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说：“我不是不原谅，而是算了。因为每想起一次，我都觉得心酸，觉得自己咋就被人贱到这种地步。所以我不是不原谅，而是想放过自己。有些伤痛，何可言，何能言，何处言？有些经历，不可说，不能说，不必说。沉默并不是无话可说，而是一言难尽。” “算了”是一种境界，不是对他人的原谅，而是对自己的释然。 我们或许曾被伤害，被误解，被冤枉，可能因此而黯然神伤，绞尽脑汁去理解和解释，但却不得不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 曾经付出了真心，却得到了伤害，自然会让人感动心酸。 然而，当我们说出“算了”的时候，不是在放弃原谅，而是在放过自己。 当我们不再纠结于过去的伤痛，不再为他人的行为而自责或心痛，实际上也是在节省自己的能量。 有些伤痛，真的无法言语，有些经历，真的无法表达。 是因为情感太过复杂，言语无法完全诠释内心的感受。 沉默，是一种内心的力量，是一种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一种对过去的告别。 当我们学会了放过自己，不再为过去的伤痛而烦恼，就会找到内心的平静。 只有不再被过去束缚，才会拥有更多的自由。 在人生的旅途中，有些事情，或许无法原谅，但我们可以选择放过。 木心先生说：“不知道原谅什么，诚觉世事皆可原谅。” 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还给岁月，正如那些光亮照人的美誉、令人艳羡的掌声，亦或颠沛流离的过往和那些并不体面的曾经。 无论曾经经历了什么，我们都可以选择前行，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千言万语不如一声“算了”，当我们学会了放下执念，也就可以更清晰地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明白自己最想要的东西。 杨绛不愧是我国最后一个被称为先生的女士，每次读她的作品都能被她的文字深深滋养触动。比如《我们仨》真诚而质朴，清淡而感人肺腑。每当迷茫焦虑看她的传记《杨绛传》总能被温柔治愈。 她学贯中西，知书达礼，内外兼修，从乱世中走来，经历过颠沛流离大是大非，大苦大难。却总能温良明媚如初。 她是蕞贤的妻，也是温柔的母亲，还是学霸，文学家，活了104岁生活的智者。 《杨绛传》建议大家读一读，她身上有一种哑光却不暗哑的品质，是这个浮躁的社会所稀缺的，当代年轻人心浮气躁或遇到挫折迷茫时，不妨慢下来，读读她的人品甘露，看她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帮你韬光养晦，锤炼心性。一个活透了的老人一生智慧甘露，多读几遍必然能受益匪浅。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链接了解详情。》https://t.cn/A6WXn4yb

#命运##运程##十月小确幸# 命学经典《五言独步》及白话详解

乙木生居酉。莫逢全巳丑。
富贵坎离宫。贫穷申酉守。

古贤此四句话，直接从字面来解读，即能很清楚明白其间的意思和道理。日主乙木，酉金当令司权时，若再碰上地支出现巳及丑，于是巳酉丑三合金局，日弱明矣。木命日弱者，命岁运逢火逢水，主富与贵可居可期。若逢庚辛申酉金，则主贫穷而恐财富不利也。以上的道理似乎很简单，不过必须注意的是：木命日弱者，自喜水木生扶比助，自忌火土金剋耗洩。但是，古贤为何说富贵坎离宫？喜水是正确的，火则如何论喜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和道理。我们都知道，八字推论是个病药原理。基本上：

* 日主强：病为印、比、劫星。药为食、伤、财、官、杀星。

* 日主弱：药为印、比、劫星。病为食、伤、财、官、杀星。

一个我一直十分不解的问题，为什么一提曹丕便是怨妇，像是什么刻板印象…严格来说，曹丕的怨妇诗在其全诗中占比很少，只有五篇，其余两三也都颇存争议，黄节先生认为是思君或求贤，我认同这个观点，所以没加进来，其实他的诗写得多的是行役和游宴，而“便娟婉约”这个评价，更适用于他诗歌中的细腻的情感，诚然，这种细腻的情感在其怨妇所以中有所体现，但我觉得真正将这种敏感的感触发挥的淋漓尽致的是他诗文中的忧愁与生命意识，这点书里分析的…我感觉没说到点。
曹操有“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但他的忧是“不戚年往，世忧不治”，但曹丕不同，他的感受则是“忧来无方，人莫之知”，即是无法知道忧愁从东西南北那个方向来临，也不知道忧愁会以何种方式降临到自己身上，在曹丕看来，忧愁就是生命的本质，就像空气的流动本来就会带来风一样，所以人/也是生命存在的事实，本身就带有着忧愁，他认识到了一种生命的悲剧性，但他无法来摆脱这种悲剧性。正因为这种不同于常人的敏感心性，才造就了其诗歌“便娟婉约，能移人情”的特点。并且除诗歌外，在其散文中也大有生命意识的抒写，贵为王子甚至代汉践祚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特别的人，我们都说君权神授，封建时期的帝王称自己为天子，他们总是万里挑一上天认可的特殊的理所应当的统治者，但曹丕一句“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倔之墓”在今天看来仍旧是极为震撼的，面对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他会问自己“余独何人，能全其寿？”，他也无比清楚的认识到“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这种生命意识，是极为清醒深刻的。究其根本，曹丕的敏感心性，细腻之思大概源于宛城一战大哥曹昂的离世，亲人的死去给年仅九岁的他带了巨大的冲击感，儿时立嗣之争，影响了他多疑复杂的人格，三是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昔日与之仰而赋诗的友人，七子一时之间四位病逝，这无疑也是沉痛的打击。
然而，曹丕的生命意识，不仅仅停留在生命消逝人生无常的表面，他是有非常清醒深刻的理性的，这种理性体现在他的文学观点上，即《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魏晋时期甚至追溯到东汉末，便有了文学自觉的趋势，而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如此，其意不在发挥文学的作用治国，而在于将文学与经国大业置于平等地位，文学不再同两汉经学作为政治的附庸，而转向自我抒发的重要路径与载体，这与曹植的“辞赋小道”“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文学观念大不相同。
因而，曹丕的诗文特点，不只在其怨妇，甚至说，这类诗在曹丕整体文学特色与成就上并非重要之处，非常不理解一提曹丕便是怨妇般的“矫情自饰”，我认为这是刻板印象，他的怨妇诗固然情感细腻感人，但真正能体现其文学风格的还是他诗歌当中的生命意识。
最后想一下，可能现存第一首完整七言诗这么高地位的《燕歌行》恰好是个怨妇诗？所以也拔高了他怨妇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