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来了F6？合庆镇大学生志愿者撑起“道口”一片天
“阿弟，我是住在你外婆家旁边的王妈妈啊！你认识我的呀，我不用拿身份证了吧？”
“抱歉王妈妈，没有身份证不能放行的！”
这一幕发生在合庆镇勤昌村塘东街的一处设卡道口。戴着口罩的大婶和一脸稚嫩却“六亲不认”的年轻志愿者杨乐彦相遇；最后，大婶败下阵来，嘟嘟哝哝摸出了身份证。
在合庆镇，疫情期间一些“90”“00后”纷纷站起来。
勤昌村的这处道口连接着蔡路集镇，每天人流车流不断，附近春雷、建光、海塘、营房等村的村民也会从此处经过。最近，进出的村民们发现，这里多了很多新鲜面孔，口罩之下虽然只看得见一双年轻的眼睛，却有着较真的倔强眼神。
他们到底是谁？有人将他们称为勤昌村最新出道的“F6”。
故事要从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开始说起。连日来，合庆镇各个村居的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都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宣传引导、登记人员信息、口罩发放……所有人都忙成了陀螺。当村宅“守进口”工作开始之后，真正的考验来了。由于道口要24小时值守，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人员紧缺”是各个村居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蔡跃祥是勤昌村村委会的门卫，他第一时间站出来，要求做“守进口”志愿者。老蔡平时工作很努力，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值守道口后，他依然坚持勤勤恳恳的作风，由于初期人手紧缺，经常连续夜班，值守最长的时候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当他看到别人坚持不住时，还经常帮别人顶班。
老蔡的辛苦落在了女儿蔡吕澳的眼里。蔡吕澳说：“爸爸非常辛苦，忙起来一个星期都不回家，我很心疼爸爸，很想帮帮他，所以想去陪他一起工作。”正在上大二的蔡吕澳因为学校尚未开学，于是把想法告诉了爸爸。老蔡告诉她，村里有招募志愿者，她可以去报名！
于是，道口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年轻的姑娘。
2月17日，蔡吕澳值了第一个“白班”，从上午7时到下午2时。她说：“感觉挺不容易的，风很大很冷，但是过往的路人也很关心我，路过的时候会问我冷不冷。”
蔡吕澳在大学里也是学生会的部长，也经常参加学校的志愿者活动，但是这样近距离参与面向社会的志愿者服务还是第一次，亲身体验了基层工作的艰辛与不易。
“目前给我排了7天的班。等到学校开课以后，我会跟村里商量，把我安排到周末值守，我还是会坚持去的！”蔡吕澳说。
陆陆续续，像蔡吕澳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李妍、杨乐彦、蔡中立、蔡徐杰、黄俊业……前后共有6位在读大学生来勤昌村委会报到，要求值守一线道口，成为了一道青春的风景线。他们的父母辈也都是村里的志愿者或工作人员。
在这些年轻的志愿者中，有4位是2000年出生的，今年才刚刚20岁。杨乐彦是这6个人中最小的，他的妈妈是勤昌村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蔡佩兰。
在妈妈眼里，杨乐彦是个吊儿郎当、特别叛逆的男孩子，平时喜欢在家打游戏，和所有叛逆的男孩子一样，都喜欢和父母顶嘴、斗气！但是她没想到，这一次，儿子会站出来。
杨乐彦说：“主要是疫情开始以后，妈妈太辛苦了，有时候连续24小时带班，所以我想帮她分担一些。我站出来，她就可以休息休息。”
蔡佩兰说：“这一代年轻人特别有规则意识，值守道口是真正的‘六亲不认’，平时在村里叫着叔叔伯伯，在道口一律只认通行证。”于是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而杨乐彦认为：这没有什么稀奇的，这是原则，不能退让。
这些2000年左右出生的孩子，在其他工作人员眼里，都还是孩子。在排班的时候都会合理安排，比如女孩子一般安排在上午7时到下午2时，男孩子安排在下午2时到晚上9时，尽量不让他们值夜班。只有村民蔡钱明和蔡徐杰父子，上阵“父子兵”，排到了晚上9时到次日7时的“深夜父子档”。
当被问到值守道口的初衷，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几乎都是：“想为家人分担一些”等简单又温暖的理由。这些话让人们分明感受到，有责任、担当的他们，不再是孩子！
新民晚报 | 来源
“阿弟，我是住在你外婆家旁边的王妈妈啊！你认识我的呀，我不用拿身份证了吧？”
“抱歉王妈妈，没有身份证不能放行的！”
这一幕发生在合庆镇勤昌村塘东街的一处设卡道口。戴着口罩的大婶和一脸稚嫩却“六亲不认”的年轻志愿者杨乐彦相遇；最后，大婶败下阵来，嘟嘟哝哝摸出了身份证。
在合庆镇，疫情期间一些“90”“00后”纷纷站起来。
勤昌村的这处道口连接着蔡路集镇，每天人流车流不断，附近春雷、建光、海塘、营房等村的村民也会从此处经过。最近，进出的村民们发现，这里多了很多新鲜面孔，口罩之下虽然只看得见一双年轻的眼睛，却有着较真的倔强眼神。
他们到底是谁？有人将他们称为勤昌村最新出道的“F6”。
故事要从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开始说起。连日来，合庆镇各个村居的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都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宣传引导、登记人员信息、口罩发放……所有人都忙成了陀螺。当村宅“守进口”工作开始之后，真正的考验来了。由于道口要24小时值守，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人员紧缺”是各个村居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蔡跃祥是勤昌村村委会的门卫，他第一时间站出来，要求做“守进口”志愿者。老蔡平时工作很努力，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值守道口后，他依然坚持勤勤恳恳的作风，由于初期人手紧缺，经常连续夜班，值守最长的时候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当他看到别人坚持不住时，还经常帮别人顶班。
老蔡的辛苦落在了女儿蔡吕澳的眼里。蔡吕澳说：“爸爸非常辛苦，忙起来一个星期都不回家，我很心疼爸爸，很想帮帮他，所以想去陪他一起工作。”正在上大二的蔡吕澳因为学校尚未开学，于是把想法告诉了爸爸。老蔡告诉她，村里有招募志愿者，她可以去报名！
于是，道口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年轻的姑娘。
2月17日，蔡吕澳值了第一个“白班”，从上午7时到下午2时。她说：“感觉挺不容易的，风很大很冷，但是过往的路人也很关心我，路过的时候会问我冷不冷。”
蔡吕澳在大学里也是学生会的部长，也经常参加学校的志愿者活动，但是这样近距离参与面向社会的志愿者服务还是第一次，亲身体验了基层工作的艰辛与不易。
“目前给我排了7天的班。等到学校开课以后，我会跟村里商量，把我安排到周末值守，我还是会坚持去的！”蔡吕澳说。
陆陆续续，像蔡吕澳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李妍、杨乐彦、蔡中立、蔡徐杰、黄俊业……前后共有6位在读大学生来勤昌村委会报到，要求值守一线道口，成为了一道青春的风景线。他们的父母辈也都是村里的志愿者或工作人员。
在这些年轻的志愿者中，有4位是2000年出生的，今年才刚刚20岁。杨乐彦是这6个人中最小的，他的妈妈是勤昌村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蔡佩兰。
在妈妈眼里，杨乐彦是个吊儿郎当、特别叛逆的男孩子，平时喜欢在家打游戏，和所有叛逆的男孩子一样，都喜欢和父母顶嘴、斗气！但是她没想到，这一次，儿子会站出来。
杨乐彦说：“主要是疫情开始以后，妈妈太辛苦了，有时候连续24小时带班，所以我想帮她分担一些。我站出来，她就可以休息休息。”
蔡佩兰说：“这一代年轻人特别有规则意识，值守道口是真正的‘六亲不认’，平时在村里叫着叔叔伯伯，在道口一律只认通行证。”于是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而杨乐彦认为：这没有什么稀奇的，这是原则，不能退让。
这些2000年左右出生的孩子，在其他工作人员眼里，都还是孩子。在排班的时候都会合理安排，比如女孩子一般安排在上午7时到下午2时，男孩子安排在下午2时到晚上9时，尽量不让他们值夜班。只有村民蔡钱明和蔡徐杰父子，上阵“父子兵”，排到了晚上9时到次日7时的“深夜父子档”。
当被问到值守道口的初衷，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几乎都是：“想为家人分担一些”等简单又温暖的理由。这些话让人们分明感受到，有责任、担当的他们，不再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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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量采购全面扩围 二次议价还能折腾几天？
在医药行业，二次议价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有人认为，二次议价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有人则说，二次议价使药企的负担更重。在当前的药品招采大形势之下，从短时间来看，二次议价依然还有存在的空间，但未来随着“4+7”带量采购的全面推进，以及采购品种和区域范围的不断扩大，二次议价将不再有存在的意义。
冠冕堂皇的二次议价
近日，江苏省常熟市卫健委二次议价的情况说明在医药圈流传，其中强制降价要求再次震动了医药圈。新价格自2019年9月1日起执行，具体谈判要求如下：
1.国家重点监控药品：25%。
2.抗生素（国产）：20%；抗生素（进口合资类）：5%。
3.中成药（国产）：20%；中成药（基药和进口合资类）：15%。
4.其他（国产）：15%；其他（基药和进口合资类）：5%；抗排异类：3%。
从降价要求可见临床的需求度：国家重点监控20个品种降幅最高，国产抗生素和国产中成药降幅为20%，相比之下，进口合资类产品降幅仅要求5%。
不过，另据江苏省医药联盟介绍，就在上述情况说明发布没几天，常熟市又于9月9日发出最新通知，对之前二次议价的返利点数作了调整，最新谈价变动明细如下：
1.国产抗生素由20点降为16点。
2.进口合资药品由5点降为4点。
3.中成药国产非基药由20点降为17点。
4.中成药国产基药由15点降为12点。
5.其他类进口合资由5点降为4点。
就常熟市对二次议价返利点数作出调整，北京京丰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孔标分析说，此举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了降低药价，二是落实对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三是进行医疗改革的探索。他表示，国家曾提出相关规定，各个省份，包括各个地方的县级及基层医疗机构，可以自行实施改革、出台办法。常熟市作为江苏省的一个县级市，出台文件实施二次议价也是根据江苏省县级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意见去推进的。
从具体降幅可以看到，常熟市整体降价要求比较高，即使是基药品种，降价幅度也只是由原来的15%降为12%。本报特约观察家、医药企业营销顾问杨泽表示，这些降幅是在最新中标价基础上的，是中完标之后才二次议价。另外，据江苏省医药联盟介绍，靖江市也曾要求国基685目录品种一律降价20%以上，这对药企来说并不合理。杨泽就此分析说：“事实上，所有的强制降价对药企来说都不合理，这么多年来，药价每年都降，药企也都默默承受了。基药这一块的招标由国家主管，本身降幅就比较大，若还想再大比例地降低价格，对有些产品来说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在谢孔标看来，这种事情并没有合理与不合理之说。原因在于招标议价是政府行为，政府提出了要求，药企要参与就参与，不参与就拉倒，是很强势的。“这就是一个入门门槛，不是一种市场机制的谈判。”
另外，谢孔标还表示，常熟市这一次实施二次议价所降低的药价，实际上并没有让利给老百姓，而是将其放到医院的基金账户，用于整个医疗的补偿，而且还打着坚决杜绝“以药养医”的旗号，由原来的明面上的“以药养医”变成了由政府去推进，把“以药养医”合法化，变得冠冕堂皇。他说，这种行为违背了逐渐废除“以药养医”的初衷和基本原则，降药价就是为了补偿给老百姓，而不是说拿来补偿医疗机构，这种做法是欠妥的。
事实上，对于二次议价，业内一直众说纷纭，不同地方对于二次议价也有着不同的态度。有些是支持，有些则是明令禁止。如今年2月，上海市卫健委曾专门下发通知，严禁医疗机构要求企业返点、返利行为；医疗机构按照合同购销药品，不得进行二次议价。
对于不同地方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杨泽解释道，主要是观念不一样。为防止医院趁机敲竹杠，国家在二次议价相关的文件当中明确规定，必须是几个医院形成的联合体，也就是医药联合体来议价。有的城市按照区划分，由一个区的卫健委统一议价，或者体系差不多的医院抱成一团来议价，这些情况都是国家允许的。其实，这些都有一个带量采购，但真正的带量采购实际上到现在都没有实现。“就如现在‘4+7’带量采购，其手法是用计划经济做诱饵，但又根本没有按照计划经济来。我就不知道这个带量采购究竟行还是不行，现在也还没有结果，因为带量采购第一是量要保证，第二是付款要保证。”杨泽说。
谢孔标则认为，主要是在医疗机构改革方面，国家还未出台统一的指导原则，特别是县级医疗，都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出台各自的细则，所以各地出台的办法不一致。上海作为“4+7”试点城市及领导者，是按照“4+7”带量采购的原则去推进的。“至于二次议价屡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二次议价在实施公立医院改革的时候，第一，操作起来比较简单、武断，第二，很容易出现政绩，降价了多少能直接看出来。”谢孔标说道。
带量采购将终结二次议价？
如今，带量采购已扩围至全国，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傅鸿鹏曾表示，带量采购可减少药品购销过程中的灰色空间。那么，在这样的药品招采大形势之下，二次议价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吗？对此，上述两位专家都表示，随着带量采购的全面推进，二次议价将不再有存在的意义。
谢孔标具体说道，由于国家对二次议价没有明确的限制，各地实行二次议价的政策五花八门，确实给药企带来特别大的困扰。受到现阶段带量采购品种和试点区域的限制，短时间内，二次议价还是会继续存在。但“4+7”是国家确定的方向，其改革是必然的，短时间内不可逆转。未来，随着“4+7”的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入，采购品种和区域范围的不断扩大，二次议价将会逐渐被终结。
杨泽则强烈表示不提倡二次议价。他说：“二次议价其实就是二次腐败的一个漏洞，议价有的降幅高有的降幅低，又是地方官员在弄，难道里面不会有猫腻吗？所以，就目前情况来看，我觉得搞二次议价跟利益有关系，是很奇葩的行为，个人绝对不提倡，这其中的漏洞太多了。而‘4+7’属于大范围的推广，漏洞就比较少。”
杨泽还强调道，现在“4+7”搞得风风火火，全国的招投标都是最低价格，药企做就上，不做就拉倒。其实，能查到药品最低价的方法有很多，哪里需要议价。议就是没有原则性，没有标准，是主观的东西，主观就是腐败的一个漏洞，到了如今的年代，很多东西应该透明化、正规化。
确实，在国家带量采购的影响之下，许多省份都已经开始实行全国最低价格联动。本就有了全国最低价要求，如果之后又要面对二次议价，药企面临的打击可想而知。且纵观药品招采，可以看到，在招采过程中大多都是对药企、商业公司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如此看来，这样单方面的约束药企似乎并不合适。
对此，杨泽表示赞同，并说，药企其实一直都在被打击，只是承受的程度不同而已。医改就是药改，由于医保费用捉襟见肘，生产企业太多，就需要药厂不断地把成本降下来。实行议价，对于省级层面来说，考虑的方方面面会比较全面，而作为地方城市来说，可能考虑的就是自身利益。政府机构和药企就是绝对的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因为政府机构拥有医疗资源，药企若不进去药品就没法销售，这样很容易导致腐败。
谢孔标也就此谈了自己的见解：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对等的谈判。所有对药企的要求，不是在市场机制下的，而是由政府主导，其提出的要求也带有强制性，药企只有被动接受，没有谈判的价码，所以也就不能说合理不合理，只能说政府提出来了，药企参与或者不参与。
当然，药企也不能一味地被打击。“我觉得药企可以发出呼声，比方说通过媒体发出呼声。把药价降到最低这个方针是对的，但是不能一竿子打死，尤其不能让地方来参与，要么以省为单位，要么以全国为单位，哪有下边来降药价的？中国的政策到了下边就走形。”杨泽如此说道。
谢孔标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在合规合法经营的框架下，药企首先要给自己定好位，要做哪一块的市场？在每一个市场上到底该怎么做？价位该如何定？根据不同的市场，药企要能够主动地去应对。定好位之后，药企还要守住位，不然出现恶意竞标、恶意竞价，到最后伤害的还是药企自身，同时也会伤害整个医药行业。药企布局产品，肯定是放眼全国市场，对于一些实行二次议价的局部小市场，也会放到全国的市场去进行考量。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药企，在议价的过程中不会过多地作出大幅度的价格下降，因为一旦让太多，药企运转就会极其困难，而且，现在药企的整个利润也很低。
在医药行业，二次议价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有人认为，二次议价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有人则说，二次议价使药企的负担更重。在当前的药品招采大形势之下，从短时间来看，二次议价依然还有存在的空间，但未来随着“4+7”带量采购的全面推进，以及采购品种和区域范围的不断扩大，二次议价将不再有存在的意义。
冠冕堂皇的二次议价
近日，江苏省常熟市卫健委二次议价的情况说明在医药圈流传，其中强制降价要求再次震动了医药圈。新价格自2019年9月1日起执行，具体谈判要求如下：
1.国家重点监控药品：25%。
2.抗生素（国产）：20%；抗生素（进口合资类）：5%。
3.中成药（国产）：20%；中成药（基药和进口合资类）：15%。
4.其他（国产）：15%；其他（基药和进口合资类）：5%；抗排异类：3%。
从降价要求可见临床的需求度：国家重点监控20个品种降幅最高，国产抗生素和国产中成药降幅为20%，相比之下，进口合资类产品降幅仅要求5%。
不过，另据江苏省医药联盟介绍，就在上述情况说明发布没几天，常熟市又于9月9日发出最新通知，对之前二次议价的返利点数作了调整，最新谈价变动明细如下：
1.国产抗生素由20点降为16点。
2.进口合资药品由5点降为4点。
3.中成药国产非基药由20点降为17点。
4.中成药国产基药由15点降为12点。
5.其他类进口合资由5点降为4点。
就常熟市对二次议价返利点数作出调整，北京京丰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孔标分析说，此举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了降低药价，二是落实对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三是进行医疗改革的探索。他表示，国家曾提出相关规定，各个省份，包括各个地方的县级及基层医疗机构，可以自行实施改革、出台办法。常熟市作为江苏省的一个县级市，出台文件实施二次议价也是根据江苏省县级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意见去推进的。
从具体降幅可以看到，常熟市整体降价要求比较高，即使是基药品种，降价幅度也只是由原来的15%降为12%。本报特约观察家、医药企业营销顾问杨泽表示，这些降幅是在最新中标价基础上的，是中完标之后才二次议价。另外，据江苏省医药联盟介绍，靖江市也曾要求国基685目录品种一律降价20%以上，这对药企来说并不合理。杨泽就此分析说：“事实上，所有的强制降价对药企来说都不合理，这么多年来，药价每年都降，药企也都默默承受了。基药这一块的招标由国家主管，本身降幅就比较大，若还想再大比例地降低价格，对有些产品来说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在谢孔标看来，这种事情并没有合理与不合理之说。原因在于招标议价是政府行为，政府提出了要求，药企要参与就参与，不参与就拉倒，是很强势的。“这就是一个入门门槛，不是一种市场机制的谈判。”
另外，谢孔标还表示，常熟市这一次实施二次议价所降低的药价，实际上并没有让利给老百姓，而是将其放到医院的基金账户，用于整个医疗的补偿，而且还打着坚决杜绝“以药养医”的旗号，由原来的明面上的“以药养医”变成了由政府去推进，把“以药养医”合法化，变得冠冕堂皇。他说，这种行为违背了逐渐废除“以药养医”的初衷和基本原则，降药价就是为了补偿给老百姓，而不是说拿来补偿医疗机构，这种做法是欠妥的。
事实上，对于二次议价，业内一直众说纷纭，不同地方对于二次议价也有着不同的态度。有些是支持，有些则是明令禁止。如今年2月，上海市卫健委曾专门下发通知，严禁医疗机构要求企业返点、返利行为；医疗机构按照合同购销药品，不得进行二次议价。
对于不同地方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杨泽解释道，主要是观念不一样。为防止医院趁机敲竹杠，国家在二次议价相关的文件当中明确规定，必须是几个医院形成的联合体，也就是医药联合体来议价。有的城市按照区划分，由一个区的卫健委统一议价，或者体系差不多的医院抱成一团来议价，这些情况都是国家允许的。其实，这些都有一个带量采购，但真正的带量采购实际上到现在都没有实现。“就如现在‘4+7’带量采购，其手法是用计划经济做诱饵，但又根本没有按照计划经济来。我就不知道这个带量采购究竟行还是不行，现在也还没有结果，因为带量采购第一是量要保证，第二是付款要保证。”杨泽说。
谢孔标则认为，主要是在医疗机构改革方面，国家还未出台统一的指导原则，特别是县级医疗，都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出台各自的细则，所以各地出台的办法不一致。上海作为“4+7”试点城市及领导者，是按照“4+7”带量采购的原则去推进的。“至于二次议价屡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二次议价在实施公立医院改革的时候，第一，操作起来比较简单、武断，第二，很容易出现政绩，降价了多少能直接看出来。”谢孔标说道。
带量采购将终结二次议价？
如今，带量采购已扩围至全国，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傅鸿鹏曾表示，带量采购可减少药品购销过程中的灰色空间。那么，在这样的药品招采大形势之下，二次议价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吗？对此，上述两位专家都表示，随着带量采购的全面推进，二次议价将不再有存在的意义。
谢孔标具体说道，由于国家对二次议价没有明确的限制，各地实行二次议价的政策五花八门，确实给药企带来特别大的困扰。受到现阶段带量采购品种和试点区域的限制，短时间内，二次议价还是会继续存在。但“4+7”是国家确定的方向，其改革是必然的，短时间内不可逆转。未来，随着“4+7”的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入，采购品种和区域范围的不断扩大，二次议价将会逐渐被终结。
杨泽则强烈表示不提倡二次议价。他说：“二次议价其实就是二次腐败的一个漏洞，议价有的降幅高有的降幅低，又是地方官员在弄，难道里面不会有猫腻吗？所以，就目前情况来看，我觉得搞二次议价跟利益有关系，是很奇葩的行为，个人绝对不提倡，这其中的漏洞太多了。而‘4+7’属于大范围的推广，漏洞就比较少。”
杨泽还强调道，现在“4+7”搞得风风火火，全国的招投标都是最低价格，药企做就上，不做就拉倒。其实，能查到药品最低价的方法有很多，哪里需要议价。议就是没有原则性，没有标准，是主观的东西，主观就是腐败的一个漏洞，到了如今的年代，很多东西应该透明化、正规化。
确实，在国家带量采购的影响之下，许多省份都已经开始实行全国最低价格联动。本就有了全国最低价要求，如果之后又要面对二次议价，药企面临的打击可想而知。且纵观药品招采，可以看到，在招采过程中大多都是对药企、商业公司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如此看来，这样单方面的约束药企似乎并不合适。
对此，杨泽表示赞同，并说，药企其实一直都在被打击，只是承受的程度不同而已。医改就是药改，由于医保费用捉襟见肘，生产企业太多，就需要药厂不断地把成本降下来。实行议价，对于省级层面来说，考虑的方方面面会比较全面，而作为地方城市来说，可能考虑的就是自身利益。政府机构和药企就是绝对的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因为政府机构拥有医疗资源，药企若不进去药品就没法销售，这样很容易导致腐败。
谢孔标也就此谈了自己的见解：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对等的谈判。所有对药企的要求，不是在市场机制下的，而是由政府主导，其提出的要求也带有强制性，药企只有被动接受，没有谈判的价码，所以也就不能说合理不合理，只能说政府提出来了，药企参与或者不参与。
当然，药企也不能一味地被打击。“我觉得药企可以发出呼声，比方说通过媒体发出呼声。把药价降到最低这个方针是对的，但是不能一竿子打死，尤其不能让地方来参与，要么以省为单位，要么以全国为单位，哪有下边来降药价的？中国的政策到了下边就走形。”杨泽如此说道。
谢孔标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在合规合法经营的框架下，药企首先要给自己定好位，要做哪一块的市场？在每一个市场上到底该怎么做？价位该如何定？根据不同的市场，药企要能够主动地去应对。定好位之后，药企还要守住位，不然出现恶意竞标、恶意竞价，到最后伤害的还是药企自身，同时也会伤害整个医药行业。药企布局产品，肯定是放眼全国市场，对于一些实行二次议价的局部小市场，也会放到全国的市场去进行考量。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药企，在议价的过程中不会过多地作出大幅度的价格下降，因为一旦让太多，药企运转就会极其困难，而且，现在药企的整个利润也很低。
人的本性大概就在于 路一长就容易迷失，怕走了那么久竟是一条死路，或者心里想着自己好像错过了更好的一条路，忧郁于自己的努力会不见成效，迷茫于坚持一场终化为空。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没了当时选择时的坚定和自信，坚定选择时的那份初衷，守住开始时的那份自信，那么，重头再来也不过是又一个崭新的机会[心][心] https://t.cn/RDnE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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