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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不吞必回】
人之初，性本善。 上善若水，大爱无疆。 慈心为民，善举济世。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众善奉行，诸恶莫做。 慈善的行为比金钱更能解除别人的痛苦。 怀有仁爱之心谓之慈，广行济困之举谓之善，慈善是仁德与善行的统一。
今之国富民强，则民乐利主；得之文清开明，便和平谐爱。今之自律由己，则平静共等；得之公平正义，便法约治人。今之爱己推国，则敬民爱业；得之诚实守信，便友爱行善。
善良是灵魂的返璞归真。是人性的虔诚皈依。哪怕只是一句真诚的问候，哪怕只有一个体恤的眼神，都会使我们在百转人生中获得绵长的感动与温情的停留。而泛滥的邪恶与麻木注定会冲垮道德的堤防。伤人的同时淹没自己。
不管怎样，生活还是要继续向前走去。有的时候伤害和失败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它会让你变得更好，孤单和失落亦是如此。每件事到最后一定会变成一件好事，只要你能够走到最后。
【带不吞必回】
人之初，性本善。 上善若水，大爱无疆。 慈心为民，善举济世。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众善奉行，诸恶莫做。 慈善的行为比金钱更能解除别人的痛苦。 怀有仁爱之心谓之慈，广行济困之举谓之善，慈善是仁德与善行的统一。
今之国富民强，则民乐利主；得之文清开明，便和平谐爱。今之自律由己，则平静共等；得之公平正义，便法约治人。今之爱己推国，则敬民爱业；得之诚实守信，便友爱行善。
善良是灵魂的返璞归真。是人性的虔诚皈依。哪怕只是一句真诚的问候，哪怕只有一个体恤的眼神，都会使我们在百转人生中获得绵长的感动与温情的停留。而泛滥的邪恶与麻木注定会冲垮道德的堤防。伤人的同时淹没自己。
不管怎样，生活还是要继续向前走去。有的时候伤害和失败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它会让你变得更好，孤单和失落亦是如此。每件事到最后一定会变成一件好事，只要你能够走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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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移居(其二)》赏析
移居(其二) 晋·陶渊明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移居》是陶渊明迁居南村不久后写的组诗，共两首。“其二”写与新居邻人融洽相处的兴味。以自在之笔写独得之乐，将邻里过从，日常琐事，絮絮道来，欢欣的情绪洋溢在字里行间。
一、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开篇两句，笼括全诗。风和景明的春天，天高气爽的秋日，历来是文人雅士登高赋诗的好日子。陶渊明眼前心中的“佳日”，口里笔下的“新诗”，却独具内涵。在新居南村，有这样淳朴的邻居，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哪一天不是“佳日”？哪一时不在品味“新诗”呢？春秋正是农忙季节，春种秋收，耕耘余暇，抹去额上汗珠，登高远望，这种“佳日”的兴味，这种“新诗”的胸襟，又岂是庸碌官员文人所能有？“春秋佳日”是形象，“登高赋诗”也是形象，没有刻意雕琢、华彩粉饰，没有直抒胸臆、袒露情怀。朴实的景语，蕴含着诗人“佳日”般高洁的灵魂和“登高”样的超旷胸怀。
三、四句，“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是诗人移居南村的一件日常琐事，也是他心里“佳日”和“新诗”的实在内容。很可能是诗人经过邻居家门，邻居亲切招呼。这招呼是经常性的，而有酒时便不相同，“相呼”更其热诚，所以着一“更”字。情景绘声绘色，招手呼唤的情景如在目前：今天有好酒，大碗斟满，我们一同畅饮。也可能偶或诗人有酒，同样热情地招呼邻人，这时，“斟酌”就或也包含了品味新诗的双关含义。如是，一到四句形成一个层次：春秋登高，佳日赋诗，过门相呼，同饮共酌；不用邀约拜会，无需客套礼节；粗陋质朴，村野率真，真是快意人生！
五、六句，“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田家少闲月，繁忙时各自归去务农，聚时尽其欢，分开不牵滞，洒脱自由。但每有闲暇，便十分自然地彼此思念。情感敦厚深沉，呼饮中呈现，暂别时彰显，相思里弥笃。这种邻居关系，让诗人不饮也醉吧？
七、八句，“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一闲下来就会相思，一相思就把控不住，哪怕夜深就寝，也要披衣起床。衣服来不及穿好，也无须穿戴齐整，披上就往外跑。想象一下，这是多么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景象，哪里有半点文人的“斯文”？柴门自推，屋门叩响，主人迎出，相望大笑，油灯点燃，粗茶奉上，开怀畅谈，不知东方之既白。五到八句是又一个层次：农务正道，闲来相思；相思径见；披衣言笑，永无满足，真是其乐融融！
九、十句，“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由景语细节的描述，转为直抒胸臆。这种质朴无间的情理十分厚重，诗人倍加珍惜，唯恐承受不起，哪里还有理由很轻易地抛弃呢？“兹”所指代的不仅只是南村、南村的邻里；更是在这里悟到的生活态度、人生理念。
结尾两句，“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到南村，时刻沉浸在农民质朴的情感中。熏陶浸润，诗人对人生的真谛也就更为明澈了然。诗歌结尾两句掷地有声：衣食必须自己经营，奋力躬耕，真诚做人，真诚待人，绝不再欺骗自己。九到十二句是第三个层次：由小及大，由表及里；由喜悦到冷静，由感奋到彻悟；由童真到高洁，由具象到哲理。真是其志弥坚！
通篇译成现代汉语，如下：
移居（其二）
春季秋季经常都是好天，
适宜登高吟诵新的诗篇。
经过门前便要互相召唤，
有酒大家一定畅饮同欢。
农忙时就各自回归田园，
闲暇时便又会彼此思念。
思念时候当即披衣探看，
说说笑笑永远不会厌烦。
这情理难道不重于泰山，
没有理由轻易离开这边。
吃穿必须亲自经营打点，
躬耕为生绝不自我欺骗。
全诗充满了生活情趣：主要抒写的是与邻人间纯真质朴友情带来的快乐；也有田园生活的畅快和自力躬耕过坦诚自由生活的安然。诗歌开头两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写出了田园生活的畅快。与邻人间纯真质朴友情带来的快乐，诗歌主要通过第三到第八句对邻里间具体生活情景的描述出来：“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中有率真快意的快乐；“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中有洒脱敦厚的快乐，“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中有无拘无束的快乐。诗歌结尾四句“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则直接道出了自力躬耕过坦诚自由生活的安然。 https://t.cn/RI7nYAL
陶渊明《移居(其二)》赏析
移居(其二) 晋·陶渊明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移居》是陶渊明迁居南村不久后写的组诗，共两首。“其二”写与新居邻人融洽相处的兴味。以自在之笔写独得之乐，将邻里过从，日常琐事，絮絮道来，欢欣的情绪洋溢在字里行间。
一、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开篇两句，笼括全诗。风和景明的春天，天高气爽的秋日，历来是文人雅士登高赋诗的好日子。陶渊明眼前心中的“佳日”，口里笔下的“新诗”，却独具内涵。在新居南村，有这样淳朴的邻居，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哪一天不是“佳日”？哪一时不在品味“新诗”呢？春秋正是农忙季节，春种秋收，耕耘余暇，抹去额上汗珠，登高远望，这种“佳日”的兴味，这种“新诗”的胸襟，又岂是庸碌官员文人所能有？“春秋佳日”是形象，“登高赋诗”也是形象，没有刻意雕琢、华彩粉饰，没有直抒胸臆、袒露情怀。朴实的景语，蕴含着诗人“佳日”般高洁的灵魂和“登高”样的超旷胸怀。
三、四句，“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是诗人移居南村的一件日常琐事，也是他心里“佳日”和“新诗”的实在内容。很可能是诗人经过邻居家门，邻居亲切招呼。这招呼是经常性的，而有酒时便不相同，“相呼”更其热诚，所以着一“更”字。情景绘声绘色，招手呼唤的情景如在目前：今天有好酒，大碗斟满，我们一同畅饮。也可能偶或诗人有酒，同样热情地招呼邻人，这时，“斟酌”就或也包含了品味新诗的双关含义。如是，一到四句形成一个层次：春秋登高，佳日赋诗，过门相呼，同饮共酌；不用邀约拜会，无需客套礼节；粗陋质朴，村野率真，真是快意人生！
五、六句，“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田家少闲月，繁忙时各自归去务农，聚时尽其欢，分开不牵滞，洒脱自由。但每有闲暇，便十分自然地彼此思念。情感敦厚深沉，呼饮中呈现，暂别时彰显，相思里弥笃。这种邻居关系，让诗人不饮也醉吧？
七、八句，“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一闲下来就会相思，一相思就把控不住，哪怕夜深就寝，也要披衣起床。衣服来不及穿好，也无须穿戴齐整，披上就往外跑。想象一下，这是多么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景象，哪里有半点文人的“斯文”？柴门自推，屋门叩响，主人迎出，相望大笑，油灯点燃，粗茶奉上，开怀畅谈，不知东方之既白。五到八句是又一个层次：农务正道，闲来相思；相思径见；披衣言笑，永无满足，真是其乐融融！
九、十句，“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由景语细节的描述，转为直抒胸臆。这种质朴无间的情理十分厚重，诗人倍加珍惜，唯恐承受不起，哪里还有理由很轻易地抛弃呢？“兹”所指代的不仅只是南村、南村的邻里；更是在这里悟到的生活态度、人生理念。
结尾两句，“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到南村，时刻沉浸在农民质朴的情感中。熏陶浸润，诗人对人生的真谛也就更为明澈了然。诗歌结尾两句掷地有声：衣食必须自己经营，奋力躬耕，真诚做人，真诚待人，绝不再欺骗自己。九到十二句是第三个层次：由小及大，由表及里；由喜悦到冷静，由感奋到彻悟；由童真到高洁，由具象到哲理。真是其志弥坚！
通篇译成现代汉语，如下：
移居（其二）
春季秋季经常都是好天，
适宜登高吟诵新的诗篇。
经过门前便要互相召唤，
有酒大家一定畅饮同欢。
农忙时就各自回归田园，
闲暇时便又会彼此思念。
思念时候当即披衣探看，
说说笑笑永远不会厌烦。
这情理难道不重于泰山，
没有理由轻易离开这边。
吃穿必须亲自经营打点，
躬耕为生绝不自我欺骗。
全诗充满了生活情趣：主要抒写的是与邻人间纯真质朴友情带来的快乐；也有田园生活的畅快和自力躬耕过坦诚自由生活的安然。诗歌开头两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写出了田园生活的畅快。与邻人间纯真质朴友情带来的快乐，诗歌主要通过第三到第八句对邻里间具体生活情景的描述出来：“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中有率真快意的快乐；“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中有洒脱敦厚的快乐，“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中有无拘无束的快乐。诗歌结尾四句“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则直接道出了自力躬耕过坦诚自由生活的安然。 https://t.cn/RI7nYAL
#新书推送#
《唐代的儒学与文学》
著者 刘顺
出版社 中华书局
ISBN 9787101160192
出版时间 2024-01-01
【内容简介】
儒学与文学关系的考察，乃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问题，数十年来，虽无通论性的研究专著问世，但举凡作家作品研究、流派研究、地域家族研究、体式技法研究以及政治观念与事件研究，于此问题均有不同维度与层面的涉及，可谓成果丰硕。故而，唐代儒学与文学的通论性研究，须在一个已有良好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系统并深化相关问题的解读，才有可能后出转精。同时，中古史研究在历史书写、中央与地方（乡里、藩镇）、制度与实践、日常治理及政治文化诸领域所展现出的极高水准，也让此项研究的开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再则，此问题必然与政治学、汉语史、中哲史、思想史等学科存在着难以回避的交叉重叠。因此，这是一个贯通文史哲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对作者的学术素养要求非常高，刘顺本科为政教专业，硕士阶段专业方向为国际汉学，博士阶段受业于著名学者胡晓明兄门下，又曾在陈引驰教授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从知识背景看，刘顺的确是从事这一学科交叉研究的合适人选，他的这种学科交叉研究的尝试，也获得了相当的成绩，概括地说，《唐代的儒学与文学》学术创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政治生活为中介考察儒学与文学的多重关系，并以“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难题作为理解政治生活的基本视角，以此确定儒学的时代样态、影响及其所应对的挑战与回应的方式，从而避免对儒学过度文本化的解读倾向。
二、在唐代文学文本的分析中，既注重文学与政治一般性关系的考察，也注重其作为“政治行动”的意义。而在关注儒学对文学观念、主题、体式、风格乃至认知模式之影响的同时，也关注文学作为“一种思想的方式”的价值。
三、在文学体式及功能等问题的考辨上，以汉语史研究的相关结论为据，以中古汉语所可提供的语言学条件作为文学文本分析的基础参照，并由此考察文学书写的规则、技法、限度及其与儒学相互适应的方式。
总之，《唐代的儒学与文学》一书，对唐代的政治、儒学与文学的关系的考察，新义迭出，比如：唐代前期的儒学以《五经正义》的修订为其高成就，传统的义疏学自此而衰。为李唐提供合法性论证、构建国家治理的观念与制度、营造政治文化并回应具体的政治诉求，成为唐初儒学非常核心的问题，礼乐则为重点领域。再如，《唐代的儒学与文学（套装上下册）》认为儒家文论主张比德连类、物先感随的观念得以延续。儒学、政治、文学的互动，既催生了新的文学体式，文学也呈现出相应的独立品格。又如，该书指出，“安史之乱”后，儒学对于道德、人性、制度、历史的思考，加速了礼乐儒学向心性儒学的过渡。此时期的文学，制诰、章表奏疏等政令文的影响更强，“古文”的影响也一时为盛；文与道、心与物之关系的考量逐步焦点化，诗歌领域中佛学诸因素的影响，则形成了对儒家“感物”诗学的强势冲击。在一个缺乏“确定感”的时代，中唐的诗文在风格上也呈现全新的时代特点。这些看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得之见。
【目录】
上册
序
导言
第一章 认同的构建与唐初的儒学及文学（武德、贞观时期）
第一节 历命在唐：唐初的合法性论证
一 “李氏当王”：合法性论证之一
二 “历数在唐”：合法性论证之二
三 柱下陇西之流：合法性论证之三
四 戡黎升隔：合法性论证之四
五 太平天子：合法性论证之五
结语
第二节 构建共同体：唐初的尧舜记忆
一 中古前期的言说传统
二 王化无外：重建胡汉关系的尝试
三 以德化民：“诸夏”自我认同的构建
第三节 唐初的经学统
一 南北对立时期的经学交流
二 杨隋时期的经学统
三 贞观时期的版本正定
四 五经义疏的统
五 五经音读的统
六 官学影响的提升
结语
第四节 孔颖达的“情”论、“象”论与“声”论
一 “情志一也”与“感以为体”
二 “易者象也”与“以有教有”
三 声音之道与政通
结语
第五节 唐初的教育与科举：儒学传播的制度路径
一 儒学制度化的功能与意义
二 官学系统的建立及其影响
三 科举的演进与儒学传播
余论
第六节 唐初史臣文论的南朝批评及其对诗歌体式的要求
一 史臣文论的“南朝批评”
二 构建典范：史臣文论对诗歌体式的要求
三 史臣的诗歌创作与文学中的“南朝”主题
结语
第七节 回归传统与开启新局：武德、贞观时期的文坛
一 天人之际与“文史”传统的回归
二 文质彬彬：大一统时代的文学
三 “情志一也”与“兴必取象”：另启新局的可能与途径
结语
……
第二章 政局变动中的儒学与文学（高宗至睿宗时期）
下册
结语
参考文献
【前言/序言】
刘顺教授的《唐代的儒学与文学》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向我索序，我自知对此问题思考不深，无法对刘著的价值与意义做深入的揭示，并非作序的最佳人选，但觉得既蒙其真诚相约，又觉得与其相识交往多年，与他有过合作（刘顺曾跟随我作过博士后合作研究，也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故勉为其难，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也算是对我们学术友谊的纪念吧。
儒学与文学关系的考察，乃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问题，数十年来，虽无通论性的研究专著问世，但举凡作家作品研究、流派研究、地域家族研究、体式技法研究以及政治观念与事件研究，于此问题均有不同维度与层面的涉及，可谓成果丰硕。故而，唐代儒学与文学的通论性研究，须在一个已有良好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系统并深化相关问题的解读，才有可能后出转精。同时，中古史研究在历史书写、中央与地方（乡里、藩镇）、制度与实践、日常治理及政治文化诸领域所展现出的极高水准，也让此项研究的开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再则，此问题必然与政治学、汉语史、中哲史、思想史等学科存在着难以回避的交叉重叠。因此，这是一个贯通文史哲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对作者的学术素养要求非常高，刘顺本科为政教专业，硕士阶段专业方向为国际汉学，博士阶段受业于著名学者胡晓明兄门下，又曾在陈引驰教授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从知识背景看，刘顺的确是从事这一学科交叉研究的合适人选，他的这种学科交叉研究的尝试，也获得了相当的成绩，概括地说，《唐代的儒学与文学》学术创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政治生活为中介考察儒学与文学的多重关系，并以“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难题作为理解政治生活的基本视角，以此确定儒学的时代样态、影响及其所应对的挑战与回应的方式，从而避免对儒学过度文本化的解读倾向。
二、在唐代文学文本的分析中，既注重文学与政治一般性关系的考察，也注重其作为“政治行动”的意义。而在关注儒学对文学观念、主题、体式、风格乃至认知模式之影响的同时，也关注文学作为“一种思想的方式”的价值。
三、在文学体式及功能等问题的考辨上，以汉语史研究的相关结论为据，以中古汉语所可提供的语言学条件作为文学文本分析的基础参照，并由此考察文学书写的规则、技法、限度及其与儒学相互适应的方式。
总之，《唐代的儒学与文学》一书，对唐代的政治、儒学与文学的关系的考察，新义迭出，比如：唐代前期的儒学以《五经正义》的修订为其最高成就，传统的义疏学自此而衰。为李唐提供合法性论证、构建国家治理的观念与制度、营造政治文化并回应具体的政治诉求，成为唐初儒学最为核心的问题，礼乐则为重点领域。再如，本书认为儒家文论主张比德连类、物先感随的观念得以延续。儒学、政治、文学的互动，既催生了新的文学体式，文学也呈现出相应的独立品格。又如，该书指出，“安史之乱”后，儒学对于道德、人性、制度、历史的思考，加速了礼乐儒学向心性儒学的过渡。此时期的文学，制诰、章表奏疏等政令文的影响更强，“古文”的影响也一时为盛；文与道、心与物之关系的考量逐步焦点化，诗歌领域中佛学诸因素的影响，则形成了对儒家“感物”诗学的强势冲击。在一个缺乏“确定感”的时代，中唐的诗文在风格上也呈现全新的时代特点。这些看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得之见。
刘顺为人忠厚，为学勤勉，知识面较宽，又刚过不惑之年，正是出成果的大好年华，愿刘顺以此书为新的学术起点，继续商量旧学，培养新知，结出更多的灿烂的学术果实。
《唐代的儒学与文学》
著者 刘顺
出版社 中华书局
ISBN 9787101160192
出版时间 2024-01-01
【内容简介】
儒学与文学关系的考察，乃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问题，数十年来，虽无通论性的研究专著问世，但举凡作家作品研究、流派研究、地域家族研究、体式技法研究以及政治观念与事件研究，于此问题均有不同维度与层面的涉及，可谓成果丰硕。故而，唐代儒学与文学的通论性研究，须在一个已有良好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系统并深化相关问题的解读，才有可能后出转精。同时，中古史研究在历史书写、中央与地方（乡里、藩镇）、制度与实践、日常治理及政治文化诸领域所展现出的极高水准，也让此项研究的开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再则，此问题必然与政治学、汉语史、中哲史、思想史等学科存在着难以回避的交叉重叠。因此，这是一个贯通文史哲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对作者的学术素养要求非常高，刘顺本科为政教专业，硕士阶段专业方向为国际汉学，博士阶段受业于著名学者胡晓明兄门下，又曾在陈引驰教授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从知识背景看，刘顺的确是从事这一学科交叉研究的合适人选，他的这种学科交叉研究的尝试，也获得了相当的成绩，概括地说，《唐代的儒学与文学》学术创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政治生活为中介考察儒学与文学的多重关系，并以“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难题作为理解政治生活的基本视角，以此确定儒学的时代样态、影响及其所应对的挑战与回应的方式，从而避免对儒学过度文本化的解读倾向。
二、在唐代文学文本的分析中，既注重文学与政治一般性关系的考察，也注重其作为“政治行动”的意义。而在关注儒学对文学观念、主题、体式、风格乃至认知模式之影响的同时，也关注文学作为“一种思想的方式”的价值。
三、在文学体式及功能等问题的考辨上，以汉语史研究的相关结论为据，以中古汉语所可提供的语言学条件作为文学文本分析的基础参照，并由此考察文学书写的规则、技法、限度及其与儒学相互适应的方式。
总之，《唐代的儒学与文学》一书，对唐代的政治、儒学与文学的关系的考察，新义迭出，比如：唐代前期的儒学以《五经正义》的修订为其高成就，传统的义疏学自此而衰。为李唐提供合法性论证、构建国家治理的观念与制度、营造政治文化并回应具体的政治诉求，成为唐初儒学非常核心的问题，礼乐则为重点领域。再如，《唐代的儒学与文学（套装上下册）》认为儒家文论主张比德连类、物先感随的观念得以延续。儒学、政治、文学的互动，既催生了新的文学体式，文学也呈现出相应的独立品格。又如，该书指出，“安史之乱”后，儒学对于道德、人性、制度、历史的思考，加速了礼乐儒学向心性儒学的过渡。此时期的文学，制诰、章表奏疏等政令文的影响更强，“古文”的影响也一时为盛；文与道、心与物之关系的考量逐步焦点化，诗歌领域中佛学诸因素的影响，则形成了对儒家“感物”诗学的强势冲击。在一个缺乏“确定感”的时代，中唐的诗文在风格上也呈现全新的时代特点。这些看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得之见。
【目录】
上册
序
导言
第一章 认同的构建与唐初的儒学及文学（武德、贞观时期）
第一节 历命在唐：唐初的合法性论证
一 “李氏当王”：合法性论证之一
二 “历数在唐”：合法性论证之二
三 柱下陇西之流：合法性论证之三
四 戡黎升隔：合法性论证之四
五 太平天子：合法性论证之五
结语
第二节 构建共同体：唐初的尧舜记忆
一 中古前期的言说传统
二 王化无外：重建胡汉关系的尝试
三 以德化民：“诸夏”自我认同的构建
第三节 唐初的经学统
一 南北对立时期的经学交流
二 杨隋时期的经学统
三 贞观时期的版本正定
四 五经义疏的统
五 五经音读的统
六 官学影响的提升
结语
第四节 孔颖达的“情”论、“象”论与“声”论
一 “情志一也”与“感以为体”
二 “易者象也”与“以有教有”
三 声音之道与政通
结语
第五节 唐初的教育与科举：儒学传播的制度路径
一 儒学制度化的功能与意义
二 官学系统的建立及其影响
三 科举的演进与儒学传播
余论
第六节 唐初史臣文论的南朝批评及其对诗歌体式的要求
一 史臣文论的“南朝批评”
二 构建典范：史臣文论对诗歌体式的要求
三 史臣的诗歌创作与文学中的“南朝”主题
结语
第七节 回归传统与开启新局：武德、贞观时期的文坛
一 天人之际与“文史”传统的回归
二 文质彬彬：大一统时代的文学
三 “情志一也”与“兴必取象”：另启新局的可能与途径
结语
……
第二章 政局变动中的儒学与文学（高宗至睿宗时期）
下册
结语
参考文献
【前言/序言】
刘顺教授的《唐代的儒学与文学》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向我索序，我自知对此问题思考不深，无法对刘著的价值与意义做深入的揭示，并非作序的最佳人选，但觉得既蒙其真诚相约，又觉得与其相识交往多年，与他有过合作（刘顺曾跟随我作过博士后合作研究，也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故勉为其难，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也算是对我们学术友谊的纪念吧。
儒学与文学关系的考察，乃是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问题，数十年来，虽无通论性的研究专著问世，但举凡作家作品研究、流派研究、地域家族研究、体式技法研究以及政治观念与事件研究，于此问题均有不同维度与层面的涉及，可谓成果丰硕。故而，唐代儒学与文学的通论性研究，须在一个已有良好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系统并深化相关问题的解读，才有可能后出转精。同时，中古史研究在历史书写、中央与地方（乡里、藩镇）、制度与实践、日常治理及政治文化诸领域所展现出的极高水准，也让此项研究的开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再则，此问题必然与政治学、汉语史、中哲史、思想史等学科存在着难以回避的交叉重叠。因此，这是一个贯通文史哲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对作者的学术素养要求非常高，刘顺本科为政教专业，硕士阶段专业方向为国际汉学，博士阶段受业于著名学者胡晓明兄门下，又曾在陈引驰教授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从知识背景看，刘顺的确是从事这一学科交叉研究的合适人选，他的这种学科交叉研究的尝试，也获得了相当的成绩，概括地说，《唐代的儒学与文学》学术创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政治生活为中介考察儒学与文学的多重关系，并以“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难题作为理解政治生活的基本视角，以此确定儒学的时代样态、影响及其所应对的挑战与回应的方式，从而避免对儒学过度文本化的解读倾向。
二、在唐代文学文本的分析中，既注重文学与政治一般性关系的考察，也注重其作为“政治行动”的意义。而在关注儒学对文学观念、主题、体式、风格乃至认知模式之影响的同时，也关注文学作为“一种思想的方式”的价值。
三、在文学体式及功能等问题的考辨上，以汉语史研究的相关结论为据，以中古汉语所可提供的语言学条件作为文学文本分析的基础参照，并由此考察文学书写的规则、技法、限度及其与儒学相互适应的方式。
总之，《唐代的儒学与文学》一书，对唐代的政治、儒学与文学的关系的考察，新义迭出，比如：唐代前期的儒学以《五经正义》的修订为其最高成就，传统的义疏学自此而衰。为李唐提供合法性论证、构建国家治理的观念与制度、营造政治文化并回应具体的政治诉求，成为唐初儒学最为核心的问题，礼乐则为重点领域。再如，本书认为儒家文论主张比德连类、物先感随的观念得以延续。儒学、政治、文学的互动，既催生了新的文学体式，文学也呈现出相应的独立品格。又如，该书指出，“安史之乱”后，儒学对于道德、人性、制度、历史的思考，加速了礼乐儒学向心性儒学的过渡。此时期的文学，制诰、章表奏疏等政令文的影响更强，“古文”的影响也一时为盛；文与道、心与物之关系的考量逐步焦点化，诗歌领域中佛学诸因素的影响，则形成了对儒家“感物”诗学的强势冲击。在一个缺乏“确定感”的时代，中唐的诗文在风格上也呈现全新的时代特点。这些看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得之见。
刘顺为人忠厚，为学勤勉，知识面较宽，又刚过不惑之年，正是出成果的大好年华，愿刘顺以此书为新的学术起点，继续商量旧学，培养新知，结出更多的灿烂的学术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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