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军方的声誉，恐怕早已不复当年】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暴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以色列国防军那令人生畏的声誉，连同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声誉，可能早已不复当年了。
以色列有一支战绩出色的空军以及精锐的特种作战部队，但其常规部队的主体依然由义务兵组成，按照美国军队的标准，他们既没有得到充分训练，也缺乏严明的军纪。在过去历届战争中，这些部队相比以色列的对手表现地相当出色，比如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军队。
但今天的以色列面对的是一支拥有高度纪律性、士气高昂的非国家行为体敌军，他们分布在黎巴嫩南部以及巴勒斯坦人居住区。在基层作战单位的层面，以军面对这样的对手时并没有明显优势。
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约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去年仅有乌克兰获得了更多的援助），是这笔钱让以色列有能力购买诸如F-35战斗机等昂贵的、以色列本无力单独承担的武器装备。美国和以色列每10年就会评估与协商军事援助的款项；上一次两国签署这样的谅解备忘录是在2016年，当时我作为五角大楼的高级代表，在华盛顿、特拉维夫与耶路撒冷参加了为期数个月的谈判。
这令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以色列军队的真实情况。一同共事的以军军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老实说，我对下一场战争的可能形态感到十分担忧。
即便在当时，以色列军方官员也十分清楚，这个国家非常容易遭受渗透袭击的威胁，正如哈马斯这次发起的那种攻击。他们判断，真主党武装有可能考虑在未来冲突中采用这样的战法。哈马斯在2006年就成功执行过类似的行动，虽然规模要小很多。当时哈马斯武装人员绑架了一名以军士兵吉拉德·沙利特（Gilad Shalit），并将他关押了五年多。
以色列很清楚未来会发生更多这样的袭击，然而当现实到来时，他们却完全措手不及。
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失败一点也不令我感到惊讶，他们无疑会仔细检讨这次失败。几乎没有美国人能充分理解2000年至2005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所留下的创伤。以色列人在自己与阿拉伯邻居之间立起了一道物理与心理意义上的隔离墙。
2009年，我曾向多位耶路撒冷城内的以色列路人询问拉姆安拉城的方向，那里距耶路撒冷大约只有20公里。然而，以色列路人都找不到这座城市的方位。对他们来说，巴勒斯坦人在经历了多年的苦难后，最好是维持“眼不见心不烦”的状态。然而，巴勒斯坦人从未离开。这样一种心理上的疏离，加上哈马斯自2007年以后从加沙地带驱逐了其它巴勒斯坦派系，显然会削弱以色列了解加沙内部状况的能力。
更令人担忧且结构性的失败理由是以色列的自满与缺乏纪律。这不仅导致以军在新一轮冲突初期的失败，也可能会引发未来更多的失败。2000年代中期，我在黎巴嫩待了将近3年，写完了一篇关于真主党武装力量演变的博士论文。那段时间，我与一小部分“真主党”战士有过交流，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大多是积极主动、训练有素且纪律严明。
那些曾在2006年与以军交手的战士对美军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谨慎尊重，但却对他们的以色列对手充满蔑视。他们曾亲身感受过以军士兵的实战表现，但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
在从过去的战术与战役失败中吸取教训这方面，以军做得非常好，可以说比美国军方好得多。但这个国家的半职业化军队高度依赖义务兵与预备役士兵，这令以色列在许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一支完全职业化的军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训练一系列高强度作战环境下经常需要的科目：比如应对伏击、发动突袭，或者在机动中与炮兵及航空兵协同等等。相反，由义务兵组成的军队永远在招募和训练新兵。其人员轮换率往往过高，无法为部队培养执行最复杂军事任务的能力。
此外，以色列的常规武装力量似乎花了大量时间在占领区巡逻，而用在演练合成作战行动的时间要少得多。事实上，以军少数几个在假期负责战备执勤的营级作战单位似乎都被调往该国南部与约旦河西岸，负责保护那里的以色列定居者。这样的治安巡逻任务除了会将必要的部队从其它优先方向调走之外，用于更高强度的作战时也是一种糟糕的做法。
许多身着军装的以色列人看起来不修边幅，甚至有些邋遢，这可能自有其魅力——且会与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军容形成鲜明对比。但越是仔细观察就越容易怀疑，以色列军队的这种表象背后是否透露出他们对军人职业的某种轻浮态度。
从1967年到1973年以色列打的几乎每一场战争，包括最令人记忆犹新的2006年战争中，以色列武装力量在战争初期的动作都很迟钝。纪律性也是一个大问题：2006年，真主党武装通过监听以色列预备役士兵用手机同家人通话的内容，确定了以色列军队的位置。
就算以色列政治领导人给军方下达了还击的明确命令，以军也可能难以实现这些目标。哈马斯和真主党武装专注、坚定且有纪律。来自伊朗的支持给以色列的非国家行为体对手带来了好消息，但绝不是唯一因素。我的一个朋友曾在2006年的冲突后询问一名真主党战士接受伊朗方面训练的情况，对方带着嘲讽的语气回答：“伊朗？那些家伙上一次打赢一场战争是在什么时候？”
相比哈马斯，以色列确实拥有科技与物质层面的优势，但人口稠密的城市作战环境往往会抵消许多这样的优势。比方说，以色列战绩出色的空军在向加沙的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时，很难避免导致数十位平民伤亡的情况。
然而，以色列将会带着强烈的决心与专注来发起这次冲突。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似乎都彼此相识，每一名以色列人被杀都给以色列民族心理添上一道伤疤，而他们现在必须接受上百名以色列人死亡的事实，那些被俘虏的人质（包括老人与小孩）遭到关押与折磨的场景必然会唤醒黑暗的记忆。
这场战争并不是诸如1948年和1967年那样的存亡之战，但许多以色列人抱着这样的心态看待战争也是可以理解的。以色列人需要问自己，他们过去建立的军队体系结构是否能够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文/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 安德鲁·艾克萨姆 原文于10月9日发布在“大西洋周刊”网站，原标题为：“以色列军队并没有对这一切做好准备。” The Israeli Military Wasn't Ready for This.）
以色列有一支战绩出色的空军以及精锐的特种作战部队，但其常规部队的主体依然由义务兵组成，按照美国军队的标准，他们既没有得到充分训练，也缺乏严明的军纪。在过去历届战争中，这些部队相比以色列的对手表现地相当出色，比如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军队。
但今天的以色列面对的是一支拥有高度纪律性、士气高昂的非国家行为体敌军，他们分布在黎巴嫩南部以及巴勒斯坦人居住区。在基层作战单位的层面，以军面对这样的对手时并没有明显优势。
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约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去年仅有乌克兰获得了更多的援助），是这笔钱让以色列有能力购买诸如F-35战斗机等昂贵的、以色列本无力单独承担的武器装备。美国和以色列每10年就会评估与协商军事援助的款项；上一次两国签署这样的谅解备忘录是在2016年，当时我作为五角大楼的高级代表，在华盛顿、特拉维夫与耶路撒冷参加了为期数个月的谈判。
这令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以色列军队的真实情况。一同共事的以军军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老实说，我对下一场战争的可能形态感到十分担忧。
即便在当时，以色列军方官员也十分清楚，这个国家非常容易遭受渗透袭击的威胁，正如哈马斯这次发起的那种攻击。他们判断，真主党武装有可能考虑在未来冲突中采用这样的战法。哈马斯在2006年就成功执行过类似的行动，虽然规模要小很多。当时哈马斯武装人员绑架了一名以军士兵吉拉德·沙利特（Gilad Shalit），并将他关押了五年多。
以色列很清楚未来会发生更多这样的袭击，然而当现实到来时，他们却完全措手不及。
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失败一点也不令我感到惊讶，他们无疑会仔细检讨这次失败。几乎没有美国人能充分理解2000年至2005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所留下的创伤。以色列人在自己与阿拉伯邻居之间立起了一道物理与心理意义上的隔离墙。
2009年，我曾向多位耶路撒冷城内的以色列路人询问拉姆安拉城的方向，那里距耶路撒冷大约只有20公里。然而，以色列路人都找不到这座城市的方位。对他们来说，巴勒斯坦人在经历了多年的苦难后，最好是维持“眼不见心不烦”的状态。然而，巴勒斯坦人从未离开。这样一种心理上的疏离，加上哈马斯自2007年以后从加沙地带驱逐了其它巴勒斯坦派系，显然会削弱以色列了解加沙内部状况的能力。
更令人担忧且结构性的失败理由是以色列的自满与缺乏纪律。这不仅导致以军在新一轮冲突初期的失败，也可能会引发未来更多的失败。2000年代中期，我在黎巴嫩待了将近3年，写完了一篇关于真主党武装力量演变的博士论文。那段时间，我与一小部分“真主党”战士有过交流，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大多是积极主动、训练有素且纪律严明。
那些曾在2006年与以军交手的战士对美军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谨慎尊重，但却对他们的以色列对手充满蔑视。他们曾亲身感受过以军士兵的实战表现，但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
在从过去的战术与战役失败中吸取教训这方面，以军做得非常好，可以说比美国军方好得多。但这个国家的半职业化军队高度依赖义务兵与预备役士兵，这令以色列在许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一支完全职业化的军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训练一系列高强度作战环境下经常需要的科目：比如应对伏击、发动突袭，或者在机动中与炮兵及航空兵协同等等。相反，由义务兵组成的军队永远在招募和训练新兵。其人员轮换率往往过高，无法为部队培养执行最复杂军事任务的能力。
此外，以色列的常规武装力量似乎花了大量时间在占领区巡逻，而用在演练合成作战行动的时间要少得多。事实上，以军少数几个在假期负责战备执勤的营级作战单位似乎都被调往该国南部与约旦河西岸，负责保护那里的以色列定居者。这样的治安巡逻任务除了会将必要的部队从其它优先方向调走之外，用于更高强度的作战时也是一种糟糕的做法。
许多身着军装的以色列人看起来不修边幅，甚至有些邋遢，这可能自有其魅力——且会与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军容形成鲜明对比。但越是仔细观察就越容易怀疑，以色列军队的这种表象背后是否透露出他们对军人职业的某种轻浮态度。
从1967年到1973年以色列打的几乎每一场战争，包括最令人记忆犹新的2006年战争中，以色列武装力量在战争初期的动作都很迟钝。纪律性也是一个大问题：2006年，真主党武装通过监听以色列预备役士兵用手机同家人通话的内容，确定了以色列军队的位置。
就算以色列政治领导人给军方下达了还击的明确命令，以军也可能难以实现这些目标。哈马斯和真主党武装专注、坚定且有纪律。来自伊朗的支持给以色列的非国家行为体对手带来了好消息，但绝不是唯一因素。我的一个朋友曾在2006年的冲突后询问一名真主党战士接受伊朗方面训练的情况，对方带着嘲讽的语气回答：“伊朗？那些家伙上一次打赢一场战争是在什么时候？”
相比哈马斯，以色列确实拥有科技与物质层面的优势，但人口稠密的城市作战环境往往会抵消许多这样的优势。比方说，以色列战绩出色的空军在向加沙的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时，很难避免导致数十位平民伤亡的情况。
然而，以色列将会带着强烈的决心与专注来发起这次冲突。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似乎都彼此相识，每一名以色列人被杀都给以色列民族心理添上一道伤疤，而他们现在必须接受上百名以色列人死亡的事实，那些被俘虏的人质（包括老人与小孩）遭到关押与折磨的场景必然会唤醒黑暗的记忆。
这场战争并不是诸如1948年和1967年那样的存亡之战，但许多以色列人抱着这样的心态看待战争也是可以理解的。以色列人需要问自己，他们过去建立的军队体系结构是否能够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文/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 安德鲁·艾克萨姆 原文于10月9日发布在“大西洋周刊”网站，原标题为：“以色列军队并没有对这一切做好准备。” The Israeli Military Wasn't Ready for This.）
【以色列军方的声誉，恐怕早已不复当年】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暴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以色列国防军那令人生畏的声誉，连同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声誉，可能早已不复当年了。
以色列有一支战绩出色的空军以及精锐的特种作战部队，但其常规部队的主体依然由义务兵组成，按照美国军队的标准，他们既没有得到充分训练，也缺乏严明的军纪。在过去历届战争中，这些部队相比以色列的对手表现地相当出色，比如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军队。
但今天的以色列面对的是一支拥有高度纪律性、士气高昂的非国家行为体敌军，他们分布在黎巴嫩南部以及巴勒斯坦人居住区。在基层作战单位的层面，以军面对这样的对手时并没有明显优势。
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约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去年仅有乌克兰获得了更多的援助），是这笔钱让以色列有能力购买诸如F-35战斗机等昂贵的、以色列本无力单独承担的武器装备。美国和以色列每10年就会评估与协商军事援助的款项；上一次两国签署这样的谅解备忘录是在2016年，当时我作为五角大楼的高级代表，在华盛顿、特拉维夫与耶路撒冷参加了为期数个月的谈判。
这令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以色列军队的真实情况。一同共事的以军军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老实说，我对下一场战争的可能形态感到十分担忧。
即便在当时，以色列军方官员也十分清楚，这个国家非常容易遭受渗透袭击的威胁，正如哈马斯这次发起的那种攻击。他们判断，真主党武装有可能考虑在未来冲突中采用这样的战法。哈马斯在2006年就成功执行过类似的行动，虽然规模要小很多。当时哈马斯武装人员绑架了一名以军士兵吉拉德·沙利特（Gilad Shalit），并将他关押了五年多。
以色列很清楚未来会发生更多这样的袭击，然而当现实到来时，他们却完全措手不及。
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失败一点也不令我感到惊讶，他们无疑会仔细检讨这次失败。几乎没有美国人能充分理解2000年至2005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所留下的创伤。以色列人在自己与阿拉伯邻居之间立起了一道物理与心理意义上的隔离墙。
2009年，我曾向多位耶路撒冷城内的以色列路人询问拉姆安拉城的方向，那里距耶路撒冷大约只有20公里。然而，以色列路人都找不到这座城市的方位。对他们来说，巴勒斯坦人在经历了多年的苦难后，最好是维持“眼不见心不烦”的状态。然而，巴勒斯坦人从未离开。这样一种心理上的疏离，加上哈马斯自2007年以后从加沙地带驱逐了其它巴勒斯坦派系，显然会削弱以色列了解加沙内部状况的能力。
更令人担忧且结构性的失败理由是以色列的自满与缺乏纪律。这不仅导致以军在新一轮冲突初期的失败，也可能会引发未来更多的失败。2000年代中期，我在黎巴嫩待了将近3年，写完了一篇关于真主党武装力量演变的博士论文。那段时间，我与一小部分“真主党”战士有过交流，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大多是积极主动、训练有素且纪律严明。
那些曾在2006年与以军交手的战士对美军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谨慎尊重，但却对他们的以色列对手充满蔑视。他们曾亲身感受过以军士兵的实战表现，但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
在从过去的战术与战役失败中吸取教训这方面，以军做得非常好，可以说比美国军方好得多。但这个国家的半职业化军队高度依赖义务兵与预备役士兵，这令以色列在许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一支完全职业化的军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训练一系列高强度作战环境下经常需要的科目：比如应对伏击、发动突袭，或者在机动中与炮兵及航空兵协同等等。相反，由义务兵组成的军队永远在招募和训练新兵。其人员轮换率往往过高，无法为部队培养执行最复杂军事任务的能力。
此外，以色列的常规武装力量似乎花了大量时间在占领区巡逻，而用在演练合成作战行动的时间要少得多。事实上，以军少数几个在假期负责战备执勤的营级作战单位似乎都被调往该国南部与约旦河西岸，负责保护那里的以色列定居者。这样的治安巡逻任务除了会将必要的部队从其它优先方向调走之外，用于更高强度的作战时也是一种糟糕的做法。
许多身着军装的以色列人看起来不修边幅，甚至有些邋遢，这可能自有其魅力——且会与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军容形成鲜明对比。但越是仔细观察就越容易怀疑，以色列军队的这种表象背后是否透露出他们对军人职业的某种轻浮态度。
从1967年到1973年以色列打的几乎每一场战争，包括最令人记忆犹新的2006年战争中，以色列武装力量在战争初期的动作都很迟钝。纪律性也是一个大问题：2006年，真主党武装通过监听以色列预备役士兵用手机同家人通话的内容，确定了以色列军队的位置。
就算以色列政治领导人给军方下达了还击的明确命令，以军也可能难以实现这些目标。哈马斯和真主党武装专注、坚定且有纪律。来自伊朗的支持给以色列的非国家行为体对手带来了好消息，但绝不是唯一因素。我的一个朋友曾在2006年的冲突后询问一名真主党战士接受伊朗方面训练的情况，对方带着嘲讽的语气回答：“伊朗？那些家伙上一次打赢一场战争是在什么时候？”
相比哈马斯，以色列确实拥有科技与物质层面的优势，但人口稠密的城市作战环境往往会抵消许多这样的优势。比方说，以色列战绩出色的空军在向加沙的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时，很难避免导致数十位平民伤亡的情况。
然而，以色列将会带着强烈的决心与专注来发起这次冲突。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似乎都彼此相识，每一名以色列人被杀都给以色列民族心理添上一道伤疤，而他们现在必须接受上百名以色列人死亡的事实，那些被俘虏的人质（包括老人与小孩）遭到关押与折磨的场景必然会唤醒黑暗的记忆。
这场战争并不是诸如1948年和1967年那样的存亡之战，但许多以色列人抱着这样的心态看待战争也是可以理解的。以色列人需要问自己，他们过去建立的军队体系结构是否能够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
（文/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 安德鲁·艾克萨姆 原文于10月9日发布在“大西洋周刊”网站，原标题为：“以色列军队并没有对这一切做好准备。” The Israeli Military Wasn't Ready for This.）
以色列有一支战绩出色的空军以及精锐的特种作战部队，但其常规部队的主体依然由义务兵组成，按照美国军队的标准，他们既没有得到充分训练，也缺乏严明的军纪。在过去历届战争中，这些部队相比以色列的对手表现地相当出色，比如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军队。
但今天的以色列面对的是一支拥有高度纪律性、士气高昂的非国家行为体敌军，他们分布在黎巴嫩南部以及巴勒斯坦人居住区。在基层作战单位的层面，以军面对这样的对手时并没有明显优势。
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约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去年仅有乌克兰获得了更多的援助），是这笔钱让以色列有能力购买诸如F-35战斗机等昂贵的、以色列本无力单独承担的武器装备。美国和以色列每10年就会评估与协商军事援助的款项；上一次两国签署这样的谅解备忘录是在2016年，当时我作为五角大楼的高级代表，在华盛顿、特拉维夫与耶路撒冷参加了为期数个月的谈判。
这令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以色列军队的真实情况。一同共事的以军军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老实说，我对下一场战争的可能形态感到十分担忧。
即便在当时，以色列军方官员也十分清楚，这个国家非常容易遭受渗透袭击的威胁，正如哈马斯这次发起的那种攻击。他们判断，真主党武装有可能考虑在未来冲突中采用这样的战法。哈马斯在2006年就成功执行过类似的行动，虽然规模要小很多。当时哈马斯武装人员绑架了一名以军士兵吉拉德·沙利特（Gilad Shalit），并将他关押了五年多。
以色列很清楚未来会发生更多这样的袭击，然而当现实到来时，他们却完全措手不及。
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失败一点也不令我感到惊讶，他们无疑会仔细检讨这次失败。几乎没有美国人能充分理解2000年至2005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所留下的创伤。以色列人在自己与阿拉伯邻居之间立起了一道物理与心理意义上的隔离墙。
2009年，我曾向多位耶路撒冷城内的以色列路人询问拉姆安拉城的方向，那里距耶路撒冷大约只有20公里。然而，以色列路人都找不到这座城市的方位。对他们来说，巴勒斯坦人在经历了多年的苦难后，最好是维持“眼不见心不烦”的状态。然而，巴勒斯坦人从未离开。这样一种心理上的疏离，加上哈马斯自2007年以后从加沙地带驱逐了其它巴勒斯坦派系，显然会削弱以色列了解加沙内部状况的能力。
更令人担忧且结构性的失败理由是以色列的自满与缺乏纪律。这不仅导致以军在新一轮冲突初期的失败，也可能会引发未来更多的失败。2000年代中期，我在黎巴嫩待了将近3年，写完了一篇关于真主党武装力量演变的博士论文。那段时间，我与一小部分“真主党”战士有过交流，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大多是积极主动、训练有素且纪律严明。
那些曾在2006年与以军交手的战士对美军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谨慎尊重，但却对他们的以色列对手充满蔑视。他们曾亲身感受过以军士兵的实战表现，但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
在从过去的战术与战役失败中吸取教训这方面，以军做得非常好，可以说比美国军方好得多。但这个国家的半职业化军队高度依赖义务兵与预备役士兵，这令以色列在许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一支完全职业化的军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训练一系列高强度作战环境下经常需要的科目：比如应对伏击、发动突袭，或者在机动中与炮兵及航空兵协同等等。相反，由义务兵组成的军队永远在招募和训练新兵。其人员轮换率往往过高，无法为部队培养执行最复杂军事任务的能力。
此外，以色列的常规武装力量似乎花了大量时间在占领区巡逻，而用在演练合成作战行动的时间要少得多。事实上，以军少数几个在假期负责战备执勤的营级作战单位似乎都被调往该国南部与约旦河西岸，负责保护那里的以色列定居者。这样的治安巡逻任务除了会将必要的部队从其它优先方向调走之外，用于更高强度的作战时也是一种糟糕的做法。
许多身着军装的以色列人看起来不修边幅，甚至有些邋遢，这可能自有其魅力——且会与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军容形成鲜明对比。但越是仔细观察就越容易怀疑，以色列军队的这种表象背后是否透露出他们对军人职业的某种轻浮态度。
从1967年到1973年以色列打的几乎每一场战争，包括最令人记忆犹新的2006年战争中，以色列武装力量在战争初期的动作都很迟钝。纪律性也是一个大问题：2006年，真主党武装通过监听以色列预备役士兵用手机同家人通话的内容，确定了以色列军队的位置。
就算以色列政治领导人给军方下达了还击的明确命令，以军也可能难以实现这些目标。哈马斯和真主党武装专注、坚定且有纪律。来自伊朗的支持给以色列的非国家行为体对手带来了好消息，但绝不是唯一因素。我的一个朋友曾在2006年的冲突后询问一名真主党战士接受伊朗方面训练的情况，对方带着嘲讽的语气回答：“伊朗？那些家伙上一次打赢一场战争是在什么时候？”
相比哈马斯，以色列确实拥有科技与物质层面的优势，但人口稠密的城市作战环境往往会抵消许多这样的优势。比方说，以色列战绩出色的空军在向加沙的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时，很难避免导致数十位平民伤亡的情况。
然而，以色列将会带着强烈的决心与专注来发起这次冲突。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似乎都彼此相识，每一名以色列人被杀都给以色列民族心理添上一道伤疤，而他们现在必须接受上百名以色列人死亡的事实，那些被俘虏的人质（包括老人与小孩）遭到关押与折磨的场景必然会唤醒黑暗的记忆。
这场战争并不是诸如1948年和1967年那样的存亡之战，但许多以色列人抱着这样的心态看待战争也是可以理解的。以色列人需要问自己，他们过去建立的军队体系结构是否能够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
（文/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 安德鲁·艾克萨姆 原文于10月9日发布在“大西洋周刊”网站，原标题为：“以色列军队并没有对这一切做好准备。” The Israeli Military Wasn't Ready for This.）
中吉乌铁路现已面临搁浅
近段时间，我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个国家再次就中吉乌铁路项目展开沟通。早在1997年，三个国家就已经就中吉乌铁路项目签署备忘录，但该项目在俄罗斯的阻挠下被长期搁置。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对中吉乌铁路有所松口并明确表示已无异议，所以关于该项目的讨论又重新进行。不过，这条铁路现在却遇到了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和费用有关。根据测算，中吉乌铁路的投资费用超过50亿美元甚至可能达到60亿美元，这让经济实力一般的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难以负担。两个国家希望我国能承担其中的大部分投资，但又不想把所有的工程、全部的运营权都交给我国，而且还想从这条铁路的运营中分得更多收益。
第二个问题和轨距标准有关。吉尔吉斯斯坦方面希望中吉乌铁路采用1524mm轨距，但我国国内铁路的轨距都是1435mm，是按照国际标准设计的。如果中吉乌铁路采用1524mm轨距，意味着火车从吉尔吉斯斯坦进入我国或从我国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时就需要更换车轮，运行效率将大打折扣。
中吉乌铁路若建成通车，将大幅缩短我国和欧洲之间的货物运输距离，能给沿线各国带来实质性的重大利好，但目前一些问题仍然有待解决。由于存在分歧且各方都不愿意完全让步，所以中吉乌铁路目前还是遇到了阻碍。虽然情况不算特别糟糕，但也面临再次搁浅的可能。（转）
近段时间，我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个国家再次就中吉乌铁路项目展开沟通。早在1997年，三个国家就已经就中吉乌铁路项目签署备忘录，但该项目在俄罗斯的阻挠下被长期搁置。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对中吉乌铁路有所松口并明确表示已无异议，所以关于该项目的讨论又重新进行。不过，这条铁路现在却遇到了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和费用有关。根据测算，中吉乌铁路的投资费用超过50亿美元甚至可能达到60亿美元，这让经济实力一般的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难以负担。两个国家希望我国能承担其中的大部分投资，但又不想把所有的工程、全部的运营权都交给我国，而且还想从这条铁路的运营中分得更多收益。
第二个问题和轨距标准有关。吉尔吉斯斯坦方面希望中吉乌铁路采用1524mm轨距，但我国国内铁路的轨距都是1435mm，是按照国际标准设计的。如果中吉乌铁路采用1524mm轨距，意味着火车从吉尔吉斯斯坦进入我国或从我国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时就需要更换车轮，运行效率将大打折扣。
中吉乌铁路若建成通车，将大幅缩短我国和欧洲之间的货物运输距离，能给沿线各国带来实质性的重大利好，但目前一些问题仍然有待解决。由于存在分歧且各方都不愿意完全让步，所以中吉乌铁路目前还是遇到了阻碍。虽然情况不算特别糟糕，但也面临再次搁浅的可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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