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鸿：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
在现代关于中国早期历史和美术史的研究中，学者们经常使用“青铜时代”这个概念。这一概念借自西方进化论中所谓的“技术演进三期说”。尽管18世纪初的约翰·冯·艾科特甚至是古罗马的卢克莱修就已有了类似的说法，但人们通常将这一理论的发明权归于19世纪的丹麦学者克里斯蒂·汤姆森和肯·沃尔索。汤姆森在其《北欧古物指南》一书中对这个理论做了以下定义：
在石器时代，武器和工具以石、木、骨或类似材料制造，人们对金属了解很少，或一无所知……在青铜时代，武器或切割类工具以红铜或青铜制造，人们对于铁或银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
铁器时代是野蛮时代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人们以铁来制造最为适合的器具，铁器的使用取代了青铜。
汤姆森对该理论的这一简单表述并没有存在很久，因为“三期说”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得到了极大的丰富：约翰·拉博克将石器时代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阿林·布朗提出“中石器时代”的命名；意大利的一些考古学家提出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应该还存在有一个铜石并用的时代，等等。最后，戈登·柴尔德将这些单项的发现综合成“一系列连续技术演进阶段”的文化发展系统理论。在这种总体的前后关系中，青铜时代被认为有三种更迭的“模式”：
在模式1中，武器和装饰品以红铜及其合金制成，但是没有专为生产制造的金属工具，石工具仍然在继续认真地制造。在模式2中，红铜和青铜通常用来制造工艺品，但既不用于农牧业，也不应用于其他重体力劳动。金属器包括刀、锯、专用的轴、扁斧和凿等。模式3的特征是金属工具在农业和重体力劳动中得到应用，农业中的金属工具有镰刀、锄头，甚至包括锤头。
因此，青铜时代本身的发展证实了（同时也来源于）这种理论在总体上的一种基本假设——即先进工具的发明和不断广泛应用带来了“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一种进化论理论，这个范式进而被认为适用于古代社会的不同文化。对“技术演进三期说”的崇尚使得人们在研究早期中国历史时简单地借用青铜时代一词来指传统上称作三代的历史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内中国的青铜制造业达到其顶峰。
但是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这里的问题在于尽管中国青铜器被公认为古代世界技术最为高超的青铜作品，然而古代中国人从未用青铜制造农业工具，而只是制造了少量的手工工具。这些学者当中，张光直在1980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试图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重新定义青铜时代的概念：“由于青铜并没有广泛地用来制造农业工具，（中国）青铜时代主要不是通过生产技术的革命产生的。如果真的有一次革命，那么它就应该是社会组织领域内的革命。”这一基本主张引导他展开了两项更为深入的观察。首先，由于中国青铜时代和诸如国家的形成、城市化以及文明等因素相合，“青铜时代”这一概念“可以用来作为衡量文化和社会的一个标准”。其次，“中国青铜时代的特征是这种金属的使用与礼仪和战争密切联系，换言之，青铜是一种政治权力”。这些观点为我在本节中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基础。我所要探讨的是与权力以及纪念碑性等概念相关的青铜器的象征意义问题。然而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巡视一下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基本用途。
从现存的青铜器来观察，我们可以得出有关古代中国青铜器功能三个初步的结论。首先，在青铜发明之后，这种新的金属主要服务于非生产性目的。这些非生产性青铜器分作两大类，一是礼仪中使用的容器和乐器，二是武器和车器。有些武器和车可能用于战争，但是其数量可观，并且运用了精巧的镶嵌工艺，或者形体巨大，可能也是在礼仪中使用的。
再者，尽管有一些青铜钻、刀、凿和小型的铲子被发现，但是如果立即将这些东西认定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工具却是相当危险的。例如，作为商王室占卜用具的卜骨需要钻孔，以便使卜骨在经过火烤后出现裂缝。20世纪60年代的学者估计当时所发现的甲骨数量达46万片，其中15万片有文字，每片甲骨平均钻有五个孔，那么，这些甲骨上的钻孔就多达230万个。大多数的孔——即使不是所有的——是用青铜钻完成的。1952年在郑州曾有这种工具和甲骨一同出土；1953年在同一地区发现的另一件铜钻与卜骨上的钻孔十分吻合。基于这种现象，中国考古学家郭宝钧认为大批青铜钻可能是为商王室所控制的宗教活动制作的。
1989年在今江西新干发现了一座埋葬丰富的墓葬，墓主可能是与商同时的一个南部方国的统治者。尽管该墓出土的127件青铜器被冠以“工具”之名，但这些器具中有许多装饰着饕餮纹和其他神秘的动物纹样。传世的一些所谓的青铜“农具”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其他传世的凿和斧上标有族徽、官职名称，以及商、周贵族或个人的名字。同样的铭文和纹样也出现在礼仪中所使用的容器上，说明这些所谓的工具可能也是礼仪用具的一部分。新干墓的发现有力地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这127件“工具”与同时发现的容器、仪仗用的兵器、玉器和半米高的青铜偶像同属于一个组合。这些器具围绕在死者周围，很显然是其个人的私有财产。这些珍贵的青铜“工具”很可能是在某种与农业有关的仪式中所使用的礼器；我们从礼书的记载可知，举行这类仪式是统治者重要的职责。
在湖南宁乡一项早于新干墓的考古发现中，青铜“工具”也与礼器相伴出土：224件小型青铜斧放置在一件礼仪用的大型罐内。在同一地区的其他发现中，1963年出土的一件卣中盛有1100多件玉管和玉珠，1970年出土的另一件卣中盛有大约320件玉礼器。这四项发现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种类的礼器原来的组合关系；在礼书中也记载有同样的组合，但是，当我们将青铜器和玉器分别作为独立的“工具”和“艺术品”加以研究时，就会对这类关系视而不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周晚期市场经济的发展，青铜铸币出现了，其形态采用了铲、刀或环的外形。这些器物原来被用于礼仪或战争中，而现在却被赋予了商业的价值。实际上，学者们已经指出，商代和西周墓葬中出土的那些小而薄的“铲”可能就是这类货币的“原型”。
第三，考古发现的商和西周的农业工具主要用石头制作。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证明，在青铜器被发明以后，人们继续使用石质的农业生产工具。晚商的情况也是如此，1928—1937年间在安阳晚商都城的发掘中出土了3640件石刀或石镰。这些考古学材料使许多中国学者对中国青铜时代的性质提出了疑问。如历史学家雷海宗在1957年提出，中国的青铜时代实质上是一个石器时代，工具，特别是农业工具，多以石和木制造，生产力水平仍十分低下，剩余产品非常有限。他的观点得到著名考古学家陈梦家和于省吾的支持。陈梦家认为，王室的匠师以新出现的青铜铸造技术制造器具，武器用于战争，容器用于王室祭祀，自由民无力为自己制造青铜农具，奴隶当然也不被允许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贵重的青铜。
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这项讨论不久就被迫中断：“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把“技术演进三期说”作为人类社会进化的一项基本原则。任何怀疑中国历史上曾存在青铜工具的说法都被视为异端。雷海宗和陈梦家受到指责，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之名，其写作的权利被剥夺。唐兰1960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使用青铜农器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宣布了官方观点的胜利，为这个争论做出结论。
作为一位古代文献和古物知识甚丰的学者，唐兰指出几乎所有现存先秦文献中出现的农具名字都带有“金”字旁。此外，他还列举了他认为可以断定为农器的45件存世青铜器。但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些例证对于支持他的观点来说实在是太贫乏了：他所引用的文献大多成于东周，现存的版本甚至是在更晚的时期才被编成。而那45件器物分散在从商代到汉代大约1500年的漫长时期内。这些“工具”与同时期制作的大量青铜礼器和武器相比，不仅在数量上极不相称，而且所谓的农具实际上包括小而薄的铲、斧以及铸有高贵的铭文和饕餮的“锄”，还包括一些武器。在为这项费力劳神的研究所得的薄弱结论寻找理由时，唐兰指出（他的结论被尊奉“主流”观点的许多学者所重复）“珍贵的青铜”被不断再生利用，青铜工具可能被熔化以铸造其他的器物。然而这种假设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青铜确实很“珍贵”的话，那么它就应当被统治阶级严格控制，用来制造“珍贵”的器物。
这最后一点对于中国早期历史和美术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人是不是真的把“贵重材料”用来推进生产的发展？或者说，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着一个将“贵重材料”和先进技术不断地用于非生产性活动的传统？在思考这些问题时，观察一下中国本土传统中的一个进化论描述是饶有趣味的。公元1世纪的袁康在其《越绝书》中提到，“以石为兵”是上古乌托邦式的三皇时代的特征，而玉器（他称作“神器”）则是创造了国家、规范了社会等级的黄帝的发明。青铜器的使用与第一个王朝夏相联系，接着便是三代以后的铁器时代。在袁康的系统中，玉比石高贵，铜与铁有别。因此，“石”与“金”两大类质料又分别包含了两个亚类（“石”包括普通的石头和玉；“金”包括青铜和铁）。在古代文献中，普通的石和铁被看作“丑陋”或“粗劣”（“恶”）的材料，通常用来制作工具，而玉和青铜则被看作“美丽”或“优良”（“美”）的材料，用以制作非生产性物品。袁康的四期说——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并没有勾画出一个生产力单线进化的模式，而是包含了礼器和用器这两个既不同又相关的发展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玉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概念与上文所描述的商和西周时期的礼器美术，以及中国古代纪念碑性的发展紧密相关。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玉器雕刻从公元前4000年后开始集中出现，玉的所有物质性特征都被赋予社会意义。我提出这种现象反映出一种对创造特权与权力的象征物的渴望，而这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某一特定阶段出现的渴望。礼器的某些基本特征——古代中国纪念碑的主要形式——逐渐得到定型化：礼器美术作品总是采用那个时代最高超的技术；这些作品总是使用珍贵的材料来制作，并且/或者包含着熟练技工的大量劳动；这些作品在形式上具有工具的基本类型学特征，但同时又故意抹杀实用的功能。这些特征说明，一旦一种新的技术被发明或一种“贵重”的材料被发现，它们就会被吸收纳入到礼器的传统中去，被运用于非实用的目的。这种逻辑揭示了为什么青铜铸造技术仅仅被用于制造宗教用品和身份地位的象征物。然而，正像一些研究者在讨论史前文化和思想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新出现的贵重物品和以前的物品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可以更有效地体现出统治权力的合法性：
对于那些缺少现代科学知识的人们来说，金属制品本身即体现了将自然世界的性质加以转换的神奇能力。选取某种特别的石头进行加热，在达到某个特定温度时石头熔化为液态。通过浇注到模具中这些液浆可以变化成各种形状和形式。冷却之后，液浆变得坚硬，光彩夺目，富有魅力，同时也变得比最坚硬的石头更加持久……在这种情况下，有能力掌控这一过程的个人得以获得崇高的声望，也就绝不出人意料了。
作为礼器，青铜器必须使自身与日常器具区别开来。一件青铜觚具有细长的身体和外侈的口部——将“饮器”做成这种极不方便的形状，到底是为了什么？一件作为饮器的盉变得如此华丽而沉重——如何能够举起它并从其细小的流口向外倒酒？一件盘的内底覆盖着一通长篇大论的纪念性铭文——它究竟是一个用来盛饭的盘子，还是一种文案的媒介？很显然，这些青铜器的材料、形状、装饰，以及铭文有意地体现出某种完全超乎通常经验的意义，证明这些器具作为礼器所具有神圣的、非尘世的性格。
青铜方盉。商代晚期，约前13世纪。高71.2厘米。据传出于河南安阳西北冈1001号墓。东京，根津美术馆藏。
根据通行的“技术演进三期说”，青铜的功能在于推进生产。然而，我希望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的青铜礼器，包括珍贵的礼仪性玉、陶器，实际上都是在“浪费”（squander）和“吞并”（absorb）生产力。而正是因为这些人造的器物能够如此“浪费”和“吞并”生产力，它们才得以具有权力，才能够获得它们的纪念碑性。
（转自“兰台挥麈”公众号）
在现代关于中国早期历史和美术史的研究中，学者们经常使用“青铜时代”这个概念。这一概念借自西方进化论中所谓的“技术演进三期说”。尽管18世纪初的约翰·冯·艾科特甚至是古罗马的卢克莱修就已有了类似的说法，但人们通常将这一理论的发明权归于19世纪的丹麦学者克里斯蒂·汤姆森和肯·沃尔索。汤姆森在其《北欧古物指南》一书中对这个理论做了以下定义：
在石器时代，武器和工具以石、木、骨或类似材料制造，人们对金属了解很少，或一无所知……在青铜时代，武器或切割类工具以红铜或青铜制造，人们对于铁或银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
铁器时代是野蛮时代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人们以铁来制造最为适合的器具，铁器的使用取代了青铜。
汤姆森对该理论的这一简单表述并没有存在很久，因为“三期说”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得到了极大的丰富：约翰·拉博克将石器时代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阿林·布朗提出“中石器时代”的命名；意大利的一些考古学家提出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应该还存在有一个铜石并用的时代，等等。最后，戈登·柴尔德将这些单项的发现综合成“一系列连续技术演进阶段”的文化发展系统理论。在这种总体的前后关系中，青铜时代被认为有三种更迭的“模式”：
在模式1中，武器和装饰品以红铜及其合金制成，但是没有专为生产制造的金属工具，石工具仍然在继续认真地制造。在模式2中，红铜和青铜通常用来制造工艺品，但既不用于农牧业，也不应用于其他重体力劳动。金属器包括刀、锯、专用的轴、扁斧和凿等。模式3的特征是金属工具在农业和重体力劳动中得到应用，农业中的金属工具有镰刀、锄头，甚至包括锤头。
因此，青铜时代本身的发展证实了（同时也来源于）这种理论在总体上的一种基本假设——即先进工具的发明和不断广泛应用带来了“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一种进化论理论，这个范式进而被认为适用于古代社会的不同文化。对“技术演进三期说”的崇尚使得人们在研究早期中国历史时简单地借用青铜时代一词来指传统上称作三代的历史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内中国的青铜制造业达到其顶峰。
但是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这里的问题在于尽管中国青铜器被公认为古代世界技术最为高超的青铜作品，然而古代中国人从未用青铜制造农业工具，而只是制造了少量的手工工具。这些学者当中，张光直在1980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试图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重新定义青铜时代的概念：“由于青铜并没有广泛地用来制造农业工具，（中国）青铜时代主要不是通过生产技术的革命产生的。如果真的有一次革命，那么它就应该是社会组织领域内的革命。”这一基本主张引导他展开了两项更为深入的观察。首先，由于中国青铜时代和诸如国家的形成、城市化以及文明等因素相合，“青铜时代”这一概念“可以用来作为衡量文化和社会的一个标准”。其次，“中国青铜时代的特征是这种金属的使用与礼仪和战争密切联系，换言之，青铜是一种政治权力”。这些观点为我在本节中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基础。我所要探讨的是与权力以及纪念碑性等概念相关的青铜器的象征意义问题。然而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巡视一下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基本用途。
从现存的青铜器来观察，我们可以得出有关古代中国青铜器功能三个初步的结论。首先，在青铜发明之后，这种新的金属主要服务于非生产性目的。这些非生产性青铜器分作两大类，一是礼仪中使用的容器和乐器，二是武器和车器。有些武器和车可能用于战争，但是其数量可观，并且运用了精巧的镶嵌工艺，或者形体巨大，可能也是在礼仪中使用的。
再者，尽管有一些青铜钻、刀、凿和小型的铲子被发现，但是如果立即将这些东西认定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工具却是相当危险的。例如，作为商王室占卜用具的卜骨需要钻孔，以便使卜骨在经过火烤后出现裂缝。20世纪60年代的学者估计当时所发现的甲骨数量达46万片，其中15万片有文字，每片甲骨平均钻有五个孔，那么，这些甲骨上的钻孔就多达230万个。大多数的孔——即使不是所有的——是用青铜钻完成的。1952年在郑州曾有这种工具和甲骨一同出土；1953年在同一地区发现的另一件铜钻与卜骨上的钻孔十分吻合。基于这种现象，中国考古学家郭宝钧认为大批青铜钻可能是为商王室所控制的宗教活动制作的。
1989年在今江西新干发现了一座埋葬丰富的墓葬，墓主可能是与商同时的一个南部方国的统治者。尽管该墓出土的127件青铜器被冠以“工具”之名，但这些器具中有许多装饰着饕餮纹和其他神秘的动物纹样。传世的一些所谓的青铜“农具”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其他传世的凿和斧上标有族徽、官职名称，以及商、周贵族或个人的名字。同样的铭文和纹样也出现在礼仪中所使用的容器上，说明这些所谓的工具可能也是礼仪用具的一部分。新干墓的发现有力地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这127件“工具”与同时发现的容器、仪仗用的兵器、玉器和半米高的青铜偶像同属于一个组合。这些器具围绕在死者周围，很显然是其个人的私有财产。这些珍贵的青铜“工具”很可能是在某种与农业有关的仪式中所使用的礼器；我们从礼书的记载可知，举行这类仪式是统治者重要的职责。
在湖南宁乡一项早于新干墓的考古发现中，青铜“工具”也与礼器相伴出土：224件小型青铜斧放置在一件礼仪用的大型罐内。在同一地区的其他发现中，1963年出土的一件卣中盛有1100多件玉管和玉珠，1970年出土的另一件卣中盛有大约320件玉礼器。这四项发现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种类的礼器原来的组合关系；在礼书中也记载有同样的组合，但是，当我们将青铜器和玉器分别作为独立的“工具”和“艺术品”加以研究时，就会对这类关系视而不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周晚期市场经济的发展，青铜铸币出现了，其形态采用了铲、刀或环的外形。这些器物原来被用于礼仪或战争中，而现在却被赋予了商业的价值。实际上，学者们已经指出，商代和西周墓葬中出土的那些小而薄的“铲”可能就是这类货币的“原型”。
第三，考古发现的商和西周的农业工具主要用石头制作。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证明，在青铜器被发明以后，人们继续使用石质的农业生产工具。晚商的情况也是如此，1928—1937年间在安阳晚商都城的发掘中出土了3640件石刀或石镰。这些考古学材料使许多中国学者对中国青铜时代的性质提出了疑问。如历史学家雷海宗在1957年提出，中国的青铜时代实质上是一个石器时代，工具，特别是农业工具，多以石和木制造，生产力水平仍十分低下，剩余产品非常有限。他的观点得到著名考古学家陈梦家和于省吾的支持。陈梦家认为，王室的匠师以新出现的青铜铸造技术制造器具，武器用于战争，容器用于王室祭祀，自由民无力为自己制造青铜农具，奴隶当然也不被允许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贵重的青铜。
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这项讨论不久就被迫中断：“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把“技术演进三期说”作为人类社会进化的一项基本原则。任何怀疑中国历史上曾存在青铜工具的说法都被视为异端。雷海宗和陈梦家受到指责，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之名，其写作的权利被剥夺。唐兰1960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使用青铜农器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宣布了官方观点的胜利，为这个争论做出结论。
作为一位古代文献和古物知识甚丰的学者，唐兰指出几乎所有现存先秦文献中出现的农具名字都带有“金”字旁。此外，他还列举了他认为可以断定为农器的45件存世青铜器。但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些例证对于支持他的观点来说实在是太贫乏了：他所引用的文献大多成于东周，现存的版本甚至是在更晚的时期才被编成。而那45件器物分散在从商代到汉代大约1500年的漫长时期内。这些“工具”与同时期制作的大量青铜礼器和武器相比，不仅在数量上极不相称，而且所谓的农具实际上包括小而薄的铲、斧以及铸有高贵的铭文和饕餮的“锄”，还包括一些武器。在为这项费力劳神的研究所得的薄弱结论寻找理由时，唐兰指出（他的结论被尊奉“主流”观点的许多学者所重复）“珍贵的青铜”被不断再生利用，青铜工具可能被熔化以铸造其他的器物。然而这种假设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青铜确实很“珍贵”的话，那么它就应当被统治阶级严格控制，用来制造“珍贵”的器物。
这最后一点对于中国早期历史和美术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人是不是真的把“贵重材料”用来推进生产的发展？或者说，中国古代是否存在着一个将“贵重材料”和先进技术不断地用于非生产性活动的传统？在思考这些问题时，观察一下中国本土传统中的一个进化论描述是饶有趣味的。公元1世纪的袁康在其《越绝书》中提到，“以石为兵”是上古乌托邦式的三皇时代的特征，而玉器（他称作“神器”）则是创造了国家、规范了社会等级的黄帝的发明。青铜器的使用与第一个王朝夏相联系，接着便是三代以后的铁器时代。在袁康的系统中，玉比石高贵，铜与铁有别。因此，“石”与“金”两大类质料又分别包含了两个亚类（“石”包括普通的石头和玉；“金”包括青铜和铁）。在古代文献中，普通的石和铁被看作“丑陋”或“粗劣”（“恶”）的材料，通常用来制作工具，而玉和青铜则被看作“美丽”或“优良”（“美”）的材料，用以制作非生产性物品。袁康的四期说——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并没有勾画出一个生产力单线进化的模式，而是包含了礼器和用器这两个既不同又相关的发展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玉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概念与上文所描述的商和西周时期的礼器美术，以及中国古代纪念碑性的发展紧密相关。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玉器雕刻从公元前4000年后开始集中出现，玉的所有物质性特征都被赋予社会意义。我提出这种现象反映出一种对创造特权与权力的象征物的渴望，而这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某一特定阶段出现的渴望。礼器的某些基本特征——古代中国纪念碑的主要形式——逐渐得到定型化：礼器美术作品总是采用那个时代最高超的技术；这些作品总是使用珍贵的材料来制作，并且/或者包含着熟练技工的大量劳动；这些作品在形式上具有工具的基本类型学特征，但同时又故意抹杀实用的功能。这些特征说明，一旦一种新的技术被发明或一种“贵重”的材料被发现，它们就会被吸收纳入到礼器的传统中去，被运用于非实用的目的。这种逻辑揭示了为什么青铜铸造技术仅仅被用于制造宗教用品和身份地位的象征物。然而，正像一些研究者在讨论史前文化和思想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新出现的贵重物品和以前的物品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可以更有效地体现出统治权力的合法性：
对于那些缺少现代科学知识的人们来说，金属制品本身即体现了将自然世界的性质加以转换的神奇能力。选取某种特别的石头进行加热，在达到某个特定温度时石头熔化为液态。通过浇注到模具中这些液浆可以变化成各种形状和形式。冷却之后，液浆变得坚硬，光彩夺目，富有魅力，同时也变得比最坚硬的石头更加持久……在这种情况下，有能力掌控这一过程的个人得以获得崇高的声望，也就绝不出人意料了。
作为礼器，青铜器必须使自身与日常器具区别开来。一件青铜觚具有细长的身体和外侈的口部——将“饮器”做成这种极不方便的形状，到底是为了什么？一件作为饮器的盉变得如此华丽而沉重——如何能够举起它并从其细小的流口向外倒酒？一件盘的内底覆盖着一通长篇大论的纪念性铭文——它究竟是一个用来盛饭的盘子，还是一种文案的媒介？很显然，这些青铜器的材料、形状、装饰，以及铭文有意地体现出某种完全超乎通常经验的意义，证明这些器具作为礼器所具有神圣的、非尘世的性格。
青铜方盉。商代晚期，约前13世纪。高71.2厘米。据传出于河南安阳西北冈1001号墓。东京，根津美术馆藏。
根据通行的“技术演进三期说”，青铜的功能在于推进生产。然而，我希望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的青铜礼器，包括珍贵的礼仪性玉、陶器，实际上都是在“浪费”（squander）和“吞并”（absorb）生产力。而正是因为这些人造的器物能够如此“浪费”和“吞并”生产力，它们才得以具有权力，才能够获得它们的纪念碑性。
（转自“兰台挥麈”公众号）
【3.5分餐厅走红，年轻人“反精致”浪潮的又一次爆发】
“尔滨，你让我感到陌生。”
这个冬天，哈尔滨凭借贴心服务吸引了大量南方游客，成为继淄博后又一大文旅标杆。同时，自此开始的冬季旅游热也掀起了各地文旅局的内卷。空前的热度，源自于无数当地商家与外地游客碰撞产生的化学反应。
“今年我们尔滨突然火了，更多游客通过平台找到我们，收获的线上反馈评价也越来越多。”一家地锅鸡烧烤店的店长对哈尔滨的爆火感触很深，数据是最直接的证明，“12月初我们线上还只有3.8分，到12月底，我们已经有4.4分了。”
烧烤店的评分升级并非个例，数据显示，仅2023年12月，就有超500家这样的哈尔滨本地小店通过提升运营能力，承接住源源不断的客流，同时实现了评分的节节攀升。
然而另一边，3.5分饭店的热度高涨却令人啼笑皆非。年轻人深谙各大平台刷分刷好评的潜规则，开始反其道而行之，以一种反叛心理探寻实则是平台评分“普通水平”、但被热点包装成低分的3.5分餐厅。
事实上，过去几年，当年轻人涌入菜市场、社区健身房图书馆，爱上反向旅游、服装批发市场的时候，我们就该意识到，一股“反精致”浪潮已经开始了。
“3.5分饭店”仅仅是上述浪潮的又一次集中体现。
然而，对消费者而言，随时开盲盒并非挖掘美食的长久之计。如何正确认识评分体系、普通分数和高分的差别，让“普分小店”里的高分潜力股被发现，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3.5分饭店爆火背后？
前段时间，“年轻人报复性挤进3.5分餐厅”的词条刷屏网络，如此“叛逆”的消费热潮兼具话题性和娱乐性，很快成为网友讨论的焦点，并被媒体争相报道，推向高潮。
消费者反向选择“3.5分餐厅”究竟何故？
一个重要原因是年轻群体“反精致浪潮”的崛起。
随着Z世代大规模成年走上工作岗位，年轻消费者群体规模和购买力不断增强，他们正快速涌入各大消费领域。而短视频平台的发展，使这些互联网原住民更加依赖在线娱乐消费，喜欢通过内容种草等方式进行消费决策的参考。
Fastdata极数发布的《全球Z世代消费洞察报告2024》指出，在互联网中成长起来的Z世代，其消费行为深受社交媒体的影响，其中餐饮美食在受社交媒体影响程度排行榜上名列第二，是仅次于旅游的消费类目。
年轻一代通过互联网开阔视野，培养出鲜明的个性，他们对独特感的追求直接塑造了自己的消费心理，拒绝标签和传统的价值评判体系。
逆潮流涌向3.5分饭店，其实就是上述年轻人“反叛精神”所导致的“反精致浪潮”的一个体现。这一方面可以满足年轻群体逃离主流评价体系的消费偏好，另一方面也能享受到探店挖宝的乐趣，将这些经历和攻略发布在社交媒体上，还能满足年轻人自我展示和交友互动的需求。
独特感的另一个体现，是追求“烟火气”，吃惯了高分连锁店的青年们，对各式各样的街头小店有天然滤镜和极高的探索欲，挤进3.5分餐厅其实也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情绪在驱动。
事实上，“反精致主义”“苍蝇馆浪潮”“追求烟火气”背后本身是求异逻辑，社交媒体上的小众探店，需要通过与常规消费形成反差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来获得粉丝关注。
这不仅仅体现在餐饮行业，这种趋势其实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线上去源头工厂拿货、线下蹲点服装批发市场、探索郊区的小众打卡地、涌入菜市场city walk、赶远郊大集，甚至研究常规日用品的非常规用途等，都是这种情绪的蔓延，主打一个“回归本真、实用至上”。
此外，对餐厅附加值的“不在意”，也是年轻人脱离传统评价体系的表现，他们更聚焦于核心需求，去餐厅就重点关注好不好吃，店铺环境、服务态度等其他因素在消费决策中的权重占比不断缩小。于是一些经济实惠的小众店铺，超越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高分连锁店，成为消费者们青睐的对象。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选餐厅的标准未必适用于其他客群。
例如，中年群体挑选餐厅多是出于工作需要，聚会交友、商务宴请等安排更看重餐厅的环境和规格，一些高端菜品也需要更加专业的厨师和服务人员。这类群体的经济实力较强，也能接受饭店环境和服务产生的溢价，多半会选择高分连锁店，甚至是高奢餐厅。
老年群体虽崇尚节俭，不怎么去高消费餐厅，但也很少青睐“苍蝇馆子”，因为这类群体出来吃饭一般带着孙辈，加上重视养生等主观原因，他们会非常关注餐厅的卫生水平。
因此，“3.5分饭店”虽在年轻群体中刮起一阵潮流，但并不能撼动挑选餐厅的主流标准。
被降低预期的“实惠党”美化，是另一个主要原因。
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各行业在恢复期反弹时又面临许多新的变化，不确定的收入预期影响居民消费能力，人们的消费决策更加理性，更关注性价比，对实惠的需求也更加迫切。
某种程度上，降分也是降预算，消费者希望以更低的成本找到口味过得去的餐厅，这一心理让顾客降低预期——一旦普通小店的口味超出平均水平，甚至只是还凑合，就会放大体验，从而使3.5分饭店的口碑加倍传播。
上述原因，叠加网络营销的放大效应，让“3.5分饭店”这一标签化的情绪表达，被包装成“铁证事实”，对消费者和餐饮行业产生误导。加上新闻报道对刷单等黑灰产业链的曝光，人们逐渐形成“高分店都是刷出来的”、“非高分店才是好吃的宝藏店铺”等认知。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被误解的3.5分餐厅和高分榜
首先，数据显示，平台上有近六成商户的评分在3.5分到3.9分之间，这意味着3.5分只是普通水平，并非大众刻板印象中的“低分”店铺。
众所周知，餐饮行业里多数是长尾商家，这些店铺的规模较小、人手有限，其中很多都是夫妻店，店主缺乏时间精力和知识技巧进行线上的运营和维护。另外，这些小店的装潢简单，服务较为单一，主要做周边居民的熟人生意，许多熟客也并非精通社交媒体的年轻网民，因此评价数量有限。
从统计学角度也可以看到，当一个店铺评价样本少的时候，店铺实际经营情况很难被评分系统真实展现，“真的好”的小店的评分也很就难从“普通水平”继续提升。
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小餐馆的口味就都很差，许多小众探店的博主甚至会专门深入社区找寻这样的“苍蝇馆子”进行安利，它们也被当作“3.5分餐馆才好吃”的佐证。不过这种体验只有一定的概率，如若在情绪营销的引导下，抱着“闭眼入坑”的心态去尝试普通分数的店、摈弃高分店，放弃通过“足够消费者样本”验证的一批店铺，吃饭踩雷的概率会大大提升。
3.5分餐厅的确未必是差店，但高分店铺大概率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好店。
也许过去规则的漏洞让一些投机者吃到了评分榜的红利，但随着平台监管制度不断完善，违规行为已经受到更为严格的打击。
平台上的高分好店，至少需要通过两个维度的考验，一是用户的真实评价，二是平台全面客观的评定机制。
为了帮助店铺获得更高的评分和排名，不乏有店家通过赠送礼物、价格优惠等手段诱导顾客写好评，更有甚者，直接拿顾客的手机帮忙写评价。这种行为涉嫌干扰消费者做出真实评价，也会误导搜索排行榜进行消费决策参考的用户，因此被官方平台明令禁止。
对此，笔者从相关平台获悉，星级评价体系是评价类App的基石，平台坚持对“刷单”、“刷好评”等违规行为坚决抵制、打击；对于虚假点评和黑灰产业链，平台将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持续优化平台机制、技术手段，鼓励用户共同参与，推动政企联合共治，持续保障消费者及商家的合法权益。
过去一年，评价类平台为处理虚构好评、疑似诱导好评、刷单等问题，就采用了上百种风控模型，用以主动识别商户的违规行为。此外，平台还开辟举报通道，接受用户的投诉和监督，并结合线下摸排、电话回访等方式进行复核，同时加大了对违规商户的处罚力度。
不断优化的平台机制和技术手段，为用户的真实评价背书，确保高分店的点评内容经得起推敲。
另一方面，评价类平台的星级计算标准以大数据为基础，不是简单的算术平均，而是通过多维模型进行综合计算，主要考量诚信度、时间、质量、数量等因子的影响，同时会每天根据商户三天前新增的评价更新计算，并邀请第三方公证机构对星级计算规则和结果进行监督公证。
除了综合参考多种评定标准的星级模型，搜索后的排序展示也是多维因素影响下的结果，二者相结合，在规则上最大程度确保了平台对商户评级的客观、全面和公正。
综上，高分店的水准都经过了用户的真实检验和算法的全方位考量，环境、服务、口味等水平相对稳定。
如果说制度规定和技术手段是站在平台角度阐述底层肌理，那么商家的成长路径则是从外部视角呈现平台的运行逻辑。
哈尔滨地锅鸡烧烤店的“逆袭”，其实是平台上最常见的升级思路。这些原来是“普通水平”的小店，在积累足够多的用户真实评价，经历了各式各样客户需求的锤炼，并从用户反馈中吸取建议提升经营水平后，其实不难实现星级跨越。
换句话说，许多看似普通的3.5分饭店，都是未来高分店铺的后备军，现在的高分店，也都是这么来的。“反其道行之”的年轻人，在“开盲盒”途中发现了一些不错的小店，只是在它们成长的初期提前发现了宝藏。
对商家而言，从普通的3.5分饭店向高分进阶，也许意味着优化餐品制作流程、培养专业的服务人员、翻新店铺装潢、提高餐品和环境卫生要求，但无论哪个方面，都仍需持续的精力和成本投入。反过来看，这正是高分店的优势所在。这些客观条件的补足，至少保证了饭店水准的下限，从而大大降低消费者踩雷的概率，使顾客不至于闭眼“开盲盒”。
结语
3.5分店铺的热潮虽然只是年轻人“反精致”浪潮的又一次集中体现，但也是普通评分餐厅蜕变为高分店的宝贵机遇，更是食客重新理解高分餐厅的一个窗口。
当热度散去，如何帮助真的好的“普通分数”小店被更多人看到，如何满足餐饮消费更多元化的需求，让线下烟火气更旺，才是更重要的。https://t.cn/A6jerkht
“尔滨，你让我感到陌生。”
这个冬天，哈尔滨凭借贴心服务吸引了大量南方游客，成为继淄博后又一大文旅标杆。同时，自此开始的冬季旅游热也掀起了各地文旅局的内卷。空前的热度，源自于无数当地商家与外地游客碰撞产生的化学反应。
“今年我们尔滨突然火了，更多游客通过平台找到我们，收获的线上反馈评价也越来越多。”一家地锅鸡烧烤店的店长对哈尔滨的爆火感触很深，数据是最直接的证明，“12月初我们线上还只有3.8分，到12月底，我们已经有4.4分了。”
烧烤店的评分升级并非个例，数据显示，仅2023年12月，就有超500家这样的哈尔滨本地小店通过提升运营能力，承接住源源不断的客流，同时实现了评分的节节攀升。
然而另一边，3.5分饭店的热度高涨却令人啼笑皆非。年轻人深谙各大平台刷分刷好评的潜规则，开始反其道而行之，以一种反叛心理探寻实则是平台评分“普通水平”、但被热点包装成低分的3.5分餐厅。
事实上，过去几年，当年轻人涌入菜市场、社区健身房图书馆，爱上反向旅游、服装批发市场的时候，我们就该意识到，一股“反精致”浪潮已经开始了。
“3.5分饭店”仅仅是上述浪潮的又一次集中体现。
然而，对消费者而言，随时开盲盒并非挖掘美食的长久之计。如何正确认识评分体系、普通分数和高分的差别，让“普分小店”里的高分潜力股被发现，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3.5分饭店爆火背后？
前段时间，“年轻人报复性挤进3.5分餐厅”的词条刷屏网络，如此“叛逆”的消费热潮兼具话题性和娱乐性，很快成为网友讨论的焦点，并被媒体争相报道，推向高潮。
消费者反向选择“3.5分餐厅”究竟何故？
一个重要原因是年轻群体“反精致浪潮”的崛起。
随着Z世代大规模成年走上工作岗位，年轻消费者群体规模和购买力不断增强，他们正快速涌入各大消费领域。而短视频平台的发展，使这些互联网原住民更加依赖在线娱乐消费，喜欢通过内容种草等方式进行消费决策的参考。
Fastdata极数发布的《全球Z世代消费洞察报告2024》指出，在互联网中成长起来的Z世代，其消费行为深受社交媒体的影响，其中餐饮美食在受社交媒体影响程度排行榜上名列第二，是仅次于旅游的消费类目。
年轻一代通过互联网开阔视野，培养出鲜明的个性，他们对独特感的追求直接塑造了自己的消费心理，拒绝标签和传统的价值评判体系。
逆潮流涌向3.5分饭店，其实就是上述年轻人“反叛精神”所导致的“反精致浪潮”的一个体现。这一方面可以满足年轻群体逃离主流评价体系的消费偏好，另一方面也能享受到探店挖宝的乐趣，将这些经历和攻略发布在社交媒体上，还能满足年轻人自我展示和交友互动的需求。
独特感的另一个体现，是追求“烟火气”，吃惯了高分连锁店的青年们，对各式各样的街头小店有天然滤镜和极高的探索欲，挤进3.5分餐厅其实也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情绪在驱动。
事实上，“反精致主义”“苍蝇馆浪潮”“追求烟火气”背后本身是求异逻辑，社交媒体上的小众探店，需要通过与常规消费形成反差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来获得粉丝关注。
这不仅仅体现在餐饮行业，这种趋势其实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线上去源头工厂拿货、线下蹲点服装批发市场、探索郊区的小众打卡地、涌入菜市场city walk、赶远郊大集，甚至研究常规日用品的非常规用途等，都是这种情绪的蔓延，主打一个“回归本真、实用至上”。
此外，对餐厅附加值的“不在意”，也是年轻人脱离传统评价体系的表现，他们更聚焦于核心需求，去餐厅就重点关注好不好吃，店铺环境、服务态度等其他因素在消费决策中的权重占比不断缩小。于是一些经济实惠的小众店铺，超越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高分连锁店，成为消费者们青睐的对象。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选餐厅的标准未必适用于其他客群。
例如，中年群体挑选餐厅多是出于工作需要，聚会交友、商务宴请等安排更看重餐厅的环境和规格，一些高端菜品也需要更加专业的厨师和服务人员。这类群体的经济实力较强，也能接受饭店环境和服务产生的溢价，多半会选择高分连锁店，甚至是高奢餐厅。
老年群体虽崇尚节俭，不怎么去高消费餐厅，但也很少青睐“苍蝇馆子”，因为这类群体出来吃饭一般带着孙辈，加上重视养生等主观原因，他们会非常关注餐厅的卫生水平。
因此，“3.5分饭店”虽在年轻群体中刮起一阵潮流，但并不能撼动挑选餐厅的主流标准。
被降低预期的“实惠党”美化，是另一个主要原因。
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各行业在恢复期反弹时又面临许多新的变化，不确定的收入预期影响居民消费能力，人们的消费决策更加理性，更关注性价比，对实惠的需求也更加迫切。
某种程度上，降分也是降预算，消费者希望以更低的成本找到口味过得去的餐厅，这一心理让顾客降低预期——一旦普通小店的口味超出平均水平，甚至只是还凑合，就会放大体验，从而使3.5分饭店的口碑加倍传播。
上述原因，叠加网络营销的放大效应，让“3.5分饭店”这一标签化的情绪表达，被包装成“铁证事实”，对消费者和餐饮行业产生误导。加上新闻报道对刷单等黑灰产业链的曝光，人们逐渐形成“高分店都是刷出来的”、“非高分店才是好吃的宝藏店铺”等认知。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被误解的3.5分餐厅和高分榜
首先，数据显示，平台上有近六成商户的评分在3.5分到3.9分之间，这意味着3.5分只是普通水平，并非大众刻板印象中的“低分”店铺。
众所周知，餐饮行业里多数是长尾商家，这些店铺的规模较小、人手有限，其中很多都是夫妻店，店主缺乏时间精力和知识技巧进行线上的运营和维护。另外，这些小店的装潢简单，服务较为单一，主要做周边居民的熟人生意，许多熟客也并非精通社交媒体的年轻网民，因此评价数量有限。
从统计学角度也可以看到，当一个店铺评价样本少的时候，店铺实际经营情况很难被评分系统真实展现，“真的好”的小店的评分也很就难从“普通水平”继续提升。
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小餐馆的口味就都很差，许多小众探店的博主甚至会专门深入社区找寻这样的“苍蝇馆子”进行安利，它们也被当作“3.5分餐馆才好吃”的佐证。不过这种体验只有一定的概率，如若在情绪营销的引导下，抱着“闭眼入坑”的心态去尝试普通分数的店、摈弃高分店，放弃通过“足够消费者样本”验证的一批店铺，吃饭踩雷的概率会大大提升。
3.5分餐厅的确未必是差店，但高分店铺大概率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好店。
也许过去规则的漏洞让一些投机者吃到了评分榜的红利，但随着平台监管制度不断完善，违规行为已经受到更为严格的打击。
平台上的高分好店，至少需要通过两个维度的考验，一是用户的真实评价，二是平台全面客观的评定机制。
为了帮助店铺获得更高的评分和排名，不乏有店家通过赠送礼物、价格优惠等手段诱导顾客写好评，更有甚者，直接拿顾客的手机帮忙写评价。这种行为涉嫌干扰消费者做出真实评价，也会误导搜索排行榜进行消费决策参考的用户，因此被官方平台明令禁止。
对此，笔者从相关平台获悉，星级评价体系是评价类App的基石，平台坚持对“刷单”、“刷好评”等违规行为坚决抵制、打击；对于虚假点评和黑灰产业链，平台将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持续优化平台机制、技术手段，鼓励用户共同参与，推动政企联合共治，持续保障消费者及商家的合法权益。
过去一年，评价类平台为处理虚构好评、疑似诱导好评、刷单等问题，就采用了上百种风控模型，用以主动识别商户的违规行为。此外，平台还开辟举报通道，接受用户的投诉和监督，并结合线下摸排、电话回访等方式进行复核，同时加大了对违规商户的处罚力度。
不断优化的平台机制和技术手段，为用户的真实评价背书，确保高分店的点评内容经得起推敲。
另一方面，评价类平台的星级计算标准以大数据为基础，不是简单的算术平均，而是通过多维模型进行综合计算，主要考量诚信度、时间、质量、数量等因子的影响，同时会每天根据商户三天前新增的评价更新计算，并邀请第三方公证机构对星级计算规则和结果进行监督公证。
除了综合参考多种评定标准的星级模型，搜索后的排序展示也是多维因素影响下的结果，二者相结合，在规则上最大程度确保了平台对商户评级的客观、全面和公正。
综上，高分店的水准都经过了用户的真实检验和算法的全方位考量，环境、服务、口味等水平相对稳定。
如果说制度规定和技术手段是站在平台角度阐述底层肌理，那么商家的成长路径则是从外部视角呈现平台的运行逻辑。
哈尔滨地锅鸡烧烤店的“逆袭”，其实是平台上最常见的升级思路。这些原来是“普通水平”的小店，在积累足够多的用户真实评价，经历了各式各样客户需求的锤炼，并从用户反馈中吸取建议提升经营水平后，其实不难实现星级跨越。
换句话说，许多看似普通的3.5分饭店，都是未来高分店铺的后备军，现在的高分店，也都是这么来的。“反其道行之”的年轻人，在“开盲盒”途中发现了一些不错的小店，只是在它们成长的初期提前发现了宝藏。
对商家而言，从普通的3.5分饭店向高分进阶，也许意味着优化餐品制作流程、培养专业的服务人员、翻新店铺装潢、提高餐品和环境卫生要求，但无论哪个方面，都仍需持续的精力和成本投入。反过来看，这正是高分店的优势所在。这些客观条件的补足，至少保证了饭店水准的下限，从而大大降低消费者踩雷的概率，使顾客不至于闭眼“开盲盒”。
结语
3.5分店铺的热潮虽然只是年轻人“反精致”浪潮的又一次集中体现，但也是普通评分餐厅蜕变为高分店的宝贵机遇，更是食客重新理解高分餐厅的一个窗口。
当热度散去，如何帮助真的好的“普通分数”小店被更多人看到，如何满足餐饮消费更多元化的需求，让线下烟火气更旺，才是更重要的。https://t.cn/A6jerkht
上海的民國雜誌刊物 記錄一個時代的印記
民國，也許是那段歲月太過於陰暗，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最腥風血雨的時代，但似乎也正是那段陰暗的年月的壓抑，同時也讓中國人身上的傲骨也如冬季風雪中的寒梅一般綻放。民國，有著魏晉風骨的豪俠壯士一一登場，魯迅、胡適、陳獨秀、章太炎……他們以文字為武器，以語言為軍歌在一個兵荒馬亂，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時代給歷史帶來了一段激動人心，酣暢淋漓，慷慨激揚的歷史。
或許我有些偏頗，但是我始終認為，今天的才子們始終達不到民國大師們的境地與境界，似乎也衹有在國將不國之時，文人們才把「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精神發揚到淋漓盡致，於是乎，民國雜誌刊物，成為了承載舊時文人們理想、政見、情操、變革的一個最直接，最有力的載體，以毫不掩飾的豪氣和魄力喚醒中國人沉睡的魂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這是當時的風氣，要激昂慷慨，頓挫抑揚，才能被稱為好文章，我還記得『被發大叫，抱書獨行，無淚可揮，大風滅燭』是大家傳誦的警句。」
民國雜誌刊物，作為見證了一個時代風雲變幻的歷史證物，自從1815年第一份中文雜誌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誕生，直到19世紀80年代，國內才出現國人自辦的雜誌。這時大部分雜誌在內外壓力下慘淡經營，直到維新變法時雜誌才出現了第一次高潮。至新文化運動前後，國內雜誌更如雨後春筍，據統計到1919年已達四五百種之多。
不過，雜誌在影響力日益增大的媒體中，地位一直處於比較尷尬的位置。它時效性比不上「老大」報紙，深度比不上古老的書籍。但在風起雲湧的思想啟蒙運動中，雜誌卻當仁不讓地拔得頭籌。「世界新潮，澎湃東來，雖有大力，莫之能禦。然一方面雜誌之大聲疾呼，使鼾睡者霍然醒覺。其影響亦非淺鮮，蓋可斷言。」
雖然不少雜誌或是半途夭折，或是曇花一現，「不過從學術立場來看，這一大宗數量的雜誌，是中國最近二十年來思想界的主要資料。對於介紹西洋學術、改進中國文化和一切研究社會、政治、經濟種種的問題，都是利用為發表討論的中樞。——換句話來說，中國20年來的主要思想，都集中在雜誌的裏面。」以至於著名新聞人戈公振在其名作《中國報學史》上，對雜誌格外青眼相加，宣稱「一國學術之盛衰，可於其雜誌之多寡而知之」。
《東方雜誌》中國期刊史上「百年老刊」
1904年3月11日，《東方雜誌》創刊於上海，該刊由商務印書館編輯發行，商務印書館之創辦人夏瑞方主辦，徐柯、孟森、杜亞泉等編譔，月刊。
該刊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悠久的大型綜合性雜誌。其所刊載的中外大事記、中外時事彙錄和各類彙志，皆按月詳盡輯錄當月中外重大政治、經濟、文化事件和要聞，後人翻檢，極為便利。其所刊言論，大多傾向於改良、立憲，呼吁愛國救亡，贊成君主立憲，提倡發展實業，主張普及教育，反對民主革命。
《東方雜誌》內容除了刊載其本社所譔之論說及其搜輯之新聞外，並且選錄了當時各種官商報紙刊物所載的重要文論和新聞要事，對當時的時政、時事以及各個方面的重大事件，都逐一報道，詳加評論，內容十分廣泛豐富。
作為中國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綜合性雜誌。初為月刊，後改半月刊，至1948年12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它忠實地記錄了歷史風雲變遷，是名人發表作品的園地。梁啟超、蔡元培、嚴復、魯迅、陳獨秀等著名思想家、作家都在該刊發表過文章，杜亞泉、胡愈之等出任過其主編。
以「啟導國民，聯絡東亞」（創刊號發刊詞）為宗旨，是影響最大的百科全景式老期刊，是中國雜誌中「最努力者」，也是「創刊最早而又養積最久之刊物」（王雲五）。有「百年老刊」、「刊中壽星」、「民國十大善本之一」、「藏界不倒翁」、「傳世文章最富」、「澎湃學門，大匠如雲」、「歷史的忠實記錄者」、「傳世名作」、「蓋代名刊」、「知識巨擘」等盛譽，影響較大。可謂春蕾獨卉，一幟永紅。
《新青年》的思想革命
陳獨秀在「二次革命」失敗後顯得深受打擊，他認為在中國搞政治革命沒有意義，而欲「救中國、建共和，首先得進行思想革命」。1915年9月15日，經過努力，上海群益書社應允發行由陳主編的《青年雜誌》。此雜誌，月刊，6期為一卷。第1卷名《青年雜誌》。陳獨秀所寫的發刊詞《敬告青年》是該刊的綱領性文章。該文開明宗義指出「人權說」「生物進化論」、「社會主義」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徵，要實現這社會改革的三事，關鍵在於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覺悟和觀念更新。他勉勵青年崇尚自由、進步、科學，要有世界眼光，要 創刊號
講求實行和進取。他總結近代歐洲強盛的原因，認為人權和科學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兩個車輪。從而首先在中國高舉起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新青年》的創刊是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幟，《敬告青年》一文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
1916年9月1日，《青年雜誌》易名《新青年》出版。陳獨秀在改刊後的《新青年》第一期上發表《新青年》一文，號召青年做「新青年」。他提出「新青年」的標準是：生理上身體強壯；心理上是「斬盡滌絕做官發財思想」，而「"內圖個性之發展，外圖貢獻於其群」；以自力創造幸福，而「不以個人幸福損害國家社會」。
同時，李大釗發表《青春》一文，在文中揭露封建制度給中國帶來的危害，並強調要寄希望於「青春中國之再生」；號召青年「衝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進前而勿顧後，背黑暗而向光明，為世界文明，為人類造幸福」。
1917年初，陳獨秀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編輯部也隨之從上海移至北京。
徐志摩的《新月》
1928年3月10日，由新月社主辦的《新月》月刊創辦於上海。徐志摩、羅隆基、胡適、梁實秋等任編輯。
1926年，徐志摩在《晨報》的副刊創辦《詩鐫》、《劇刊》，探討新體格律詩和國劇運動。1927年春，原新月社骨幹胡適、徐志摩、餘上沅等在上海籌辦新月書店，次年創辦《新月》月刊，新月社重新開始活動。參加成員還有梁實秋、聞一多、邵洵美等。新月書店還編輯出版了「現代文化叢書」及《詩刊》、《新月詩遜》等。
以新月社成員為核心的新月派是新文化運動中的著名詩歌流派，其形成與活動與新月社大體一致，以1927年為界分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的代表詩人是聞一多、徐志摩，其他重要成員包括饒孟侃、朱湘、孫大雨、楊世恩、劉夢家等。他們的詩歌抨擊軍閥的殘暴和當時的黑暗現實，同情勞動人民，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代表作有聞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大帥》，饒孟侃的《天安門》等。
在詩歌理論上，聞一多提出新詩必須具備音樂美、繪畫美和建築美「三美」，具有重大的影響，成為新格律詩派的理論綱領。該派後期成員除了徐志摩、饒孟侃、孫大雨外（此時聞一多已脫離新月社），還加入了邵洵美、陳夢家、林徽英、卞之琳等。在1928年創辦《新月》，1931年創辦的《詩刊》上繼續進行詩歌藝術的探討，追求「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謹嚴」。
1931年11月，新月社代表人物徐志摩機墜身亡，該社活動漸衰。1933年6月，《新月》雜誌出至第4卷第7期停刊，新月社宣告解散。
《創造週報》的新文學運動
1923年5月13日，創造社的《創造週報》創刊，泰東圖書局出版，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編輯。發刊詞是郭沫若寫的一首詩《創世工程之第七日》。詩中表示「我們是不甘於這樣缺陷充滿的人生，我們是要重新創造我們的自我」，「我們自我創造的工程，便從你貪懶好閑的第七天上做起」。《創造週報》於1924年5月停刊，共出52期。
1927年11月9日，魯迅與創造社成員鄭伯奇、蔣光慈、段可情會面，商議組織聯合戰線，恢復《創造週報》事宜。當時，創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鄭伯奇等認，大革命失敗以後，這麼多進步作家聚集上海大家聯合起來共同創辦一個刊物，提倡新的文學運動，一定會發生相當大的影響，從而為迎接將來的革命高潮作準備。因此，由鄭伯奇等3人前去訪問魯迅。魯迅立即欣然同意聯合，並且主張不必另辦刊物，可恢復《創造週報》作為共同園地。19日，他們再次會晤。在1928年元旦出版的《創造週報復活了》一文。文章指出：「我們不甘於任憑我們的文藝界長此消沈，任憑我們的文藝長此落後的幾個人，發願恢復我們當年的、不幸在惡劣的環境中停頓了的《創造週報》，願以我們身中新燃著的烈火，點起我們的生命於我們消沈到了極點的文藝界，完成我們當年未竟的志願」。
《良友》畫報，百科式畫報
《良友》畫報1926年2月創刊，一炮打響，創刊號初版3000冊，兩三天內售空，再版2000冊不足應付，又再版2000冊，總共7000冊，在當年，是個不錯的數目了。第一期封面是一幅套色照像———一個手捧鮮花、笑靨迎人的少女，這就是日後紅極一時的電影明星胡蝶女士。1945年10月，《良友》停刊，20年間，以八開本刊行，共出172期。《良友》共載彩圖400餘幅，照片達32000餘幅，近現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變遷、世界局勢的動蕩不安、中國軍政學商各界之風雲人物、社會風貌、文化藝術、戲劇電影、古跡名勝等等無不詳盡記錄，可稱為百科式大畫報。當年就有評論說：「《良友》一冊在手，學者專家不覺得淺薄，村夫婦孺也不嫌其高深。」《良友》在世界五大洲都有銷路，當年凡是有華僑居住的地方都有《良友》，贏得了「良友遍天下」的美譽。各國大圖書館也競相收藏《良友》，作為瞭解中國的窗口。
一個時代的結束，並不意味著有關於這個時代的記憶一併要被封印進歷史的塵埃中，那些記述民國文人喜怒哀樂的文章即使時隔今日，依舊能在今人的心底激起層層神往的漣漪。
民國，也許是那段歲月太過於陰暗，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最腥風血雨的時代，但似乎也正是那段陰暗的年月的壓抑，同時也讓中國人身上的傲骨也如冬季風雪中的寒梅一般綻放。民國，有著魏晉風骨的豪俠壯士一一登場，魯迅、胡適、陳獨秀、章太炎……他們以文字為武器，以語言為軍歌在一個兵荒馬亂，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時代給歷史帶來了一段激動人心，酣暢淋漓，慷慨激揚的歷史。
或許我有些偏頗，但是我始終認為，今天的才子們始終達不到民國大師們的境地與境界，似乎也衹有在國將不國之時，文人們才把「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精神發揚到淋漓盡致，於是乎，民國雜誌刊物，成為了承載舊時文人們理想、政見、情操、變革的一個最直接，最有力的載體，以毫不掩飾的豪氣和魄力喚醒中國人沉睡的魂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這是當時的風氣，要激昂慷慨，頓挫抑揚，才能被稱為好文章，我還記得『被發大叫，抱書獨行，無淚可揮，大風滅燭』是大家傳誦的警句。」
民國雜誌刊物，作為見證了一個時代風雲變幻的歷史證物，自從1815年第一份中文雜誌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誕生，直到19世紀80年代，國內才出現國人自辦的雜誌。這時大部分雜誌在內外壓力下慘淡經營，直到維新變法時雜誌才出現了第一次高潮。至新文化運動前後，國內雜誌更如雨後春筍，據統計到1919年已達四五百種之多。
不過，雜誌在影響力日益增大的媒體中，地位一直處於比較尷尬的位置。它時效性比不上「老大」報紙，深度比不上古老的書籍。但在風起雲湧的思想啟蒙運動中，雜誌卻當仁不讓地拔得頭籌。「世界新潮，澎湃東來，雖有大力，莫之能禦。然一方面雜誌之大聲疾呼，使鼾睡者霍然醒覺。其影響亦非淺鮮，蓋可斷言。」
雖然不少雜誌或是半途夭折，或是曇花一現，「不過從學術立場來看，這一大宗數量的雜誌，是中國最近二十年來思想界的主要資料。對於介紹西洋學術、改進中國文化和一切研究社會、政治、經濟種種的問題，都是利用為發表討論的中樞。——換句話來說，中國20年來的主要思想，都集中在雜誌的裏面。」以至於著名新聞人戈公振在其名作《中國報學史》上，對雜誌格外青眼相加，宣稱「一國學術之盛衰，可於其雜誌之多寡而知之」。
《東方雜誌》中國期刊史上「百年老刊」
1904年3月11日，《東方雜誌》創刊於上海，該刊由商務印書館編輯發行，商務印書館之創辦人夏瑞方主辦，徐柯、孟森、杜亞泉等編譔，月刊。
該刊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悠久的大型綜合性雜誌。其所刊載的中外大事記、中外時事彙錄和各類彙志，皆按月詳盡輯錄當月中外重大政治、經濟、文化事件和要聞，後人翻檢，極為便利。其所刊言論，大多傾向於改良、立憲，呼吁愛國救亡，贊成君主立憲，提倡發展實業，主張普及教育，反對民主革命。
《東方雜誌》內容除了刊載其本社所譔之論說及其搜輯之新聞外，並且選錄了當時各種官商報紙刊物所載的重要文論和新聞要事，對當時的時政、時事以及各個方面的重大事件，都逐一報道，詳加評論，內容十分廣泛豐富。
作為中國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綜合性雜誌。初為月刊，後改半月刊，至1948年12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它忠實地記錄了歷史風雲變遷，是名人發表作品的園地。梁啟超、蔡元培、嚴復、魯迅、陳獨秀等著名思想家、作家都在該刊發表過文章，杜亞泉、胡愈之等出任過其主編。
以「啟導國民，聯絡東亞」（創刊號發刊詞）為宗旨，是影響最大的百科全景式老期刊，是中國雜誌中「最努力者」，也是「創刊最早而又養積最久之刊物」（王雲五）。有「百年老刊」、「刊中壽星」、「民國十大善本之一」、「藏界不倒翁」、「傳世文章最富」、「澎湃學門，大匠如雲」、「歷史的忠實記錄者」、「傳世名作」、「蓋代名刊」、「知識巨擘」等盛譽，影響較大。可謂春蕾獨卉，一幟永紅。
《新青年》的思想革命
陳獨秀在「二次革命」失敗後顯得深受打擊，他認為在中國搞政治革命沒有意義，而欲「救中國、建共和，首先得進行思想革命」。1915年9月15日，經過努力，上海群益書社應允發行由陳主編的《青年雜誌》。此雜誌，月刊，6期為一卷。第1卷名《青年雜誌》。陳獨秀所寫的發刊詞《敬告青年》是該刊的綱領性文章。該文開明宗義指出「人權說」「生物進化論」、「社會主義」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徵，要實現這社會改革的三事，關鍵在於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覺悟和觀念更新。他勉勵青年崇尚自由、進步、科學，要有世界眼光，要 創刊號
講求實行和進取。他總結近代歐洲強盛的原因，認為人權和科學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兩個車輪。從而首先在中國高舉起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新青年》的創刊是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幟，《敬告青年》一文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
1916年9月1日，《青年雜誌》易名《新青年》出版。陳獨秀在改刊後的《新青年》第一期上發表《新青年》一文，號召青年做「新青年」。他提出「新青年」的標準是：生理上身體強壯；心理上是「斬盡滌絕做官發財思想」，而「"內圖個性之發展，外圖貢獻於其群」；以自力創造幸福，而「不以個人幸福損害國家社會」。
同時，李大釗發表《青春》一文，在文中揭露封建制度給中國帶來的危害，並強調要寄希望於「青春中國之再生」；號召青年「衝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進前而勿顧後，背黑暗而向光明，為世界文明，為人類造幸福」。
1917年初，陳獨秀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編輯部也隨之從上海移至北京。
徐志摩的《新月》
1928年3月10日，由新月社主辦的《新月》月刊創辦於上海。徐志摩、羅隆基、胡適、梁實秋等任編輯。
1926年，徐志摩在《晨報》的副刊創辦《詩鐫》、《劇刊》，探討新體格律詩和國劇運動。1927年春，原新月社骨幹胡適、徐志摩、餘上沅等在上海籌辦新月書店，次年創辦《新月》月刊，新月社重新開始活動。參加成員還有梁實秋、聞一多、邵洵美等。新月書店還編輯出版了「現代文化叢書」及《詩刊》、《新月詩遜》等。
以新月社成員為核心的新月派是新文化運動中的著名詩歌流派，其形成與活動與新月社大體一致，以1927年為界分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的代表詩人是聞一多、徐志摩，其他重要成員包括饒孟侃、朱湘、孫大雨、楊世恩、劉夢家等。他們的詩歌抨擊軍閥的殘暴和當時的黑暗現實，同情勞動人民，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代表作有聞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大帥》，饒孟侃的《天安門》等。
在詩歌理論上，聞一多提出新詩必須具備音樂美、繪畫美和建築美「三美」，具有重大的影響，成為新格律詩派的理論綱領。該派後期成員除了徐志摩、饒孟侃、孫大雨外（此時聞一多已脫離新月社），還加入了邵洵美、陳夢家、林徽英、卞之琳等。在1928年創辦《新月》，1931年創辦的《詩刊》上繼續進行詩歌藝術的探討，追求「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謹嚴」。
1931年11月，新月社代表人物徐志摩機墜身亡，該社活動漸衰。1933年6月，《新月》雜誌出至第4卷第7期停刊，新月社宣告解散。
《創造週報》的新文學運動
1923年5月13日，創造社的《創造週報》創刊，泰東圖書局出版，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編輯。發刊詞是郭沫若寫的一首詩《創世工程之第七日》。詩中表示「我們是不甘於這樣缺陷充滿的人生，我們是要重新創造我們的自我」，「我們自我創造的工程，便從你貪懶好閑的第七天上做起」。《創造週報》於1924年5月停刊，共出52期。
1927年11月9日，魯迅與創造社成員鄭伯奇、蔣光慈、段可情會面，商議組織聯合戰線，恢復《創造週報》事宜。當時，創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鄭伯奇等認，大革命失敗以後，這麼多進步作家聚集上海大家聯合起來共同創辦一個刊物，提倡新的文學運動，一定會發生相當大的影響，從而為迎接將來的革命高潮作準備。因此，由鄭伯奇等3人前去訪問魯迅。魯迅立即欣然同意聯合，並且主張不必另辦刊物，可恢復《創造週報》作為共同園地。19日，他們再次會晤。在1928年元旦出版的《創造週報復活了》一文。文章指出：「我們不甘於任憑我們的文藝界長此消沈，任憑我們的文藝長此落後的幾個人，發願恢復我們當年的、不幸在惡劣的環境中停頓了的《創造週報》，願以我們身中新燃著的烈火，點起我們的生命於我們消沈到了極點的文藝界，完成我們當年未竟的志願」。
《良友》畫報，百科式畫報
《良友》畫報1926年2月創刊，一炮打響，創刊號初版3000冊，兩三天內售空，再版2000冊不足應付，又再版2000冊，總共7000冊，在當年，是個不錯的數目了。第一期封面是一幅套色照像———一個手捧鮮花、笑靨迎人的少女，這就是日後紅極一時的電影明星胡蝶女士。1945年10月，《良友》停刊，20年間，以八開本刊行，共出172期。《良友》共載彩圖400餘幅，照片達32000餘幅，近現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變遷、世界局勢的動蕩不安、中國軍政學商各界之風雲人物、社會風貌、文化藝術、戲劇電影、古跡名勝等等無不詳盡記錄，可稱為百科式大畫報。當年就有評論說：「《良友》一冊在手，學者專家不覺得淺薄，村夫婦孺也不嫌其高深。」《良友》在世界五大洲都有銷路，當年凡是有華僑居住的地方都有《良友》，贏得了「良友遍天下」的美譽。各國大圖書館也競相收藏《良友》，作為瞭解中國的窗口。
一個時代的結束，並不意味著有關於這個時代的記憶一併要被封印進歷史的塵埃中，那些記述民國文人喜怒哀樂的文章即使時隔今日，依舊能在今人的心底激起層層神往的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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