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養利器，會得到聰明利根智慧
次商迦仙人然灯三盏，施三条针，志心供养，而发愿言：‘献此三灯三针，愿具三眼得三股叉，于生生中恒行施愿，为世间主宰得八自在，成就欲乐心识聪利。
——《佛说大自在天子因地经》
七七 斯质达耶迦（针布施）
一 三万劫往昔，三十二相具，名号须弥陀，世界之导师。
二 彼映黄金色，两足之尊者，为佛缝缀衣，吾施五根针。
三 依其针布施，胜观微妙义，锐速心神爽，于此生智慧。
四 燃尽几烦恼，除去诸有结，等正觉者教，吾保最后身。
五 称名二足主，世有四人王，大力具七宝，出为转轮王。
六 四种无碍解……
——如是尊者斯质达耶迦长老宣唱此等偈。
——《譬喻经》
一〇三 剃刀着美柄，最佳且数多，我施最胜佛，同样施僧伽，布施适我业，我享八利益。
一〇四 勇猛且宽大，究竟四无畏，刚毅具精进，常持崇高意。
一〇五 微细烦恼断，无比清净慧，何处我皆得，其业等流果。
一〇六 细滑不粗糙，小刀多未磨，于此起信心，施佛及僧伽，适业我布施，享得五利益。
一〇七 善心与精进，忍辱与慈刀，斩断渴爱箭，无上之慧刀，得智等金刚，小刀之等流。
一〇八 施针与善逝，及最上僧伽，适业我布施，享受五利益。
一〇九 生生我轮回，常受人尊敬，断疑容端严，富裕且利根。
一一〇 甚深微妙处，以智见意义，金刚殊胜智，能灭心之暗。
——《譬喻经》
问：是缝衣服的真和刮胡子的刀么？
楼主回复：
針應該是的，刀不知道
“若复有人，以钵器什物施佛及僧，功德有十。云何十种？一形色光润，二器物具足随意受用，三离诸饥渴，四珍宝丰足，五远离恶趣，六人天欢喜，七福相圆满，八尊贵自在，九恒生诸天，十速证圆寂；如是功德，布施器物获如斯报。
——《分别善恶报应经》
次商迦仙人然灯三盏，施三条针，志心供养，而发愿言：‘献此三灯三针，愿具三眼得三股叉，于生生中恒行施愿，为世间主宰得八自在，成就欲乐心识聪利。
——《佛说大自在天子因地经》
七七 斯质达耶迦（针布施）
一 三万劫往昔，三十二相具，名号须弥陀，世界之导师。
二 彼映黄金色，两足之尊者，为佛缝缀衣，吾施五根针。
三 依其针布施，胜观微妙义，锐速心神爽，于此生智慧。
四 燃尽几烦恼，除去诸有结，等正觉者教，吾保最后身。
五 称名二足主，世有四人王，大力具七宝，出为转轮王。
六 四种无碍解……
——如是尊者斯质达耶迦长老宣唱此等偈。
——《譬喻经》
一〇三 剃刀着美柄，最佳且数多，我施最胜佛，同样施僧伽，布施适我业，我享八利益。
一〇四 勇猛且宽大，究竟四无畏，刚毅具精进，常持崇高意。
一〇五 微细烦恼断，无比清净慧，何处我皆得，其业等流果。
一〇六 细滑不粗糙，小刀多未磨，于此起信心，施佛及僧伽，适业我布施，享得五利益。
一〇七 善心与精进，忍辱与慈刀，斩断渴爱箭，无上之慧刀，得智等金刚，小刀之等流。
一〇八 施针与善逝，及最上僧伽，适业我布施，享受五利益。
一〇九 生生我轮回，常受人尊敬，断疑容端严，富裕且利根。
一一〇 甚深微妙处，以智见意义，金刚殊胜智，能灭心之暗。
——《譬喻经》
问：是缝衣服的真和刮胡子的刀么？
楼主回复：
針應該是的，刀不知道
“若复有人，以钵器什物施佛及僧，功德有十。云何十种？一形色光润，二器物具足随意受用，三离诸饥渴，四珍宝丰足，五远离恶趣，六人天欢喜，七福相圆满，八尊贵自在，九恒生诸天，十速证圆寂；如是功德，布施器物获如斯报。
——《分别善恶报应经》
悬赏公告
本院立案执行的朱丽梅与权先念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生效法律依据为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甘0105民初21号民事判决书。因被执行人权先念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付款义务，现申请执行人朱丽梅向本院提交悬赏公告申请，为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查找被执行人财产，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信用机制的建立，现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特发布悬赏公告如下：
执行案号：
(2023)甘0105执恢283号
被执行人：
权先念，男，汉族，1986年10月3日生，身份证号：61232619861003****，住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真乐村105号。
执行标的额：
64216.69元及执行费836元，共计65079.69元。
凡提供线索真实有效，促使本案债权全部或部分实现，本院将根据申请执行人的承诺，按照实际执行到位款项的10%支付赏金。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联系电话：0931-768502417797509315胡剑法官
附：
悬赏条件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获得悬赏奖励：
（一）举报的财产或财产线索属于人民法院已经掌握的；
（二）举报的财产属于申请执行人已提供的，被执行人已申报的，人民法院或其他机关正在查封、扣押的财产范围；
（三）举报人使用非法或不正当手段获取线索的；
（四）举报人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获得信息举报的；
（五）法院工作人员或有举证责任的人员与他人串通，以举报手段骗取悬赏奖励的；
（六）举报人为申请执行人的代理人或申请执行人的员工、近亲属的；
（七）举报人举报的财产无法变现的；
（八）对同一财产在后举报的，举报的时间以人民法院接到举报的登记时间为准；
（九）举报时本院已执行完毕的；
（十）违背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原则举报的财产线索。
本院立案执行的朱丽梅与权先念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生效法律依据为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甘0105民初21号民事判决书。因被执行人权先念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付款义务，现申请执行人朱丽梅向本院提交悬赏公告申请，为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查找被执行人财产，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信用机制的建立，现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特发布悬赏公告如下：
执行案号：
(2023)甘0105执恢283号
被执行人：
权先念，男，汉族，1986年10月3日生，身份证号：61232619861003****，住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真乐村105号。
执行标的额：
64216.69元及执行费836元，共计65079.69元。
凡提供线索真实有效，促使本案债权全部或部分实现，本院将根据申请执行人的承诺，按照实际执行到位款项的10%支付赏金。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联系电话：0931-768502417797509315胡剑法官
附：
悬赏条件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获得悬赏奖励：
（一）举报的财产或财产线索属于人民法院已经掌握的；
（二）举报的财产属于申请执行人已提供的，被执行人已申报的，人民法院或其他机关正在查封、扣押的财产范围；
（三）举报人使用非法或不正当手段获取线索的；
（四）举报人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获得信息举报的；
（五）法院工作人员或有举证责任的人员与他人串通，以举报手段骗取悬赏奖励的；
（六）举报人为申请执行人的代理人或申请执行人的员工、近亲属的；
（七）举报人举报的财产无法变现的；
（八）对同一财产在后举报的，举报的时间以人民法院接到举报的登记时间为准；
（九）举报时本院已执行完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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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古维新# 【戴卡琳｜古代的墨学，现代的建构：孙诒让的《墨子间诂》（1）】
【学者简介】 戴卡琳，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中国思想（战国）及其现代诠释。
《墨子》在中文学界之外，较少被视为一部哲学作品。而在中文学界中，墨子则被看作是思想史上的失败者，甚至是个危害正道的异端 [1]。直到十九世纪，深沉的国家危机促使学者开始反思古老的儒学传统，并回头找寻那被遗忘了近两千年的墨子[2]。孙诒让(1848-1908) 穷尽半生岁月对《墨子》全书进行校勘整理。他所写成的《墨子间诂》，可谓墨学复苏史上的里程碑。该书呈现一部版本完备的《墨子》，既反映前人的校勘成果，还搜罗许多评注、引文与序跋。有些甚至难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孙诒让的老师俞樾(1821-1907) 相当赞赏这份成果，说道：“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3]当时，墨子已不再被视为最毒害人心的邪说，而被看作是具有价值的思想家。这一点自当归功于孙诒让及其前人的研究贡献。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些十八、十九世纪的学者的研究不只是还原《墨子》一书的样貌，他们还给予古代墨学一个创新的描绘。最引人注目的两点是：第一，墨子开始被描述为“十论”（或 “十义”）的发明者；第二，墨子开始摆脱孟子“无父无君”的恶评。
一．“墨学十论说”的出现
现今墨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早期墨学主张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及非命等“十论”。我姑且将这个看法称之为 “墨子十论说”。“墨子十论说”的普遍性可以从当代关于早期墨学的导论中看出来。这些导论作品都默认墨学中有个“十论”的体系，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讨论其他议题，像是兼爱与节用哪个才是墨子 “十论”中最为根本的学说等等。虽然，自战国以来就有人用“十论”其中的几条来描绘墨子的思想，但一直到晚清时期 “十论”之说才被确立下来。这大约发生于孙诒让的年代，并且孙诒让也参与其中。
葛瑞汉(A. C. Graham) 在描述早期墨学思想时说：“从〈墨语〉篇章看来……该学派教导十个特定的学说，意即《墨子》一书内的十个核心论文所阐释的学说。”[7]葛瑞汉对墨学的描绘体现了主流的看法：他不止突出了“十论”，还援引了两个颇具说服力的文本证据来支持“墨子十论说”。这两条证据分别是《墨子》核心篇章（即第八到三十七篇）的标题，和《墨子·鲁问》中魏越与墨子的对话。魏越询问墨子打算对四方君子说些什么，墨子答道：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说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除了这两条证据以外，古代文献（包括《墨子》）都没有指出墨子有一套十论的学说[9]：没有任何墨家的论敌、批评者、门徒或是古代文献学者像现代学者那样看待墨学[10]。我翻检了十八世纪以前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文献的核心篇章有这十个标题，又或是〈鲁问〉篇的那段对话来描绘墨学的内涵。或许我的检索不够全面，忽略了某些材料。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看见这个强烈的对比：古籍中极少提及 “十论”，但“墨子十论说”却在当代学术占有指导地位。
“墨子十论说”在近代墨学复苏之前几乎不存在。这个看法在十九世纪晚期的学术讨论中根深蒂固，主要是由上述两点证据所支撑。这两个证据要被同时发掘，仰赖于一部同时包含核心篇章与该〈鲁问〉段落的《墨子》版本的流传。现存的五十三篇《墨子》（原来或有七十一篇）至少存在于宋代；在此之前《墨子》一书的流传已不可考。而最早的存本保留在明代《道藏》之中，不过流传并不广。《墨子》一书能得到较广泛的流传，或许要归功于《四库全书》的编纂。
（一）从明代到十八世纪末的演变
无论是在《道藏》本还是《四库》本《墨子》中，上述的〈鲁问〉段落都只提到九个主张，而不是十个。它的最后一句是“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后接“非曰”。并没有提到“非攻”。虽然有“非”字，但“攻”字被遗漏；而且对比今本，还缺了个“故”字。当时没有学者对此提出修正或怀疑[13]。现存所见的序跋也没有将墨学的内涵视同为〈鲁问〉的那段话，又或是核心篇章的篇题。甚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没有提及十论的任何一个，更别说是提到所有十论的标题[14]。
与此同时有清代官员毕沅极力提倡汉学。在卢文弨及孙星衍等学者的协助下，他在明代《墨子》抄本基础上花费一年多的努力，校订出新的《墨子》版本。毕沅在一七八三年写成的序文中引用了〈鲁问〉的那个段落，最后一句也是：“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他附加说：“是亦通达经权，不可訾议。”毕沅既没提到核心篇章的标题，在他自己校勘的《墨子》中也没有改正〈鲁问〉这个段落[15]。没有迹象显示毕沅及其协作者对于这个段落的“残缺”感到惊讶。
曾为毕沅宾客的汪中于一七八〇年撰写了一篇〈墨子序〉（该序收录于《述学》，也保存在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中）。就我所知，汪中这篇序文是墨学史上第一个引用了包含“十论”的〈鲁问〉（意即，包括“非攻”）[16]。〈鲁问〉的这个段落还被推崇为早期墨家思想的代表观点：“墨子之学，其自言者曰。”汪中接着引用修正后的〈鲁问〉道：“此其救世亦多术矣。”这样看来，汪中似乎是现代墨学诠释的先驱：他明确将墨学与整套的“十论”联系在一起，但他没有提到核心篇章的标题。
然而，我们有理由怀疑汪中的原稿未必引用了那段完整的〈鲁问〉段落。作为毕沅的协作者，汪中参考的应该是毕沅的《墨子》版本。而毕本并没有修正〈鲁问〉这段对话。汪中的毕生好友王念孙 (1744-1832)，在汪中死后多年编辑了《述学》一书（其序写于 1815 年）。然而，当他于一八三二年提出自己的修正时（见下）并未提及汪中的著作。孙诒让在汪中序之后也说了：“汪氏所校《墨子》及《表微》一卷，今并未见。此叙扬州刻本为后人窜改，文多驳异。今从阮刻本校正。”确实，汪中于一七九二年刊刻其《述学》，但该版本早已遗失了。阮元 (1764-1849) 于一七九八年重刊该著作。他的从弟阮亨 (1783-1854) 又在一八一五年左右再度刊刻该书。他的儿子阮福（生于 1802 年）在一八二八年把它收进了《文选楼丛书》（该丛书于 1842 年问世）[17]。这个版本引用了〈鲁问〉那段对话，当中包括了完整的 “十论”；与孙诒让所引用的一样[18]。然而，从汪中序的复杂淆乱的历史来看，《述学》的流传恐怕经历多人之手。他们当中或许有人出于善意或是无意识地根据当时对《墨子》的新看法，对这段话加以修改 [19]。
其他毕沅圈子以外的学者，也没有提出 “十论”为《墨子》思想的核心。比如张惠言 (1761-1802) 在一七九二年也写过一篇〈墨子序〉。孙诒让对这篇序很是欣赏，把它收录于一九〇七年再版的《墨子间诂》中的附录。虽然张惠言主要是研究墨经，但他序中综述墨子的基本思想，并论及其核心主张的次第：“墨之本在兼爱，而兼爱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尊天、明鬼、尚同、节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乐、节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这样组织墨学核心观点的尝试，是《墨子》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它标志《墨子》研究从文献考订发展到哲学诠释的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张惠言仅提到八个标题。他不但没提到 “非攻”，也没提到 “尚贤”。这或许是因为十论说在当时还未确立[20]。
（二）对〈鲁问〉篇的修订
经过了将近四十年后，〈鲁问〉篇中魏越与墨子的对话于一八三二年首次被正式修改。这个修改向“墨子十论说”更迈进了一步。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改动了〈鲁问〉的那段话。他还在〈墨子序〉中指出前人如庐文弨、毕沅及孙星衍的贡献（但他没提及汪中），并提到他还发现更多的讹误，诸如错简、脱文与校对失误等：
墨子书旧无注释，亦无校本，故脱误不可读。至近时，卢氏抱经、孙氏渊如，始有校本，多所是正。乾隆癸卯，毕氏弇山重加校订，所正复多于前。然尚未该备，且多误改误释者。予不揣寡昧，复合各本及群书治要诸书所引，详为校正。
在王念孙的三卷《墨子杂志》中，〈鲁问〉篇首次被正式修复。在“脱文二”的注记中王念孙解释道：“旧本脱攻故二字。今据上文及〈非攻〉篇补。”他的解释提到〈鲁问〉该对话的内容以及〈非攻〉篇的两条证据[21]。
但仅仅是这一个修改显然不足以让“十论”深受注目：王念孙的修正原先并不为多数人所知。即使是著名的学者俞樾，在一八七〇年写成的《诸子评议》中也完全忽略了这个部分。他仔细研读过王念孙的《墨子杂志》，还多次参考王念孙对《墨子》文本的意见。但俞樾对于〈鲁问〉这段话，却不置一词。
（三）孙诒让与墨学新图像的确立
一八九四年冬天，孙诒让完成了《墨子间诂》的第二版，并请其师俞樾为之提笔写序。这篇序文成为该书一八九五年版的开篇。俞樾极为赞赏孙诒让修复尘封已久的《墨子》的功力。
国朝镇洋毕氏始为之注，嗣是以来，诸儒益加雠校。涂径既辟，奥窔粗窥，《墨子》之书稍稍可读。于是瑞安孙诒让仲容乃集诸说之大成，着《墨子闲》诂。凡诸家之说，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
孙诒让仔细参考了前人所做的校订。他注意到并且采纳了王念孙对〈鲁问〉那段对话的修改。俞序充分注意到核心篇章的十个标题，将它们全部罗列出来，并提出“三墨”说来解析核心篇章上、中、下的区分[22]。然而，这篇序文并没有提到 “十论”又或是〈鲁问〉的那段对话。
孙诒让自己的序文——见于一八九三年最早版本的《墨子间诂》[23]——则明白地同时强调 “十论”与〈鲁问〉篇的对话。序文在简要描述《墨子》一书的篇幅规模后，就紧接着引用修订过的〈鲁问〉对话，并总结道：“今书虽残缺，然自〈尚贤〉至〈非命〉三十篇，所论略备，足以尽其恉要矣。”孙接着指出：“窃谓〈非儒〉以前诸篇，谊恉详焯，毕王诸家校训略备，然亦不无遗失。”自此以后，《墨子》核心篇章的篇题以及〈鲁问〉的那段对话就被学界牢牢地视作墨学思想的代表论述。与孙诒让的序文一样，核心篇章的标题与〈鲁问〉同时出现在今日许多的墨子思想研究（诸如序文、章节、论文与专书的开篇）都与孙诒让的序一样。自从王念孙对〈鲁问〉的修正被孙诒让采纳后，就被普遍地视为理所当然：很少人留意到它是经过修订后的产物。
（四）新的《墨子》
尔后，学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那便是建立在上述两个文献根据上的 “墨子十论说”。当代研究《墨子》学者，或许会惊讶于清代研究者竟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发现十论，并补正了〈鲁问〉篇的那段话。尽管毕沅及其幕中学者投注密集心力于《墨子》之上，还引述并赞同了〈鲁问〉中所提到的九论，但他们却没有发现其中少了一个。具有独创见解的张惠言，也同样没有注意到这点。尽管俞樾手边有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后，他也没有发现。今日，我们或许难以想象出一个不是以“十论”建构起来的墨学研究框架；而且在这个框架中〈鲁问〉的那段话没有重要到必须得立即修正。
这些事实并不表示 “墨子十论说”无法精确地呈现墨家哲学的内涵。过去的学者，或许在某个时候是这样看待墨学的。至少编写〈鲁问〉或是拟定《墨子》核心篇章篇题的古人就是如此。这些古人也许正是校编了《墨子》这本书的学者。我曾在其他文章中指出，《墨子》许多地方都显示，它的作者并不是以 “十论”在阐发其思想。核心篇章的标题有可能是在汉代才出现，并且〈鲁问〉那段话在《墨子》一书算是特例——书中其他地方固然也有列举一串墨学主旨，但最多也只提到三个。同样地，许多先秦两汉文献也看似没意识到墨学有这“十论”。最早是提到两个或三个，到了汉代越来越多，于是有《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
“墨子十论说”这个观点的形成，或许是出于很多的因素。其中的三个有：首先，自十八世纪后期以来，读书人更有机会接触到《墨子》一书。也因此，他们更容易察觉到〈鲁问〉与核心篇章篇题之间的呼应。其次，是当孟子对墨子的批评不再具有完全的权威性，学者变得更愿意去阅读并赏析《墨子》的思想。最后一个因素，就是当时的研究者倾向于把先秦诸子描述为某个思想体系的建构或传授者。这个倾向最初表现在张惠言的诠释，后来则体现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哲学系的研究成果。
《墨子间诂（裸毛本）》（清）孙诒让，所属丛书：四部要籍选刊，丛书主编：蒋鹏翔，册数：3；装帧：裸背加毛边 https://t.cn/A6jVUseF
『戴卡琳｜古代的墨学，现代的建构：孙诒让的《墨子间诂》』https://t.cn/A6l9fpNd
【学者简介】 戴卡琳，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中国思想（战国）及其现代诠释。
《墨子》在中文学界之外，较少被视为一部哲学作品。而在中文学界中，墨子则被看作是思想史上的失败者，甚至是个危害正道的异端 [1]。直到十九世纪，深沉的国家危机促使学者开始反思古老的儒学传统，并回头找寻那被遗忘了近两千年的墨子[2]。孙诒让(1848-1908) 穷尽半生岁月对《墨子》全书进行校勘整理。他所写成的《墨子间诂》，可谓墨学复苏史上的里程碑。该书呈现一部版本完备的《墨子》，既反映前人的校勘成果，还搜罗许多评注、引文与序跋。有些甚至难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孙诒让的老师俞樾(1821-1907) 相当赞赏这份成果，说道：“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3]当时，墨子已不再被视为最毒害人心的邪说，而被看作是具有价值的思想家。这一点自当归功于孙诒让及其前人的研究贡献。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些十八、十九世纪的学者的研究不只是还原《墨子》一书的样貌，他们还给予古代墨学一个创新的描绘。最引人注目的两点是：第一，墨子开始被描述为“十论”（或 “十义”）的发明者；第二，墨子开始摆脱孟子“无父无君”的恶评。
一．“墨学十论说”的出现
现今墨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早期墨学主张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及非命等“十论”。我姑且将这个看法称之为 “墨子十论说”。“墨子十论说”的普遍性可以从当代关于早期墨学的导论中看出来。这些导论作品都默认墨学中有个“十论”的体系，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讨论其他议题，像是兼爱与节用哪个才是墨子 “十论”中最为根本的学说等等。虽然，自战国以来就有人用“十论”其中的几条来描绘墨子的思想，但一直到晚清时期 “十论”之说才被确立下来。这大约发生于孙诒让的年代，并且孙诒让也参与其中。
葛瑞汉(A. C. Graham) 在描述早期墨学思想时说：“从〈墨语〉篇章看来……该学派教导十个特定的学说，意即《墨子》一书内的十个核心论文所阐释的学说。”[7]葛瑞汉对墨学的描绘体现了主流的看法：他不止突出了“十论”，还援引了两个颇具说服力的文本证据来支持“墨子十论说”。这两条证据分别是《墨子》核心篇章（即第八到三十七篇）的标题，和《墨子·鲁问》中魏越与墨子的对话。魏越询问墨子打算对四方君子说些什么，墨子答道：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说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除了这两条证据以外，古代文献（包括《墨子》）都没有指出墨子有一套十论的学说[9]：没有任何墨家的论敌、批评者、门徒或是古代文献学者像现代学者那样看待墨学[10]。我翻检了十八世纪以前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文献的核心篇章有这十个标题，又或是〈鲁问〉篇的那段对话来描绘墨学的内涵。或许我的检索不够全面，忽略了某些材料。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看见这个强烈的对比：古籍中极少提及 “十论”，但“墨子十论说”却在当代学术占有指导地位。
“墨子十论说”在近代墨学复苏之前几乎不存在。这个看法在十九世纪晚期的学术讨论中根深蒂固，主要是由上述两点证据所支撑。这两个证据要被同时发掘，仰赖于一部同时包含核心篇章与该〈鲁问〉段落的《墨子》版本的流传。现存的五十三篇《墨子》（原来或有七十一篇）至少存在于宋代；在此之前《墨子》一书的流传已不可考。而最早的存本保留在明代《道藏》之中，不过流传并不广。《墨子》一书能得到较广泛的流传，或许要归功于《四库全书》的编纂。
（一）从明代到十八世纪末的演变
无论是在《道藏》本还是《四库》本《墨子》中，上述的〈鲁问〉段落都只提到九个主张，而不是十个。它的最后一句是“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后接“非曰”。并没有提到“非攻”。虽然有“非”字，但“攻”字被遗漏；而且对比今本，还缺了个“故”字。当时没有学者对此提出修正或怀疑[13]。现存所见的序跋也没有将墨学的内涵视同为〈鲁问〉的那段话，又或是核心篇章的篇题。甚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没有提及十论的任何一个，更别说是提到所有十论的标题[14]。
与此同时有清代官员毕沅极力提倡汉学。在卢文弨及孙星衍等学者的协助下，他在明代《墨子》抄本基础上花费一年多的努力，校订出新的《墨子》版本。毕沅在一七八三年写成的序文中引用了〈鲁问〉的那个段落，最后一句也是：“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他附加说：“是亦通达经权，不可訾议。”毕沅既没提到核心篇章的标题，在他自己校勘的《墨子》中也没有改正〈鲁问〉这个段落[15]。没有迹象显示毕沅及其协作者对于这个段落的“残缺”感到惊讶。
曾为毕沅宾客的汪中于一七八〇年撰写了一篇〈墨子序〉（该序收录于《述学》，也保存在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中）。就我所知，汪中这篇序文是墨学史上第一个引用了包含“十论”的〈鲁问〉（意即，包括“非攻”）[16]。〈鲁问〉的这个段落还被推崇为早期墨家思想的代表观点：“墨子之学，其自言者曰。”汪中接着引用修正后的〈鲁问〉道：“此其救世亦多术矣。”这样看来，汪中似乎是现代墨学诠释的先驱：他明确将墨学与整套的“十论”联系在一起，但他没有提到核心篇章的标题。
然而，我们有理由怀疑汪中的原稿未必引用了那段完整的〈鲁问〉段落。作为毕沅的协作者，汪中参考的应该是毕沅的《墨子》版本。而毕本并没有修正〈鲁问〉这段对话。汪中的毕生好友王念孙 (1744-1832)，在汪中死后多年编辑了《述学》一书（其序写于 1815 年）。然而，当他于一八三二年提出自己的修正时（见下）并未提及汪中的著作。孙诒让在汪中序之后也说了：“汪氏所校《墨子》及《表微》一卷，今并未见。此叙扬州刻本为后人窜改，文多驳异。今从阮刻本校正。”确实，汪中于一七九二年刊刻其《述学》，但该版本早已遗失了。阮元 (1764-1849) 于一七九八年重刊该著作。他的从弟阮亨 (1783-1854) 又在一八一五年左右再度刊刻该书。他的儿子阮福（生于 1802 年）在一八二八年把它收进了《文选楼丛书》（该丛书于 1842 年问世）[17]。这个版本引用了〈鲁问〉那段对话，当中包括了完整的 “十论”；与孙诒让所引用的一样[18]。然而，从汪中序的复杂淆乱的历史来看，《述学》的流传恐怕经历多人之手。他们当中或许有人出于善意或是无意识地根据当时对《墨子》的新看法，对这段话加以修改 [19]。
其他毕沅圈子以外的学者，也没有提出 “十论”为《墨子》思想的核心。比如张惠言 (1761-1802) 在一七九二年也写过一篇〈墨子序〉。孙诒让对这篇序很是欣赏，把它收录于一九〇七年再版的《墨子间诂》中的附录。虽然张惠言主要是研究墨经，但他序中综述墨子的基本思想，并论及其核心主张的次第：“墨之本在兼爱，而兼爱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尊天、明鬼、尚同、节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乐、节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这样组织墨学核心观点的尝试，是《墨子》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它标志《墨子》研究从文献考订发展到哲学诠释的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张惠言仅提到八个标题。他不但没提到 “非攻”，也没提到 “尚贤”。这或许是因为十论说在当时还未确立[20]。
（二）对〈鲁问〉篇的修订
经过了将近四十年后，〈鲁问〉篇中魏越与墨子的对话于一八三二年首次被正式修改。这个修改向“墨子十论说”更迈进了一步。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改动了〈鲁问〉的那段话。他还在〈墨子序〉中指出前人如庐文弨、毕沅及孙星衍的贡献（但他没提及汪中），并提到他还发现更多的讹误，诸如错简、脱文与校对失误等：
墨子书旧无注释，亦无校本，故脱误不可读。至近时，卢氏抱经、孙氏渊如，始有校本，多所是正。乾隆癸卯，毕氏弇山重加校订，所正复多于前。然尚未该备，且多误改误释者。予不揣寡昧，复合各本及群书治要诸书所引，详为校正。
在王念孙的三卷《墨子杂志》中，〈鲁问〉篇首次被正式修复。在“脱文二”的注记中王念孙解释道：“旧本脱攻故二字。今据上文及〈非攻〉篇补。”他的解释提到〈鲁问〉该对话的内容以及〈非攻〉篇的两条证据[21]。
但仅仅是这一个修改显然不足以让“十论”深受注目：王念孙的修正原先并不为多数人所知。即使是著名的学者俞樾，在一八七〇年写成的《诸子评议》中也完全忽略了这个部分。他仔细研读过王念孙的《墨子杂志》，还多次参考王念孙对《墨子》文本的意见。但俞樾对于〈鲁问〉这段话，却不置一词。
（三）孙诒让与墨学新图像的确立
一八九四年冬天，孙诒让完成了《墨子间诂》的第二版，并请其师俞樾为之提笔写序。这篇序文成为该书一八九五年版的开篇。俞樾极为赞赏孙诒让修复尘封已久的《墨子》的功力。
国朝镇洋毕氏始为之注，嗣是以来，诸儒益加雠校。涂径既辟，奥窔粗窥，《墨子》之书稍稍可读。于是瑞安孙诒让仲容乃集诸说之大成，着《墨子闲》诂。凡诸家之说，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
孙诒让仔细参考了前人所做的校订。他注意到并且采纳了王念孙对〈鲁问〉那段对话的修改。俞序充分注意到核心篇章的十个标题，将它们全部罗列出来，并提出“三墨”说来解析核心篇章上、中、下的区分[22]。然而，这篇序文并没有提到 “十论”又或是〈鲁问〉的那段对话。
孙诒让自己的序文——见于一八九三年最早版本的《墨子间诂》[23]——则明白地同时强调 “十论”与〈鲁问〉篇的对话。序文在简要描述《墨子》一书的篇幅规模后，就紧接着引用修订过的〈鲁问〉对话，并总结道：“今书虽残缺，然自〈尚贤〉至〈非命〉三十篇，所论略备，足以尽其恉要矣。”孙接着指出：“窃谓〈非儒〉以前诸篇，谊恉详焯，毕王诸家校训略备，然亦不无遗失。”自此以后，《墨子》核心篇章的篇题以及〈鲁问〉的那段对话就被学界牢牢地视作墨学思想的代表论述。与孙诒让的序文一样，核心篇章的标题与〈鲁问〉同时出现在今日许多的墨子思想研究（诸如序文、章节、论文与专书的开篇）都与孙诒让的序一样。自从王念孙对〈鲁问〉的修正被孙诒让采纳后，就被普遍地视为理所当然：很少人留意到它是经过修订后的产物。
（四）新的《墨子》
尔后，学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那便是建立在上述两个文献根据上的 “墨子十论说”。当代研究《墨子》学者，或许会惊讶于清代研究者竟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发现十论，并补正了〈鲁问〉篇的那段话。尽管毕沅及其幕中学者投注密集心力于《墨子》之上，还引述并赞同了〈鲁问〉中所提到的九论，但他们却没有发现其中少了一个。具有独创见解的张惠言，也同样没有注意到这点。尽管俞樾手边有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后，他也没有发现。今日，我们或许难以想象出一个不是以“十论”建构起来的墨学研究框架；而且在这个框架中〈鲁问〉的那段话没有重要到必须得立即修正。
这些事实并不表示 “墨子十论说”无法精确地呈现墨家哲学的内涵。过去的学者，或许在某个时候是这样看待墨学的。至少编写〈鲁问〉或是拟定《墨子》核心篇章篇题的古人就是如此。这些古人也许正是校编了《墨子》这本书的学者。我曾在其他文章中指出，《墨子》许多地方都显示，它的作者并不是以 “十论”在阐发其思想。核心篇章的标题有可能是在汉代才出现，并且〈鲁问〉那段话在《墨子》一书算是特例——书中其他地方固然也有列举一串墨学主旨，但最多也只提到三个。同样地，许多先秦两汉文献也看似没意识到墨学有这“十论”。最早是提到两个或三个，到了汉代越来越多，于是有《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
“墨子十论说”这个观点的形成，或许是出于很多的因素。其中的三个有：首先，自十八世纪后期以来，读书人更有机会接触到《墨子》一书。也因此，他们更容易察觉到〈鲁问〉与核心篇章篇题之间的呼应。其次，是当孟子对墨子的批评不再具有完全的权威性，学者变得更愿意去阅读并赏析《墨子》的思想。最后一个因素，就是当时的研究者倾向于把先秦诸子描述为某个思想体系的建构或传授者。这个倾向最初表现在张惠言的诠释，后来则体现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哲学系的研究成果。
《墨子间诂（裸毛本）》（清）孙诒让，所属丛书：四部要籍选刊，丛书主编：蒋鹏翔，册数：3；装帧：裸背加毛边 https://t.cn/A6jVUseF
『戴卡琳｜古代的墨学，现代的建构：孙诒让的《墨子间诂》』https://t.cn/A6l9fp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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