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财富证券助力会宁县脱贫摘帽
为贯彻落实2012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国务院扶贫办的统一要求，2012年12月，根据中投公司统一部署，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证券”）和申万宏源证券与甘肃省会宁县正式启动结对帮扶工作，开启了至今长达八年结对帮扶工作的帷幕。
过去八年，中金财富证券，始终将助力会宁县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社会责任担当，累计投入5002.85万元，在长期结对帮扶的扶贫实践中，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在总结以往扶贫开发经验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 “以产业激活造血机能、以需求导向改善民生、以教育实现扶志启智、以党费扶贫构建基层堡垒、以人才培育扶贫动力、以金融发挥行业优势、以消费连接市场”的“综合式”扶贫模式，实施过程中，依托当地资源禀赋、抓住行业特点、发挥企业优势、凝聚系统合力。在产业、民生、教育、基层党组织建设、人才、金融、消费等方面全面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开展“综合式”脱贫攻坚精准帮扶工作，打出系列脱贫攻坚“组合拳”， 全面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发展产业扶贫 激活造血机能
没有产业的支撑，脱贫就是无根之木，产业不够壮大，脱贫就不可持续。中国中金财富证券紧密结合会宁“肉羊之乡”“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圣地”等特色，深挖“肉牛养殖”传统和饲料充足等优势，积极支持会宁发展支柱产业，激活内生动力。一是支持养殖产业。积极参与“会宁肉牛养殖项目”，捐赠的肉牛养殖发展资金350万元已帮助贫困户引入“良种基础母牛”1166头，受益贫困户超过500户2000余人，极大激发了贫困户养殖脱贫的积极性，示范带动作用明显，促进了会宁肉牛产业发展。二是助力红色旅游基地建设。在“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纳入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方案及项目名单后，中国中金财富证券积极捐赠公益扶贫专项资金50万元，用于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协助会宁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打造成全国著名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重要目的地，提高会宁红色旅游景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三是支持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制约会宁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缺水，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投入253万元用于会宁产业用水基础设施建设，以解决会宁县蔬果种植、牛羊养殖及农民生活用水的困境，支持产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四是发展养殖合作社。投入资金100万元，支持丁家沟镇梁庄村成立肉羊养殖合作社发展肉羊产业，直接带动丁家沟镇梁庄村50户贫困户增收脱贫。
聚焦民生需求 支持危房改造
为配合会宁农村住房安全清零行动，聚焦“两不愁三保障”，重点解决会宁“四类重点对象”主要居住用房安全为主要目标，确保2019年全县农村住房全部达到AB级，实现住房安全率100%全覆盖目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以村民基本的居住需求为导向，投入资金238.64万元，为汉家岔镇、刘家寨子镇、丁家沟镇等17个乡镇中10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危房改造提供补贴资金，有效改善了民生。
开展教育扶贫 实现扶志启智
针对会宁适龄学生多，教育资源满足不了实际需求的现状，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加大教育投入。一是改善教学条件。大力支持会宁县思源实验中学的兴建工作，共捐资1000万元用于图书实验楼和运动场建设，为近1300名师生提供了良好的教学和运动环境。2020年为解决县城棚户区改造、北城区异地搬迁及辐射周边廉租房、居民小区群众和民工子女就近入学，缓解区域内入学压力，公司与中投公司、申万宏源共同建设“新北小学”，其中中金财富投入199万元 。二是资助贫困家庭学生。连续八年开展“一帮一·传递爱”资助活动，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员工个人累计捐赠资金108万元，资助375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三是推进公益扶贫。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共向贫困学生、家庭寄送衣服鞋帽、文具、书籍、电子产品、运动器具等各类物品5000余件，在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不久，公司克服自身防护需求不能完全满足的困难，为思源实验学校捐赠2000只口罩，以解燃眉之。此外，中国中金财富证券还捐赠了20台电脑液晶显示器，用于改善会宁中小学教育设备。
探索党费扶贫 构建基层堡垒
针对部分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由于经费短缺基础建设薄弱，存在相当部分的贫困党员等实际，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党委探索开展党费支持脱贫攻坚新模式，2018-2020年先后向会宁县委组织部捐赠党费406万元，支持会宁县贫困村村级阵地建设及慰问困难党员，帮助当地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让党费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用出好的效果。
推进人才扶贫 释放人才效能
人才匮乏是制约会宁贫困地区发展的一大关键因素，中国中金财富证券积极支持推动人才扶贫工作。一是选派扶贫干部。2016年、2018年，先后选派党办副主任董海峰同志挂职担任会宁县副县长，互联网金融部哈尔滨客服中心主管金长庆同志担任丁家沟镇梁庄村第一书记并兼任帮扶工作队队长。梁庄村是会宁县丁家沟镇贫困程度最深、贫困率最高的行政村之一，属于国家级贫困村。金长庆同志担任村第一书记后，与村民、贫困户打成一片，深受村民拥护，目前正根据梁庄村实际情况，带领村民发展肉羊养殖等脱贫致富产业，力争将梁庄村打造成会宁县的对口帮扶、精准脱贫的示范村。二是培育扶贫骨干。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捐赠党费30.55万元，与会宁县委组织部联合举办两期“驻村帮扶干部脱贫攻坚培训班”，对全县128个贫困村的驻村帮扶工作队员共566人进行了培训，为进一步提升会宁县驻村帮扶干部帮扶能力做出了贡献，培育了脱贫攻坚新动力。
创新金融扶贫 发挥行业所长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发挥金融企业优势，紧密结合金融行业特点，用金融手段助力脱贫攻坚。一是联合申万宏源证券、大地保险积极推进玉米“保险+期货”保险扶贫项目。2019年和2020年与申万宏源共同出资600万元（各300万元），该项目是中投公司系统企业发挥合力的有效实践，该项目近日正式落地出单，实现投保现货量42087.5吨,惠及会宁县13个乡镇的11786户建档立卡户,覆盖面积超过98000亩。二是推动落实会宁县贫困村试点“防返贫险”项目。2019年，中国中金财富证券与大地保险协同合作，确定在会宁县丁家沟镇梁庄村试点实施建档立卡贫困户“返贫险”保险扶贫项目。该项目作为会宁县脱贫后防止返贫而探索保险保障手段所做的试点，出资31.49万元购买保险。
落实消费扶贫 打通销售渠道
针对会宁特色农副产品丰富，却缺乏有效的宣传和销售途径，中国中金财富证券积极推进消费扶贫：一是通过中投公司与京东联合开发的“京东-中投扶贫馆”。积极推荐会宁地区特色产品进行销售，极大地激活了当地电商扶贫的活力，调动了当地企业的参与电商扶贫的积极性；二是组织线下采购。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工会历年统一采购了累计金额达1438.8万元的会宁等地优质特色农副产品；三是引入优质电商平台。中国中金财富证券积极引入“中国金融扶贫综合服务平台”和“本来生活网”两大电商平台，大力帮助会宁优质农产品加工企业与电商平台的对接并上线销售。四是中食展会搭台，会宁特产唱戏。2017年挂职副县长利用各种渠道，组织会宁县政府及多家企业开展农副产品展销推广活动，最终将六家会宁企业的优质农产品推介参展，实现了会宁特产首次登上高端专业展会的新跨越。通过消费扶贫通过线上和线下等多元渠道有效帮助了会宁优质农特产品“走出去”。
久久为功方可善作善成。中国中金财富证券、申万宏源助力会宁县委、县镇府，经过驰而不息的努力，脱贫取得积极成效。2020年2月28日，甘肃会宁县已通过三级验收，正式宣布脱贫摘帽。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八年来多措并举、初心如一地开展结对帮扶，对会宁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为贯彻落实2012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国务院扶贫办的统一要求，2012年12月，根据中投公司统一部署，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证券”）和申万宏源证券与甘肃省会宁县正式启动结对帮扶工作，开启了至今长达八年结对帮扶工作的帷幕。
过去八年，中金财富证券，始终将助力会宁县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社会责任担当，累计投入5002.85万元，在长期结对帮扶的扶贫实践中，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在总结以往扶贫开发经验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 “以产业激活造血机能、以需求导向改善民生、以教育实现扶志启智、以党费扶贫构建基层堡垒、以人才培育扶贫动力、以金融发挥行业优势、以消费连接市场”的“综合式”扶贫模式，实施过程中，依托当地资源禀赋、抓住行业特点、发挥企业优势、凝聚系统合力。在产业、民生、教育、基层党组织建设、人才、金融、消费等方面全面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开展“综合式”脱贫攻坚精准帮扶工作，打出系列脱贫攻坚“组合拳”， 全面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发展产业扶贫 激活造血机能
没有产业的支撑，脱贫就是无根之木，产业不够壮大，脱贫就不可持续。中国中金财富证券紧密结合会宁“肉羊之乡”“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圣地”等特色，深挖“肉牛养殖”传统和饲料充足等优势，积极支持会宁发展支柱产业，激活内生动力。一是支持养殖产业。积极参与“会宁肉牛养殖项目”，捐赠的肉牛养殖发展资金350万元已帮助贫困户引入“良种基础母牛”1166头，受益贫困户超过500户2000余人，极大激发了贫困户养殖脱贫的积极性，示范带动作用明显，促进了会宁肉牛产业发展。二是助力红色旅游基地建设。在“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纳入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方案及项目名单后，中国中金财富证券积极捐赠公益扶贫专项资金50万元，用于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协助会宁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打造成全国著名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重要目的地，提高会宁红色旅游景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三是支持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制约会宁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缺水，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投入253万元用于会宁产业用水基础设施建设，以解决会宁县蔬果种植、牛羊养殖及农民生活用水的困境，支持产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四是发展养殖合作社。投入资金100万元，支持丁家沟镇梁庄村成立肉羊养殖合作社发展肉羊产业，直接带动丁家沟镇梁庄村50户贫困户增收脱贫。
聚焦民生需求 支持危房改造
为配合会宁农村住房安全清零行动，聚焦“两不愁三保障”，重点解决会宁“四类重点对象”主要居住用房安全为主要目标，确保2019年全县农村住房全部达到AB级，实现住房安全率100%全覆盖目标。中国中金财富证券以村民基本的居住需求为导向，投入资金238.64万元，为汉家岔镇、刘家寨子镇、丁家沟镇等17个乡镇中10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危房改造提供补贴资金，有效改善了民生。
开展教育扶贫 实现扶志启智
针对会宁适龄学生多，教育资源满足不了实际需求的现状，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加大教育投入。一是改善教学条件。大力支持会宁县思源实验中学的兴建工作，共捐资1000万元用于图书实验楼和运动场建设，为近1300名师生提供了良好的教学和运动环境。2020年为解决县城棚户区改造、北城区异地搬迁及辐射周边廉租房、居民小区群众和民工子女就近入学，缓解区域内入学压力，公司与中投公司、申万宏源共同建设“新北小学”，其中中金财富投入199万元 。二是资助贫困家庭学生。连续八年开展“一帮一·传递爱”资助活动，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员工个人累计捐赠资金108万元，资助375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三是推进公益扶贫。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共向贫困学生、家庭寄送衣服鞋帽、文具、书籍、电子产品、运动器具等各类物品5000余件，在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不久，公司克服自身防护需求不能完全满足的困难，为思源实验学校捐赠2000只口罩，以解燃眉之。此外，中国中金财富证券还捐赠了20台电脑液晶显示器，用于改善会宁中小学教育设备。
探索党费扶贫 构建基层堡垒
针对部分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由于经费短缺基础建设薄弱，存在相当部分的贫困党员等实际，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党委探索开展党费支持脱贫攻坚新模式，2018-2020年先后向会宁县委组织部捐赠党费406万元，支持会宁县贫困村村级阵地建设及慰问困难党员，帮助当地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让党费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用出好的效果。
推进人才扶贫 释放人才效能
人才匮乏是制约会宁贫困地区发展的一大关键因素，中国中金财富证券积极支持推动人才扶贫工作。一是选派扶贫干部。2016年、2018年，先后选派党办副主任董海峰同志挂职担任会宁县副县长，互联网金融部哈尔滨客服中心主管金长庆同志担任丁家沟镇梁庄村第一书记并兼任帮扶工作队队长。梁庄村是会宁县丁家沟镇贫困程度最深、贫困率最高的行政村之一，属于国家级贫困村。金长庆同志担任村第一书记后，与村民、贫困户打成一片，深受村民拥护，目前正根据梁庄村实际情况，带领村民发展肉羊养殖等脱贫致富产业，力争将梁庄村打造成会宁县的对口帮扶、精准脱贫的示范村。二是培育扶贫骨干。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捐赠党费30.55万元，与会宁县委组织部联合举办两期“驻村帮扶干部脱贫攻坚培训班”，对全县128个贫困村的驻村帮扶工作队员共566人进行了培训，为进一步提升会宁县驻村帮扶干部帮扶能力做出了贡献，培育了脱贫攻坚新动力。
创新金融扶贫 发挥行业所长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发挥金融企业优势，紧密结合金融行业特点，用金融手段助力脱贫攻坚。一是联合申万宏源证券、大地保险积极推进玉米“保险+期货”保险扶贫项目。2019年和2020年与申万宏源共同出资600万元（各300万元），该项目是中投公司系统企业发挥合力的有效实践，该项目近日正式落地出单，实现投保现货量42087.5吨,惠及会宁县13个乡镇的11786户建档立卡户,覆盖面积超过98000亩。二是推动落实会宁县贫困村试点“防返贫险”项目。2019年，中国中金财富证券与大地保险协同合作，确定在会宁县丁家沟镇梁庄村试点实施建档立卡贫困户“返贫险”保险扶贫项目。该项目作为会宁县脱贫后防止返贫而探索保险保障手段所做的试点，出资31.49万元购买保险。
落实消费扶贫 打通销售渠道
针对会宁特色农副产品丰富，却缺乏有效的宣传和销售途径，中国中金财富证券积极推进消费扶贫：一是通过中投公司与京东联合开发的“京东-中投扶贫馆”。积极推荐会宁地区特色产品进行销售，极大地激活了当地电商扶贫的活力，调动了当地企业的参与电商扶贫的积极性；二是组织线下采购。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工会历年统一采购了累计金额达1438.8万元的会宁等地优质特色农副产品；三是引入优质电商平台。中国中金财富证券积极引入“中国金融扶贫综合服务平台”和“本来生活网”两大电商平台，大力帮助会宁优质农产品加工企业与电商平台的对接并上线销售。四是中食展会搭台，会宁特产唱戏。2017年挂职副县长利用各种渠道，组织会宁县政府及多家企业开展农副产品展销推广活动，最终将六家会宁企业的优质农产品推介参展，实现了会宁特产首次登上高端专业展会的新跨越。通过消费扶贫通过线上和线下等多元渠道有效帮助了会宁优质农特产品“走出去”。
久久为功方可善作善成。中国中金财富证券、申万宏源助力会宁县委、县镇府，经过驰而不息的努力，脱贫取得积极成效。2020年2月28日，甘肃会宁县已通过三级验收，正式宣布脱贫摘帽。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八年来多措并举、初心如一地开展结对帮扶，对会宁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艺术范[超话]# #插画[超话]# #壁纸[超话]# 古版年画中的和合二仙，多为蓬头笑面的神态，特别是笑面，留意刻画了眼角的鱼尾纹、脸上堆起的皱纹，营造了历经沧桑、笑对人生的意境。这个面部刻画特征，与苏州版经典年画《和合致祥》中人物面部的塑造手法如出一辙。
《和合致祥》年画，在清代雍乾时期以成熟面貌出现，日本藏有若干幅，国内拍场也曾现身。这些《和合致祥》虽然在局部色彩的使用上各有差异，且因保存情况呈现新旧不同的观感，但其墨线轮廓无疑来自同一刻版。图案中，人物缩头拱身，外廓如球；上衣以“祥云纹”衬底，缀以“大团花”、“小散花”铺面，披如意形云肩，戴写有“长命富贵”四字的如意形长命锁；裙腰满铺“龟背纹”，裤子则以“卍纹”为底，面缀皮球花；云肩外缘、袖口、裙边、裤角、鞋面等处都有精细的装饰纹样；上端装饰题额“和合致祥”，冰梅图案衬底、周边缀“回纹”，并饰“缠枝纹”。引人注目的是人物面部的神态，喜眉笑眼，眼部的鱼尾纹和脸部的皱纹非常明显。有学者认为《和合致祥》塑造的是娃娃形象，理由是其衣着服饰都是儿童穿用，而且头顶上的两个大抓髻也是儿童才有的发型。对此，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和合致祥》塑造了老妪的面容，理由自然就是满脸的皱纹，而且，还有点儿谢顶。
实际上，如将《和合致祥》中脸部表现手法与清中期苏州版 “和合二仙”的脸部刻画做比较，就可看出其手法相通，并不是要表现什么儿童老妪，而是重在表现多有经历后的豁达圆融，营造人物手中横幅上“壹团和气”的和气意境，且能呼应画题中的“和合”二字，要知道和合二仙的相貌就是满面皱纹的。而《和合致祥》的奇妙构图渊源，在“壹团和气”横幅上也已经明确指明，正是来自明宪宗朱见深御制的《一团和气图》。
《一团和气图》作于明成化元年六月初一日，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立轴，纸本设色，纵48.7厘米，横36厘米，并附《御制一团和气图赞》一首。在《御制一团和气图赞》中，朱见深指出此图取材自“虎溪三笑”典故：
朕闻晋陶渊明乃儒门之秀，陆修静亦隐居学道之良，而慧远法师则释氏之翘楚者也。法师居庐山，送客不过虎溪。一日，陶、陆二人访之，与语，道合，不觉送过虎溪，因相与大笑，世传为三笑图，此岂非一团和气所自邪？
在《一团和气图》中，朱见深将陶渊明、陆修静、惠远法师三人合为一体，乍一看，画的是惠远法师笑面盘腿而坐，体态浑圆。细看却是三人合一：在惠远法师左耳处，头戴道冠的陆修静面左侧坐；在惠远法师右耳处，头戴儒士方巾的陶渊明面右侧坐；陶、陆二人团膝相接，侧脸微笑相对，手各持经卷一端；慧远法师手搭两人肩上，一手轻捻佛珠，在勾画其脸部时，朱见深巧借陶、陆二人相对微笑的侧脸形成如弥勒佛笑对世人的面貌。在题跋中，朱见深表达了希望朝野团结、三教合一的思想：“合三人以为一，达一心之无二。忘彼此之是非，蔼一团之和气。噫！和以召和，明良其类。以此同事，事必成；以此建功，功必备。岂无斯人，辅予盛治？披图以观，有概予志。聊援笔以写怀，庶以誉俗而励世。”
由于朱见深《一团和气图》的高超构图，明清时期，《一团和气图》在民间广泛流传，是老百姓非常喜爱的题材之一。民间年画《和合致祥》借鉴了朱见深《一团和气图》的图案特点，淡化了“三教合一”的色彩，更着重待人接物笑口常开、一团和气的喜庆气氛，技法上变三人为一人，描绘其团坐画中，笑逐颜开，手捧“壹团和气”的横幅。朱见深《一团和气图》中的方巾、道冠，年画艺人将其演绎为娃娃样的抓髻，突出了憨态可掬的样子，露出的青头皮，正是慧远法师头部特征的保留。若注意《一团和气图》的正脸，忽略陶、陆的形象，恰是满脸皱纹的样子，这个形象，又暗合“和合二仙”的憨笑。苏州年画艺人的继承和创新能力，以及高超的版刻技法，由此可见一斑。
清中期苏州版《和合致祥》的构图非常成功，影响到很多地方，派生出了具有本地色彩的“一团和气”年画版本，例如“南京版”、“扬州版”以及湖南隆回的“滩头版”等各种图像。特别是制作于20世纪早期的滩头年画《富贵双全》，人物形象更接近娃娃，手中捧着一个大元宝，呼应了画题，而娃娃头顶上的“一团和气”匾额，则指出了此图案的源流所自。在滩头年画艺人的巧妙改造下，这幅《富贵双全》有了浓厚的楚地湘南民艺特色。
《和合致祥》年画，在清代雍乾时期以成熟面貌出现，日本藏有若干幅，国内拍场也曾现身。这些《和合致祥》虽然在局部色彩的使用上各有差异，且因保存情况呈现新旧不同的观感，但其墨线轮廓无疑来自同一刻版。图案中，人物缩头拱身，外廓如球；上衣以“祥云纹”衬底，缀以“大团花”、“小散花”铺面，披如意形云肩，戴写有“长命富贵”四字的如意形长命锁；裙腰满铺“龟背纹”，裤子则以“卍纹”为底，面缀皮球花；云肩外缘、袖口、裙边、裤角、鞋面等处都有精细的装饰纹样；上端装饰题额“和合致祥”，冰梅图案衬底、周边缀“回纹”，并饰“缠枝纹”。引人注目的是人物面部的神态，喜眉笑眼，眼部的鱼尾纹和脸部的皱纹非常明显。有学者认为《和合致祥》塑造的是娃娃形象，理由是其衣着服饰都是儿童穿用，而且头顶上的两个大抓髻也是儿童才有的发型。对此，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和合致祥》塑造了老妪的面容，理由自然就是满脸的皱纹，而且，还有点儿谢顶。
实际上，如将《和合致祥》中脸部表现手法与清中期苏州版 “和合二仙”的脸部刻画做比较，就可看出其手法相通，并不是要表现什么儿童老妪，而是重在表现多有经历后的豁达圆融，营造人物手中横幅上“壹团和气”的和气意境，且能呼应画题中的“和合”二字，要知道和合二仙的相貌就是满面皱纹的。而《和合致祥》的奇妙构图渊源，在“壹团和气”横幅上也已经明确指明，正是来自明宪宗朱见深御制的《一团和气图》。
《一团和气图》作于明成化元年六月初一日，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立轴，纸本设色，纵48.7厘米，横36厘米，并附《御制一团和气图赞》一首。在《御制一团和气图赞》中，朱见深指出此图取材自“虎溪三笑”典故：
朕闻晋陶渊明乃儒门之秀，陆修静亦隐居学道之良，而慧远法师则释氏之翘楚者也。法师居庐山，送客不过虎溪。一日，陶、陆二人访之，与语，道合，不觉送过虎溪，因相与大笑，世传为三笑图，此岂非一团和气所自邪？
在《一团和气图》中，朱见深将陶渊明、陆修静、惠远法师三人合为一体，乍一看，画的是惠远法师笑面盘腿而坐，体态浑圆。细看却是三人合一：在惠远法师左耳处，头戴道冠的陆修静面左侧坐；在惠远法师右耳处，头戴儒士方巾的陶渊明面右侧坐；陶、陆二人团膝相接，侧脸微笑相对，手各持经卷一端；慧远法师手搭两人肩上，一手轻捻佛珠，在勾画其脸部时，朱见深巧借陶、陆二人相对微笑的侧脸形成如弥勒佛笑对世人的面貌。在题跋中，朱见深表达了希望朝野团结、三教合一的思想：“合三人以为一，达一心之无二。忘彼此之是非，蔼一团之和气。噫！和以召和，明良其类。以此同事，事必成；以此建功，功必备。岂无斯人，辅予盛治？披图以观，有概予志。聊援笔以写怀，庶以誉俗而励世。”
由于朱见深《一团和气图》的高超构图，明清时期，《一团和气图》在民间广泛流传，是老百姓非常喜爱的题材之一。民间年画《和合致祥》借鉴了朱见深《一团和气图》的图案特点，淡化了“三教合一”的色彩，更着重待人接物笑口常开、一团和气的喜庆气氛，技法上变三人为一人，描绘其团坐画中，笑逐颜开，手捧“壹团和气”的横幅。朱见深《一团和气图》中的方巾、道冠，年画艺人将其演绎为娃娃样的抓髻，突出了憨态可掬的样子，露出的青头皮，正是慧远法师头部特征的保留。若注意《一团和气图》的正脸，忽略陶、陆的形象，恰是满脸皱纹的样子，这个形象，又暗合“和合二仙”的憨笑。苏州年画艺人的继承和创新能力，以及高超的版刻技法，由此可见一斑。
清中期苏州版《和合致祥》的构图非常成功，影响到很多地方，派生出了具有本地色彩的“一团和气”年画版本，例如“南京版”、“扬州版”以及湖南隆回的“滩头版”等各种图像。特别是制作于20世纪早期的滩头年画《富贵双全》，人物形象更接近娃娃，手中捧着一个大元宝，呼应了画题，而娃娃头顶上的“一团和气”匾额，则指出了此图案的源流所自。在滩头年画艺人的巧妙改造下，这幅《富贵双全》有了浓厚的楚地湘南民艺特色。
书法的品评方法
/弘耑
儒
家论人的差别等次，有士、贤、圣的三种分类，有“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进学次第，且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层层事功。道家与佛家做出世的事业，也分别有地仙、天仙、金仙以及罗汉、菩萨、佛陀的三重境界。从初地以至高层的分析评定，最上最高境界的论证落实，是对前事往行的报告总结，是后来事业发展的参考依据和超越齐驱前人的有力保证。同时也具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及“先觉觉后觉”的重要意义。
上古之人在创造、完善文字的同时，虽然有意无意地追求文字书写的合理美观，有书写文字的能工好手存在，但当时还没有书法审美的专课，没有书法家的正式名位，也就没有书法家、书法作品的品鉴和爵位。所以说上古有书而无品。到中古的时候方才有书品，有对书法作品、书法家的评判和研究；而将书法、书法家分列成上中下三等九品之类，又是稍后的事了。
到了秦汉魏晋的时候，人们对于书法艺术审美的意识逐步觉醒发达。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书法审美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偏重于书法形态的审美，另一种偏重于书法情性的审美。自汉末蔡邕《九势》，至西晋成公绥《隶书体》、卫恒《四体书势》、索靖《草书状》，下及东晋卫夫人《笔阵图》、王羲之《书论》，着眼点主要放在书法的书体、形势、状态上面。自汉末钟繇《书论》，至六朝虞和《论书表》、庾肩吾《书品》、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王僧虔《笔意赞》，着眼点主要放在书法的情性、神韵上面。二者的倾向以书法审美的大致情势来区分，不排斥二者在某种程度上的兼顾性。
古代在评价人物的时候，往往采取上、中、下三分的方法，来品评人物的高下优劣。儒家经典《论语》中就有“上智”、 “中人”、 “下愚”的等级差别。翻译到中土来的佛经《观无量寿佛经》将上升到净土佛国的众生分为“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总为三品九生。《汉书》的《古今人表》里，也将上、中、下各品划成上中下三等，确立了九品的等级原则，来进行人物的品鉴。再往后，魏代在选拔官吏时，采用了“九品中正制”，也是依据九品的方法进行的。显然，书法的品评方法是受以上品评人物的原则启发的，是取法于人的品鉴套路的。
最初的书法品评，或者着眼于笔法形势，或者着眼于情性神采；或者依据自然天成的气息，或者依据于人工精美的造意，但都是根据人来论书，或根据书来评人。我们看王羲之的《自论书》，就有将自己与草圣张芝、楷圣钟繇相比较优劣的文字。在南朝宋虞和《论书表》中，已经出现上、中、下的品评层次。至于南朝庾肩吾著《书品》，更将善书者120人个个分门别类，定为三等九品。再如唐代李嗣真《书后品》，参照庾氏的方式而分别列为十等。
张怀璀《书断》论书法的神、妙、能时说：“包罗古今，不越三品。”宋代朱文长《续书断》承接张氏三品之说而明言：“此谓神、妙、能者，以言乎上中下之号而已。”明白告诉人们，神妙能即是上中下的代名，而尊神品上品为第一，妙品中品为第二，能品下品为第三。明代项穆《书法雅言》“因人而告造其成，就书而分论其等”，立“正宗”、“大家”、“名家”、“正源”、“傍流”五种等级品格。清代龚自珍又说：“书家有三等”，第一为“通人之书”，第二为“书家之书”，第三为“馆阁之书”。清代之际更有品家以碑帖为品评的对象，分论各自的特色优劣，如侯仁朔著《侯氏书品》，取秦中碑帖，区分为“古”、“正”、“奇”、“险”四品，各加评论；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也将六朝各碑书法分为“神”、 “妙”“高”、“楷”、“逸”、“能”六品，综合论述高下特色。至此，书品作为一门审美的专课，内容渐臻丰富而完备。
历代评论书法，有说“上品”的，有说“超然逸品”的，有说“正宗”的，有说“神品”的，也有讲“通人之书”的。名称虽然不同，但所指都是一回事，即书法的最高境界。
庾肩吾说：“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烟花落纸，将动风采；带字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世人之所学，惟张有道、钟元常、王右军其人也……若孔门以书，三子入室矣。允为上之上。”
李嗣真说：“仓颉造书，鬼哭天廪，史捅堙灭，陈仓籍甚。秦相刻铭，烂若舒锦，钟、张、羲、献，超然逸品。”
项穆说：“会古通今，不激不厉，规矩谙练，骨态清和，众体兼能，天然逸出，巍然端雅，奕矣奇解。此谓大成以集，妙入时中，继往开来，永垂模轨——一之正宗也。”
包世臣说：“平和简静，遒丽天成，曰神品。”
龚自珍曰：“书家有三等，一为通人之书。”
汉代魏晋之书法，以张芝、钟繇、王羲之为上品大家，为神品第一，历代似无疑议。从现今尚能见到的墨迹碑帖看三圣遗迹，庾氏所说的“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当属比较客观的评论。袁昂《古今书评》说：“张伯英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可以想象，张芝的工夫造到了多么神奇的地步了。“凭虚欲仙”是神意无方的一种效果，是技进乎道的一种境界。王羲之自云没有这种“池水尽墨”的精熟工夫、神气逸出的虚仙效果，但在笔法字体的含容量与发掘的丰富性上要胜张芝一筹。看王羲之的各种书迹，确给人以一种万物交融并生的气象。所以李世民要特加赞赏：“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在唐太宗的眼里，王氏的书法好像名山大川，妙物胜景一般，愈游愈奇，愈玩愈悦，怪不得升天之际还要将天下第一的《兰亭序》带到灵界去欣赏研究。一代明主与一代书圣的书法缘分也属奇深。古时对钟繇的书法评价极高，尤其是正书，真是千古以来一人而已。现世尚能见到数种钟太傅的遗迹，篇篇不尽相同，尤其是后来发现的墨迹本《荐季直表》，真正是三画各异其趣，笔法字形尽万物之异象，章法体势如同自然之生态，确是“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般的境界。书法之奇造妙制到了这种地步，怪不得心气很高的王逸少也不得不谦虚一番了。三子书法，各造其极，同列榜首，允为后学之表率，永作上品之典范。
书法既有高下，学法必有选择，如孔孟直以尧舜为尚，厉祖皆以成佛证道为功。王羲之说：“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这是“取法乎上”之辞；又说：“若直取俗字，则不能先发。”此又是“法乎下”之戒言。萧衍说：“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这是说龙虎高下悬殊，取法当慎辨。孙过庭说：“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味钟张之余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有乖入木之术，无间临池之志。”孙氏自是能言善学，孜孜以求，直以上品四子为法，“其余不足观者”之意已在其中了。
书品之学将历代书家、书法分辨高下优劣，分列出上神、中妙、下能之属的等级差别，尤其是对上神书品的再三颂扬表彰，推波助澜地导致书学必须面对“取法乎上”、“取法乎中”、“取法乎下”这一现实问题，当然也就有了“法乎上”、“法乎中”、“法乎下”的计较和分别。
“取法乎上”，当然最合乎常理。就拿当老师来说，上到中师方具备小学教师的资历，上到高师方具足中学教师的资格。以常情推之，学中等的只能得到下边的，学上等的方能达到中间的，于是“取法乎上”便作为取法之上法而成为书学的座右铭、书学的无上咒。
“取法乎上”作为历代书学的同识共论，很少有人看到它存在的问题而提出异议质疑，很少有人看到它给书学带来的严重危害性质。
取法乎中仅可得到下，取法乎上也只能得到中。每观晋唐以后书论文字，竟然没有哪一章、哪一节明白清楚地论述过取法乎什么方能得乎上。书法最上最高的境界究竟如何方能企及呢?想当年子路斗胆问孔子：“敢问死?”孔子回答道：“未知生，焉知死。”死后的境界是人生的一个大问题，触及到每个人过去与未来的生命历程景象。可惜子路没有追根究底问个清楚明白，问问生从何来，死往何处，生与死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就因为少了这一节问答，致使圣门儒教坐失了人生问题上一大截教义，而不如道释二家对此有精深的玄解。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书学上的一个大问题，上品的方向问题，上品的正确途径问题。取法乎什么方可得到上?法乎何方可造到上品大家的地步?这是书学上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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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
家论人的差别等次，有士、贤、圣的三种分类，有“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进学次第，且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层层事功。道家与佛家做出世的事业，也分别有地仙、天仙、金仙以及罗汉、菩萨、佛陀的三重境界。从初地以至高层的分析评定，最上最高境界的论证落实，是对前事往行的报告总结，是后来事业发展的参考依据和超越齐驱前人的有力保证。同时也具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及“先觉觉后觉”的重要意义。
上古之人在创造、完善文字的同时，虽然有意无意地追求文字书写的合理美观，有书写文字的能工好手存在，但当时还没有书法审美的专课，没有书法家的正式名位，也就没有书法家、书法作品的品鉴和爵位。所以说上古有书而无品。到中古的时候方才有书品，有对书法作品、书法家的评判和研究；而将书法、书法家分列成上中下三等九品之类，又是稍后的事了。
到了秦汉魏晋的时候，人们对于书法艺术审美的意识逐步觉醒发达。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书法审美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偏重于书法形态的审美，另一种偏重于书法情性的审美。自汉末蔡邕《九势》，至西晋成公绥《隶书体》、卫恒《四体书势》、索靖《草书状》，下及东晋卫夫人《笔阵图》、王羲之《书论》，着眼点主要放在书法的书体、形势、状态上面。自汉末钟繇《书论》，至六朝虞和《论书表》、庾肩吾《书品》、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王僧虔《笔意赞》，着眼点主要放在书法的情性、神韵上面。二者的倾向以书法审美的大致情势来区分，不排斥二者在某种程度上的兼顾性。
古代在评价人物的时候，往往采取上、中、下三分的方法，来品评人物的高下优劣。儒家经典《论语》中就有“上智”、 “中人”、 “下愚”的等级差别。翻译到中土来的佛经《观无量寿佛经》将上升到净土佛国的众生分为“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总为三品九生。《汉书》的《古今人表》里，也将上、中、下各品划成上中下三等，确立了九品的等级原则，来进行人物的品鉴。再往后，魏代在选拔官吏时，采用了“九品中正制”，也是依据九品的方法进行的。显然，书法的品评方法是受以上品评人物的原则启发的，是取法于人的品鉴套路的。
最初的书法品评，或者着眼于笔法形势，或者着眼于情性神采；或者依据自然天成的气息，或者依据于人工精美的造意，但都是根据人来论书，或根据书来评人。我们看王羲之的《自论书》，就有将自己与草圣张芝、楷圣钟繇相比较优劣的文字。在南朝宋虞和《论书表》中，已经出现上、中、下的品评层次。至于南朝庾肩吾著《书品》，更将善书者120人个个分门别类，定为三等九品。再如唐代李嗣真《书后品》，参照庾氏的方式而分别列为十等。
张怀璀《书断》论书法的神、妙、能时说：“包罗古今，不越三品。”宋代朱文长《续书断》承接张氏三品之说而明言：“此谓神、妙、能者，以言乎上中下之号而已。”明白告诉人们，神妙能即是上中下的代名，而尊神品上品为第一，妙品中品为第二，能品下品为第三。明代项穆《书法雅言》“因人而告造其成，就书而分论其等”，立“正宗”、“大家”、“名家”、“正源”、“傍流”五种等级品格。清代龚自珍又说：“书家有三等”，第一为“通人之书”，第二为“书家之书”，第三为“馆阁之书”。清代之际更有品家以碑帖为品评的对象，分论各自的特色优劣，如侯仁朔著《侯氏书品》，取秦中碑帖，区分为“古”、“正”、“奇”、“险”四品，各加评论；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也将六朝各碑书法分为“神”、 “妙”“高”、“楷”、“逸”、“能”六品，综合论述高下特色。至此，书品作为一门审美的专课，内容渐臻丰富而完备。
历代评论书法，有说“上品”的，有说“超然逸品”的，有说“正宗”的，有说“神品”的，也有讲“通人之书”的。名称虽然不同，但所指都是一回事，即书法的最高境界。
庾肩吾说：“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烟花落纸，将动风采；带字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世人之所学，惟张有道、钟元常、王右军其人也……若孔门以书，三子入室矣。允为上之上。”
李嗣真说：“仓颉造书，鬼哭天廪，史捅堙灭，陈仓籍甚。秦相刻铭，烂若舒锦，钟、张、羲、献，超然逸品。”
项穆说：“会古通今，不激不厉，规矩谙练，骨态清和，众体兼能，天然逸出，巍然端雅，奕矣奇解。此谓大成以集，妙入时中，继往开来，永垂模轨——一之正宗也。”
包世臣说：“平和简静，遒丽天成，曰神品。”
龚自珍曰：“书家有三等，一为通人之书。”
汉代魏晋之书法，以张芝、钟繇、王羲之为上品大家，为神品第一，历代似无疑议。从现今尚能见到的墨迹碑帖看三圣遗迹，庾氏所说的“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当属比较客观的评论。袁昂《古今书评》说：“张伯英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可以想象，张芝的工夫造到了多么神奇的地步了。“凭虚欲仙”是神意无方的一种效果，是技进乎道的一种境界。王羲之自云没有这种“池水尽墨”的精熟工夫、神气逸出的虚仙效果，但在笔法字体的含容量与发掘的丰富性上要胜张芝一筹。看王羲之的各种书迹，确给人以一种万物交融并生的气象。所以李世民要特加赞赏：“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在唐太宗的眼里，王氏的书法好像名山大川，妙物胜景一般，愈游愈奇，愈玩愈悦，怪不得升天之际还要将天下第一的《兰亭序》带到灵界去欣赏研究。一代明主与一代书圣的书法缘分也属奇深。古时对钟繇的书法评价极高，尤其是正书，真是千古以来一人而已。现世尚能见到数种钟太傅的遗迹，篇篇不尽相同，尤其是后来发现的墨迹本《荐季直表》，真正是三画各异其趣，笔法字形尽万物之异象，章法体势如同自然之生态，确是“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般的境界。书法之奇造妙制到了这种地步，怪不得心气很高的王逸少也不得不谦虚一番了。三子书法，各造其极，同列榜首，允为后学之表率，永作上品之典范。
书法既有高下，学法必有选择，如孔孟直以尧舜为尚，厉祖皆以成佛证道为功。王羲之说：“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这是“取法乎上”之辞；又说：“若直取俗字，则不能先发。”此又是“法乎下”之戒言。萧衍说：“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这是说龙虎高下悬殊，取法当慎辨。孙过庭说：“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味钟张之余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有乖入木之术，无间临池之志。”孙氏自是能言善学，孜孜以求，直以上品四子为法，“其余不足观者”之意已在其中了。
书品之学将历代书家、书法分辨高下优劣，分列出上神、中妙、下能之属的等级差别，尤其是对上神书品的再三颂扬表彰，推波助澜地导致书学必须面对“取法乎上”、“取法乎中”、“取法乎下”这一现实问题，当然也就有了“法乎上”、“法乎中”、“法乎下”的计较和分别。
“取法乎上”，当然最合乎常理。就拿当老师来说，上到中师方具备小学教师的资历，上到高师方具足中学教师的资格。以常情推之，学中等的只能得到下边的，学上等的方能达到中间的，于是“取法乎上”便作为取法之上法而成为书学的座右铭、书学的无上咒。
“取法乎上”作为历代书学的同识共论，很少有人看到它存在的问题而提出异议质疑，很少有人看到它给书学带来的严重危害性质。
取法乎中仅可得到下，取法乎上也只能得到中。每观晋唐以后书论文字，竟然没有哪一章、哪一节明白清楚地论述过取法乎什么方能得乎上。书法最上最高的境界究竟如何方能企及呢?想当年子路斗胆问孔子：“敢问死?”孔子回答道：“未知生，焉知死。”死后的境界是人生的一个大问题，触及到每个人过去与未来的生命历程景象。可惜子路没有追根究底问个清楚明白，问问生从何来，死往何处，生与死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就因为少了这一节问答，致使圣门儒教坐失了人生问题上一大截教义，而不如道释二家对此有精深的玄解。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书学上的一个大问题，上品的方向问题，上品的正确途径问题。取法乎什么方可得到上?法乎何方可造到上品大家的地步?这是书学上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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