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小众却美到窒息的诗句？
1.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
——苏轼《行香子·述怀》
2.
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
——辛弃疾《永遇乐》
3.
诗成流水上，梦尽落花间。
——钱起《送夏侯审校书东归》
4.
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
——柳永《少年游》
5.
听杜宇声声，劝人不如归去。
——柳永《安公子·远岸收残雨》
6.
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苏轼
7.
当时爱缩山川去，有夜自携星月来。
——方千《赠天台叶尊师》
8.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杜甫《登岳阳楼》
9.
最关情，折尽梅花，难寄相思。
——周密《高阳台》
10.
挂云和八尺琴，卧苔石将云根枕，
折梅蕊把云梢沁。云心无我，云我无心。
——《殿前欢》
11.
窗外日光弹指过，席间花影坐前移。
——施耐庵《水浒传》
12.
远远围墙，隐隐茅堂。飏青旗、流水桥旁。
——秦观《行香子》
13.
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残雪。
——张岱《陶庵梦忆》
14.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韩愈《春雪》
15.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秦观《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
16.
毕竟几人真得鹿，不知终日梦为鱼。
——黄庭坚
17.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
——张孝祥《西江月》
18.
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愿。
——乐婉《卜算子·答施》
19.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唐寅《桃花庵歌》
20.
马上相逢无纸笔，任君传语报平安。
——唐.岑参 《逢入京使》
1.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
——苏轼《行香子·述怀》
2.
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
——辛弃疾《永遇乐》
3.
诗成流水上，梦尽落花间。
——钱起《送夏侯审校书东归》
4.
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
——柳永《少年游》
5.
听杜宇声声，劝人不如归去。
——柳永《安公子·远岸收残雨》
6.
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苏轼
7.
当时爱缩山川去，有夜自携星月来。
——方千《赠天台叶尊师》
8.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杜甫《登岳阳楼》
9.
最关情，折尽梅花，难寄相思。
——周密《高阳台》
10.
挂云和八尺琴，卧苔石将云根枕，
折梅蕊把云梢沁。云心无我，云我无心。
——《殿前欢》
11.
窗外日光弹指过，席间花影坐前移。
——施耐庵《水浒传》
12.
远远围墙，隐隐茅堂。飏青旗、流水桥旁。
——秦观《行香子》
13.
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残雪。
——张岱《陶庵梦忆》
14.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韩愈《春雪》
15.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秦观《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
16.
毕竟几人真得鹿，不知终日梦为鱼。
——黄庭坚
17.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
——张孝祥《西江月》
18.
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愿。
——乐婉《卜算子·答施》
19.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唐寅《桃花庵歌》
20.
马上相逢无纸笔，任君传语报平安。
——唐.岑参 《逢入京使》
陶渊明：我用尽全力 才过上了平凡的一生
2020-12-23来源：腾讯网文化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信这是每个人都不能再熟悉的一句诗。每每读来，一幅旷远辽阔的田园景观便呈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
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每个步履匆匆的人都曾不约而同地向往着桃花源一般的生活。然而当我们看到现实的“一地鸡毛”后，谁又能够真正潇洒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呢？
喜爱陶渊明《饮酒》这首诗的人，也往往欣赏诗句背后那“不汲汲于名利，一心回归自然”的怡然心境。因为，陶渊明——这位被尊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的古代第一位田园诗人，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归隐”。
古往今来，世人谈论归隐多半是仕途不顺或者逃避现实，世人追求悠然闲适也多半会在欲望满足后感到空虚。
在诗句中我们看到，“日日见南山”的陶渊明，可以在“草盛豆苗稀”的生活中做潇洒自在的“五柳先生”。苏轼就评价道：“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生短短几十年，唯有陶渊明活出了：平凡是唯一的答案。
可是，很多人却不知道，陶渊明寻找内心的世外桃源，在蜕变成“陶潜”的路上，究竟跨越了多少重重阻隔。
心怀冲天之志，历经五仕五隐
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是东晋末年到刘宋初年的杰出诗人、辞赋家。人人皆称陶渊明淡泊归田园，却很少有人了解到他曾满怀一心报国之志，是个“猛志逸四海，骞志思远志”的热血青年。
陶渊明祖上是个官宦世家，曾祖父陶侃是晋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司马，外祖父孟嘉也是东晋时期名扬京师的官员。其父亲虽然也颇有一番成就，但去世得早，等到陶渊明心智成熟之际，家道已经中落。但是，这样“幼年家贫”的成长环境，很容易培养出一个拥有远大志向、眼界开阔的人才。
不出所料，“少而贫苦”的陶渊明，内心却一直过着十分富足的生活，自幼便饱浸在儒家经典之中，对于《老子》、《庄子》等书也颇有涉猎。
因此，儒家的救世进取的思想以及道家大道无为的观念，很早便深深地刻在陶渊明的心中。再加上，在祖上光荣事迹的耳濡目染，陶渊明在心中发展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志向：
想要跟曾祖父一样步入仕途、佐君立业；同时也想如外祖父孟嘉一样活得放荡不羁。可是世上怎有双全的法子，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生志向，如同陶渊明心中两匹背向而驰的良驹，让他常常面对进退的抉择，痛苦不堪。
《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正值少壮之年的陶渊明选择做一只鲲鹏，开始了他的游宦前半生。
然而，东晋时期，整个国家处在内忧外患之中，上有昏庸无道的皇帝，下有饱受剥削的老百姓，官场风气更是混乱腐败。因为官宦制度导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陶渊明根本无法想要有所作为。
想要一展鸿志的陶渊明一入官场看到却是，各种名利勾结与阿谀奉承，各种为谋一己私利而剥削百姓。公正不阿，性格耿直的陶渊明根本做不到同流合污，攀附权贵，格格不入的他早已在一次又一次的遭遇中心灰意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救济苍生”的官场。
陶渊跌跌撞撞地一路走来，度过了五仕五隐的十年，活到了不惑之年。他最后一次做的官是彭泽令，再次出仕的八十天里，留下了“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的千古佳话。从此，他心中的两股声音只剩下一句洒脱的呐喊：辞官归田。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归去来兮……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欧阳修高度赞扬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片而已。”陶潜留下《归去来兮辞》一文后，便开始了做回真实的自己的后半生——田园归隐生活。
在远离尘网的田园生活中，诗兴大发的陶潜，将字字句句寄情山水之间，留给了后人从山间到书房体悟到的生活真谛。
陶潜亲身耕作在田地时，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汗水，“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他常常得到的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但是他内心颇感充实，因为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宿，在《五柳先生传》的文字中，尽是与劳苦百姓共同劳作的亲切情感。
岁月静好，虽然田园生活艰苦，但陶潜过得十分潇洒，耕地、写诗、喝酒是他生活的主旋律。因为这正是他心中向往的生活，南山的美景尽收眼底，陶潜常常在喝醉后抚一把无弦琴，恬静的旋律已在心中，又需要什么琴弦呢？
其实，陶潜的田园生活是非常的贫乏的。甚至，在陶潜四十四岁的时候，一场大火带走了他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让本来一家人就十分窘迫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但是，陶潜都看破了乱世纷扰，面对这场遭遇更是波澜不惊，很快在亲友的帮助下又建好了草屋。
后来，于陶潜迁居后不久，先是朝廷派人征召他为著作佐郎，陶潜以身体原因拒绝了。再后来，拜访陶潜的人更是络绎不绝，虽然他们官位不同，但目的都一样——劝他出仕。
其中，檀道济带好酒好肉劝他出仕，然而陶潜在酒意深处回答道，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一心归隐的陶潜还是免不了会受到尘网的纷扰。不久，两晋灭亡，朝代更迭，听闻消息的陶潜沉默不语，走进书房，提笔写道：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
在这篇流传千古的《桃花源记》中，陶潜是在感叹乱世纷争吗？当然不是，他用尽了全力，才过上平凡的后半生。他只是希望能够找到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无人前来打扰。那里没有阴暗的官场，没有被压榨的百姓，只有安居乐业的人们过着不问世事的安宁生活。
历经波折才得以回归平凡
看那林间有鲲鹏，怨天低而不飞。心怀救济苍生之意的陶渊明，怎料得在那个世道崩坏的时代，做一个小小县令也要违背自己的内心。天地之大，竟然没有一处供自己俯仰苍生之地，于是他大袖一甩，把自己的身心安置在了山水之间。
陶渊明却不曾想过，他的这一洒脱的归隐，影响十分深远，为遇不得志之境时的后人皆寻得一精神归宿。从唐宋至今，赞叹陶渊明的诗篇早已成百上千，借陶渊明抒发壮志难酬，想要寄情山水的诗人也不在少数。如，宋代大诗人，辛弃疾在仕途不顺之际，不禁就想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来聊以慰藉。
当然也有不少人称陶渊明为“懦弱的逃避者”，但是朱熹曾为其辩解：“……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
因为懂陶渊明追求平淡的人很多，为他入仕途而不顺愤愤不平的人也有很多，而只有懂得他内心豪放的人才是陶渊明的知己。“造饮则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想必，饮酒饮到洒脱而不生愁思的人可能只有陶渊明了。
只有遵从本性，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然而人们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陶渊明前半辈子“从游桓玄，刘裕幕下，力图救晋室于水火”，历经了多少波折，才得以换得如今的回归内心的道路。公元427年，陶渊明于茅草屋内，安然逝去，但他“诗和远方”的生活却生生不息，激励着后世。
2020-12-23来源：腾讯网文化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信这是每个人都不能再熟悉的一句诗。每每读来，一幅旷远辽阔的田园景观便呈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
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每个步履匆匆的人都曾不约而同地向往着桃花源一般的生活。然而当我们看到现实的“一地鸡毛”后，谁又能够真正潇洒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呢？
喜爱陶渊明《饮酒》这首诗的人，也往往欣赏诗句背后那“不汲汲于名利，一心回归自然”的怡然心境。因为，陶渊明——这位被尊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的古代第一位田园诗人，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归隐”。
古往今来，世人谈论归隐多半是仕途不顺或者逃避现实，世人追求悠然闲适也多半会在欲望满足后感到空虚。
在诗句中我们看到，“日日见南山”的陶渊明，可以在“草盛豆苗稀”的生活中做潇洒自在的“五柳先生”。苏轼就评价道：“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生短短几十年，唯有陶渊明活出了：平凡是唯一的答案。
可是，很多人却不知道，陶渊明寻找内心的世外桃源，在蜕变成“陶潜”的路上，究竟跨越了多少重重阻隔。
心怀冲天之志，历经五仕五隐
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是东晋末年到刘宋初年的杰出诗人、辞赋家。人人皆称陶渊明淡泊归田园，却很少有人了解到他曾满怀一心报国之志，是个“猛志逸四海，骞志思远志”的热血青年。
陶渊明祖上是个官宦世家，曾祖父陶侃是晋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司马，外祖父孟嘉也是东晋时期名扬京师的官员。其父亲虽然也颇有一番成就，但去世得早，等到陶渊明心智成熟之际，家道已经中落。但是，这样“幼年家贫”的成长环境，很容易培养出一个拥有远大志向、眼界开阔的人才。
不出所料，“少而贫苦”的陶渊明，内心却一直过着十分富足的生活，自幼便饱浸在儒家经典之中，对于《老子》、《庄子》等书也颇有涉猎。
因此，儒家的救世进取的思想以及道家大道无为的观念，很早便深深地刻在陶渊明的心中。再加上，在祖上光荣事迹的耳濡目染，陶渊明在心中发展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志向：
想要跟曾祖父一样步入仕途、佐君立业；同时也想如外祖父孟嘉一样活得放荡不羁。可是世上怎有双全的法子，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生志向，如同陶渊明心中两匹背向而驰的良驹，让他常常面对进退的抉择，痛苦不堪。
《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正值少壮之年的陶渊明选择做一只鲲鹏，开始了他的游宦前半生。
然而，东晋时期，整个国家处在内忧外患之中，上有昏庸无道的皇帝，下有饱受剥削的老百姓，官场风气更是混乱腐败。因为官宦制度导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陶渊明根本无法想要有所作为。
想要一展鸿志的陶渊明一入官场看到却是，各种名利勾结与阿谀奉承，各种为谋一己私利而剥削百姓。公正不阿，性格耿直的陶渊明根本做不到同流合污，攀附权贵，格格不入的他早已在一次又一次的遭遇中心灰意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救济苍生”的官场。
陶渊跌跌撞撞地一路走来，度过了五仕五隐的十年，活到了不惑之年。他最后一次做的官是彭泽令，再次出仕的八十天里，留下了“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的千古佳话。从此，他心中的两股声音只剩下一句洒脱的呐喊：辞官归田。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归去来兮……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欧阳修高度赞扬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片而已。”陶潜留下《归去来兮辞》一文后，便开始了做回真实的自己的后半生——田园归隐生活。
在远离尘网的田园生活中，诗兴大发的陶潜，将字字句句寄情山水之间，留给了后人从山间到书房体悟到的生活真谛。
陶潜亲身耕作在田地时，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汗水，“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他常常得到的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但是他内心颇感充实，因为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宿，在《五柳先生传》的文字中，尽是与劳苦百姓共同劳作的亲切情感。
岁月静好，虽然田园生活艰苦，但陶潜过得十分潇洒，耕地、写诗、喝酒是他生活的主旋律。因为这正是他心中向往的生活，南山的美景尽收眼底，陶潜常常在喝醉后抚一把无弦琴，恬静的旋律已在心中，又需要什么琴弦呢？
其实，陶潜的田园生活是非常的贫乏的。甚至，在陶潜四十四岁的时候，一场大火带走了他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让本来一家人就十分窘迫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但是，陶潜都看破了乱世纷扰，面对这场遭遇更是波澜不惊，很快在亲友的帮助下又建好了草屋。
后来，于陶潜迁居后不久，先是朝廷派人征召他为著作佐郎，陶潜以身体原因拒绝了。再后来，拜访陶潜的人更是络绎不绝，虽然他们官位不同，但目的都一样——劝他出仕。
其中，檀道济带好酒好肉劝他出仕，然而陶潜在酒意深处回答道，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一心归隐的陶潜还是免不了会受到尘网的纷扰。不久，两晋灭亡，朝代更迭，听闻消息的陶潜沉默不语，走进书房，提笔写道：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
在这篇流传千古的《桃花源记》中，陶潜是在感叹乱世纷争吗？当然不是，他用尽了全力，才过上平凡的后半生。他只是希望能够找到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无人前来打扰。那里没有阴暗的官场，没有被压榨的百姓，只有安居乐业的人们过着不问世事的安宁生活。
历经波折才得以回归平凡
看那林间有鲲鹏，怨天低而不飞。心怀救济苍生之意的陶渊明，怎料得在那个世道崩坏的时代，做一个小小县令也要违背自己的内心。天地之大，竟然没有一处供自己俯仰苍生之地，于是他大袖一甩，把自己的身心安置在了山水之间。
陶渊明却不曾想过，他的这一洒脱的归隐，影响十分深远，为遇不得志之境时的后人皆寻得一精神归宿。从唐宋至今，赞叹陶渊明的诗篇早已成百上千，借陶渊明抒发壮志难酬，想要寄情山水的诗人也不在少数。如，宋代大诗人，辛弃疾在仕途不顺之际，不禁就想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来聊以慰藉。
当然也有不少人称陶渊明为“懦弱的逃避者”，但是朱熹曾为其辩解：“……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
因为懂陶渊明追求平淡的人很多，为他入仕途而不顺愤愤不平的人也有很多，而只有懂得他内心豪放的人才是陶渊明的知己。“造饮则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想必，饮酒饮到洒脱而不生愁思的人可能只有陶渊明了。
只有遵从本性，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然而人们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陶渊明前半辈子“从游桓玄，刘裕幕下，力图救晋室于水火”，历经了多少波折，才得以换得如今的回归内心的道路。公元427年，陶渊明于茅草屋内，安然逝去，但他“诗和远方”的生活却生生不息，激励着后世。
山西西侯度遗址最新测年结果曝光 再度撼动人类“非洲起源”论
日前，法国《人类学》杂志（《 L'Anthropolo- gie 》）2020年第11期，刊登了由中国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所王益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沈冠军、南非金山大学教授凯瑟琳‧库曼（Kathleen Kuman）与美国学者达利尔‧格兰杰（Darryl E. Granger）等人合作的论文《西侯度遗址26Al/10Be等时线埋藏年代：中国北方最早人类聚居地的证据》，确认山西芮城县西侯度遗址的最新测年结果是距今243万年，这比持“非洲起源”论的人类祖先于185万年前离开非洲的时间，还要久远许多，从而替人类“多地起源”论再度提供一个坚实的证据。
西侯度遗址早在1960年便被发现，但由于该遗址位处河流相地层，故被辨识出的32件石器，到底属于人工制品抑或水流摩冲的痕迹始终有争议，也连带使得西侯度遗址的价值长期没法严格审视。尽管1978年《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报告出炉，报告中认定“西侯度标本不仅具有人工打制的规律性，即在一件标本上，如在石片或砾石的一侧边缘上，有从同一方向，由一面向另一面连续打击的痕迹，有的石片边缘还有向两面交互打击的痕迹。这显而易见，用洪流冲动岩块互相撞碰是无法解释的”，但学界仍有诸多怀疑。
如发现过北京人头盖骨的考古学者裴文中便无法断定西侯度石器的性质，李壮伟、尤玉柱也以“西侯度遗址的石器达数十件，但由于它们埋藏于砂砾层中，不少石器受到冲磨，而且从数量上看也嫌不足”，不敢轻易认可。波普（G.G Pope）亦声称“石制品被严重滚磨，似乎它们是与老地层的一些动物群种类一起的再次沉积”，暗示西侯度石器其实是水流沉积作用下的产物，压根儿并非人类制品。
随着对西侯度遗址愈来愈深入的研究，尽管仍有质疑之声，但如今该遗址的石器几已确信乃人工打制而成。参与合作的南非学者库曼也表明“学术界对于西侯度遗址石制品的性质曾发生过激烈讨论，但目前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些石器上的剥片痕迹是人为打制的，尤其是发现了两个仅存少量石皮的石核和大量不含原生历史石皮面的石片，都指向了多样且持续的剥片过程是无法在河流搬运中自然形成的”。
山西西侯度遗址出土的石器尽管有人工打制的痕迹，但也曾被许多中外学者认为不过是水流沉积与摩冲的产物。（山西晚报）
山西西侯度遗址出土的石器尽管有人工打制的痕迹，但也曾被许多中外学者认为不过是水流沉积与摩冲的产物。（山西晚报）
原先的考古报告认为西侯度遗址距今约180万年前，但为了更精确地厘清西侯度遗址石器及其所在层位的年代问题，2009年至2016年，南京师范大学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者先后五次于西侯度遗址一带采集可靠的测年样品，并委托美国普渡大学实验室进行铝铍同位素比值埋藏测年分析。结果每次测年结果都指向240万年左右，误差范围在一个σ（1σ约等于6万年）以内，最后确认为243万年。
若再加上2018年陕西省蓝田县上陈遗址也发现的距今约126─212万年前的人工打制石器，便使中国古人类活动的时间更推前许多，并再次撼动“非洲起源”论的地位，因为这表示早在昔日学者认定的直立人出走非洲之前，中国大地上便存在一群懂得打制石器的古人类。此外，西侯度遗址发现的烧骨，也随之被认定为当下最早的中国古人类用火证据。因此王益人表示，当得知结果传来时，他在日记上写了这么一段话：“2020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二天，姗姗来迟的消息在焦急的等待中到来了，一块重重的石头落了地！这是对西侯度遗址发现60周年最好的褒奖和纪念”。
至于“非洲起源”假说，原本是1987年三位美国学者针对147人的粒线体基因限制酶图谱得出的结论，渠等针对mtDNA的变异程度建构出133种mtDNA的亲缘树，从而判定“树根”位于变异最多的非洲，主张现代人的祖先均可追溯到20万年前的一名非洲“夏娃”。随后又历经多名学者的基因研究，虽修正了年代，但却仍支持“非洲起源”假说。直到2010年重建了尼安德特人基因的草图，发现有些许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混入现代人之中，打破了“非洲起源”假说中认定的非洲直立人乃现代人唯一祖先、其余各地古人类灭亡的观点，这才让坚持“非洲起源”的学者改口，认为非洲直立人仍是主流、但各地古人类也程度不等与人类祖先混血，“贡献”了人类的进化之路。
而早在1984年，中国学者吴新智、美国学者沃波夫（Milford H. Wolpoff）、索恩（Milford H. Wolpoff）等人基于化石证据，提出过人类祖先应为多地区进化的学说。吴新智曾于2019年回忆道“利用DNA技术研究现代人起源以后，在国外跟我同样观点的同事，想要取得研究经费也很困难了。因为全世界都说我们是错的，DNA一派的是对的”。但随着尼安德特人基因的研究成果与化石证据不断出土，“非洲起源”论的权威已不可同日而语。吴新智强调“所以新材料新发现层出不穷，到现在，多地区进化假说还没被棺材钉子钉上，下结论下得太早了”。因此这回西侯度遗址测年结果的现世，不仅是中国考古界的大发现，更是全球考古界的重大收获，离揭露人类的演化之路又接近了一步。
日前，法国《人类学》杂志（《 L'Anthropolo- gie 》）2020年第11期，刊登了由中国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所王益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沈冠军、南非金山大学教授凯瑟琳‧库曼（Kathleen Kuman）与美国学者达利尔‧格兰杰（Darryl E. Granger）等人合作的论文《西侯度遗址26Al/10Be等时线埋藏年代：中国北方最早人类聚居地的证据》，确认山西芮城县西侯度遗址的最新测年结果是距今243万年，这比持“非洲起源”论的人类祖先于185万年前离开非洲的时间，还要久远许多，从而替人类“多地起源”论再度提供一个坚实的证据。
西侯度遗址早在1960年便被发现，但由于该遗址位处河流相地层，故被辨识出的32件石器，到底属于人工制品抑或水流摩冲的痕迹始终有争议，也连带使得西侯度遗址的价值长期没法严格审视。尽管1978年《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报告出炉，报告中认定“西侯度标本不仅具有人工打制的规律性，即在一件标本上，如在石片或砾石的一侧边缘上，有从同一方向，由一面向另一面连续打击的痕迹，有的石片边缘还有向两面交互打击的痕迹。这显而易见，用洪流冲动岩块互相撞碰是无法解释的”，但学界仍有诸多怀疑。
如发现过北京人头盖骨的考古学者裴文中便无法断定西侯度石器的性质，李壮伟、尤玉柱也以“西侯度遗址的石器达数十件，但由于它们埋藏于砂砾层中，不少石器受到冲磨，而且从数量上看也嫌不足”，不敢轻易认可。波普（G.G Pope）亦声称“石制品被严重滚磨，似乎它们是与老地层的一些动物群种类一起的再次沉积”，暗示西侯度石器其实是水流沉积作用下的产物，压根儿并非人类制品。
随着对西侯度遗址愈来愈深入的研究，尽管仍有质疑之声，但如今该遗址的石器几已确信乃人工打制而成。参与合作的南非学者库曼也表明“学术界对于西侯度遗址石制品的性质曾发生过激烈讨论，但目前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些石器上的剥片痕迹是人为打制的，尤其是发现了两个仅存少量石皮的石核和大量不含原生历史石皮面的石片，都指向了多样且持续的剥片过程是无法在河流搬运中自然形成的”。
山西西侯度遗址出土的石器尽管有人工打制的痕迹，但也曾被许多中外学者认为不过是水流沉积与摩冲的产物。（山西晚报）
山西西侯度遗址出土的石器尽管有人工打制的痕迹，但也曾被许多中外学者认为不过是水流沉积与摩冲的产物。（山西晚报）
原先的考古报告认为西侯度遗址距今约180万年前，但为了更精确地厘清西侯度遗址石器及其所在层位的年代问题，2009年至2016年，南京师范大学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者先后五次于西侯度遗址一带采集可靠的测年样品，并委托美国普渡大学实验室进行铝铍同位素比值埋藏测年分析。结果每次测年结果都指向240万年左右，误差范围在一个σ（1σ约等于6万年）以内，最后确认为243万年。
若再加上2018年陕西省蓝田县上陈遗址也发现的距今约126─212万年前的人工打制石器，便使中国古人类活动的时间更推前许多，并再次撼动“非洲起源”论的地位，因为这表示早在昔日学者认定的直立人出走非洲之前，中国大地上便存在一群懂得打制石器的古人类。此外，西侯度遗址发现的烧骨，也随之被认定为当下最早的中国古人类用火证据。因此王益人表示，当得知结果传来时，他在日记上写了这么一段话：“2020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二天，姗姗来迟的消息在焦急的等待中到来了，一块重重的石头落了地！这是对西侯度遗址发现60周年最好的褒奖和纪念”。
至于“非洲起源”假说，原本是1987年三位美国学者针对147人的粒线体基因限制酶图谱得出的结论，渠等针对mtDNA的变异程度建构出133种mtDNA的亲缘树，从而判定“树根”位于变异最多的非洲，主张现代人的祖先均可追溯到20万年前的一名非洲“夏娃”。随后又历经多名学者的基因研究，虽修正了年代，但却仍支持“非洲起源”假说。直到2010年重建了尼安德特人基因的草图，发现有些许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混入现代人之中，打破了“非洲起源”假说中认定的非洲直立人乃现代人唯一祖先、其余各地古人类灭亡的观点，这才让坚持“非洲起源”的学者改口，认为非洲直立人仍是主流、但各地古人类也程度不等与人类祖先混血，“贡献”了人类的进化之路。
而早在1984年，中国学者吴新智、美国学者沃波夫（Milford H. Wolpoff）、索恩（Milford H. Wolpoff）等人基于化石证据，提出过人类祖先应为多地区进化的学说。吴新智曾于2019年回忆道“利用DNA技术研究现代人起源以后，在国外跟我同样观点的同事，想要取得研究经费也很困难了。因为全世界都说我们是错的，DNA一派的是对的”。但随着尼安德特人基因的研究成果与化石证据不断出土，“非洲起源”论的权威已不可同日而语。吴新智强调“所以新材料新发现层出不穷，到现在，多地区进化假说还没被棺材钉子钉上，下结论下得太早了”。因此这回西侯度遗址测年结果的现世，不仅是中国考古界的大发现，更是全球考古界的重大收获，离揭露人类的演化之路又接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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