳坐在他的身边，用冰块擦他的额头。每次德维呻吟时，她们异口同声：“哦，可怜的宝宝，可怜的宝宝。”仆人走进走出，他们也说道：“哦，可怜的宝宝，”怜悯地望着他。这个英国女人记得自己童年时代生病卧床的情景：她一连几个钟头舒服地躺着，闲得发慌，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的树，望着饱满的、湿漉漉的雨点拍击窗玻璃，而后流下。她的母亲是唯一进入房间的人，那是在她服药的时间。可是，德维不喜欢那样。他要每个人都陪着他。如果哪个姑姑离开房间的时间长了些，他就会用微弱的声音问起她，别人就得去找回她。
萨迪走出房间，来到阳台。但是，那里也好不了多少。这天的天气照例昏黄阴沉，太阳淹没在尘雾中。她充满恐惧，为德维，也为自己，仿佛他俩要被什么吞噬。被什么呢？暑热？里面这些可爱的妇女？像滋生热病的沼泽那样混浊的空气？她渴望在一个凉爽的地方独自陪伴她的病孩。但她知道这不可能，因为他俩属于这里的这座住宅，里面挤满亲属，在昏黄的天空下闷热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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