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夏的三个误解】
围绕夏的研究一直非常火热，主题学术会议、讲座、出版等不胜枚举。互联网上的相关讨论也颇为热烈，但其中存在一些误解。这些误解的根源在于，考古学研究乃至更大范围的学术研究没有将问题分析透彻、解释清楚。归纳来说，有三个误解尤为明显，深感有必要提出并加以讨论。
误解一：中华文明是从夏朝开始的，夏的有无关系到中华文明历史的长短
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误解。这一观点建立的前提是“文明三要素”——城市、冶金术、文字，并且认为这一判断文明的标准具有普适性。而实际情况是，中美洲文明没有冶炼术；南美的印加帝国既没有冶金术也没有文字，还依赖结绳记事，但它开疆拓土，建立了一个南北疆域超过5000公里的庞大帝国；在欧亚大陆，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帕文明只看到一些印章符号（有可能是文字）。简言之，所谓的“普适”标准并不普适。
文明应该包含社会复杂性及与之相应的文化。前者涉及对人类社会演化复杂程度的区分，通常指一个社会达到了国家或类似国家这样的社会复杂程度。有关后者的认识比较复杂，不同范式的考古学研究对“文化”的定义存在显著差别，这也是对文明定义的争论持续不休的原因之一。
目前三个主流的考古学范式对“文化”有各自的定义。在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中，文化是特定群体留下的遗存特征的总和；在过程考古范式中，文化是指由技术、制度、思想等一系列相关联变量组成的系统，是人用以应对各种挑战的手段；在后过程考古范式中，文化成为人表达的形式，是意义的创造与构建。就文明探源研究而言，三个范式是互补的，它们正好分别对应着苏秉琦所说的中国考古学应该研究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化起源。
在考古学上，应该把文明定义为一定时空范围内形成的群体在社会复杂性演化过程中所创造意义的总和。具体操作中，需要分层次展开研究。苏秉琦所说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以“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区系类型理论，构建起中国史前史的时空框架，然后进一步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文明探源途径，还提出古国-方国（后来研究者多称之为王国）-帝国的发展三部曲，以及北方原生型、中原续生型、草原次生型三种模式。由于核心概念所说的文化还是指特定群体的物质遗存特征，因此，这个理论体系本质上就是文化历史考古，适合解决的任务是族源的探索，而不擅长解决社会复杂性演化机制问题。
作为社会复杂性的文明演化（或称文明化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历了一系列的“相变”，夏王朝的兴起只是其中之一。从机制的维度来考察中华文明起源，关键要考察社会权力是如何起源的。我们曾经从物质性理论的角度考察过早期中国社会权力演化特征，最早兴起的是以威望为基础的政治权力，代表的物质性是含蓄温润的玉石；次之是军事权力，代表的物质性是具有炫耀性与武力功能的青铜，新铸的青铜金光灿烂，极具炫耀性，是权力的象征；再次是经济权力，代表的物质性是适合制作农具的铁器；最后是文化权力，虽没有找到代表的物质性，但找到了核心内容，那就是儒家思想。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四个阶段，而夏王朝属于第二个阶段，即军事权力兴起的青铜时代。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青铜进入社会权力的构建中是从陶寺开始的，这里发现了铜铃、铜齿轮等，二里头文化中则出现了鼎、爵等容器。
狭义上的文明，即近似于国家的复杂社会，是要从玉石时代开始算起的。东汉的袁康在《越绝书·宝剑篇》中已经提出了中华文明的“四代论”（石器、玉石、青铜、铁器）。古罗马的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提出西方文明的“三代论”（石器、青铜、铁器）。在文明的表现形式上，中西文明之间的确有差别。
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以充分的材料证明，在那个时候，环太湖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心化社会权力的复杂社会，高等级的墓葬、庞大的城址、专业化的玉器生产以及工程量巨大的水利体系等，无不体现出良渚社会有效的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良渚并不是孤例，在夏王朝之前，辽西、海岱、中原、江汉等区域都有相似的文明化进程。值得关注的是，在关于夏王朝有无的争论中，往往把夏王朝当成了中华文明的开端。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考古证据上，这样的认识都是不成立的。
实际上，远在夏王朝建立之前的千余年，中华文明就已经起源了。若从崧泽、凌家滩、红山等古国算起，中华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六千年前后。文明的本质，即社会复杂性已经出现了，至于形式，代表性的特征包括城址以及与礼制相关的玉器。
误解二：没有明确文字证明夏的存在表明古代中国可能没有这段历史
这是一个绝大的误解，夏王朝历史不是空白，争论的焦点是确认夏的方法，而不是否认客观对象的存在。这里所说的客观对象有三层含义，首先是指与夏相关的历史文化。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夏桀残暴，商汤灭夏；“杞人忧天”成语中的杞人就是夏人后裔……历史文化的产生是有其脉络的，即便是神话传说，也有其蓝本。显然，有关夏的历史文化与神话传说有极大的区别，《史记·夏本纪》的叙事方式更接近《商本纪》，而与《黄帝本纪》有很大的不同，说明它更可能是源自文献记载的。
其次，夏王朝所在时段的考古材料。夏王朝所在的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600年之间，经过数十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以及相关技术的运用，已经发现了不少位于这个时间段的考古材料。徐旭生经过细致比对，认为有关夏的古史传说大约有30条比较可靠，提出夏应该在晋南、豫西地区。随后，他带队在这个地区开展工作，1959年发现了二里头遗址，20世纪70年代末发现晋南的陶寺遗址，20世纪末确认了陶寺古城。大量的考古材料，经过测量可知，其年代就处在夏朝的纪年范围之内。陶寺遗址还发现了王陵级别的墓葬，出土石磬、鼍鼓、龙纹盘等礼乐器物。青铜器作为新的文化因素，成为陶寺礼乐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可否认，有关夏的讨论争议颇多，就以二里头遗址的分期而论，各种认识还不尽相同。但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研究存在争议实属正常，存在争议不是否定客观对象存在的理由。
最后，这些考古材料所代表的社会权力变迁。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去考察夏，而是将其放在整个史前中国文明化进程中来考察，就会发现陶寺开启的青铜时代，代表社会权力的组织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革。这个时间正好与夏王朝开启的时间大致相当或略早。
事实都已在这里，那我们在争论什么？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去确认。夏鼐提出：“夏文化应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族的文化。”考古学上研究古代社会所依赖的理论工具是“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特定群体（族群）的物质遗存特征的总和。然而，族属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理论难题，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群之间的联系是难以证实的。族群的划分涉及主观认同、利益获取以及历史特殊性，不是所有的族群都用同样的物质特征来标识族属。考古学文化与族属之间的关系，简单对等或否定都是错误的。在历史考古研究中，当族属的名称、时空分布、文化内涵与背景联系都比较清楚的时候，族属考古是可行的。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考古中，虽然已形成了族群，但没有历史考古中的那些条件，甚至连族属的名称都不清楚，也就无所谓族属考古，只有族群（或称社群）考古。争论的焦点在夏商周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献上就古代族属有一定的记载，但是语焉不详，于是就带来了精度的问题，整体上大致可以对应，具体到某个遗址，往往又说不清楚。
基于目前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可以明确得出结论，二里头文化不是商文化。它与先商或早商文化存在显著的差异，先商文化更可能是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而二里头文化的前身也可以在豫西找到。在夏王朝纪年范围内的物质遗存材料是存在的，而且不断有新发现。除了发掘出土的物质遗存之外，还有通过遗存研究所获得的社会权力演化阶段性认识，以及历史文化的连续性。
误解三：证明夏的存在取决于文献与考古材料的对应
不少人可能不同意将之视为一个误解，因为这就是当前确定夏的基本方法。事实上，史前史的确认根本不需要依赖文献的对证。考古学研究已经确认了人类有数百万年的史前史，包括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并建立了史前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历程。即使没有文献，史前中国文明的各个阶段仍然是无法否定的。文献的作用不是印证史前史，而是提高认识史前史的精度，让我们了解到更多历史细节。如考古学家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了一座30万平方米的古城，显然属于某个政权的政治中心。它的年代属于夏代纪年范围的早期，地望与“禹都阳城”的文献记载相契合。当我们知道这座城可能就是大禹的都城的时候，并没有改变它作为一个政治中心的定位，但是我们获得的信息精确到了个人，这是考古学家梦寐以求的事情。
目前学术界有关夏的争论，都是在争论考古材料与文献契合的程度，我们希望获取更高的契合度，从而得到更高的认识精度。李伯谦曾经归纳了五件高契合度的大禹事迹，除了禹都阳城之外，还有治洪水、定九州、会诸侯、伐三苗。在王城岗遗址的考古发现中，首先找到的是面积只有一万平方米的小城，尽管有学者指出这里就是禹都阳城，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个规模实在太小了，与大禹的身份不符。该遗址附近还有战国时期的城址，出土陶文“阳城仓”，证明战国时代这里就是阳城。经过考古学家持续工作，在小城下面又找到了大城，与文献相契合。
《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按谭其骧考订，涂山应该在安徽怀远。2006年，按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安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吉怀带队调查安徽蚌埠的禹会村遗址，次年进行了发掘。考古发掘的成果令人惊奇，王吉怀的团队揭露了一处有相当规模的祭祀遗址，考古发现了长达百米的祭祀台基，在台基面上有35个排列整齐的柱坑，还有烧祭面和堆土夯筑而成的土台。此外，还有一条祭祀沟与若干祭祀坑。
伐三苗、定九州都是从考古学文化分析上看出来的，江汉地区出现了显著的中原因素，龙山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与九州分布能够对应起来，如此契合不能简单将其视为巧合。在良渚，已发现了系统的水利设施，古人用“草裹泥”的方法来解决淤泥容易滑塌的难题。在大禹的时代，人们要治理一条小河流（苕溪）是没有问题的，良渚先民的确做到了。浙江本地有大禹的传说，治洪水的故事可能被嫁接到了中原。所谓能自己生长阻挡洪水的“息壤”，其故事蓝本可能就是草裹泥技术。
考古学持续发现实物遗存材料，如果能够得到文献的帮助，就能大幅度提高材料的信息精度。当然，考古推理需要立足于合理的理论、方法与材料基础上，目前一些研究把古史传说与考古遗存简单地勾连，可靠性就很成问题了。从文献角度来解读考古材料经常存在争议，比如会诸侯、定九州等，但这并不能否定考古材料本身的存在。以存在争议为由否定考古材料的客观存在，这是不合理的。
考古学上如何证明有夏
我们已经找到相当多的属于夏的考古遗存，研究得知，这个时期有了王朝一样的社会复杂化水平，并且出现了青铜器，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在此之前，史前中国已有近2000年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也就是古国时代，相当于古史传说上的“五帝时代”，这个时代没有青铜，而是重视玉石（部分地区有所不同）。从考古学文化谱系上分析，属于夏的遗存，与商或先商文化有明显的区别，二里头文化及其源头与先商文化不属于一个谱系。考古学文化与族属之间对应的精度并不高，但从概略意义上来说，是成立的。
年代范围、地望没有问题，考古学文化的来龙去脉很清楚，社会复杂化的发展水平也能够对应，显示出飞跃式的发展，还可以肯定它不是商。从有关夏的文献记载来看，确定夏的时间范围、分布范围是没有问题的。把有关夏的文献与有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以及更早的旧石器时代的文献记载相比较，几乎可以肯定，夏朝时已经有了文字，否则文献记载的夏王朝世系就不只是存在一点空白的问题（诸王在位时间偏长，很可能有缺失），更可能像对新石器早中期生活的记忆，只有“燧人氏”“有巢氏”等粗略的传说。按照这个逻辑，五帝时代也有一定的文字符号记事能力，这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现不少刻画符号的考古发现是一致的。
最后一段见附图...........
（作者：陈胜前，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研究”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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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陈胜前 光明理论
围绕夏的研究一直非常火热，主题学术会议、讲座、出版等不胜枚举。互联网上的相关讨论也颇为热烈，但其中存在一些误解。这些误解的根源在于，考古学研究乃至更大范围的学术研究没有将问题分析透彻、解释清楚。归纳来说，有三个误解尤为明显，深感有必要提出并加以讨论。
误解一：中华文明是从夏朝开始的，夏的有无关系到中华文明历史的长短
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误解。这一观点建立的前提是“文明三要素”——城市、冶金术、文字，并且认为这一判断文明的标准具有普适性。而实际情况是，中美洲文明没有冶炼术；南美的印加帝国既没有冶金术也没有文字，还依赖结绳记事，但它开疆拓土，建立了一个南北疆域超过5000公里的庞大帝国；在欧亚大陆，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帕文明只看到一些印章符号（有可能是文字）。简言之，所谓的“普适”标准并不普适。
文明应该包含社会复杂性及与之相应的文化。前者涉及对人类社会演化复杂程度的区分，通常指一个社会达到了国家或类似国家这样的社会复杂程度。有关后者的认识比较复杂，不同范式的考古学研究对“文化”的定义存在显著差别，这也是对文明定义的争论持续不休的原因之一。
目前三个主流的考古学范式对“文化”有各自的定义。在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中，文化是特定群体留下的遗存特征的总和；在过程考古范式中，文化是指由技术、制度、思想等一系列相关联变量组成的系统，是人用以应对各种挑战的手段；在后过程考古范式中，文化成为人表达的形式，是意义的创造与构建。就文明探源研究而言，三个范式是互补的，它们正好分别对应着苏秉琦所说的中国考古学应该研究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化起源。
在考古学上，应该把文明定义为一定时空范围内形成的群体在社会复杂性演化过程中所创造意义的总和。具体操作中，需要分层次展开研究。苏秉琦所说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以“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区系类型理论，构建起中国史前史的时空框架，然后进一步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文明探源途径，还提出古国-方国（后来研究者多称之为王国）-帝国的发展三部曲，以及北方原生型、中原续生型、草原次生型三种模式。由于核心概念所说的文化还是指特定群体的物质遗存特征，因此，这个理论体系本质上就是文化历史考古，适合解决的任务是族源的探索，而不擅长解决社会复杂性演化机制问题。
作为社会复杂性的文明演化（或称文明化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历了一系列的“相变”，夏王朝的兴起只是其中之一。从机制的维度来考察中华文明起源，关键要考察社会权力是如何起源的。我们曾经从物质性理论的角度考察过早期中国社会权力演化特征，最早兴起的是以威望为基础的政治权力，代表的物质性是含蓄温润的玉石；次之是军事权力，代表的物质性是具有炫耀性与武力功能的青铜，新铸的青铜金光灿烂，极具炫耀性，是权力的象征；再次是经济权力，代表的物质性是适合制作农具的铁器；最后是文化权力，虽没有找到代表的物质性，但找到了核心内容，那就是儒家思想。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四个阶段，而夏王朝属于第二个阶段，即军事权力兴起的青铜时代。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青铜进入社会权力的构建中是从陶寺开始的，这里发现了铜铃、铜齿轮等，二里头文化中则出现了鼎、爵等容器。
狭义上的文明，即近似于国家的复杂社会，是要从玉石时代开始算起的。东汉的袁康在《越绝书·宝剑篇》中已经提出了中华文明的“四代论”（石器、玉石、青铜、铁器）。古罗马的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提出西方文明的“三代论”（石器、青铜、铁器）。在文明的表现形式上，中西文明之间的确有差别。
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以充分的材料证明，在那个时候，环太湖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心化社会权力的复杂社会，高等级的墓葬、庞大的城址、专业化的玉器生产以及工程量巨大的水利体系等，无不体现出良渚社会有效的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良渚并不是孤例，在夏王朝之前，辽西、海岱、中原、江汉等区域都有相似的文明化进程。值得关注的是，在关于夏王朝有无的争论中，往往把夏王朝当成了中华文明的开端。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考古证据上，这样的认识都是不成立的。
实际上，远在夏王朝建立之前的千余年，中华文明就已经起源了。若从崧泽、凌家滩、红山等古国算起，中华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六千年前后。文明的本质，即社会复杂性已经出现了，至于形式，代表性的特征包括城址以及与礼制相关的玉器。
误解二：没有明确文字证明夏的存在表明古代中国可能没有这段历史
这是一个绝大的误解，夏王朝历史不是空白，争论的焦点是确认夏的方法，而不是否认客观对象的存在。这里所说的客观对象有三层含义，首先是指与夏相关的历史文化。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夏桀残暴，商汤灭夏；“杞人忧天”成语中的杞人就是夏人后裔……历史文化的产生是有其脉络的，即便是神话传说，也有其蓝本。显然，有关夏的历史文化与神话传说有极大的区别，《史记·夏本纪》的叙事方式更接近《商本纪》，而与《黄帝本纪》有很大的不同，说明它更可能是源自文献记载的。
其次，夏王朝所在时段的考古材料。夏王朝所在的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600年之间，经过数十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以及相关技术的运用，已经发现了不少位于这个时间段的考古材料。徐旭生经过细致比对，认为有关夏的古史传说大约有30条比较可靠，提出夏应该在晋南、豫西地区。随后，他带队在这个地区开展工作，1959年发现了二里头遗址，20世纪70年代末发现晋南的陶寺遗址，20世纪末确认了陶寺古城。大量的考古材料，经过测量可知，其年代就处在夏朝的纪年范围之内。陶寺遗址还发现了王陵级别的墓葬，出土石磬、鼍鼓、龙纹盘等礼乐器物。青铜器作为新的文化因素，成为陶寺礼乐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可否认，有关夏的讨论争议颇多，就以二里头遗址的分期而论，各种认识还不尽相同。但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研究存在争议实属正常，存在争议不是否定客观对象存在的理由。
最后，这些考古材料所代表的社会权力变迁。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去考察夏，而是将其放在整个史前中国文明化进程中来考察，就会发现陶寺开启的青铜时代，代表社会权力的组织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革。这个时间正好与夏王朝开启的时间大致相当或略早。
事实都已在这里，那我们在争论什么？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去确认。夏鼐提出：“夏文化应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族的文化。”考古学上研究古代社会所依赖的理论工具是“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特定群体（族群）的物质遗存特征的总和。然而，族属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理论难题，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群之间的联系是难以证实的。族群的划分涉及主观认同、利益获取以及历史特殊性，不是所有的族群都用同样的物质特征来标识族属。考古学文化与族属之间的关系，简单对等或否定都是错误的。在历史考古研究中，当族属的名称、时空分布、文化内涵与背景联系都比较清楚的时候，族属考古是可行的。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考古中，虽然已形成了族群，但没有历史考古中的那些条件，甚至连族属的名称都不清楚，也就无所谓族属考古，只有族群（或称社群）考古。争论的焦点在夏商周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献上就古代族属有一定的记载，但是语焉不详，于是就带来了精度的问题，整体上大致可以对应，具体到某个遗址，往往又说不清楚。
基于目前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可以明确得出结论，二里头文化不是商文化。它与先商或早商文化存在显著的差异，先商文化更可能是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而二里头文化的前身也可以在豫西找到。在夏王朝纪年范围内的物质遗存材料是存在的，而且不断有新发现。除了发掘出土的物质遗存之外，还有通过遗存研究所获得的社会权力演化阶段性认识，以及历史文化的连续性。
误解三：证明夏的存在取决于文献与考古材料的对应
不少人可能不同意将之视为一个误解，因为这就是当前确定夏的基本方法。事实上，史前史的确认根本不需要依赖文献的对证。考古学研究已经确认了人类有数百万年的史前史，包括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并建立了史前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历程。即使没有文献，史前中国文明的各个阶段仍然是无法否定的。文献的作用不是印证史前史，而是提高认识史前史的精度，让我们了解到更多历史细节。如考古学家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了一座30万平方米的古城，显然属于某个政权的政治中心。它的年代属于夏代纪年范围的早期，地望与“禹都阳城”的文献记载相契合。当我们知道这座城可能就是大禹的都城的时候，并没有改变它作为一个政治中心的定位，但是我们获得的信息精确到了个人，这是考古学家梦寐以求的事情。
目前学术界有关夏的争论，都是在争论考古材料与文献契合的程度，我们希望获取更高的契合度，从而得到更高的认识精度。李伯谦曾经归纳了五件高契合度的大禹事迹，除了禹都阳城之外，还有治洪水、定九州、会诸侯、伐三苗。在王城岗遗址的考古发现中，首先找到的是面积只有一万平方米的小城，尽管有学者指出这里就是禹都阳城，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个规模实在太小了，与大禹的身份不符。该遗址附近还有战国时期的城址，出土陶文“阳城仓”，证明战国时代这里就是阳城。经过考古学家持续工作，在小城下面又找到了大城，与文献相契合。
《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按谭其骧考订，涂山应该在安徽怀远。2006年，按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安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吉怀带队调查安徽蚌埠的禹会村遗址，次年进行了发掘。考古发掘的成果令人惊奇，王吉怀的团队揭露了一处有相当规模的祭祀遗址，考古发现了长达百米的祭祀台基，在台基面上有35个排列整齐的柱坑，还有烧祭面和堆土夯筑而成的土台。此外，还有一条祭祀沟与若干祭祀坑。
伐三苗、定九州都是从考古学文化分析上看出来的，江汉地区出现了显著的中原因素，龙山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与九州分布能够对应起来，如此契合不能简单将其视为巧合。在良渚，已发现了系统的水利设施，古人用“草裹泥”的方法来解决淤泥容易滑塌的难题。在大禹的时代，人们要治理一条小河流（苕溪）是没有问题的，良渚先民的确做到了。浙江本地有大禹的传说，治洪水的故事可能被嫁接到了中原。所谓能自己生长阻挡洪水的“息壤”，其故事蓝本可能就是草裹泥技术。
考古学持续发现实物遗存材料，如果能够得到文献的帮助，就能大幅度提高材料的信息精度。当然，考古推理需要立足于合理的理论、方法与材料基础上，目前一些研究把古史传说与考古遗存简单地勾连，可靠性就很成问题了。从文献角度来解读考古材料经常存在争议，比如会诸侯、定九州等，但这并不能否定考古材料本身的存在。以存在争议为由否定考古材料的客观存在，这是不合理的。
考古学上如何证明有夏
我们已经找到相当多的属于夏的考古遗存，研究得知，这个时期有了王朝一样的社会复杂化水平，并且出现了青铜器，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在此之前，史前中国已有近2000年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也就是古国时代，相当于古史传说上的“五帝时代”，这个时代没有青铜，而是重视玉石（部分地区有所不同）。从考古学文化谱系上分析，属于夏的遗存，与商或先商文化有明显的区别，二里头文化及其源头与先商文化不属于一个谱系。考古学文化与族属之间对应的精度并不高，但从概略意义上来说，是成立的。
年代范围、地望没有问题，考古学文化的来龙去脉很清楚，社会复杂化的发展水平也能够对应，显示出飞跃式的发展，还可以肯定它不是商。从有关夏的文献记载来看，确定夏的时间范围、分布范围是没有问题的。把有关夏的文献与有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以及更早的旧石器时代的文献记载相比较，几乎可以肯定，夏朝时已经有了文字，否则文献记载的夏王朝世系就不只是存在一点空白的问题（诸王在位时间偏长，很可能有缺失），更可能像对新石器早中期生活的记忆，只有“燧人氏”“有巢氏”等粗略的传说。按照这个逻辑，五帝时代也有一定的文字符号记事能力，这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现不少刻画符号的考古发现是一致的。
最后一段见附图...........
（作者：陈胜前，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研究”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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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陈胜前 光明理论
重点群体就业补贴国务院办公厅最新通知，打出稳就业“组合拳”
立足外部环境变化和就业形势需要，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聚焦就业领域重点和难点，围绕“扩、促、兜”综合施策，打出今年稳就业政策“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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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通知发出后第二天，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详细介绍了“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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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就“多方位扩大就业容量”、“加大困难人员帮扶力度”和“更快释放政策红利”做了深度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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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支撑发展的力量载体，也是吸纳就业的源头活水。
此次《通知》要求打出“降、贷、返、补、提”等政策“组合拳”，倾斜支持吸纳就业多的行业企业，更好激发企业活力，稳定就业存量、扩大就业增量。
其中“补”，就是加大各项就业补贴政策落实力度。对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说，“我们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不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大力推广直补快办等模式，更多采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推进‘人找政策’‘人找服务’转变为‘政策找人’‘服务找人’，更快释放政策红利，更好助力企业稳岗扩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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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政府针对稳就业打出的这套“组合拳”太棒了！无疑促进了“重点群体就业退税补贴”项目的深入和发展。
目前，全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已享受到“关于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所带来的福利。当然还有一部分企业正在吃力地自行申请该项补贴，也不乏还在观望还在犹豫的企业朋友们。
对于正逐渐回升的经济环境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想要在该项目的红利期能成功申领到补贴金，你们要看过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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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自去年6月开始，全面启动“招用重点人群的税收优惠政策”的代办服务，已把服务范围从武汉迅速扩展到全国，就目前为止，宇通客车、盛隆冶金、新东方、九州通 、 周黑鸭、 稳健医疗 、心连心药房、 东明药房、平安保险南京、格力电器 、富士康等全国多家知名企业相继与我公司合作，并已陆陆续续成功申领到补贴金。
#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周鸿祎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百亿补贴##重点人群退税##退税补贴##重点群体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补贴##企业退税##财务[超话]##退伍军人[超话]##企业补贴##退伍军人就业补贴##税收优惠政策##重点群体税收优惠#
立足外部环境变化和就业形势需要，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聚焦就业领域重点和难点，围绕“扩、促、兜”综合施策，打出今年稳就业政策“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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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通知发出后第二天，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详细介绍了“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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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就“多方位扩大就业容量”、“加大困难人员帮扶力度”和“更快释放政策红利”做了深度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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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支撑发展的力量载体，也是吸纳就业的源头活水。
此次《通知》要求打出“降、贷、返、补、提”等政策“组合拳”，倾斜支持吸纳就业多的行业企业，更好激发企业活力，稳定就业存量、扩大就业增量。
其中“补”，就是加大各项就业补贴政策落实力度。对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说，“我们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不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大力推广直补快办等模式，更多采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推进‘人找政策’‘人找服务’转变为‘政策找人’‘服务找人’，更快释放政策红利，更好助力企业稳岗扩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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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政府针对稳就业打出的这套“组合拳”太棒了！无疑促进了“重点群体就业退税补贴”项目的深入和发展。
目前，全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已享受到“关于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所带来的福利。当然还有一部分企业正在吃力地自行申请该项补贴，也不乏还在观望还在犹豫的企业朋友们。
对于正逐渐回升的经济环境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想要在该项目的红利期能成功申领到补贴金，你们要看过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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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元年（307）是很神奇的一年。
这一年，不仅南面为后面三百年埋好伏笔，北面也为胡马南下的第一个阶段设置好了剧情走向的关键安排。
一定程度上，匈奴人最终没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中国北方的异族政权，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
中山靖王之后，刘琨。
历史特别有意思，五胡第一棒的刘渊给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立庙，另一个中山靖王之后却如搅屎棍一样杵在了并州的中央，并最终影响了刘渊族裔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进程。
306年十月，镇邺城控制河北的司马虓暴病去世。
司马越的河北布局出了巨大的真空。
镇守并州的二兄弟司马腾随后被司马越安排前往接收河北。（永嘉初，迁车骑将军，都督邺城守诸军事，镇邺）
司马虓的死，对于司马腾那真叫是拯救和解脱，因为他在并州的最后这两年，刘渊的屠各政权打的他相当痛苦。
人家匈奴五部十多万人马不说，还在源源不断的吸收杂胡，司马腾是弄不过人家的，于是继王浚当了段部鲜卑的老丈人后，司马腾也开始寻求北境的帮助，他结盟了此时占据塞北的拓跋鲜卑。
五胡的初期，其实本质上更类似于塞内的匈奴和杂胡们与塞外的拓跋鲜卑和东北鲜卑之间的对抗。
刘渊刚刚回来后曾经发兵打算阻击司马腾去支援河北战场，当时就被司马腾请来了拓跋鲜卑打了刘渊一家伙进行报复。（东嬴公腾乞师于拓跋猗以击刘渊，猗与弟猗卢合兵击渊于西河，破之，与腾盟于汾东而还）
后面几年在并州战场上，基本上也变成了匈奴人和拓跋鲜卑的对手戏，司马腾经常在被打的够呛的时候去拓跋鲜卑那求救。（汉王渊攻东嬴公腾，腾复乞师于拓跋猗，卫操劝猗助之。猗帅轻骑数千救腾，斩汉将綦毋豚）
随着司马虓暴毙，司马腾接授命前往河北，带走了几乎所有的并州家底，并州账本上的余户已经不到两万了，整个并州土匪遍地，道路断绝。（时东嬴公腾自晋阳镇邺，并土饥荒，百姓随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寇贼继横，道路断塞）
此时拓跋鲜卑还远远没有完成如刘渊建汉般深入的汉化进程，本质上是无法入主中原的，从常理来讲，并州即将成为五部匈奴自治州，刘渊即将整合整个并州的杂胡，随后东垮太行山脉饮马燕赵，西渡蒲津驰骋千里关中，占据三晋要地俯瞰天下。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对自己的老板说了改变北中国剧情的一句话。
中山刘舆对司马越说，并州已经极度危机，我弟弟刘琨前期表现相当突出，能文能武，派他去接手并州吧！（舆乃说越，遣琨镇并州，为越北面之重）
司马越仔细考虑后，决定将这个前期引来北境突骑横扫黄河两岸的小伙子派到并州。
之所以司马越考虑刘琨，除了刘琨小伙子确实优秀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和太原温氏、太原郭氏等并州豪族有着姻亲关系。
因为我只能给你一个官方的任命了，别的我什么都不能给你了，剩下看你小子自己靠关系开枝散叶去吧！
司马越作为八王之乱的最后惨胜者，此时对于华夏各州其实除了还能开两张空头支票外，没啥主观能动性了。
刘琨在路上募兵千人开始了征途，在一路艰难战斗后辗转来到了太原。（琨募得千余人，转斗至晋阳）
整个刘琨北上的过程，非常幸运的在刘琨于路途中求援的上表中给大家留下了：
有描写他前进过程中的艰难的：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
有描写他一路见到并州百姓惨状的：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
有描写此时并州杂胡已经海量遍地的：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
有描写此时并州已经彻底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九州之阴，数人当路，则百夫不敢进，公私往反，没丧者多。婴守穷城，不得薪采，耕牛既尽，又乏田器。
总之，此时西晋已经病入膏肓，并州已经癌变了。
刘琨一路艰难来到太原后，发现太原已经变成了末日死城，跟西游记中对狮驼岭的描写没啥区别了。（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
刘琨来到太原后，开始剪除道路杂草荆棘，将遍地的尸骸收殓，重新修造官府，建立市场和监狱，群盗常来偷袭，双方直接在城门下展开争夺，幸存的百姓带着盾牌和兵器前去耕作。
刘琨在这片绝地下，不仅渐渐的开始树立起了晋朝政府的大旗，还维护了之前司马腾留下的和拓跋鲜卑的良好关系，并开始派人去离间争取并州的杂胡兵源。
对于杂胡来讲，匈奴和汉族其实都是异族，事实也证明，中原政权在放下身段去寻求杂胡合作后，明显是比刘渊更有权威和市场的，毕竟这是堂堂中原华夏，牌子要比新晋的匈奴汉硬的多，刘渊为了避开经常挖墙脚的刘琨，一度从离石（离石县）南下迁到了蒲子（隰县）。（刘元海时在离石，相去三百许里。琨密遣离间其部杂虏，降者万余落。元海甚惧，遂城蒲子而居之）
刘琨在太原的立足开始成为刘渊的巨大难题。
他卡在的这个位置，既影响了匈奴政权北上对接塞北，更阻断了匈奴政权东下太行进入河北的线路。
如果上图不直观，来看一下明代的驿路地图
时代发展了一千多年，太原仍然是整个山西南来北往，东进西达的关键枢纽。
刘琨在这个时代，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公孙瓒于袁绍。
公孙瓒在河北大战三年后就明显不行了，但随后生生的又拖了五年，为大河之南的曹老板生生的争取来了献帝东归，收兖灭吕的太多时间。
刘琨在并州的这些年，同样更是将新兴的匈奴汉政权拖出了太行山脉东西的两条剧情线，并为了这个时代的“曹操”争取了太多的时间。
把刘琨比作公孙瓒，却并没有看成上个时代的关东双雄曹操袁绍，其实是件挺悲哀的事情。
刘琨其人，其实可以看做是这个末世华夏高门推出来的“门阀之光”了。
但这个“门阀之光”和上个时代的高门代表曹操、袁绍差的真的有点远。
四年后，洛阳被攻陷，大量的士族和有组织的力量开始南北两头迁徙，此时的刘琨作为北方灯塔得到了大量的力量投奔，但刘琨却根本没本事整合这股子力量，每天投奔而来几千人，又有几千人同时离开太原，刘琨本人也在这末世过的相当奢侈放纵。（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迸者多归于琨，琨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然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
这种“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是这个时代上层建筑的整体精神风貌。
无一人能免俗！
刘琨作为门阀集团推出来的高级代表其实已经很有精气神了，但在大染缸中浸淫了几十年的骨子里的奢靡基因，却是确确实实的缺了那股子在乱世中杀出来的狠劲。
当年袁绍在光杆司令逼跑韩馥后，在前期极度不利的情况下扭转危局并迅速整合了河北士族；
当年曹操在兖州四战之地每天朝不保夕，最终靠着传奇的励精图治和永不放弃从中原修罗场杀了出来；
刘琨的股本并不多，也确实如此。
但时代其实也给了他相应的伟大机遇。
袁绍、曹操，哪个人的搏杀与奋斗是容易的？
无论什么时代，头部永远拥挤！
永远就那么几个零星的席位！
想出头天吗？
想，就注定逼死自己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刘琨在北方，最终仅仅成为了一个逐渐熄灭的灯塔。
这个时代，注定属于那些底层炼狱中磨练拼杀出的修罗与斗士！
比如此时被卖做奴隶的那个卑贱杂胡······
这一年，不仅南面为后面三百年埋好伏笔，北面也为胡马南下的第一个阶段设置好了剧情走向的关键安排。
一定程度上，匈奴人最终没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中国北方的异族政权，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
中山靖王之后，刘琨。
历史特别有意思，五胡第一棒的刘渊给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立庙，另一个中山靖王之后却如搅屎棍一样杵在了并州的中央，并最终影响了刘渊族裔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进程。
306年十月，镇邺城控制河北的司马虓暴病去世。
司马越的河北布局出了巨大的真空。
镇守并州的二兄弟司马腾随后被司马越安排前往接收河北。（永嘉初，迁车骑将军，都督邺城守诸军事，镇邺）
司马虓的死，对于司马腾那真叫是拯救和解脱，因为他在并州的最后这两年，刘渊的屠各政权打的他相当痛苦。
人家匈奴五部十多万人马不说，还在源源不断的吸收杂胡，司马腾是弄不过人家的，于是继王浚当了段部鲜卑的老丈人后，司马腾也开始寻求北境的帮助，他结盟了此时占据塞北的拓跋鲜卑。
五胡的初期，其实本质上更类似于塞内的匈奴和杂胡们与塞外的拓跋鲜卑和东北鲜卑之间的对抗。
刘渊刚刚回来后曾经发兵打算阻击司马腾去支援河北战场，当时就被司马腾请来了拓跋鲜卑打了刘渊一家伙进行报复。（东嬴公腾乞师于拓跋猗以击刘渊，猗与弟猗卢合兵击渊于西河，破之，与腾盟于汾东而还）
后面几年在并州战场上，基本上也变成了匈奴人和拓跋鲜卑的对手戏，司马腾经常在被打的够呛的时候去拓跋鲜卑那求救。（汉王渊攻东嬴公腾，腾复乞师于拓跋猗，卫操劝猗助之。猗帅轻骑数千救腾，斩汉将綦毋豚）
随着司马虓暴毙，司马腾接授命前往河北，带走了几乎所有的并州家底，并州账本上的余户已经不到两万了，整个并州土匪遍地，道路断绝。（时东嬴公腾自晋阳镇邺，并土饥荒，百姓随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寇贼继横，道路断塞）
此时拓跋鲜卑还远远没有完成如刘渊建汉般深入的汉化进程，本质上是无法入主中原的，从常理来讲，并州即将成为五部匈奴自治州，刘渊即将整合整个并州的杂胡，随后东垮太行山脉饮马燕赵，西渡蒲津驰骋千里关中，占据三晋要地俯瞰天下。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对自己的老板说了改变北中国剧情的一句话。
中山刘舆对司马越说，并州已经极度危机，我弟弟刘琨前期表现相当突出，能文能武，派他去接手并州吧！（舆乃说越，遣琨镇并州，为越北面之重）
司马越仔细考虑后，决定将这个前期引来北境突骑横扫黄河两岸的小伙子派到并州。
之所以司马越考虑刘琨，除了刘琨小伙子确实优秀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和太原温氏、太原郭氏等并州豪族有着姻亲关系。
因为我只能给你一个官方的任命了，别的我什么都不能给你了，剩下看你小子自己靠关系开枝散叶去吧！
司马越作为八王之乱的最后惨胜者，此时对于华夏各州其实除了还能开两张空头支票外，没啥主观能动性了。
刘琨在路上募兵千人开始了征途，在一路艰难战斗后辗转来到了太原。（琨募得千余人，转斗至晋阳）
整个刘琨北上的过程，非常幸运的在刘琨于路途中求援的上表中给大家留下了：
有描写他前进过程中的艰难的：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
有描写他一路见到并州百姓惨状的：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
有描写此时并州杂胡已经海量遍地的：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
有描写此时并州已经彻底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九州之阴，数人当路，则百夫不敢进，公私往反，没丧者多。婴守穷城，不得薪采，耕牛既尽，又乏田器。
总之，此时西晋已经病入膏肓，并州已经癌变了。
刘琨一路艰难来到太原后，发现太原已经变成了末日死城，跟西游记中对狮驼岭的描写没啥区别了。（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
刘琨来到太原后，开始剪除道路杂草荆棘，将遍地的尸骸收殓，重新修造官府，建立市场和监狱，群盗常来偷袭，双方直接在城门下展开争夺，幸存的百姓带着盾牌和兵器前去耕作。
刘琨在这片绝地下，不仅渐渐的开始树立起了晋朝政府的大旗，还维护了之前司马腾留下的和拓跋鲜卑的良好关系，并开始派人去离间争取并州的杂胡兵源。
对于杂胡来讲，匈奴和汉族其实都是异族，事实也证明，中原政权在放下身段去寻求杂胡合作后，明显是比刘渊更有权威和市场的，毕竟这是堂堂中原华夏，牌子要比新晋的匈奴汉硬的多，刘渊为了避开经常挖墙脚的刘琨，一度从离石（离石县）南下迁到了蒲子（隰县）。（刘元海时在离石，相去三百许里。琨密遣离间其部杂虏，降者万余落。元海甚惧，遂城蒲子而居之）
刘琨在太原的立足开始成为刘渊的巨大难题。
他卡在的这个位置，既影响了匈奴政权北上对接塞北，更阻断了匈奴政权东下太行进入河北的线路。
如果上图不直观，来看一下明代的驿路地图
时代发展了一千多年，太原仍然是整个山西南来北往，东进西达的关键枢纽。
刘琨在这个时代，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公孙瓒于袁绍。
公孙瓒在河北大战三年后就明显不行了，但随后生生的又拖了五年，为大河之南的曹老板生生的争取来了献帝东归，收兖灭吕的太多时间。
刘琨在并州的这些年，同样更是将新兴的匈奴汉政权拖出了太行山脉东西的两条剧情线，并为了这个时代的“曹操”争取了太多的时间。
把刘琨比作公孙瓒，却并没有看成上个时代的关东双雄曹操袁绍，其实是件挺悲哀的事情。
刘琨其人，其实可以看做是这个末世华夏高门推出来的“门阀之光”了。
但这个“门阀之光”和上个时代的高门代表曹操、袁绍差的真的有点远。
四年后，洛阳被攻陷，大量的士族和有组织的力量开始南北两头迁徙，此时的刘琨作为北方灯塔得到了大量的力量投奔，但刘琨却根本没本事整合这股子力量，每天投奔而来几千人，又有几千人同时离开太原，刘琨本人也在这末世过的相当奢侈放纵。（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迸者多归于琨，琨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然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
这种“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是这个时代上层建筑的整体精神风貌。
无一人能免俗！
刘琨作为门阀集团推出来的高级代表其实已经很有精气神了，但在大染缸中浸淫了几十年的骨子里的奢靡基因，却是确确实实的缺了那股子在乱世中杀出来的狠劲。
当年袁绍在光杆司令逼跑韩馥后，在前期极度不利的情况下扭转危局并迅速整合了河北士族；
当年曹操在兖州四战之地每天朝不保夕，最终靠着传奇的励精图治和永不放弃从中原修罗场杀了出来；
刘琨的股本并不多，也确实如此。
但时代其实也给了他相应的伟大机遇。
袁绍、曹操，哪个人的搏杀与奋斗是容易的？
无论什么时代，头部永远拥挤！
永远就那么几个零星的席位！
想出头天吗？
想，就注定逼死自己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刘琨在北方，最终仅仅成为了一个逐渐熄灭的灯塔。
这个时代，注定属于那些底层炼狱中磨练拼杀出的修罗与斗士！
比如此时被卖做奴隶的那个卑贱杂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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