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诗选#
【艾米莉·勃朗特：忆】
你冷吗，在地下，盖着厚厚的积雪，
远离人世，在寒冷阴郁的墓里？
当你终于被隔绝一切的时间隔绝，
唯一的爱人啊，我岂能忘了爱你？
如今我已孤单，但难道我的思念
不再徘徊在北方的海岸和山岗，
并歇息在遍地蕨叶和丛丛石南
把你高尚的心永远覆盖的地方？
你在地下已冷，而十五个寒冬
已从棕色的山岗上融成了阳春；
经过这么多年头的变迁和哀痛，
那长相忆的灵魂已够得上忠贞！
青春的甜爱，我若忘了你，请原谅我，
人世之潮正不由自主地把我推送，
别的愿望和别的希望缠住了我，
它们遮掩了你，但不会对你不公！
再没有迟来的光照耀我的天宇，
再没有第二个黎明为我发光，
我一生的幸福都是你的生命给予，
我一生的幸福啊，都已和你合葬。
可是，当金色梦中的日子消逝，
就连绝望也未能摧毁整个生活，
于是，我学会了对生活珍惜、支持，
靠其他来充实生活，而不靠欢乐。
我禁止我青春的灵魂对你渴望，
我抑制无用的激情迸发的泪滴，
我严拒我对你坟墓的如火的向往——
那个墓啊，比我自己的更属于自己。
即便如此，我不敢听任灵魂苦思，
不敢迷恋于回忆的剧痛和狂喜；
一旦在那最神圣的痛苦中沉醉，
叫我怎能再寻求这空虚的人世？
（飞白 译）
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1818－1848），19世纪英国作家与诗人，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世界文学名著《呼啸山庄》的作者。此外，她还创作了193首诗，被认为是英国一位天才型的女作家，英国三大女诗人之一。
选自《英国诗选》，王佐良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
【艾米莉·勃朗特：忆】
你冷吗，在地下，盖着厚厚的积雪，
远离人世，在寒冷阴郁的墓里？
当你终于被隔绝一切的时间隔绝，
唯一的爱人啊，我岂能忘了爱你？
如今我已孤单，但难道我的思念
不再徘徊在北方的海岸和山岗，
并歇息在遍地蕨叶和丛丛石南
把你高尚的心永远覆盖的地方？
你在地下已冷，而十五个寒冬
已从棕色的山岗上融成了阳春；
经过这么多年头的变迁和哀痛，
那长相忆的灵魂已够得上忠贞！
青春的甜爱，我若忘了你，请原谅我，
人世之潮正不由自主地把我推送，
别的愿望和别的希望缠住了我，
它们遮掩了你，但不会对你不公！
再没有迟来的光照耀我的天宇，
再没有第二个黎明为我发光，
我一生的幸福都是你的生命给予，
我一生的幸福啊，都已和你合葬。
可是，当金色梦中的日子消逝，
就连绝望也未能摧毁整个生活，
于是，我学会了对生活珍惜、支持，
靠其他来充实生活，而不靠欢乐。
我禁止我青春的灵魂对你渴望，
我抑制无用的激情迸发的泪滴，
我严拒我对你坟墓的如火的向往——
那个墓啊，比我自己的更属于自己。
即便如此，我不敢听任灵魂苦思，
不敢迷恋于回忆的剧痛和狂喜；
一旦在那最神圣的痛苦中沉醉，
叫我怎能再寻求这空虚的人世？
（飞白 译）
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1818－1848），19世纪英国作家与诗人，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世界文学名著《呼啸山庄》的作者。此外，她还创作了193首诗，被认为是英国一位天才型的女作家，英国三大女诗人之一。
选自《英国诗选》，王佐良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
【左玉河：从读书人到知识人】
学术研究是一种探索知识的活动，学者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传统读书人与近代知识人之显著区别，是知识结构与学术理念的差异。读书人追求的并非纯粹知识，而是闻道、传道与卫道，是“修德明道”，而近代知识人之基本使命，则是“为知识而知识”。
一、明道与入仕
从事学术研究者，即学术研究之主体，一般称“学者”。“学者”乃较宽泛的概念，中国古代俗称“读书人”，相当于传统社会之“士”阶层，近代以来则泛称“知识分子”。古代“士”之概念与近代“知识分子”概念，有相当大的差别，故用“知识分子”概念难以准确地涵盖古代中国学术研究主体之特性。将包括“士”在内的掌握文化知识者统称为“读书人”，或许更贴切些；而将近代学术研究的主体不称为歧义较大之“知识分子”，而称为“知识人”，或许更能说明中西学术研究者在知识结构、学术理念及理想追求上之差别，也更能体现中国学术研究主体从传统向近代演化之特性。
传统读书人与近代知识人之显著区别，是学术理念的差异。读书人追求的并非纯粹知识，而是闻道、传道与卫道，即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古代之“士”是卫道、行道型之“读书人”，而近代“知识人”之基本使命，是“为知识而知识”。传统读书人缺乏近代知识人这种“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之精神。士之使命在“志于道”，故其为学目的在“明道”。《荀子·劝学》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术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其终极目标为：“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求得“道德之极”，乃为学之目的。故士之最高理想，是由士而仕，充当帝师王佐。读书人之理想，不是求知，而在明道，专在人之德性上下功夫。“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语道破玄机；上迄天子，下自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修道，身禀天地阴阳以生，是乃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而修道之谓教，故修身之道即为儒学之“道统”，此乃“内圣”之道。虽然强调“修”之功夫，但“修”并非目的，内圣还要走向“外王”。“内圣外王之道”，乃传统士人追求之理想境界。
在关注读书人“明德求道”之理念时，同样不能忽略了孔子所强调的“学而优则仕”传统。读书人既是学者，也是后备之官吏，或本身即是官吏。求学成士，进而入仕为官，乃传统读书人之最佳选择。故古代学者虽出自士，然士多为官。传统学者之职业，亦以为官者居多。读书人并不将做学问作为一种谋生职业。他们是知识与社会价值的拥有者、传承者与独占者，由于其对“内圣外王”理想的追求，故容易走向政治，并将“入仕”视为展现人格与社会价值之正途。
传统读书人有着强烈的“修德明道”理念，但同时也具有浓重的“学而优则仕”观念。“明道”与“入仕”本质上是冲突的。如何协调两者间之张力？在许多读书人看来，入仕往往以“志道”为目的，“志道”要落到实处，必须“入仕”，以入仕为志道之手段和途径。入仕实乃为“志道”，遂将读书人“明道修身”理念，与通过科举获取功名以入仕，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二、为知识而知识
近代中国之知识人，是从传统读书人转变而来的。读书人转变为知识人，是由于晚清政治社会结构之变化使然。知识人与读书人之最大区别，在于学术理念之差异。而从读书人“修德明道”理念向知识人之“求知”理念转变，实始于其知识结构之改变。从洋务运动开始，经过戊戌维新，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代学人完成了知识结构、学术理念之蜕变历程，逐渐从传统读书人演化为近代知识人。
近代知识人赖于两种渠道产生：一是从传统读书人接受近代西学新知后蜕变转化而来；二是从新式学堂学生接受西学新知培养而出。晚清西学的输入，导致了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传统读书人职业选择之变动。知识人主要从事知识之创造、传播与传承，其社会身份多为科研、人文、工程技术、教育、医疗卫生、新闻出版、咨询服务等职位上之专业人员；大学、书局、学会等新式学术机构，是新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中心，又是近代知识人容身之主要场所。
近代知识人之所以称为“知识人”而不称为“读书人”，除了知识结构上的差异外，更重要的是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学术理念。换言之，近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重要区别，在于学术理念上的差异，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学术平等、学术独立、求真、求知理念的确立。求道与求真，乃为传统读书人与近代知识人之分野。
“为知识而知识”的基本内涵，是以“求知”为目的，旨在强调尊重和维护学术的独立品格。故矫正晚清以来经世学风造成的过分强调“致用”倾向，便是非常必要的事情。而矫正过分的“致用”倾向，就必须抱定作纯粹的“无用”的研究的理念。近代知识人的出现，首先在于与政治脱离干系，放弃“学而优则仕”观念。正因有西方近代学术作为参照，清末民初许多学者痛感中国缺乏如近代西方那样独立的“学术社会”，故提出了仿效西方创建近代意义的、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学界”主张。这样的“学界”，既然是独立于“政治界”之外，那么知识人必然要严守纯粹的学术立场，信奉“为知识而知识”理念，划清政治与学术、官吏政客与纯正学者的界限，并力谋学术界的独立。
三、学术研究职业化
所谓学术职业化，是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谋生的社会职业，学术研究者成为职业学者。在古代中国，读书人从事学术研究，或多或少都是以一种官吏等职业身份进行的，并非纯粹地将学术研究作为谋生的职业，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难以保障其作为一种职业的生存。为官、为师，乃古代读书人生存之职业特征。
随着清末民初现代学术教育体制的建立、科学家群体的形成、专门科研机构的创建、科研成就的取得与科学交流系统的建成，近代学者的社会职业角色开始形成，学术研究逐渐呈现一种职业化趋向，不仅出现了以知识生产和传授为谋生手段的社会职业，而且这种学术研究职业为一定的制度所保障。学术职业化是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特征。
学术研究职业化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大学、研究所、图书馆、杂志社、出版社、报馆等近代新学术设施的建立，为知识人从事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这些近代新学术体制下的学术设施，不仅使近代知识人有了容身之地和生存空间，而且使学术研究成为一种社会职业。知识人以教授、编辑、研究员、图书馆员等职业身份，成为近代学术研究的承担者。传统读书人除了作教师外，多数人走着科举———做官的道路。知识的多样性造成了职业的多样化。知识人的职业化，意味着知识的专业化。新知识开始远离政治，致力于本专业的知识生产（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教书育人），并在日益强化的经济贫困和地位贬值中，清贫自守。这样的社会职业，使其保持了与政治必要的独立，同时，也迫使他们为生存而谋划。故知识人将大学教授、专家及编辑等作为“稻粱谋”之职业，在追求学术独立之同时，亦追求经济上的利益。
学术研究职业化后，知识人追求的是“知识”，是以其专业知识来换取生活资料的。故近代学术不可避免地带有实用、功利、浮躁、浅薄的特性。这样一来，便与标榜“修德求道”的传统读书人有着很大差异。近代注重知识传递之大学教授，与传统的传道之师便迥然不同。蔡元培云：“自科举废,学校兴,师弟之间之感情，遂一落千丈。其故由于两方：教者除上堂演讲外,不复注意被教者之进步受益与否；被教者遂亦不发生感情与教者接洽。至使学术之授受，同于商铺之买卖，实为不良之现象。”学术之授受，同于商铺之买卖，乃近代知识人与传统读书人之重大差别。因为他们各自的功能已经不同：非传道卫道之师，而是求知、传知之师。
如果说读书人对学术的追求是“志业”而非“职业”的话，那么知识人对学术之追求，则逐渐变成一种社会“职业”，而非“志业”。传统“师”之责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而作为近代社会职业的大学教授，则将知识的追求和传播视为第一位。其职责首先不是传道，而是求知，不是授业，而是研究。近代学术职业化后，知识人被纳入特定的知识生产和传授体制中，成为现代知识体制和学术体制中之知识人。
与学术职业化相伴随，近代学术呈现出越来越严格之体制化趋向。职业化学者被纳入近代分科化、专门化之学术体制中。现代学术体制以有形之场地和无形之规范，直接限定着学者之学术活动，并间接影响着学者之学术思想。职业化之知识人若不能与学术体制形成良好的对话关系，不仅会使学术体制越来越僵化，而且知识人也容易被体制所“化”。随着知识体制的日趋完善，知识人逐渐生存于知识体制内部，这是近代以来发展的趋向。职业化之知识人多遵从现代学术体制从事知识生产，甚至将知识作为稻粱谋，而不再执著于思想之道。这是职业化体制下学术研究的特点及知识人的特色。
————————————
来自 《民俗研究》官网
学术研究是一种探索知识的活动，学者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传统读书人与近代知识人之显著区别，是知识结构与学术理念的差异。读书人追求的并非纯粹知识，而是闻道、传道与卫道，是“修德明道”，而近代知识人之基本使命，则是“为知识而知识”。
一、明道与入仕
从事学术研究者，即学术研究之主体，一般称“学者”。“学者”乃较宽泛的概念，中国古代俗称“读书人”，相当于传统社会之“士”阶层，近代以来则泛称“知识分子”。古代“士”之概念与近代“知识分子”概念，有相当大的差别，故用“知识分子”概念难以准确地涵盖古代中国学术研究主体之特性。将包括“士”在内的掌握文化知识者统称为“读书人”，或许更贴切些；而将近代学术研究的主体不称为歧义较大之“知识分子”，而称为“知识人”，或许更能说明中西学术研究者在知识结构、学术理念及理想追求上之差别，也更能体现中国学术研究主体从传统向近代演化之特性。
传统读书人与近代知识人之显著区别，是学术理念的差异。读书人追求的并非纯粹知识，而是闻道、传道与卫道，即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古代之“士”是卫道、行道型之“读书人”，而近代“知识人”之基本使命，是“为知识而知识”。传统读书人缺乏近代知识人这种“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之精神。士之使命在“志于道”，故其为学目的在“明道”。《荀子·劝学》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术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其终极目标为：“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求得“道德之极”，乃为学之目的。故士之最高理想，是由士而仕，充当帝师王佐。读书人之理想，不是求知，而在明道，专在人之德性上下功夫。“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语道破玄机；上迄天子，下自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修道，身禀天地阴阳以生，是乃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而修道之谓教，故修身之道即为儒学之“道统”，此乃“内圣”之道。虽然强调“修”之功夫，但“修”并非目的，内圣还要走向“外王”。“内圣外王之道”，乃传统士人追求之理想境界。
在关注读书人“明德求道”之理念时，同样不能忽略了孔子所强调的“学而优则仕”传统。读书人既是学者，也是后备之官吏，或本身即是官吏。求学成士，进而入仕为官，乃传统读书人之最佳选择。故古代学者虽出自士，然士多为官。传统学者之职业，亦以为官者居多。读书人并不将做学问作为一种谋生职业。他们是知识与社会价值的拥有者、传承者与独占者，由于其对“内圣外王”理想的追求，故容易走向政治，并将“入仕”视为展现人格与社会价值之正途。
传统读书人有着强烈的“修德明道”理念，但同时也具有浓重的“学而优则仕”观念。“明道”与“入仕”本质上是冲突的。如何协调两者间之张力？在许多读书人看来，入仕往往以“志道”为目的，“志道”要落到实处，必须“入仕”，以入仕为志道之手段和途径。入仕实乃为“志道”，遂将读书人“明道修身”理念，与通过科举获取功名以入仕，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二、为知识而知识
近代中国之知识人，是从传统读书人转变而来的。读书人转变为知识人，是由于晚清政治社会结构之变化使然。知识人与读书人之最大区别，在于学术理念之差异。而从读书人“修德明道”理念向知识人之“求知”理念转变，实始于其知识结构之改变。从洋务运动开始，经过戊戌维新，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代学人完成了知识结构、学术理念之蜕变历程，逐渐从传统读书人演化为近代知识人。
近代知识人赖于两种渠道产生：一是从传统读书人接受近代西学新知后蜕变转化而来；二是从新式学堂学生接受西学新知培养而出。晚清西学的输入，导致了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传统读书人职业选择之变动。知识人主要从事知识之创造、传播与传承，其社会身份多为科研、人文、工程技术、教育、医疗卫生、新闻出版、咨询服务等职位上之专业人员；大学、书局、学会等新式学术机构，是新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中心，又是近代知识人容身之主要场所。
近代知识人之所以称为“知识人”而不称为“读书人”，除了知识结构上的差异外，更重要的是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学术理念。换言之，近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重要区别，在于学术理念上的差异，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学术平等、学术独立、求真、求知理念的确立。求道与求真，乃为传统读书人与近代知识人之分野。
“为知识而知识”的基本内涵，是以“求知”为目的，旨在强调尊重和维护学术的独立品格。故矫正晚清以来经世学风造成的过分强调“致用”倾向，便是非常必要的事情。而矫正过分的“致用”倾向，就必须抱定作纯粹的“无用”的研究的理念。近代知识人的出现，首先在于与政治脱离干系，放弃“学而优则仕”观念。正因有西方近代学术作为参照，清末民初许多学者痛感中国缺乏如近代西方那样独立的“学术社会”，故提出了仿效西方创建近代意义的、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学界”主张。这样的“学界”，既然是独立于“政治界”之外，那么知识人必然要严守纯粹的学术立场，信奉“为知识而知识”理念，划清政治与学术、官吏政客与纯正学者的界限，并力谋学术界的独立。
三、学术研究职业化
所谓学术职业化，是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谋生的社会职业，学术研究者成为职业学者。在古代中国，读书人从事学术研究，或多或少都是以一种官吏等职业身份进行的，并非纯粹地将学术研究作为谋生的职业，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难以保障其作为一种职业的生存。为官、为师，乃古代读书人生存之职业特征。
随着清末民初现代学术教育体制的建立、科学家群体的形成、专门科研机构的创建、科研成就的取得与科学交流系统的建成，近代学者的社会职业角色开始形成，学术研究逐渐呈现一种职业化趋向，不仅出现了以知识生产和传授为谋生手段的社会职业，而且这种学术研究职业为一定的制度所保障。学术职业化是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特征。
学术研究职业化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大学、研究所、图书馆、杂志社、出版社、报馆等近代新学术设施的建立，为知识人从事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这些近代新学术体制下的学术设施，不仅使近代知识人有了容身之地和生存空间，而且使学术研究成为一种社会职业。知识人以教授、编辑、研究员、图书馆员等职业身份，成为近代学术研究的承担者。传统读书人除了作教师外，多数人走着科举———做官的道路。知识的多样性造成了职业的多样化。知识人的职业化，意味着知识的专业化。新知识开始远离政治，致力于本专业的知识生产（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教书育人），并在日益强化的经济贫困和地位贬值中，清贫自守。这样的社会职业，使其保持了与政治必要的独立，同时，也迫使他们为生存而谋划。故知识人将大学教授、专家及编辑等作为“稻粱谋”之职业，在追求学术独立之同时，亦追求经济上的利益。
学术研究职业化后，知识人追求的是“知识”，是以其专业知识来换取生活资料的。故近代学术不可避免地带有实用、功利、浮躁、浅薄的特性。这样一来，便与标榜“修德求道”的传统读书人有着很大差异。近代注重知识传递之大学教授，与传统的传道之师便迥然不同。蔡元培云：“自科举废,学校兴,师弟之间之感情，遂一落千丈。其故由于两方：教者除上堂演讲外,不复注意被教者之进步受益与否；被教者遂亦不发生感情与教者接洽。至使学术之授受，同于商铺之买卖，实为不良之现象。”学术之授受，同于商铺之买卖，乃近代知识人与传统读书人之重大差别。因为他们各自的功能已经不同：非传道卫道之师，而是求知、传知之师。
如果说读书人对学术的追求是“志业”而非“职业”的话，那么知识人对学术之追求，则逐渐变成一种社会“职业”，而非“志业”。传统“师”之责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而作为近代社会职业的大学教授，则将知识的追求和传播视为第一位。其职责首先不是传道，而是求知，不是授业，而是研究。近代学术职业化后，知识人被纳入特定的知识生产和传授体制中，成为现代知识体制和学术体制中之知识人。
与学术职业化相伴随，近代学术呈现出越来越严格之体制化趋向。职业化学者被纳入近代分科化、专门化之学术体制中。现代学术体制以有形之场地和无形之规范，直接限定着学者之学术活动，并间接影响着学者之学术思想。职业化之知识人若不能与学术体制形成良好的对话关系，不仅会使学术体制越来越僵化，而且知识人也容易被体制所“化”。随着知识体制的日趋完善，知识人逐渐生存于知识体制内部，这是近代以来发展的趋向。职业化之知识人多遵从现代学术体制从事知识生产，甚至将知识作为稻粱谋，而不再执著于思想之道。这是职业化体制下学术研究的特点及知识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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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GDZPS11394
书名：《茶味空间》(东方雅致生活系列)
版别：吴越电子音像出版社
作者：归谷文化主编
书号：ISBN 9787893894510
定价：120.00
出版日期：202305
内容简介
茶味，大抵远离市廛，或小楼一角，或茅舍数间，或面水临池，或身坐丛花。论其佳处，置身其中，二三知己，品茗静思，谈古论今，均无一不可。本书由文人空间团队策划，历时一年，将所探访的茶空间汇编成一本《茶味空间》，愿你闲时捧读，如有清茶在侧，漱心悦目。一本书，了解茶室设计迭代。随着茶文化的兴起，茶室的设计，也经历了初代至迭代，由传统至当代的演变，本书所选茶空间，既有传统元素，也有现代理念，中西混搭，潮玩碰撞，呈现茶味生活的多样化。一本书，概览茶室设计美学。本书所选空间，均具有独特的设计理念，既有共性，也有差异，阅读此书，可作茶室美学设计指南，让你布置出一方适合自己的美学空间。18个茶空间，18种味道。本书所选的茶空间，种类丰富，形式多样，总有一种能安放你的身心。山林之气、庭院之闲、艺术之味、高古之韵，应有尽有。本书只为阅读而设计。茶味空间，除了空间本身，更重要的是喝茶的理念，正如周作人所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需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 茶味空间，让茶回归生活，让心回归自然。茶味空间，让茶回归生活，让心回归自然。
大量批发或经销商面议
茶书网中国区北京工作站：感德真品茶业机构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6号北京国际茶城三楼西北角F3-19号
客服：010-63433810
详见：茶书网（www.culturetea.com)说明https://t.cn/A6lbI9KF
书名：《茶味空间》(东方雅致生活系列)
版别：吴越电子音像出版社
作者：归谷文化主编
书号：ISBN 9787893894510
定价：120.00
出版日期：202305
内容简介
茶味，大抵远离市廛，或小楼一角，或茅舍数间，或面水临池，或身坐丛花。论其佳处，置身其中，二三知己，品茗静思，谈古论今，均无一不可。本书由文人空间团队策划，历时一年，将所探访的茶空间汇编成一本《茶味空间》，愿你闲时捧读，如有清茶在侧，漱心悦目。一本书，了解茶室设计迭代。随着茶文化的兴起，茶室的设计，也经历了初代至迭代，由传统至当代的演变，本书所选茶空间，既有传统元素，也有现代理念，中西混搭，潮玩碰撞，呈现茶味生活的多样化。一本书，概览茶室设计美学。本书所选空间，均具有独特的设计理念，既有共性，也有差异，阅读此书，可作茶室美学设计指南，让你布置出一方适合自己的美学空间。18个茶空间，18种味道。本书所选的茶空间，种类丰富，形式多样，总有一种能安放你的身心。山林之气、庭院之闲、艺术之味、高古之韵，应有尽有。本书只为阅读而设计。茶味空间，除了空间本身，更重要的是喝茶的理念，正如周作人所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需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 茶味空间，让茶回归生活，让心回归自然。茶味空间，让茶回归生活，让心回归自然。
大量批发或经销商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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