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感病初期误治的原因(下) —— 叶天士、吴鞠通的“谬误”
02
叶天士《温热论》中
“在卫汗之可也”不能自圆其说
一
《温热论》第8条：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玄参、羚羊角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
如果汗法等同于解表的话，叶天士说“在卫汗之可也”的卫应该就是指表证，因为温病的病因是热邪，所以温病的表证自然也就成了风热表证。这便是风热表证得以成立的一个有力根据。
但是，其实叶天士没有提出卫分证的具体临床表现，相反，他还有与此并不完全一致的论述。
如《温热论》中有“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
意思是气和卫都是热邪犯肺，血和营都是热邪入心，因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这句话指出气和卫的证候性质是相同的，血和营的证候性质是相同的。
又说“盖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邪则热变最速，未传心包，邪尚在肺。肺主气，其合皮毛，故云在表。在表初用辛凉轻剂，挟风则加入薄荷、牛蒡之属；挟湿加芦根、滑石之流。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
这里所谓卫分证和表证，其实都是肺热证。只是因为肺有主气、外合皮毛的功能，所以也可以称为表证。
表证，即卫分证，治法是初用辛凉轻剂桑菊饮，从组方来看，桑菊饮实为清热宣肺之剂。
叶天士紧接着说“前言辛凉透风，甘淡驱湿，若病仍不解，是渐欲入营也。营分受热，则血液受劫，心神不安，夜甚无寐，或斑点隐隐，即撤去气药。”
这里明确指出了前面说的“在表初用辛凉轻剂”是“气药”，而不是解表药。这一点从后面还可找到证据。
在辨舌时叶天士又说“再论其热传营，舌色必绛。绛，深红色也。初传，绛色中兼黄白色，此气分之邪未尽也，泄卫透营，两和可也。”
既然“气分”之邪未尽，治法怎么说成是“泄卫”呢？
可见在这里叶天士说的“卫”和“气”是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的实质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气分证”的概念。
也就是说叶天士关于卫分证的概念是矛盾的。
在大多数的时候认为卫和气相同，是肺热证；只是“在卫汗之可也”的卫，可以认为是表证；
但是如果根据叶天士自己所说的“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来看，温病初期其实是肺热证，肺热证的治法是发汗吗？这就很难以自圆其说了。
二
再则，叶天士没有提出卫分证具体的临床表现，没有充分的根据确定卫分证就是表证。
我们现在仅仅根据叶天士的“在卫汗之可也”把“卫分证”和“气分证”分开来，把“卫分证”定义为“表证”并不完全符合叶天士的本意，而且与临床事实不符。
确定卫分证性质的根据是临床表现。
叶天士没有具体提出卫分证的临床表现，不过我们根据叶天士的论述可以分析卫分证基本的表现。
《温热论》开篇明义：“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显然，温病初期即卫分证的性质是热邪犯肺，即肺热证，肺热证的表现可以有：发热、口渴、咽痛、咳嗽、舌边尖红，苔薄白而干或薄黄，脉浮数。
不应该有恶寒。因为恶寒的形成机理是寒邪束缚了卫气，卫气不能温分肉，而热邪没有收引、凝滞之性，不可能束缚卫气，所以不可能出现恶寒。没有恶寒，当然就不是表证。
03
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中
“银翘散”方证不符
一
《温病条辨·上焦篇》
第2条：“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
第3条：“太阴之为病，脉不缓不紧而动数，或两寸独大，尺肤热，头痛，恶风寒，身热自汗，口渴，或不渴，而咳，午后热甚者，名曰温病。”
第4条：“太阴风温、温热、瘟疫、冬温，初起恶风寒者，桂枝汤主之；但热不恶寒而渴者，辛凉平剂银翘散主之。”
吴鞠通在自注中是这样解释前半条的：“虽曰温病，既恶风寒，明是温自内发，风寒从外搏，成内热外寒之证”，故用桂枝汤（桂枝用量是芍药的两倍）以先解在表之风寒。
第5条：“太阴温病，恶风寒，服桂枝汤已，恶寒解，余病不解者，银翘散主之。”
此条自注说“恶寒已解，是全无风寒，止余温病。”
辛凉平剂银翘散方
连翘一两 银花一两 苦桔梗六钱 薄荷六钱 竹叶四钱 生甘草五钱 芥穗四钱 淡豆豉五钱 牛蒡子六钱 芦根
上杵为散，每服六钱，鲜苇根汤煎，香气大出，即取服，勿过煎，肺药取轻清，过煎则味厚而入中焦矣。
二
以上是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与银翘散相关的论述。有如下问题需要探讨。
第一，温病初期的病位在肺，这和叶天士的“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是一致的。
第二，温病初期的临床表现有：脉不缓不紧而动数，或两寸独大，尺肤热，头痛，恶风寒，身热自汗，口渴，或不渴，而咳，午后热甚。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恶风寒”。在这里，吴鞠通认为“恶风寒”是温病的固有表现，其自注云：“温病之恶寒，肺合皮毛而亦主表，故亦恶风寒也。”
第三，温病初期的治疗，有恶风寒的用桂枝汤；没有恶风寒的用银翘散。
根据吴鞠通的自注：“虽曰温病，既恶风寒，明是温自内发，风寒从外搏，成内热外寒之证，故仍旧用桂枝（桂枝用量是芍药的两倍）辛温解肌法，俾得微汗，而寒热之邪皆解矣。
温热之邪，春夏之气也，不恶风寒，则不兼寒风可知，此非辛凉秋金之气，不足以解之。桂枝辛温，以之治温，是以火济火也，故改从《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法。”
在这里，吴鞠通认为，恶风寒是兼有外寒，也就是兼有表证，所以要先解表，用桂枝汤；不恶风寒的，是不兼外寒，所以不能用桂枝汤解表，要用辛凉平剂银翘散。
用银翘散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在银翘散的自注中认为是“纯然清肃上焦”，显然不是解表，而是清肺热。因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
第四，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吴鞠通对温病初期出现的“恶寒”的理解是前后矛盾的。
对第3条的自注认为，温病本身也会出现“恶寒”，而对第4条的自注则认为，“恶寒”兼有外寒。
但是，在他的潜意识里最终还是将“恶寒”作温病初期的固有表现，所以自己一边说银翘散的主证是“但热，不恶寒而渴”，一边在方中加上了明显是辛温解表的药物荆芥穗、淡豆豉。
正是他的这种自相矛盾，使温病初期是风热表证，银翘散是辛凉解表剂的错误理论得以广泛流行。
第五，从吴鞠通的本意来说，用银翘散的目的是为了清肺热，这是肯定的。
从用银花、连翘作为方名，作为主药，在方中的用量最大，这都强调了银翘散的清热作用，因为银花、连翘是清热解毒的名药。方中其他药物，除了荆芥穗、淡豆豉以外，也都是清热药。
也是因为如此，我认为，银翘散用于温病初期不恶寒时，要去掉方中的荆芥穗、淡豆豉。
（北京中医药大学肖相如）
02
叶天士《温热论》中
“在卫汗之可也”不能自圆其说
一
《温热论》第8条：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玄参、羚羊角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
如果汗法等同于解表的话，叶天士说“在卫汗之可也”的卫应该就是指表证，因为温病的病因是热邪，所以温病的表证自然也就成了风热表证。这便是风热表证得以成立的一个有力根据。
但是，其实叶天士没有提出卫分证的具体临床表现，相反，他还有与此并不完全一致的论述。
如《温热论》中有“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
意思是气和卫都是热邪犯肺，血和营都是热邪入心，因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这句话指出气和卫的证候性质是相同的，血和营的证候性质是相同的。
又说“盖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邪则热变最速，未传心包，邪尚在肺。肺主气，其合皮毛，故云在表。在表初用辛凉轻剂，挟风则加入薄荷、牛蒡之属；挟湿加芦根、滑石之流。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
这里所谓卫分证和表证，其实都是肺热证。只是因为肺有主气、外合皮毛的功能，所以也可以称为表证。
表证，即卫分证，治法是初用辛凉轻剂桑菊饮，从组方来看，桑菊饮实为清热宣肺之剂。
叶天士紧接着说“前言辛凉透风，甘淡驱湿，若病仍不解，是渐欲入营也。营分受热，则血液受劫，心神不安，夜甚无寐，或斑点隐隐，即撤去气药。”
这里明确指出了前面说的“在表初用辛凉轻剂”是“气药”，而不是解表药。这一点从后面还可找到证据。
在辨舌时叶天士又说“再论其热传营，舌色必绛。绛，深红色也。初传，绛色中兼黄白色，此气分之邪未尽也，泄卫透营，两和可也。”
既然“气分”之邪未尽，治法怎么说成是“泄卫”呢？
可见在这里叶天士说的“卫”和“气”是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的实质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气分证”的概念。
也就是说叶天士关于卫分证的概念是矛盾的。
在大多数的时候认为卫和气相同，是肺热证；只是“在卫汗之可也”的卫，可以认为是表证；
但是如果根据叶天士自己所说的“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来看，温病初期其实是肺热证，肺热证的治法是发汗吗？这就很难以自圆其说了。
二
再则，叶天士没有提出卫分证具体的临床表现，没有充分的根据确定卫分证就是表证。
我们现在仅仅根据叶天士的“在卫汗之可也”把“卫分证”和“气分证”分开来，把“卫分证”定义为“表证”并不完全符合叶天士的本意，而且与临床事实不符。
确定卫分证性质的根据是临床表现。
叶天士没有具体提出卫分证的临床表现，不过我们根据叶天士的论述可以分析卫分证基本的表现。
《温热论》开篇明义：“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显然，温病初期即卫分证的性质是热邪犯肺，即肺热证，肺热证的表现可以有：发热、口渴、咽痛、咳嗽、舌边尖红，苔薄白而干或薄黄，脉浮数。
不应该有恶寒。因为恶寒的形成机理是寒邪束缚了卫气，卫气不能温分肉，而热邪没有收引、凝滞之性，不可能束缚卫气，所以不可能出现恶寒。没有恶寒，当然就不是表证。
03
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中
“银翘散”方证不符
一
《温病条辨·上焦篇》
第2条：“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
第3条：“太阴之为病，脉不缓不紧而动数，或两寸独大，尺肤热，头痛，恶风寒，身热自汗，口渴，或不渴，而咳，午后热甚者，名曰温病。”
第4条：“太阴风温、温热、瘟疫、冬温，初起恶风寒者，桂枝汤主之；但热不恶寒而渴者，辛凉平剂银翘散主之。”
吴鞠通在自注中是这样解释前半条的：“虽曰温病，既恶风寒，明是温自内发，风寒从外搏，成内热外寒之证”，故用桂枝汤（桂枝用量是芍药的两倍）以先解在表之风寒。
第5条：“太阴温病，恶风寒，服桂枝汤已，恶寒解，余病不解者，银翘散主之。”
此条自注说“恶寒已解，是全无风寒，止余温病。”
辛凉平剂银翘散方
连翘一两 银花一两 苦桔梗六钱 薄荷六钱 竹叶四钱 生甘草五钱 芥穗四钱 淡豆豉五钱 牛蒡子六钱 芦根
上杵为散，每服六钱，鲜苇根汤煎，香气大出，即取服，勿过煎，肺药取轻清，过煎则味厚而入中焦矣。
二
以上是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与银翘散相关的论述。有如下问题需要探讨。
第一，温病初期的病位在肺，这和叶天士的“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是一致的。
第二，温病初期的临床表现有：脉不缓不紧而动数，或两寸独大，尺肤热，头痛，恶风寒，身热自汗，口渴，或不渴，而咳，午后热甚。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恶风寒”。在这里，吴鞠通认为“恶风寒”是温病的固有表现，其自注云：“温病之恶寒，肺合皮毛而亦主表，故亦恶风寒也。”
第三，温病初期的治疗，有恶风寒的用桂枝汤；没有恶风寒的用银翘散。
根据吴鞠通的自注：“虽曰温病，既恶风寒，明是温自内发，风寒从外搏，成内热外寒之证，故仍旧用桂枝（桂枝用量是芍药的两倍）辛温解肌法，俾得微汗，而寒热之邪皆解矣。
温热之邪，春夏之气也，不恶风寒，则不兼寒风可知，此非辛凉秋金之气，不足以解之。桂枝辛温，以之治温，是以火济火也，故改从《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法。”
在这里，吴鞠通认为，恶风寒是兼有外寒，也就是兼有表证，所以要先解表，用桂枝汤；不恶风寒的，是不兼外寒，所以不能用桂枝汤解表，要用辛凉平剂银翘散。
用银翘散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在银翘散的自注中认为是“纯然清肃上焦”，显然不是解表，而是清肺热。因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
第四，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吴鞠通对温病初期出现的“恶寒”的理解是前后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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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他的潜意识里最终还是将“恶寒”作温病初期的固有表现，所以自己一边说银翘散的主证是“但热，不恶寒而渴”，一边在方中加上了明显是辛温解表的药物荆芥穗、淡豆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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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北海#【古代合浦书院】合浦地处岭南，文教发展相对中原略显迟缓。合浦学校之设始于北宋哲宗年间，谢季成任廉州知州后“筑城平道修学校，规模一新”，这是关于合浦学校的最早记述。清嘉庆年间的《重修府学碑记》载称“廉州府学创于宋”，碑文虽未言明府学在何时由何人所设，但据古代地方官学“由上及下”的创设惯例推断，谢季成所修“学校”至少为府学前身。宋元时期，合浦的科考体制逐步发展。明朝建立后，合浦知县卢文会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增设县学，至此合浦的官学体系基本形成。
相对于官学，合浦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则较晚。据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合浦的第一所书院是了斋书院，为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谪居读书之所”。了斋书院是偏向私人的读书场所，合浦出现具有明显教育性质的书院则在明代嘉靖初年，乃时任廉州知府韩莺所建之海天书院。海天书院建成后，韩莺延请居于本地的廷谪御史陈逅主讲理学“以教廉士”，合浦“多士翕然从之，亦一时之盛”。海天书院建成后，合浦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建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皆为时任廉州知府修建。崇祯年间，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同本地的府学、县学、社学一道，构成合浦地方教育体系，为本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明清之交，合浦久历兵灾，社会动荡。清顺治四年（1647年）后合浦归治于清，康熙六十年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当时合浦“所见者荒烟蔓草，所接者鸠形鹄面，所谓非人非鬼之地。”清初，由于朝廷严禁书院，加上长年战乱，合浦的教育事业大为倒退，本地科考“童子试每寥寥数人或十余人”。康熙中期以后，书院之禁渐弛，合浦地方官渐崇文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合浦知县杨昶鼎捐俸建联珠讲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董昭祚建天南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廉营游击李奕桂捐资建又了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府施世骥在海天书院基础上建还珠书院。
这一时期的合浦官府进一步加强对本地书院的扶持，开始为其配制学田。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记载：知县杨昶鼎建联珠讲院时，首为本县书院建店铺置田亩，令其所得“以为义学各项之需”；还珠书院建后，知府徐成栋也为之增精舍置学田。在官府的重视下，书院在合浦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时称“学宫书院，关联最巨”。与此同时，书院进一步承担为合浦“训士”的任务。联珠讲院“建义学师，教训多士”，天南书院“训士三载”，而还珠书院“训士十七年不辍”，待其重建后，“士争趋之”。贡生是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地区贡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的记载统计：崇祯年间的合浦贡生年均1.9人，顺治年间骤跌至0.6人，至康熙年间则恢复到0.8人，足证合浦文教恢复，书院积年“训士”之功。
嘉庆以后，合浦陆续出现由民间自行集资创办的书院。嘉庆初，地方绅民合办奎峰书院。嘉庆末年，鉴于康熙年间所建联珠、还珠等书院皆废，为补合浦书院之缺，邑民彭汉光等自行筹资，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创办廉湖书院，并置学田以资诸生膏火。次年邑民李遇春等也自行筹资，创办珠场书院，并置学田以年入为诸生膏火。道光年间，邑民王志文（字珠海）、岑大镛（字瀛洲）集资合办书院，并取二人之字命名新书院为珠瀛书院。嘉道以后，合浦的书院多为本地绅民所建。珠瀛书院的出现及其命名，体现了嘉庆以后合浦社会的整体发展，民间的文化自觉大为提高，他们开始关注家乡的文教发展，纷纷自行办学，并逐渐成为地方办学的重要力量。同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创建的书院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其中多为民办书院，书院的大规模出现使得合浦的书院教育达到前朝未及的程度。
福江书院的修建背景可让今人一窥当年合浦乡民的办学之心，据《新建福江书院碑文》记载：“圣朝道光年间，福旺（今浦北县福旺镇）地方父老绅士，深感廉湖、珠江各乡能别立书院，培育士子，文风鼎盛。而我福旺距离县城（合浦县城）数百里，每考官课，士子跋涉往来，不胜其苦……咸丰七年，乡绅谢傅岩、吴德堂等联名具呈廉州府尊，请求准予于福旺建置书院……发起建置书院部捐，提出有捐钱百千者及格外鼎力者，皆得立禄位于书院享祀，此举甚孚众望，一呼百应，不弥月即捐的三千六百余缗。”
与此同时，合浦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却是难以掩饰的疲态。据《新建珠厂社学碑记》记载，合浦书院的疲态早在嘉庆末年便初见端倪，时任廉州知府何天衢曾对合浦诸生训言道：“（书院中人）抑徒苟慕于会文甲乙，无实之虚名，及区区膏火之微利乎……（书院）月课季考，一曝十寒，就试者抄袭雷同，草草敷衍。而校者亦第视为具文，无所匡正。”对此在场的诸生“咸唯唯而退”。晚清时期，不仅是书院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对此，清政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严旨整顿官学：“著各省学政，严行考校……督率各生勤加讲课，以整学规，勿任虚穈廪饩也。”虽朝廷严令整顿，但传统教育衰势难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文风渐趋繁褥”。
合浦官民对本地书院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咸丰十年（1860年）创办的福江书院就以严格考纪规正学风：“生童课卷有全部抄袭雷同者，立即除名。经文中雷同十句以上诗中雷同四三句以上，即行暂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廉州知府刘齐浔建味经书院，希望新书院能培养出关心时务的经世人才。为此刘齐浔“购四部经籍及时务诸书供生徒浏览”，并规定味经书院“以经史理性，词章时务命题，讲究根底之学，储有用之才。”甲午战败后，合浦多任地方官极重本地文教。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任的知县邓悼堂对书院教育十分重视，“时召诸生讨论，每遇书院课卷必亲评阅。”
进入19世纪中晚期，合浦官民曾通过一些措施匡补本地书院之弊，但此时书院教育已明显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小修小补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本地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决意改革教育，合浦书院则在弥漫全国的改革浪潮中迎来转变。
图片说明：
1.大廉山 刘忠焕 摄
2.海门书院旧址 （合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来源：北海日报 黄才智 庞济燎）
相对于官学，合浦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则较晚。据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合浦的第一所书院是了斋书院，为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谪居读书之所”。了斋书院是偏向私人的读书场所，合浦出现具有明显教育性质的书院则在明代嘉靖初年，乃时任廉州知府韩莺所建之海天书院。海天书院建成后，韩莺延请居于本地的廷谪御史陈逅主讲理学“以教廉士”，合浦“多士翕然从之，亦一时之盛”。海天书院建成后，合浦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建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皆为时任廉州知府修建。崇祯年间，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同本地的府学、县学、社学一道，构成合浦地方教育体系，为本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明清之交，合浦久历兵灾，社会动荡。清顺治四年（1647年）后合浦归治于清，康熙六十年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当时合浦“所见者荒烟蔓草，所接者鸠形鹄面，所谓非人非鬼之地。”清初，由于朝廷严禁书院，加上长年战乱，合浦的教育事业大为倒退，本地科考“童子试每寥寥数人或十余人”。康熙中期以后，书院之禁渐弛，合浦地方官渐崇文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合浦知县杨昶鼎捐俸建联珠讲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董昭祚建天南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廉营游击李奕桂捐资建又了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府施世骥在海天书院基础上建还珠书院。
这一时期的合浦官府进一步加强对本地书院的扶持，开始为其配制学田。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记载：知县杨昶鼎建联珠讲院时，首为本县书院建店铺置田亩，令其所得“以为义学各项之需”；还珠书院建后，知府徐成栋也为之增精舍置学田。在官府的重视下，书院在合浦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时称“学宫书院，关联最巨”。与此同时，书院进一步承担为合浦“训士”的任务。联珠讲院“建义学师，教训多士”，天南书院“训士三载”，而还珠书院“训士十七年不辍”，待其重建后，“士争趋之”。贡生是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地区贡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的记载统计：崇祯年间的合浦贡生年均1.9人，顺治年间骤跌至0.6人，至康熙年间则恢复到0.8人，足证合浦文教恢复，书院积年“训士”之功。
嘉庆以后，合浦陆续出现由民间自行集资创办的书院。嘉庆初，地方绅民合办奎峰书院。嘉庆末年，鉴于康熙年间所建联珠、还珠等书院皆废，为补合浦书院之缺，邑民彭汉光等自行筹资，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创办廉湖书院，并置学田以资诸生膏火。次年邑民李遇春等也自行筹资，创办珠场书院，并置学田以年入为诸生膏火。道光年间，邑民王志文（字珠海）、岑大镛（字瀛洲）集资合办书院，并取二人之字命名新书院为珠瀛书院。嘉道以后，合浦的书院多为本地绅民所建。珠瀛书院的出现及其命名，体现了嘉庆以后合浦社会的整体发展，民间的文化自觉大为提高，他们开始关注家乡的文教发展，纷纷自行办学，并逐渐成为地方办学的重要力量。同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创建的书院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其中多为民办书院，书院的大规模出现使得合浦的书院教育达到前朝未及的程度。
福江书院的修建背景可让今人一窥当年合浦乡民的办学之心，据《新建福江书院碑文》记载：“圣朝道光年间，福旺（今浦北县福旺镇）地方父老绅士，深感廉湖、珠江各乡能别立书院，培育士子，文风鼎盛。而我福旺距离县城（合浦县城）数百里，每考官课，士子跋涉往来，不胜其苦……咸丰七年，乡绅谢傅岩、吴德堂等联名具呈廉州府尊，请求准予于福旺建置书院……发起建置书院部捐，提出有捐钱百千者及格外鼎力者，皆得立禄位于书院享祀，此举甚孚众望，一呼百应，不弥月即捐的三千六百余缗。”
与此同时，合浦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却是难以掩饰的疲态。据《新建珠厂社学碑记》记载，合浦书院的疲态早在嘉庆末年便初见端倪，时任廉州知府何天衢曾对合浦诸生训言道：“（书院中人）抑徒苟慕于会文甲乙，无实之虚名，及区区膏火之微利乎……（书院）月课季考，一曝十寒，就试者抄袭雷同，草草敷衍。而校者亦第视为具文，无所匡正。”对此在场的诸生“咸唯唯而退”。晚清时期，不仅是书院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对此，清政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严旨整顿官学：“著各省学政，严行考校……督率各生勤加讲课，以整学规，勿任虚穈廪饩也。”虽朝廷严令整顿，但传统教育衰势难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文风渐趋繁褥”。
合浦官民对本地书院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咸丰十年（1860年）创办的福江书院就以严格考纪规正学风：“生童课卷有全部抄袭雷同者，立即除名。经文中雷同十句以上诗中雷同四三句以上，即行暂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廉州知府刘齐浔建味经书院，希望新书院能培养出关心时务的经世人才。为此刘齐浔“购四部经籍及时务诸书供生徒浏览”，并规定味经书院“以经史理性，词章时务命题，讲究根底之学，储有用之才。”甲午战败后，合浦多任地方官极重本地文教。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任的知县邓悼堂对书院教育十分重视，“时召诸生讨论，每遇书院课卷必亲评阅。”
进入19世纪中晚期，合浦官民曾通过一些措施匡补本地书院之弊，但此时书院教育已明显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小修小补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本地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决意改革教育，合浦书院则在弥漫全国的改革浪潮中迎来转变。
图片说明：
1.大廉山 刘忠焕 摄
2.海门书院旧址 （合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来源：北海日报 黄才智 庞济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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