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基本上也就这样了，一个彪哥是几年难遇的大爆剧，但他海外欠缺，我们很多项的数据它也没有！长月才是真的全球烬化，一个暑假大剧，万个热搜不断更铺天盖地的营销才超过我们！刚开始不懂数据什么都不敢吹，长月刚播完都不敢说话，大爆剧都不敢认到处让我们说小爆，气的我在长月专组开帖怼她们！那时候还说今年还有多少多少大剧都还没播呢，不能说这样的数据就是好，如今年末了全方位无短板的大爆剧只有我们！别的剧只有一项两项可以说，别的都瘸腿不明不白，还可劲吹假逼，倒是我们长月明显各方面都是大爆的不寻常的表现，还捂嘴不让说话！ 无论是知名的各大平台，站子榜单的数据还是犄角旮旯的各种平台，站子的数据里长月都是超好，大大小小的数据全都对的上，全方位没有短板，综合王者，还有那么多政府，平台，国家官方的认可！长月不牛逼谁牛逼，哪个剧还能找到这么多这么全的数据！ 我们冷淡期天残平台独播的纯网剧，面对两千多黑热搜，内鬼掀桌，百家下场防爆中我熙靠绝对实力杀出来的现象级大爆剧！！
【大导演扎堆回归电影圈，院线和流媒体之争难休止】
到底是什么样的电影，能让赵丽颖和杨幂两位当红“85花”为了一个角色闹上热搜？
#酱园弄女二杨幂#、#杨幂赵丽颖酱园弄#、#杨幂对接辟谣酱园弄#......近期有关电影《酱园弄》女二“苏青”一角归属的话题频频登上热搜，让围观路人不禁疑惑，到底是多香的“饼”，能让当红女明星抢成这样？
《酱园弄》确实是近期电影市场最关注的项目之一，知名导演陈可辛七年磨一剑，影后章子怡挑大梁，这简直就是奔着拿奖去的，也难怪明星们都想挤进去刷脸。
说实话，华语电影市场似乎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连陈可辛都感叹这是自己近十年来最忙的时候，而且最近电影行业忙的还不止他一个。
冯小刚携冯氏贺岁片《非诚勿扰3》挤进2023贺岁档，带着葛优、舒淇、范伟等一众演员开发布会宣传；
“老怪”徐克时隔30年再次回归金庸武侠，携内娱顶流肖战拍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在内蒙古一待就是几个月；
袁和平同样选择回归武侠，新电影《镖人：风起大漠》已经成功立项，正在全球招募女演员。
......
犹记得2023年之前，流媒体迅猛发展，再加上疫情原因，院线电影受到猛烈冲击，票房不容乐观，王家卫、许鞍华、贾樟柯等一大批知名导演玩起了跨界，不是去拍广告，就是去拍网剧，电影市场一度沉寂。
当流媒体和院线打起了“持久战”，业内开始担心起了电影行业的未来，但从目前电影市场百花齐放的状态来看，流媒体恐怕是“杀不死”院线了。
一、流媒体和院线之争
伴随着流媒体的崛起，院线电影受到冲击是必然的趋势，二者之间的战争真正打响是从《囧妈》开始。
2020年春节档，在所有院线电影几乎都被迫撤档的情况之下，徐峥自导自演的喜剧电影《囧妈》直接越过了院线，在流媒体上播出，媒介形式的改变导致电影行业大地震。
《囧妈》先一步在流媒体上线，毫无疑问对院线的利益产生了巨大的损害，当时数万名从业人员声称全国影院因此受害，甚至声明以后将抵制徐峥以及出品方欢喜传媒的电影，可见电影行业相关人员对流媒体可谓是深恶痛绝。
从电影方的角度来看，欢喜传媒以6.3亿元卖出《囧妈》，无疑是稳赚不赔的，当时的行业形势并不好，即便顺利在院线上映，也未必能拿到更高的票房，更别说疫情影响之下电影上映遥遥无期了。
而对于流媒体方来说，字节虽然花费了6.3亿购买《囧妈》，但当下西瓜视频确实需要一部电影来拉新，更何况免费看《囧妈》让字节受到了普通观众的一致好评，得到了口碑和声誉，这笔生意并不亏。
三方中唯一利益受损的就是院线了，前期投入了大量的宣传、排片费用，最后却是颗粒无收。
更重要的是，《囧妈》为电影打开了一个新的出口，一旦电影进入流媒体时代，院线势必会遭受沉重的打击，而当时电影行业已经隐约出现了这种趋势。
事实上，流媒体和院线之争并不止局限在国内，在电影行业更发达的欧美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2021年7月，“寡姐”斯嘉丽·约翰逊与迪士尼对簿公堂，原因是迪士尼本来保证她主演的漫威新片《黑寡妇》会在院线独家上映，但对方转头就将电影同步在了D+流媒体平台上，这势必会影响到院线的票房，而“寡姐”的酬金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院线票房的分成。
流媒体的崛起是不可逆的趋势，迪士尼想要发展线上流媒体平台，肯定会对院线乃至演员的利益有所损害，也由此引起了一系列争论。
流媒体和院线之争是整个行业存在的问题，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观众逐渐朝线上聚集，流媒体有了压倒院线的趋势，就像华纳兄弟将2021年出品的电影全部放在流媒体平台上播放，导致美国多家影院股价暴跌。
在国内也同样如此，2019年中国电影总票房高达642亿元，而到了2020年就只剩下200亿元，2022年房也堪堪过了300亿。
院线没落导致电影票房暴跌、营收锐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电影行业的发展，导演们都拍起了更赚钱的电视剧，冯小刚拍了网剧《北辙南辕》、陈凯歌监制了《民初奇人传》、王家卫拍了《繁花》......
流媒体和院线难以休战，知名导演纷纷投身剧集市场，受伤害最大的其实是电影行业。
二、流媒体难以取代院线
虽然业内曾一度喊出中国电影进入流媒体时代的口号，但事实上，电影行业依旧是以院线为主导，小荧幕很难取代大荧幕。
流媒体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大环境的变化，但随着2023年疫情影响的消退，线下影院的复苏带动了票房的回暖，院线已经重新成为电影行业的主战场，流媒体在电影行业的市场份额逐渐减少。
一方面，线下传统影院自带的社交属性和体验属性很难被取代，越来越多的普通观众走进电影院，享受沉浸式的观影体验，而影院也是社交的主要场所之一，满足了普通人的社交需求，这就是《光明日报》曾说的“影院观影创造的文化场域是互联网观影无法替代的”。
同时电影行业也无法离开线下发行渠道，由于电影的制作周期长、投入大，仅靠流媒体发行是很难盈利的，影院始终是电影经济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带动城市实体消费，是一种城市文化的需要，大荧幕依旧是电影市场的首选。
另一方面，流媒体还处在发展阶段，最主要的任务是“拉新”，而电影的留客效果比不上剧集和综艺，相对的流媒体对电影的投入就会减少。
一般来说，电影的采购成本较高，而且观看时长大多在2-3个小时，很难持续、长时间地留住用户，而剧集和综艺的更新周期比较长，体量也比较大，相对来说能够最大程度地留住用户，所以流媒体平台在长视频领域的投入要远大于电影。
同时，国内流媒体平台用户的付费意愿相对较低，观众不愿意为了内容花钱，这也导致在线视频盗版肆虐，一旦电影转向流媒体播放很难盈利，所以在电影市场，流媒体很难取代院线的地位。
不过，虽然无法完全取代院线，但流媒体具有自身优势，在电影市场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流媒体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为电影的宣传营销和传播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平台，电影能够通过流媒体辐射到更大范围的受众。
不仅如此，流媒体观影不受环境限制，实际上是弥补了院线的不足，为一部分有需求的观众提供了更便利的观影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流媒体和院线其实是互补的关系。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流媒体确实曾经一度挤占了院线的生存空间，但随着行业复苏，院线回暖，流媒体无法取代院线，同样的院线也无法消灭流媒体，二者会继续在电影市场共存，为观众和市场提供更多元化的内容平台。https://t.cn/A6l6kP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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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园弄》确实是近期电影市场最关注的项目之一，知名导演陈可辛七年磨一剑，影后章子怡挑大梁，这简直就是奔着拿奖去的，也难怪明星们都想挤进去刷脸。
说实话，华语电影市场似乎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连陈可辛都感叹这是自己近十年来最忙的时候，而且最近电影行业忙的还不止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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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怪”徐克时隔30年再次回归金庸武侠，携内娱顶流肖战拍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在内蒙古一待就是几个月；
袁和平同样选择回归武侠，新电影《镖人：风起大漠》已经成功立项，正在全球招募女演员。
......
犹记得2023年之前，流媒体迅猛发展，再加上疫情原因，院线电影受到猛烈冲击，票房不容乐观，王家卫、许鞍华、贾樟柯等一大批知名导演玩起了跨界，不是去拍广告，就是去拍网剧，电影市场一度沉寂。
当流媒体和院线打起了“持久战”，业内开始担心起了电影行业的未来，但从目前电影市场百花齐放的状态来看，流媒体恐怕是“杀不死”院线了。
一、流媒体和院线之争
伴随着流媒体的崛起，院线电影受到冲击是必然的趋势，二者之间的战争真正打响是从《囧妈》开始。
2020年春节档，在所有院线电影几乎都被迫撤档的情况之下，徐峥自导自演的喜剧电影《囧妈》直接越过了院线，在流媒体上播出，媒介形式的改变导致电影行业大地震。
《囧妈》先一步在流媒体上线，毫无疑问对院线的利益产生了巨大的损害，当时数万名从业人员声称全国影院因此受害，甚至声明以后将抵制徐峥以及出品方欢喜传媒的电影，可见电影行业相关人员对流媒体可谓是深恶痛绝。
从电影方的角度来看，欢喜传媒以6.3亿元卖出《囧妈》，无疑是稳赚不赔的，当时的行业形势并不好，即便顺利在院线上映，也未必能拿到更高的票房，更别说疫情影响之下电影上映遥遥无期了。
而对于流媒体方来说，字节虽然花费了6.3亿购买《囧妈》，但当下西瓜视频确实需要一部电影来拉新，更何况免费看《囧妈》让字节受到了普通观众的一致好评，得到了口碑和声誉，这笔生意并不亏。
三方中唯一利益受损的就是院线了，前期投入了大量的宣传、排片费用，最后却是颗粒无收。
更重要的是，《囧妈》为电影打开了一个新的出口，一旦电影进入流媒体时代，院线势必会遭受沉重的打击，而当时电影行业已经隐约出现了这种趋势。
事实上，流媒体和院线之争并不止局限在国内，在电影行业更发达的欧美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2021年7月，“寡姐”斯嘉丽·约翰逊与迪士尼对簿公堂，原因是迪士尼本来保证她主演的漫威新片《黑寡妇》会在院线独家上映，但对方转头就将电影同步在了D+流媒体平台上，这势必会影响到院线的票房，而“寡姐”的酬金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院线票房的分成。
流媒体的崛起是不可逆的趋势，迪士尼想要发展线上流媒体平台，肯定会对院线乃至演员的利益有所损害，也由此引起了一系列争论。
流媒体和院线之争是整个行业存在的问题，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观众逐渐朝线上聚集，流媒体有了压倒院线的趋势，就像华纳兄弟将2021年出品的电影全部放在流媒体平台上播放，导致美国多家影院股价暴跌。
在国内也同样如此，2019年中国电影总票房高达642亿元，而到了2020年就只剩下200亿元，2022年房也堪堪过了300亿。
院线没落导致电影票房暴跌、营收锐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电影行业的发展，导演们都拍起了更赚钱的电视剧，冯小刚拍了网剧《北辙南辕》、陈凯歌监制了《民初奇人传》、王家卫拍了《繁花》......
流媒体和院线难以休战，知名导演纷纷投身剧集市场，受伤害最大的其实是电影行业。
二、流媒体难以取代院线
虽然业内曾一度喊出中国电影进入流媒体时代的口号，但事实上，电影行业依旧是以院线为主导，小荧幕很难取代大荧幕。
流媒体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大环境的变化，但随着2023年疫情影响的消退，线下影院的复苏带动了票房的回暖，院线已经重新成为电影行业的主战场，流媒体在电影行业的市场份额逐渐减少。
一方面，线下传统影院自带的社交属性和体验属性很难被取代，越来越多的普通观众走进电影院，享受沉浸式的观影体验，而影院也是社交的主要场所之一，满足了普通人的社交需求，这就是《光明日报》曾说的“影院观影创造的文化场域是互联网观影无法替代的”。
同时电影行业也无法离开线下发行渠道，由于电影的制作周期长、投入大，仅靠流媒体发行是很难盈利的，影院始终是电影经济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带动城市实体消费，是一种城市文化的需要，大荧幕依旧是电影市场的首选。
另一方面，流媒体还处在发展阶段，最主要的任务是“拉新”，而电影的留客效果比不上剧集和综艺，相对的流媒体对电影的投入就会减少。
一般来说，电影的采购成本较高，而且观看时长大多在2-3个小时，很难持续、长时间地留住用户，而剧集和综艺的更新周期比较长，体量也比较大，相对来说能够最大程度地留住用户，所以流媒体平台在长视频领域的投入要远大于电影。
同时，国内流媒体平台用户的付费意愿相对较低，观众不愿意为了内容花钱，这也导致在线视频盗版肆虐，一旦电影转向流媒体播放很难盈利，所以在电影市场，流媒体很难取代院线的地位。
不过，虽然无法完全取代院线，但流媒体具有自身优势，在电影市场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流媒体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为电影的宣传营销和传播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平台，电影能够通过流媒体辐射到更大范围的受众。
不仅如此，流媒体观影不受环境限制，实际上是弥补了院线的不足，为一部分有需求的观众提供了更便利的观影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流媒体和院线其实是互补的关系。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流媒体确实曾经一度挤占了院线的生存空间，但随着行业复苏，院线回暖，流媒体无法取代院线，同样的院线也无法消灭流媒体，二者会继续在电影市场共存，为观众和市场提供更多元化的内容平台。https://t.cn/A6l6kPcM
【#消失的编剧署名#】@法治周末：在已经达到编剧圈“腰部”地位的包子看来，大多数情况下，编剧合同其实只是一个“君子协定”
入行十多年，编剧李澜（化名）对行业有了清晰的认识。十年间，她在独立编剧与策划人之间来回切换，既熟悉编剧圈，也有甲方经验。
李澜介绍，一部网剧（指由独立制作公司或网络平台制作和发行，在互联网上播出的电视剧）背后，剧本经历过五六个编剧团队“前仆后继”接力式改编，不是新鲜事。而一名编剧经过多轮比稿，花几个月时间写出几万字都“白写”，这在编剧圈，也很常见。
“做剧本，太难了”
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李澜没有接到正式剧本项目。她陆续参加过几次平台组织的比稿，最后都杳无音讯。其中一次，多轮筛选后，她在众多编剧中脱颖而出，成功被平台选中，而到了该洽谈签约时，却被临时告知“项目出现了变化”。
当视频平台要开发新的网剧IP，一般会组织几十名编剧进行比稿。李澜说，第一轮比稿让大家出“改编思路”，至于写多少字数，平台不设上限，但是竞争之下，大家越写越多，越写越详细。有人在第一轮比稿中就拿出几万字，“直接把人物小传，剧情大纲全写了”。
比稿通常是两轮或者更多。平台会在收集到的改编思路里选一个，然后进入第二轮：写大纲。选完大纲之后再选一轮，最终选择一个编剧或一个编剧团队签约。有时，一轮又一轮筛选后，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导致“项目突然没了”。比稿结果也不了了之。
即便顺利签了约，在项目进行中，编剧也可能被换掉。
比如，之前提交的剧本内容都是被认可的，但因为公司更换了剧本总监，编剧与其“风格不符”就可能被换掉。其实不仅是剧本总监，导演、监制、制片人、平台、演员都可以提出“换编剧”，李澜补充道。
李澜遇到编剧最多的项目，“40名编剧，写一部12集的网剧”。怎么写？编剧上午认识剧本总监，下午开完会就写剧本。剧本总监觉得剧本还行，就与编剧签“试写合同”，编剧也由此开始正式创作。此后采用淘汰制，每次交剧本都是一次考核，打分排名靠后的编剧会被淘汰。“在这种情况下，创作成了一场博弈、一种竞标式写作。”她感叹道。
近年来，一些电视剧编剧栏的署名人越来越多，类别五花八门。主编剧、副编剧、原创编剧、改编编剧、跟组编剧、台词编剧、文学编剧……在李澜看来，这也是网剧背后“集体创作”的结果。
压力大时，李澜忍不住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感叹：“做剧本，太难了”，帖子得到不少点赞。
评论中也有不同声音。一位网友回复道，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很多编剧自己认为写得很好，但实际上并不过关，所以总是接不到活儿或者接到活儿写不了多久就被淘汰”“而写得好的编剧活儿多到接不过来，想把活儿分出去，却发现很难找到能匹配自己水平的、合适的人，只能累自己”。
这位网友还表示：“（编剧）行业内特别缺一个组织清晰、分工合理的工会，其把编剧们按水平、资质分档，合理分配相应项目，并保护编剧们的正当权益。”此条回复获得高赞。
一个编剧的“脸面”
与李澜不同，编剧包子（网名）已经有不少“拿得出手”的作品，其中包括一部院线电影。
包子至今感激那位为自己争取到在电影片尾署名的知名导演。
当初，包子以帮忙的名义进入该电影项目，实则承担了编剧工作。而影片开拍前，他能不能署名、署什么名，都是未知。他表示，编剧的署名，很多时候靠的是运气和一个好师父。
对包子来说，获得电影署名的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比如，很快就有同等级的项目找上门，甲方直言想与他“谈谈合作”，而不是问：“你愿意过来帮个忙吗？”开会时，甲方也会提前告知他项目预算，不需要自己在提出很多创意想法后，还得暗自猜测能有多少收入。
此外，甲方还会明确表示，一定会给编剧署名。
“署名是一个编剧的脸面。”包子说。他解释，对一名年轻编剧而言，在一部电视剧、电影上有了署名，意味着在影视圈里有了可预见的前途，并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不过，在已经达到编剧圈“腰部”地位的包子看来，大多数情况下，编剧合同其实只是一个“君子协定”。不久前，与包子团队合作了两三年的剧本项目，突然发来一份让他自愿放弃署名的声明。该制片方表示，之前包子提交的前5集内容将“一点都不采用”，合同里面明确规定，用到前5集内容才会有编剧署名。也就是说，包子的名字在这个项目中消失了。
几天后，包子发现这个剧本换了一批编剧继续创作。包子觉得，“一个故事中的创意无法全部剔除掉，他们可能放弃一些桥段，换掉其中一个角色的行动线。最后很难说清，到底谁写了什么。”
据包子了解，有时候项目换编剧未必是编剧写得不好，而是甲方对预算的安排发生了变化。他进一步介绍，也有编剧反复修改，仍达不到甲方要求，自己主动退出的情况，这样的编剧自然也没法获得署名。剧本换了好几批编剧后，最后留下署名的可能是最有话语权的大编剧，中间某一批起到重要作用的编剧，或者就是拍摄之前的最后一批编剧。
腰部或者底层编剧“被换掉”的情况很常见。“有时候，随着拍摄工期的临近，剧本还不合格，会出现导演带一个编剧，演员带一个编剧，大家到现场改剧本的情形。”包子说。
如今，以工作室的名义来签一些数额较大的合同时，包子也会找做法务的朋友咨询，在签约时尽量做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他解释道，对于具体合同条款，包括怎么署名的约定，也是有了底气后才能跟甲方细聊。
“看运气署名”是常态
11月9日，专注服务于中国影视编剧的新媒体“编剧帮”发布了一篇关于“为编剧署名”的行业建议书。此举引发影视行业广泛关注与支持，据称，目前已有超过300名从业者通过文章留言等方式签署建议书。
《宣判》《五鼠闹东京》编剧谭语蕊表示，好的制作公司会为了司机班、剧务、策划的名字一遍遍修改播出字幕；一些没有代表作的公司反而会说：宣发不上编剧名字是行业惯例。编剧常常要“看运气署名”。
《余罪》《三叉戟》编剧沈嵘写道，“各类海报上编剧常年隐身，却从不见制片人、导演、主演的缺失，这反映出对权力的谄媚和对流量的讨好，同时也是对创作的漠视和对编剧的侮辱”。
“一个项目从零到一的阶段是最艰险最寂寞的，是编剧在黑暗中一点点寻找方向，构建光明。用实际行动尊重剧本工作和编剧，不要让‘一剧之本’沦为一句冠冕堂皇的口号。”《理想之城》制片人刘瑷语留言道。
《跨过鸭绿江》《巡回检察组》编剧余飞则在留言中写道：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出的《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推动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司法建议书》中提出了在全行业强化尊重编剧、导演、摄影、词曲作者及表演者等主体的权利，规范署名范围、署名顺序，统一电影作品著作权人称谓，正确、清晰表达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归属等建议。
“编剧帮”创始人杜红军在推文中强调了建议书中的几个要点：首先，提高全社会及全行业的编剧署名权认识，重视创作者署名权利，建议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编剧署名要求，按照合同约定为编剧规范署名。
此外，认可编剧创作贡献，建议在开播主海报等宣传物料中确保编剧与其他核心主创享有同等署名权利。最后，重视编剧的创作者作用，鼓励创作更多更好的影视剧本。他建议媒体在撰写文章、资料汇总、数据盘点中，记录编剧信息。
杜红军还表示，真正推动“为编剧署名”需要全行业的持续努力。目前，由编剧帮发起的关于“为编剧署名”的建议书电子版已经整理完成，留言截止日期为11月17日。
包子留言并转发了上述建议书。但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编剧在行业内的地位很低，能发声明的编剧大多是已经成名的一线编剧。
有时，包子会劝身边的年轻编剧，“先把剧本做好，对甲方负责，别先想着观众和‘羽毛’”。
对于更多的底层编剧而言，署名往往停留在一句口头许诺上。包子说，这群人仍要在各种规则要求、平台审核、甲方喜好、人际关系等织就的网络中，为自己的创作寻找一线生机。
入行十多年，编剧李澜（化名）对行业有了清晰的认识。十年间，她在独立编剧与策划人之间来回切换，既熟悉编剧圈，也有甲方经验。
李澜介绍，一部网剧（指由独立制作公司或网络平台制作和发行，在互联网上播出的电视剧）背后，剧本经历过五六个编剧团队“前仆后继”接力式改编，不是新鲜事。而一名编剧经过多轮比稿，花几个月时间写出几万字都“白写”，这在编剧圈，也很常见。
“做剧本，太难了”
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李澜没有接到正式剧本项目。她陆续参加过几次平台组织的比稿，最后都杳无音讯。其中一次，多轮筛选后，她在众多编剧中脱颖而出，成功被平台选中，而到了该洽谈签约时，却被临时告知“项目出现了变化”。
当视频平台要开发新的网剧IP，一般会组织几十名编剧进行比稿。李澜说，第一轮比稿让大家出“改编思路”，至于写多少字数，平台不设上限，但是竞争之下，大家越写越多，越写越详细。有人在第一轮比稿中就拿出几万字，“直接把人物小传，剧情大纲全写了”。
比稿通常是两轮或者更多。平台会在收集到的改编思路里选一个，然后进入第二轮：写大纲。选完大纲之后再选一轮，最终选择一个编剧或一个编剧团队签约。有时，一轮又一轮筛选后，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导致“项目突然没了”。比稿结果也不了了之。
即便顺利签了约，在项目进行中，编剧也可能被换掉。
比如，之前提交的剧本内容都是被认可的，但因为公司更换了剧本总监，编剧与其“风格不符”就可能被换掉。其实不仅是剧本总监，导演、监制、制片人、平台、演员都可以提出“换编剧”，李澜补充道。
李澜遇到编剧最多的项目，“40名编剧，写一部12集的网剧”。怎么写？编剧上午认识剧本总监，下午开完会就写剧本。剧本总监觉得剧本还行，就与编剧签“试写合同”，编剧也由此开始正式创作。此后采用淘汰制，每次交剧本都是一次考核，打分排名靠后的编剧会被淘汰。“在这种情况下，创作成了一场博弈、一种竞标式写作。”她感叹道。
近年来，一些电视剧编剧栏的署名人越来越多，类别五花八门。主编剧、副编剧、原创编剧、改编编剧、跟组编剧、台词编剧、文学编剧……在李澜看来，这也是网剧背后“集体创作”的结果。
压力大时，李澜忍不住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感叹：“做剧本，太难了”，帖子得到不少点赞。
评论中也有不同声音。一位网友回复道，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很多编剧自己认为写得很好，但实际上并不过关，所以总是接不到活儿或者接到活儿写不了多久就被淘汰”“而写得好的编剧活儿多到接不过来，想把活儿分出去，却发现很难找到能匹配自己水平的、合适的人，只能累自己”。
这位网友还表示：“（编剧）行业内特别缺一个组织清晰、分工合理的工会，其把编剧们按水平、资质分档，合理分配相应项目，并保护编剧们的正当权益。”此条回复获得高赞。
一个编剧的“脸面”
与李澜不同，编剧包子（网名）已经有不少“拿得出手”的作品，其中包括一部院线电影。
包子至今感激那位为自己争取到在电影片尾署名的知名导演。
当初，包子以帮忙的名义进入该电影项目，实则承担了编剧工作。而影片开拍前，他能不能署名、署什么名，都是未知。他表示，编剧的署名，很多时候靠的是运气和一个好师父。
对包子来说，获得电影署名的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比如，很快就有同等级的项目找上门，甲方直言想与他“谈谈合作”，而不是问：“你愿意过来帮个忙吗？”开会时，甲方也会提前告知他项目预算，不需要自己在提出很多创意想法后，还得暗自猜测能有多少收入。
此外，甲方还会明确表示，一定会给编剧署名。
“署名是一个编剧的脸面。”包子说。他解释，对一名年轻编剧而言，在一部电视剧、电影上有了署名，意味着在影视圈里有了可预见的前途，并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不过，在已经达到编剧圈“腰部”地位的包子看来，大多数情况下，编剧合同其实只是一个“君子协定”。不久前，与包子团队合作了两三年的剧本项目，突然发来一份让他自愿放弃署名的声明。该制片方表示，之前包子提交的前5集内容将“一点都不采用”，合同里面明确规定，用到前5集内容才会有编剧署名。也就是说，包子的名字在这个项目中消失了。
几天后，包子发现这个剧本换了一批编剧继续创作。包子觉得，“一个故事中的创意无法全部剔除掉，他们可能放弃一些桥段，换掉其中一个角色的行动线。最后很难说清，到底谁写了什么。”
据包子了解，有时候项目换编剧未必是编剧写得不好，而是甲方对预算的安排发生了变化。他进一步介绍，也有编剧反复修改，仍达不到甲方要求，自己主动退出的情况，这样的编剧自然也没法获得署名。剧本换了好几批编剧后，最后留下署名的可能是最有话语权的大编剧，中间某一批起到重要作用的编剧，或者就是拍摄之前的最后一批编剧。
腰部或者底层编剧“被换掉”的情况很常见。“有时候，随着拍摄工期的临近，剧本还不合格，会出现导演带一个编剧，演员带一个编剧，大家到现场改剧本的情形。”包子说。
如今，以工作室的名义来签一些数额较大的合同时，包子也会找做法务的朋友咨询，在签约时尽量做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他解释道，对于具体合同条款，包括怎么署名的约定，也是有了底气后才能跟甲方细聊。
“看运气署名”是常态
11月9日，专注服务于中国影视编剧的新媒体“编剧帮”发布了一篇关于“为编剧署名”的行业建议书。此举引发影视行业广泛关注与支持，据称，目前已有超过300名从业者通过文章留言等方式签署建议书。
《宣判》《五鼠闹东京》编剧谭语蕊表示，好的制作公司会为了司机班、剧务、策划的名字一遍遍修改播出字幕；一些没有代表作的公司反而会说：宣发不上编剧名字是行业惯例。编剧常常要“看运气署名”。
《余罪》《三叉戟》编剧沈嵘写道，“各类海报上编剧常年隐身，却从不见制片人、导演、主演的缺失，这反映出对权力的谄媚和对流量的讨好，同时也是对创作的漠视和对编剧的侮辱”。
“一个项目从零到一的阶段是最艰险最寂寞的，是编剧在黑暗中一点点寻找方向，构建光明。用实际行动尊重剧本工作和编剧，不要让‘一剧之本’沦为一句冠冕堂皇的口号。”《理想之城》制片人刘瑷语留言道。
《跨过鸭绿江》《巡回检察组》编剧余飞则在留言中写道：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出的《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推动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司法建议书》中提出了在全行业强化尊重编剧、导演、摄影、词曲作者及表演者等主体的权利，规范署名范围、署名顺序，统一电影作品著作权人称谓，正确、清晰表达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归属等建议。
“编剧帮”创始人杜红军在推文中强调了建议书中的几个要点：首先，提高全社会及全行业的编剧署名权认识，重视创作者署名权利，建议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编剧署名要求，按照合同约定为编剧规范署名。
此外，认可编剧创作贡献，建议在开播主海报等宣传物料中确保编剧与其他核心主创享有同等署名权利。最后，重视编剧的创作者作用，鼓励创作更多更好的影视剧本。他建议媒体在撰写文章、资料汇总、数据盘点中，记录编剧信息。
杜红军还表示，真正推动“为编剧署名”需要全行业的持续努力。目前，由编剧帮发起的关于“为编剧署名”的建议书电子版已经整理完成，留言截止日期为11月17日。
包子留言并转发了上述建议书。但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编剧在行业内的地位很低，能发声明的编剧大多是已经成名的一线编剧。
有时，包子会劝身边的年轻编剧，“先把剧本做好，对甲方负责，别先想着观众和‘羽毛’”。
对于更多的底层编剧而言，署名往往停留在一句口头许诺上。包子说，这群人仍要在各种规则要求、平台审核、甲方喜好、人际关系等织就的网络中，为自己的创作寻找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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