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股票下跌当成生病，那么病症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是感冒发烧，不用吃药休息一下就好了。有的必须挂针吃药，有的要住院抢救，有的应该彻底放弃回家等死。

每一个炒股的人，其实都在扮演一个“医生”的角色。你的股票下跌了，你就要开始给它看病了。考验你“医术”的时候，又到了。

这次它到底是什么病，有什么典型的症状？是不是和以前发病一样？该用什么方法去应对？你以前有没有成功的治好过这种病状？该躺平，还是割肉，又或者补仓？都需要你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来。

但是，想要拿出真正有效准确的应对方案，没有十年八年的经验积累，你是根本做不到的，没有一个行业的从业者，可以随随便便的成功！都是要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的。

所以想靠炒股为业，那你先准备交学费吧(这个学费是没底的，可能一次重大失误就让你倾家荡产！)，还要外加数十年的市场经验。

所以每次我听到谁谁谁又在股市赚了多少多少的时候，我就在冷笑，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可以靠走“狗屎运”成功！爬的越高摔得越惨！脚踏实地赢一生！

宋仕强论道之华强北之于福田区和深圳市（四十九）： 华强北我讲的差不多了，从宏观发展情况来看是忧喜参半，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现在的和潜在的隐忧。福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大的挑战，福田区GDP差不多是每年6,000亿，整体的GDP总量被已经南山区超越距离还在拉大，产业结构也比南山区、龙岗区差。华强北的GDP每年约为3,000亿，占到福田区的半壁江山，所以怎么样来搞好搞活华强北，是福田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福田中心区的产业结构也需要调整了，CBD以前虚火旺盛的金融业一地鸡毛，最近金融公司纷纷暴雷。随着土地资源的枯竭，土地财政也不可持续，经济的下滑让福田区的总部经济后继乏力，华强北的路在何方？福田区的增长点在哪里！再过十年我们怎么办？这是福田区政府和深圳市的相关领导要考虑的问题。 复盘深圳市政府十几年在电子信息产业布局，对发展位于产业链上游晶圆厂是缺失的，以至集成电路整个产业链的关键节点，我们深圳市严重落后于北京和上海，甚至比江苏无锡市还差。北京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林立，还有燕东等老资格的晶圆厂。上海市在精英型政府的领导下提前筹划，张江地区的中芯国际、华虹NEC等Foundry厂在国内领先，集成电路专业人才培养实现了良性循环，上海临港地区，在吸进人才和集成电路初创公司方面力度非常大，集成电路产业生态建设得非常好。深圳市有华为海思、汇顶科技、萨科微slkor(www.slkormicro.com)半导体等知名集成电路设计公司和金航标kinghelm（www.kinghelm.com.cn）电子等优秀企业，但是只有较早成立的北大方正、深爱半导体等小晶圆厂，没法配套没有规模有没有溢出效应。若是深圳市有如中芯国际规模的先进制程的Foundry厂(近两年坪山设有一个分厂还没成气候)，与华强北的国际电子元器件集散地联动，对内盘活大湾区诸多电子制造小工厂，溢出的人才、产品、知识工程等对华强北和珠三角都是利好，还可以辐射和服务全世界。 万幸的是，深圳华强北所在的珠三角大湾区硬件生态还不错，下游产业链上有强大的实力。从我最早知道的大湾区顺德制造的“三角牌电饭锅”开始，到美的、格力、格兰仕等家用电器，还有如日中天的华为、大疆、中兴、金航标kinghelm、比亚迪BYD、富士康、腾讯等，还有不太上台面的3C数码产品的灰色生态链，大湾区有肥沃的电子硬件的土壤。就产业链的布局来说，对华强北忧喜参半，政府和从业人员既要前瞻性布局，也要把现有的资源整合好利用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zhenzhen huaqiabgbei)才有好的未来。宋仕强先生一直关注华强北，研究华强北发展模式，提炼出华强北文化。宋仕强（Huaqiangbei Song shiqiang）研究华强北的《华强北研究》、《华强北的转型与发展》、《驳彭博社华强北新闻》、《华强北财富密码》、《华强北转型之软硬件升级》、《华强北山寨蓝牙耳机灰色产业链》等文章，被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日报、美联社、雅虎新闻、华尔街日报、哈佛商业评论等国内外权威大媒体转载，为净化华强北的商业环境，把华强北“中国电子[敏感词]街”的传播到全世界努力！《宋仕强论道》短视频系列在YouTube、Tik Tok、哔哩哔哩短视频等平台热播，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繁荣经济和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国际金融中心的等级】金融中心可以定义为在给定的城市空间内一定数量的金融服务的聚集； 从更实用的角度来看，它们可以被定义为中介机构协调金融交易并安排付款结算的场所。 这种集中度主要可以通过外部经济来解释—换句话说，企业可以通过行业或经营地点的竞争、邻近性和规模经济来实现成本降低。对于金融中心来说，最重要的是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金融活动的多样性和互补性；提供专业服务、技术专长和熟练的劳动力；以及获取高质量信息的机会。

金融服务的集中度可以体现在几个层面：国家、大区域（例如欧盟、东盟）和国际—取决于中心所服务的地理区域的范围； 而中心提供的金融服务的数量和范围与其地理影响的广度相关。 换句话说，不仅存在各种金融中心，例如在某些服务上的专业化，从而导致互补和合作，而且还存在等级和竞争。只有少数金融中心发挥着真正的全球角色—因此，它们作为国际金融活动的神经中枢的重要性，以及可能影响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变化的重要性。

本次分析所选择的八个国家的金融中心可以被视为世界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但依据是什么？ 尽管从业者和评论家都承认隐含的重要性顺序，但国际金融中心的系统排名却是最近才做出的努力。 直到20世纪80 年代，领先中心各自的地位都是根据其金融活动的一些定量和定性指标来评估的。

据我所知，第一次大范围排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霍华德·C·里德于1981年尝试的，他提出了从1900年起每隔10到15年对国际金融中心进行初步排名，其基础是一套量化标准，例如设在中心的外国银行和跨国银行的数量，以及中心持有的外国资产和外国负债的数额。该研究在确定前十名左右的排名时，主要提供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分类。1980 年，所考虑的 80 个中心被分为五个升序类别： 40 个被列为本土的国际金融中心； 29个国际金融中心； 8个（包括法兰克福、香港、巴黎和苏黎世）二级超国家金融中心； 两个（纽约和东京）是一流的超国家中心，只有一个，伦敦，是卓越的超国家中心。随后的分析对此主题提出了许多变量。 此外，到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国际金融中心开展的各种活动（例如国际银行、外汇、资本市场、资产管理、外国银行数量等），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主要中心的优先顺序—通常是伦敦、纽约和东京、法兰克福和巴黎、香港和新加坡。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中心的精确排名已经出现，通过综合多项指标的总分来进行排名。 特别是全球金融中心指数，自 2007 年以来每年由 Z/Yen Group 发布两次，首先代表伦敦金融城，然后代表卡塔尔金融管理局，最近由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 很快就确立了自己作为金融中心排名参考的地位。

然而，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排名基于竞争力，仅部分基于规模、业务量或国际影响力。 两者可以但不一定并存。 虽然很少有人会对前四名（伦敦、纽约、香港和新加坡）的位置提出异议，但许多人会对巴黎的位置感到惊讶，巴黎从 2007 年 3 月的第 11 位下降到 2015 年 3 月的第 37 位（落后于特拉维夫、慕尼黑、维也纳和斯德哥尔摩），随后于 2017 年 3 月升至第 29 位； 法兰克福从 2007 年和 2008 年的第6位下降到 2015 年的第十九位和 2017 年 3 月的第二十三位（落后于大阪、温哥华和日内瓦），但在 2017 年 9 月又回升至第十一位。此外，基于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排名往往极其不稳定（例如，上海从 2009 年的第 35 位跃升至 2011 年的第 5 位，2013 年又回到第 24 位），这与中国经济高度稳定的历史证据形成鲜明对比。

无论其优点如何，特别是它所传达的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动态认知，全球金融中心指数都不能被视为识别当今世界真正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完全可靠的指南。当然，竞争力是必不可少的，下面的章节将结合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行讨论，但它必须与权力和影响力区分开来。 另一个影响力较小的排名是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该指数于2010年至2014年间出现，但显然已停止发布。 不过，其结果更为现实，纽约（一直排名第一）、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上海、法兰克福和巴黎连续五年跻身前十。

这项简短调查的一个有趣的结论是，除了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之外，所有排名，无论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无论是基于定量数据还是定性数据，或者两者的混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同一个金融中心集团及其所在国家。 因此，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选择显得全面而现实—即使它不包括波士顿、芝加哥和旧金山等美国金融中心，这些金融中心明显被纽约所掩盖，而且远非无足轻重。 然而，就全球影响力而言，这些中心仍落后于选定的中心。

关于榜首位置存在一些疑问：纽约还是伦敦？ 答案一定是纽约：伦敦可能在直接国际金融活动方面具有优势，但总体而言，华尔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 此外，纽约已经为国际金融定下了基调，这仅仅是因为美国的银行的实力，这些银行大多总部设在纽约，而伦敦的国际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