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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与顺服 文 | 刘传章
祂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6-8）
要达到基督徒生命的最高境界，只有一条路，就是顺服！什么是顺服？顺服就是无条件地接受神所许可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顺服是我们一生要学也学不完的功课，但是我们还是要学。
基督的一生是顺服的一生，基督来是要照着神的旨意行。不是用献祭，不是用礼物，乃是用生命来顺服神的安排与计划。十字架是基督顺服神的最高峰，因为祂“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二8）。这是彻底的顺服！因着这样的顺服，“神将祂升为至高，并且赐祂超乎万名之上的名。”（9节）顺服是不容易学的功课，因为需要无条件地接受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不问为什么，只是坦然接受，完全降服。
一、降卑的顺服
人都喜欢处高位、得尊荣，平步青云，一帆风顺。如果这样，就会千感谢、万感谢。一旦被推下台，需要屈就卑微，就很难接受，不愿顺服下来。
约瑟是雅各的老来子，得到特别的宠爱。约瑟也美梦连床，都表明他要身居高位。因为他的得宠得势，引起他十个哥哥的嫉妒与怀恨。为此，他们就图谋恶计，要趁机害他。他们的阴谋果然得逞，约瑟被丢入坑内，由高降卑，接着又被卖为奴。约瑟被卖到埃及，后又被法老的内臣买去。生命好像被掷的皮球，抛来抛去。然而圣经记载：“耶和华与他（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创卅九2）约瑟在波提乏家中作仆人，圣经没有记载他发过任何怨言，只是忠心地去办理所交付他的事务，顺服神一切的安排。
耶稣基督原居高天，与神同等。但为了拯救世人，顺从父命，来到人间，虚己顺服，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是把自己完全投降在神的旨意里！这是十字架，这是十字架的顺服，对己完全没有保留。祂落到最卑微的地步，仍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某弟兄在公司任职，一切看好，以为升职来到，非他莫属，但万万没想到，公司却提升了他的部下，作他的主管。他的内心愤愤不平，夜不成眠，不能屈就。直到有一天，他看清了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是神把那人放在那个位置上，是神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他顺服下来！
降卑时，要顺服，何等困难。但雅各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9-10节）前者何等容易，后者又何其困难。但雅各提示了很重要的理由，他说：“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雅一10-11）高与卑，在神的眼中都是过眼烟云，瞬时即逝。所以，在处卑微的时候，能知道那是出于神，不过是暂时的，这就使我们顺服起来容易得多了。
二、舍己的顺服
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可八34）跟从就是顺服的动作。舍己才能背十字架！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群、社会中，要有舍己的顺服，谈何容易？
因为我们所想的是为自己、我们所说的是为自己、我们所做的也是为自己。任何与自己无益的事，我们不理会；任何与自己有害的事，我们不过问。我们的心态乃是“得”，但是舍己的顺服要求我们“给”，要求我们放下。
当主来到这个世上时，不争取与神同等，反倒虚己。虚己与舍己在意义上不同。基督的虚己是表明祂道成肉身，暂时放下（倒空）的一些东西，如祂未成肉身之前的荣耀、祂未曾用祂的神性以及祂披上罪人的外衣，这是圣经讲到基督的虚己所蕴含的意义。
基督的虚己与祂的舍己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祂虚己，祂才能舍己。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加二20）舍己的动力是爱，舍己的极点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舍己顺服的最终点。
今天，神要求我们顺服，尚未要求到舍命的地步。但舍己的顺服又是如何的呢？为着顺服主，我肯舍去自己的骄傲吗？有一位青年要去作宣教士，但是不肯接受别人的供应，尤其是要到处去筹款。他向一位年长的宣教士表示他的意愿，他说，他要自己赚钱来供应自己。
老宣教士说：“你要确知你这样做，不是出于骄傲。如果这是神指定要供应你的方法，你的自己、你的自尊能放下来顺服神的安排吗？”
有一次，有个士兵决意要向某处前进。向导告诉他，这条路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丧命。这位士兵回答说：“去是必须的，活不是必须的。”（参阅《荒漠甘泉》九月九日）基督的精兵，顺服是必须的，保全自己不是必须的。
三、受苦的顺服
十字架与痛苦是分不开的，因为十字架本身就是痛苦的！在受苦中顺服，是基督所留下的美好榜样。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祂（基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祂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祂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来五8~9）
“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句话，用在基督身上，似乎有些不恰当，这里的含意是不是说，如果没有苦难，基督就不能学顺服？事实并非如此！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照着父的旨意行、就是“存心顺服”，有没有苦难，基督都是顺服的！但苦难是顺服的代价，是接踵而来的，借着这些苦难，基督得以完成神的旨意。……（見內文）
十字架与顺服 文 | 刘传章
祂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6-8）
要达到基督徒生命的最高境界，只有一条路，就是顺服！什么是顺服？顺服就是无条件地接受神所许可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顺服是我们一生要学也学不完的功课，但是我们还是要学。
基督的一生是顺服的一生，基督来是要照着神的旨意行。不是用献祭，不是用礼物，乃是用生命来顺服神的安排与计划。十字架是基督顺服神的最高峰，因为祂“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二8）。这是彻底的顺服！因着这样的顺服，“神将祂升为至高，并且赐祂超乎万名之上的名。”（9节）顺服是不容易学的功课，因为需要无条件地接受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不问为什么，只是坦然接受，完全降服。
一、降卑的顺服
人都喜欢处高位、得尊荣，平步青云，一帆风顺。如果这样，就会千感谢、万感谢。一旦被推下台，需要屈就卑微，就很难接受，不愿顺服下来。
约瑟是雅各的老来子，得到特别的宠爱。约瑟也美梦连床，都表明他要身居高位。因为他的得宠得势，引起他十个哥哥的嫉妒与怀恨。为此，他们就图谋恶计，要趁机害他。他们的阴谋果然得逞，约瑟被丢入坑内，由高降卑，接着又被卖为奴。约瑟被卖到埃及，后又被法老的内臣买去。生命好像被掷的皮球，抛来抛去。然而圣经记载：“耶和华与他（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创卅九2）约瑟在波提乏家中作仆人，圣经没有记载他发过任何怨言，只是忠心地去办理所交付他的事务，顺服神一切的安排。
耶稣基督原居高天，与神同等。但为了拯救世人，顺从父命，来到人间，虚己顺服，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是把自己完全投降在神的旨意里！这是十字架，这是十字架的顺服，对己完全没有保留。祂落到最卑微的地步，仍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某弟兄在公司任职，一切看好，以为升职来到，非他莫属，但万万没想到，公司却提升了他的部下，作他的主管。他的内心愤愤不平，夜不成眠，不能屈就。直到有一天，他看清了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是神把那人放在那个位置上，是神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他顺服下来！
降卑时，要顺服，何等困难。但雅各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9-10节）前者何等容易，后者又何其困难。但雅各提示了很重要的理由，他说：“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雅一10-11）高与卑，在神的眼中都是过眼烟云，瞬时即逝。所以，在处卑微的时候，能知道那是出于神，不过是暂时的，这就使我们顺服起来容易得多了。
二、舍己的顺服
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可八34）跟从就是顺服的动作。舍己才能背十字架！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群、社会中，要有舍己的顺服，谈何容易？
因为我们所想的是为自己、我们所说的是为自己、我们所做的也是为自己。任何与自己无益的事，我们不理会；任何与自己有害的事，我们不过问。我们的心态乃是“得”，但是舍己的顺服要求我们“给”，要求我们放下。
当主来到这个世上时，不争取与神同等，反倒虚己。虚己与舍己在意义上不同。基督的虚己是表明祂道成肉身，暂时放下（倒空）的一些东西，如祂未成肉身之前的荣耀、祂未曾用祂的神性以及祂披上罪人的外衣，这是圣经讲到基督的虚己所蕴含的意义。
基督的虚己与祂的舍己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祂虚己，祂才能舍己。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加二20）舍己的动力是爱，舍己的极点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舍己顺服的最终点。
今天，神要求我们顺服，尚未要求到舍命的地步。但舍己的顺服又是如何的呢？为着顺服主，我肯舍去自己的骄傲吗？有一位青年要去作宣教士，但是不肯接受别人的供应，尤其是要到处去筹款。他向一位年长的宣教士表示他的意愿，他说，他要自己赚钱来供应自己。
老宣教士说：“你要确知你这样做，不是出于骄傲。如果这是神指定要供应你的方法，你的自己、你的自尊能放下来顺服神的安排吗？”
有一次，有个士兵决意要向某处前进。向导告诉他，这条路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丧命。这位士兵回答说：“去是必须的，活不是必须的。”（参阅《荒漠甘泉》九月九日）基督的精兵，顺服是必须的，保全自己不是必须的。
三、受苦的顺服
十字架与痛苦是分不开的，因为十字架本身就是痛苦的！在受苦中顺服，是基督所留下的美好榜样。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祂（基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祂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祂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来五8~9）
“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句话，用在基督身上，似乎有些不恰当，这里的含意是不是说，如果没有苦难，基督就不能学顺服？事实并非如此！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照着父的旨意行、就是“存心顺服”，有没有苦难，基督都是顺服的！但苦难是顺服的代价，是接踵而来的，借着这些苦难，基督得以完成神的旨意。……（見內文）
《原佛》观察|楼宇烈：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不要把我们的特点看成缺点——在清华大学国学院 95 周年纪念研讨会上的致辞
95 年前成立清华国学院，就当时的情况来讲，就是要通过融通东西的文化，来 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时的四位导师呢，确实也没有辜负当时时代 的要求，所以直到现在都受到尊重和追奉。11 年前，清华又重新建立和恢复了国学 研究院，就是因为在教育发展过程中间，越来越走向专业化，人文的气息很少。清 华从工科大学到综合大学，国学院的使命，就是把中国传统的人文气息恢复起来、 发扬起来，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肩负同一使命的，还有人文学院的建立， 这都是顺应历史的潮流而兴起的。这 11 年来，清华国学院做出了很多贡献，不仅在 学术研究方面，而且在恢复清华的人文传统方面、在培养人才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成 就，这一点首先要祝贺。清华的这一举措对全国的影响也很大，随着清华大学国学 院的成立，国内很多大学都跟着纷纷开始建立起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育专业。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在这儿提一个我的愿望。在今天的时代里，我们可能需要 扩大一点国学研究的范围，我们不要把国学研究仅仅局现在人文社会科学框架之内。中国文化是整体性的文化，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仅仅在文史哲、政经法，同时也贯穿 在科技等方面。可以说，中国的人文精神以及在这一精神指导下的观念、思维方式 渗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发展情况。在国学研究和教育 方面，清华可以利用自己的高校特色和优势，在数理化生领域可以进行挖掘中国传 统中的人文精神和思维特征的工作。“数理化生”，这个“生”是生命之学。我们长 期以来觉得，我们的人文领域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优势，在科技领域则是不足的，是 受藐视、轻视的；认为科技是西方近代历史上才发展出来的，认为中国历史上是没 有这些的，如果有也是比较落后的。我觉得这种看法有很大的问题，让中国人对自 己的文化自信缺失了重大的一个支撑。中国文化传统在文史哲之外，在数理化生方 面做出的成就以及其中蕴藏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在世界上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在 某种意义上，我们把中国思想的特色，看成了落后和缺陷，从而让我们的文化自信 心丧失了一大段。要想让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树立起自信心，文史哲政经法方面 应该好好坚持和更好地传承；中国人文精神里的价值观念一切围绕着人类来开展， 它把象形思维方式和直觉思维方式结合在一起，对中国科技方面的发展起到了很重 要的作用。
我们的数学更注重实用性，在应用方面有很多很多的成就。我们原来中国科学 院科学史研究所的两位老先生——钱宝琮和李俨，他们对中国文化中数学史的梳理， 在今天看来仍然发人深省。他们讲到，中国数学的特点，在于应用性和时效性。现 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也认识到这一点，让中学生、小学生来学中国的九九口算，因为 这是最实用的。过去我们还有珠算，珠算口诀非常实用，解决很多实际问题。西方 人用计算器来算账，算不过中国的珠算、口算。我们有些数学成就一度非常领先， 但我们没有采用，比如说乐律里面的十二平均律。中国明代朱载堉用数学公式计算 出了十二平均律，早于欧洲十二平均律 100 多年。但为什么中国没有接受，而采用 了一种相对模糊的乐律方式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笛子，六个孔之间，有的距 离长有的距离短；但中国传统的笛子是平均孔，六个孔之间距离都一样，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音乐，是以“不准”为准的。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吗？这是中国人文思 维的体现。我们计算出了十二平均律，但仍然选择靠人的气息和指法来定音准。再 比如说古琴，我们用唐代发明的减字谱；可是现在很多音乐学院采用五线谱教学， 标准化。有一次我提出这个问题，古琴教育家吴钊先生非常赞同，学古琴一定要学 减字谱。减字谱是很鲜明的形象思维的产物，对其中的每一个字符，我们一看就知 道指法，怎么用右手，怎么用左手，右手用哪个手指，弹哪根弦，用“挑”还是“勾”；左手用那个指头，从哪个徽位到哪个徽位，非常清晰非常鲜明。但我们又不是简单 停留在一个形象思维上，我们还有很多直觉的、灵感的思维。我们不是一切都靠看 得见、摸得着、说得清、道得明的，我们还依靠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 但却能感受到的东西，这就是中国的直觉思维，注重灵感、意会。我们读古人的书， 也不能只是抠文字，苏东坡讲，我们读佛经要“遗文以得意，忘意以了心”，不是抠 字眼，而是要得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我们把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这两个一结合，可以叫它中国文化里的“超理性”。西方从相对论开始，到模糊 论、统一论，再到现在的量子纠缠，都呼应了中国的这种认知方式。美国的一个物 理学家卡普拉有本书叫《物理学之道》，副标题就是“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对神秘主义非常敬畏，包括印度的印度教、中国的道教和禅宗；他认为人类在认识 事物上，有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一条是理性，一条是直觉，不可偏废。这非常值 得我们深入思考。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不是静态的物理学，而是动态的、变动的，它包括 天文、地理、人道。中国早就提出来，“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沧海桑田，人有生 老病死，物有成住坏空，没有不变不动的。
我们的化学，既有化分，又有化合。中国古代有炼金术、炼丹术，炼金术注重 化分，炼丹术更注重化合。更重要的是后一个方面，综合起来、化合以后会产生什 么样的作用。
生命之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我们一切都围绕生命之学来展开，“天地之大德曰 生”，“生生之谓易”，最集中体现在我们的中医上。从根本上来讲，可以说中医不是 治病之学，而是卫生之学、生命之学，让我们认识生命、把握生命，从而调理自己 的生命。我们常说“病从口入”，什么是病从口入呢？恐怕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吃了 不干净、有细菌病毒的东西会导致生病。可是我们又发现，精神病人从垃圾桶里胡 乱捡东西吃，却又没有闹肚子之类，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精神病人并没有干净和 脏的意识分别，所以也就不受这个观念的干扰，身体也就有了相应的适应性。而在 我们的传统卫生之学看来，“病从口入”指的是吃得过多、过饱、不合适，成为身体 的负担，导致身体的平衡被破坏，从而导致了生病。“如能结满意之食，省爽口之味， 长不至于饱甚者，即顿顿必无伤，物物皆为益。”（宋·娄居中《食治通说》）我觉得 研究我们的传统文化，必须要从根本上来把握，从渗透在数理化生方方面面的人文 精神上来把握，而不仅仅是局限在文史哲学科里。只有让大家认识这一点，我们才 对我们的文化有全面的了解，才不至于老是自卑，才能增强我们的自信。
其实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在传统文化中的数理化生方面做出过重要的研究，特 别是老一代科学家，比如陈遵妫先生在天文学方面，钱学森先生在宇宙生命科学方 面，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把中国科技方面特殊的人文精神体现了出来。今天 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一点汇报，希望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不要把我们的特点看 成缺点。比如阴阳五行观念，它最简单、最全面又最深刻地讲述了自然界中相反相 成的关系，只有相生相克，天地万物才能生成和持续，才能互相成就。我们需要找 回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权，看到它的独特之处并加以善用。
2020 年 12 月 19 日 于清华大学蒙民伟科技大楼报告厅
（王子宁、肖磊整理，经先生审校，分享给诸同门。）
来源：净莲花
95 年前成立清华国学院，就当时的情况来讲，就是要通过融通东西的文化，来 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时的四位导师呢，确实也没有辜负当时时代 的要求，所以直到现在都受到尊重和追奉。11 年前，清华又重新建立和恢复了国学 研究院，就是因为在教育发展过程中间，越来越走向专业化，人文的气息很少。清 华从工科大学到综合大学，国学院的使命，就是把中国传统的人文气息恢复起来、 发扬起来，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肩负同一使命的，还有人文学院的建立， 这都是顺应历史的潮流而兴起的。这 11 年来，清华国学院做出了很多贡献，不仅在 学术研究方面，而且在恢复清华的人文传统方面、在培养人才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成 就，这一点首先要祝贺。清华的这一举措对全国的影响也很大，随着清华大学国学 院的成立，国内很多大学都跟着纷纷开始建立起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育专业。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在这儿提一个我的愿望。在今天的时代里，我们可能需要 扩大一点国学研究的范围，我们不要把国学研究仅仅局现在人文社会科学框架之内。中国文化是整体性的文化，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仅仅在文史哲、政经法，同时也贯穿 在科技等方面。可以说，中国的人文精神以及在这一精神指导下的观念、思维方式 渗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发展情况。在国学研究和教育 方面，清华可以利用自己的高校特色和优势，在数理化生领域可以进行挖掘中国传 统中的人文精神和思维特征的工作。“数理化生”，这个“生”是生命之学。我们长 期以来觉得，我们的人文领域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优势，在科技领域则是不足的，是 受藐视、轻视的；认为科技是西方近代历史上才发展出来的，认为中国历史上是没 有这些的，如果有也是比较落后的。我觉得这种看法有很大的问题，让中国人对自 己的文化自信缺失了重大的一个支撑。中国文化传统在文史哲之外，在数理化生方 面做出的成就以及其中蕴藏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在世界上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在 某种意义上，我们把中国思想的特色，看成了落后和缺陷，从而让我们的文化自信 心丧失了一大段。要想让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树立起自信心，文史哲政经法方面 应该好好坚持和更好地传承；中国人文精神里的价值观念一切围绕着人类来开展， 它把象形思维方式和直觉思维方式结合在一起，对中国科技方面的发展起到了很重 要的作用。
我们的数学更注重实用性，在应用方面有很多很多的成就。我们原来中国科学 院科学史研究所的两位老先生——钱宝琮和李俨，他们对中国文化中数学史的梳理， 在今天看来仍然发人深省。他们讲到，中国数学的特点，在于应用性和时效性。现 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也认识到这一点，让中学生、小学生来学中国的九九口算，因为 这是最实用的。过去我们还有珠算，珠算口诀非常实用，解决很多实际问题。西方 人用计算器来算账，算不过中国的珠算、口算。我们有些数学成就一度非常领先， 但我们没有采用，比如说乐律里面的十二平均律。中国明代朱载堉用数学公式计算 出了十二平均律，早于欧洲十二平均律 100 多年。但为什么中国没有接受，而采用 了一种相对模糊的乐律方式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笛子，六个孔之间，有的距 离长有的距离短；但中国传统的笛子是平均孔，六个孔之间距离都一样，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音乐，是以“不准”为准的。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吗？这是中国人文思 维的体现。我们计算出了十二平均律，但仍然选择靠人的气息和指法来定音准。再 比如说古琴，我们用唐代发明的减字谱；可是现在很多音乐学院采用五线谱教学， 标准化。有一次我提出这个问题，古琴教育家吴钊先生非常赞同，学古琴一定要学 减字谱。减字谱是很鲜明的形象思维的产物，对其中的每一个字符，我们一看就知 道指法，怎么用右手，怎么用左手，右手用哪个手指，弹哪根弦，用“挑”还是“勾”；左手用那个指头，从哪个徽位到哪个徽位，非常清晰非常鲜明。但我们又不是简单 停留在一个形象思维上，我们还有很多直觉的、灵感的思维。我们不是一切都靠看 得见、摸得着、说得清、道得明的，我们还依靠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 但却能感受到的东西，这就是中国的直觉思维，注重灵感、意会。我们读古人的书， 也不能只是抠文字，苏东坡讲，我们读佛经要“遗文以得意，忘意以了心”，不是抠 字眼，而是要得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我们把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这两个一结合，可以叫它中国文化里的“超理性”。西方从相对论开始，到模糊 论、统一论，再到现在的量子纠缠，都呼应了中国的这种认知方式。美国的一个物 理学家卡普拉有本书叫《物理学之道》，副标题就是“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对神秘主义非常敬畏，包括印度的印度教、中国的道教和禅宗；他认为人类在认识 事物上，有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一条是理性，一条是直觉，不可偏废。这非常值 得我们深入思考。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不是静态的物理学，而是动态的、变动的，它包括 天文、地理、人道。中国早就提出来，“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沧海桑田，人有生 老病死，物有成住坏空，没有不变不动的。
我们的化学，既有化分，又有化合。中国古代有炼金术、炼丹术，炼金术注重 化分，炼丹术更注重化合。更重要的是后一个方面，综合起来、化合以后会产生什 么样的作用。
生命之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我们一切都围绕生命之学来展开，“天地之大德曰 生”，“生生之谓易”，最集中体现在我们的中医上。从根本上来讲，可以说中医不是 治病之学，而是卫生之学、生命之学，让我们认识生命、把握生命，从而调理自己 的生命。我们常说“病从口入”，什么是病从口入呢？恐怕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吃了 不干净、有细菌病毒的东西会导致生病。可是我们又发现，精神病人从垃圾桶里胡 乱捡东西吃，却又没有闹肚子之类，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精神病人并没有干净和 脏的意识分别，所以也就不受这个观念的干扰，身体也就有了相应的适应性。而在 我们的传统卫生之学看来，“病从口入”指的是吃得过多、过饱、不合适，成为身体 的负担，导致身体的平衡被破坏，从而导致了生病。“如能结满意之食，省爽口之味， 长不至于饱甚者，即顿顿必无伤，物物皆为益。”（宋·娄居中《食治通说》）我觉得 研究我们的传统文化，必须要从根本上来把握，从渗透在数理化生方方面面的人文 精神上来把握，而不仅仅是局限在文史哲学科里。只有让大家认识这一点，我们才 对我们的文化有全面的了解，才不至于老是自卑，才能增强我们的自信。
其实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在传统文化中的数理化生方面做出过重要的研究，特 别是老一代科学家，比如陈遵妫先生在天文学方面，钱学森先生在宇宙生命科学方 面，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把中国科技方面特殊的人文精神体现了出来。今天 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一点汇报，希望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不要把我们的特点看 成缺点。比如阴阳五行观念，它最简单、最全面又最深刻地讲述了自然界中相反相 成的关系，只有相生相克，天地万物才能生成和持续，才能互相成就。我们需要找 回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权，看到它的独特之处并加以善用。
2020 年 12 月 19 日 于清华大学蒙民伟科技大楼报告厅
（王子宁、肖磊整理，经先生审校，分享给诸同门。）
来源：净莲花
日本茶挂里的中国文化 ｜ 专访日本茶挂收藏人纯道
日前，本报记者应邀参加在浙江湖州举行的陆羽诞辰1285周年纪念活动暨全国第二届茶道哲学高峰。论坛次日，在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的名茶展示厅，举办了中国首个日本茶挂展。42幅精美展品令前来参观的大学教授、专家们赞叹不已，这些展品均由来自上海的纯道先生私人收藏，记者就日本茶挂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价值等话题对纯道先生进行了专访。
茶挂：宋朝时期传到日本
生活在宋朝的中国文人有四般雅事令今人羡慕不已：焚香、挂画、插花、点茶。古代文人雅士们也把他们并列称为“四艺”。
在宋朝，如若你要喝一席文人茶，茶会座位旁的茶“挂画”必不可少，最早的茶挂内容是关于茶的知识，演变至宋代，挂画改以富有禅意的诗、词、字、画的卷轴为主，当时文人雅士讲究挂画的内容和展示的形式，作为平时家居鉴赏或雅集活动共赏的重要活动。如今，从多种文献中我们知道，由中国宋代圆悟克勤禅师书写的“禅茶一味”茶挂传到日本，在大德寺由临济宗禅师一休宗纯再传给日本茶道的开创人村田珠光。
收藏这些日本茶挂的纯道先生告诉记者，他近年来致力于中国雅道八项的推广工作，倡导在家庭中将原来以电视机为焦点的客厅改造成以分享为主的茶室空间，容纳起茶道、花道、香道和琴道内容；同时扩充原来仅有收藏书籍功能的书房，可以进一步容纳起书法、绘画、收藏和诗词内容，将此八项雅道内容带进普通百姓家，以增加书香气，提升优雅性。
记者在展览上看到非常多优美的茶挂书法，如“逢花打花逢月打月”、“日落山水静”、“无事是贵人”等等，而在中国，茶室中的茶挂（挂画）多泛于形式，泛于流俗，譬如“天道酬勤”“宁静致远”“难得糊涂”或是茶诗之类的，仅起到一种装饰作用，而与日本茶挂之上升到审美、哲学等精神层面的，似乎相去甚远。是否是因为我国出现传承上的断层？我们该如何重拾重新建构？
纯道先生谈到，的确如此。日本茶挂中的内容，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就连一些专家学者看了有些茶挂中的汉字也读不出来，讲不清其出处，而它们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哲学与神宗思想和文献中的内容。现在“国学热”很热，但大多流于形式，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真正用心“啃”的人寥寥无几，因此对其中更多的内容知之甚少。譬如这次展出的日本茶挂中的一件作品：“清苦”，许多人就不知它的出处，它是由临济宗建长寺住持，明治昭和期间活跃的大僧人菅原昙华所书写的。在中国的晋代，葛洪《抱朴子·安贫》中就说：“以清苦称高，以无金免危。”清苦也是茶的代名词，元人杨维桢著有《清苦先生传》，以歌颂茶之“清”：明净洁纯，以及茶之“苦”：味良甘美。因此，“清苦”其实也是茶的一个代名词，用在茶挂中是相当妥切的。我没有见过中国书法家或茶专家书写过这两个字，但在日本茶挂中却很自然地出现了，说明日本茶人对中国古籍了解得很深。
纯道：深爱国学，付诸收藏
纯道先生告诉记者，“大约在四年前，我开始组织禅艺团参访日本各地的各大寺院，每到一处，都能看到茶室里的茶挂，就更加激起我关注这一主题内容的兴趣。有时，因为茶挂中的一两句禅语会让我思考多日，从查询到释义，不亦乐乎。有些禅语，中国人已经很陌生，甚至已经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却被挂在了日本的茶室中。这对于喜爱思考的中国人来说，常常会感到震撼和感叹，于是，我决定就这一主题内容深入探讨，并开始收藏起日本茶挂的真迹来”。
四年多时间下来，纯道先生个人收藏高品质的日本茶挂真迹已有50多幅，他的目标是，超过100幅。
为什么中国人对于“茶挂”这么陌生？ 难道是消失于历史长河么？纯道先生说，茶挂不能算在中国消失，因为它从来就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存在过，在中国它只是挂画形态中的一个特别不起眼的部分，因此在历史文献中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概念。在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大约也找不出一件明显标示中国茶挂的藏品，因此这不是消失，而是没有专门独立出这个门类过。但是，中国的挂画与挂字是大量存在的，内容涉及面极广，与茶有关的内容有时才被称为茶挂。
紧接着，纯道谈到，茶挂之所以在日本发扬光大，与日本茶道中的茶室空间的构成要素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也与日本茶道创始人的禅宗背景有着密切联系。从入宋求法，兼修禅宗的日本禅师荣西、道元、圆尔辩圆、南浦绍明，再从一休宗纯到村田珠光，又从武野绍鸥到千利休，这些开创了日本茶道文化的重要人物全部都是参禅之人；禅宗中大量的偈语有着深邃的哲理，即使不是茶道中人也会时时铭记，而作为茶人就更是两者兼备，在自己的茶室中悬挂禅宗字句是十分自然而然的事，本来它只是通常的警句，挂得多了就形成了传统，便出现了茶挂这一特别艺术形态。
反观国内，由于人们的国学底子不足，对老祖宗传下来的警句妙语知之甚少，就只能互相抄来抄去，而不是从根本上去发现那些能够触动自己心灵的句子，并铭记与悬挂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诸如“天道酬勤”“宁静致远”“厚德载物”这样的字幅到处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而把好生生的千古名句“贬值”了，以至于变得庸俗化了。
原载《贵州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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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本报记者应邀参加在浙江湖州举行的陆羽诞辰1285周年纪念活动暨全国第二届茶道哲学高峰。论坛次日，在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的名茶展示厅，举办了中国首个日本茶挂展。42幅精美展品令前来参观的大学教授、专家们赞叹不已，这些展品均由来自上海的纯道先生私人收藏，记者就日本茶挂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价值等话题对纯道先生进行了专访。
茶挂：宋朝时期传到日本
生活在宋朝的中国文人有四般雅事令今人羡慕不已：焚香、挂画、插花、点茶。古代文人雅士们也把他们并列称为“四艺”。
在宋朝，如若你要喝一席文人茶，茶会座位旁的茶“挂画”必不可少，最早的茶挂内容是关于茶的知识，演变至宋代，挂画改以富有禅意的诗、词、字、画的卷轴为主，当时文人雅士讲究挂画的内容和展示的形式，作为平时家居鉴赏或雅集活动共赏的重要活动。如今，从多种文献中我们知道，由中国宋代圆悟克勤禅师书写的“禅茶一味”茶挂传到日本，在大德寺由临济宗禅师一休宗纯再传给日本茶道的开创人村田珠光。
收藏这些日本茶挂的纯道先生告诉记者，他近年来致力于中国雅道八项的推广工作，倡导在家庭中将原来以电视机为焦点的客厅改造成以分享为主的茶室空间，容纳起茶道、花道、香道和琴道内容；同时扩充原来仅有收藏书籍功能的书房，可以进一步容纳起书法、绘画、收藏和诗词内容，将此八项雅道内容带进普通百姓家，以增加书香气，提升优雅性。
记者在展览上看到非常多优美的茶挂书法，如“逢花打花逢月打月”、“日落山水静”、“无事是贵人”等等，而在中国，茶室中的茶挂（挂画）多泛于形式，泛于流俗，譬如“天道酬勤”“宁静致远”“难得糊涂”或是茶诗之类的，仅起到一种装饰作用，而与日本茶挂之上升到审美、哲学等精神层面的，似乎相去甚远。是否是因为我国出现传承上的断层？我们该如何重拾重新建构？
纯道先生谈到，的确如此。日本茶挂中的内容，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就连一些专家学者看了有些茶挂中的汉字也读不出来，讲不清其出处，而它们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哲学与神宗思想和文献中的内容。现在“国学热”很热，但大多流于形式，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真正用心“啃”的人寥寥无几，因此对其中更多的内容知之甚少。譬如这次展出的日本茶挂中的一件作品：“清苦”，许多人就不知它的出处，它是由临济宗建长寺住持，明治昭和期间活跃的大僧人菅原昙华所书写的。在中国的晋代，葛洪《抱朴子·安贫》中就说：“以清苦称高，以无金免危。”清苦也是茶的代名词，元人杨维桢著有《清苦先生传》，以歌颂茶之“清”：明净洁纯，以及茶之“苦”：味良甘美。因此，“清苦”其实也是茶的一个代名词，用在茶挂中是相当妥切的。我没有见过中国书法家或茶专家书写过这两个字，但在日本茶挂中却很自然地出现了，说明日本茶人对中国古籍了解得很深。
纯道：深爱国学，付诸收藏
纯道先生告诉记者，“大约在四年前，我开始组织禅艺团参访日本各地的各大寺院，每到一处，都能看到茶室里的茶挂，就更加激起我关注这一主题内容的兴趣。有时，因为茶挂中的一两句禅语会让我思考多日，从查询到释义，不亦乐乎。有些禅语，中国人已经很陌生，甚至已经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却被挂在了日本的茶室中。这对于喜爱思考的中国人来说，常常会感到震撼和感叹，于是，我决定就这一主题内容深入探讨，并开始收藏起日本茶挂的真迹来”。
四年多时间下来，纯道先生个人收藏高品质的日本茶挂真迹已有50多幅，他的目标是，超过100幅。
为什么中国人对于“茶挂”这么陌生？ 难道是消失于历史长河么？纯道先生说，茶挂不能算在中国消失，因为它从来就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存在过，在中国它只是挂画形态中的一个特别不起眼的部分，因此在历史文献中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概念。在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大约也找不出一件明显标示中国茶挂的藏品，因此这不是消失，而是没有专门独立出这个门类过。但是，中国的挂画与挂字是大量存在的，内容涉及面极广，与茶有关的内容有时才被称为茶挂。
紧接着，纯道谈到，茶挂之所以在日本发扬光大，与日本茶道中的茶室空间的构成要素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也与日本茶道创始人的禅宗背景有着密切联系。从入宋求法，兼修禅宗的日本禅师荣西、道元、圆尔辩圆、南浦绍明，再从一休宗纯到村田珠光，又从武野绍鸥到千利休，这些开创了日本茶道文化的重要人物全部都是参禅之人；禅宗中大量的偈语有着深邃的哲理，即使不是茶道中人也会时时铭记，而作为茶人就更是两者兼备，在自己的茶室中悬挂禅宗字句是十分自然而然的事，本来它只是通常的警句，挂得多了就形成了传统，便出现了茶挂这一特别艺术形态。
反观国内，由于人们的国学底子不足，对老祖宗传下来的警句妙语知之甚少，就只能互相抄来抄去，而不是从根本上去发现那些能够触动自己心灵的句子，并铭记与悬挂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诸如“天道酬勤”“宁静致远”“厚德载物”这样的字幅到处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而把好生生的千古名句“贬值”了，以至于变得庸俗化了。
原载《贵州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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