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人才培养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人才培养与人才战略是人才强国的重要前提和内容。《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一流的人才培养与创新能力是衡量教育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要通过立德树人实现思想和价值引领，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目标，构建知识、能力、素质等21世纪人才所要求的核心素养，增加人才培养中的安全维度和中国气象、中国元素。
新发展格局要求更高质量、更好发展的人才培养结构建设。这就要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融入人才培养结构的厘定与制定中，科学统筹、协同创新，朝促进新发展格局聚焦用力。以往在人才培养结构的制定时，一些高校缺乏协同、共享、创新，各自为政、一哄而上、竞争攀比，既少有特色、内涵，又缺乏质量，导致人才培养结构矛盾冲突加剧。
人才培养结构要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要有大眼光、大格局和国际视野，要有前瞻性，避免急功近利地制定人才培养结构。优化人才培养结构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准确把握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积极吸收人才培养和人才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路径。以往在人才培养结构规划上，许多高校重视量化指标、出“多”上“新”，注重短期效益，既违背了人才成长规律，又造成了人才和教育不必要的浪费。
目前，高校人才培养结构存在着较突出的短板、不足和矛盾：在层次结构上，存在高端人才供给不足和同质化重复建设的矛盾。精英化卓越人才培养布局过少，未能形成规模化卓越研究群，无法满足在关键领域、关键技术、关键产品上的人才缺口；同时又存在大量中低端市场上人才的恶性竞争与严重过剩。
在专业结构上，专业动态调整和自我更新能力不足。高校在人才培养上缺少前瞻性和提前谋划与实质性准备，自我保守和满足现状较为严重。行业转型升级、社会需求变化与专业人才培养结构老化、滞后的冲突明显。即使所谓新兴专业，多为应急之作，甚至“投机之举”，缺乏专业积淀和可持续发展规划，往往流于形式而缺乏内涵式提升，在学校中也沦为“小专业”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关照。
在空间布局上，存在着区域间的失衡，区域之间差距在不断加大。人才培养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京津冀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优势明显，对中西部地区人才有强大的虹吸作用，但却未能对中西部地区人才培养与人才建设产生有效的反哺作用。这样既不利于区域发展战略的实现，不利于实现区域间发展的协同合作；又加剧了人才培养中的“马太效应”。在类型结构上，存在千篇一律与特色不显著的不足。人才培养方案存在定位与表述不严、不准、不明的问题，未能充分体现出本地区人才发展需要、行业特色和高校自身独特的人才培养理念。人才培养类型单一，大多集中于传统的基础学科，并且不同学科人才培养的合作力度有限，无法满足复合型、应用型和创新型优秀人才的培养与市场需要。在规模发展结构上，过于大而全，但却不是精而强，分类指导和结构优化迟钝。
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观，要从满足于就业需求转变为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从规模数量优势转向更加充分、更高质量规模发展，从静态保守的固化转向高水平动态优化的灵活，从关起门来培养转向多元主体协同合作。
对于基础学科、应用学科、技术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人才培养结构要区别对待，不同高校要根据自身特色和地方社会发展战略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结构，人才类别要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广度和深度紧密契合，避免“多样化式的趋同”。
人才结构布局要从“扁平化”转向“立体化”，创新传统“金字塔式人才结构”的优势，要将创新链、产业链、科技链和人才链联结起来，聚力打通人才培养中的“淤点”，补足“漏点”“短板”，主动解决“卡脖子”的关键问题。人才培养务必要聚焦国家战略重点，打造一些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培养质量强的人才培养高地。
本科人才是人才培养结构的根基，要保证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结构中的基础地位，加大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提质培优。“强基计划”“六卓越一拔尖2.0”“一流本科建设”等项目要实现多元融合，特别是要打破多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的限制与壁垒，促进不同学科之间互通共融共享，建立多学科人才培养协同创新结构。
人才培养结构要体现多主体育人的理念，要有效合理地划界，规范各育人主体的行为与权责，真正落实校地合作、产教融合、校企联办等举措，避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无效合作和浅表化合作。东中西部人才培养结构要呼应起来，要有东部高校对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的定向支持计划，更好地落实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均衡发展，避免在一流人才建设中的恶性竞争、野蛮发展。
新时代，面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一方面要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确保有效有序推进人才培养结构全面优化；另一方面要综合治理，注重整体性，确保更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新情况和新发展格局。（作者曹永国，系@苏州大学 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原载《光明日报》，有删改）《中国教育报》2020年12月07日第2版 版名：中教评论 #人才培养# #苏州大学# #大学#
新发展格局要求更高质量、更好发展的人才培养结构建设。这就要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融入人才培养结构的厘定与制定中，科学统筹、协同创新，朝促进新发展格局聚焦用力。以往在人才培养结构的制定时，一些高校缺乏协同、共享、创新，各自为政、一哄而上、竞争攀比，既少有特色、内涵，又缺乏质量，导致人才培养结构矛盾冲突加剧。
人才培养结构要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要有大眼光、大格局和国际视野，要有前瞻性，避免急功近利地制定人才培养结构。优化人才培养结构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准确把握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积极吸收人才培养和人才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路径。以往在人才培养结构规划上，许多高校重视量化指标、出“多”上“新”，注重短期效益，既违背了人才成长规律，又造成了人才和教育不必要的浪费。
目前，高校人才培养结构存在着较突出的短板、不足和矛盾：在层次结构上，存在高端人才供给不足和同质化重复建设的矛盾。精英化卓越人才培养布局过少，未能形成规模化卓越研究群，无法满足在关键领域、关键技术、关键产品上的人才缺口；同时又存在大量中低端市场上人才的恶性竞争与严重过剩。
在专业结构上，专业动态调整和自我更新能力不足。高校在人才培养上缺少前瞻性和提前谋划与实质性准备，自我保守和满足现状较为严重。行业转型升级、社会需求变化与专业人才培养结构老化、滞后的冲突明显。即使所谓新兴专业，多为应急之作，甚至“投机之举”，缺乏专业积淀和可持续发展规划，往往流于形式而缺乏内涵式提升，在学校中也沦为“小专业”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关照。
在空间布局上，存在着区域间的失衡，区域之间差距在不断加大。人才培养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京津冀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优势明显，对中西部地区人才有强大的虹吸作用，但却未能对中西部地区人才培养与人才建设产生有效的反哺作用。这样既不利于区域发展战略的实现，不利于实现区域间发展的协同合作；又加剧了人才培养中的“马太效应”。在类型结构上，存在千篇一律与特色不显著的不足。人才培养方案存在定位与表述不严、不准、不明的问题，未能充分体现出本地区人才发展需要、行业特色和高校自身独特的人才培养理念。人才培养类型单一，大多集中于传统的基础学科，并且不同学科人才培养的合作力度有限，无法满足复合型、应用型和创新型优秀人才的培养与市场需要。在规模发展结构上，过于大而全，但却不是精而强，分类指导和结构优化迟钝。
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观，要从满足于就业需求转变为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从规模数量优势转向更加充分、更高质量规模发展，从静态保守的固化转向高水平动态优化的灵活，从关起门来培养转向多元主体协同合作。
对于基础学科、应用学科、技术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人才培养结构要区别对待，不同高校要根据自身特色和地方社会发展战略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结构，人才类别要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广度和深度紧密契合，避免“多样化式的趋同”。
人才结构布局要从“扁平化”转向“立体化”，创新传统“金字塔式人才结构”的优势，要将创新链、产业链、科技链和人才链联结起来，聚力打通人才培养中的“淤点”，补足“漏点”“短板”，主动解决“卡脖子”的关键问题。人才培养务必要聚焦国家战略重点，打造一些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培养质量强的人才培养高地。
本科人才是人才培养结构的根基，要保证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结构中的基础地位，加大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提质培优。“强基计划”“六卓越一拔尖2.0”“一流本科建设”等项目要实现多元融合，特别是要打破多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的限制与壁垒，促进不同学科之间互通共融共享，建立多学科人才培养协同创新结构。
人才培养结构要体现多主体育人的理念，要有效合理地划界，规范各育人主体的行为与权责，真正落实校地合作、产教融合、校企联办等举措，避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无效合作和浅表化合作。东中西部人才培养结构要呼应起来，要有东部高校对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的定向支持计划，更好地落实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均衡发展，避免在一流人才建设中的恶性竞争、野蛮发展。
新时代，面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一方面要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确保有效有序推进人才培养结构全面优化；另一方面要综合治理，注重整体性，确保更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新情况和新发展格局。（作者曹永国，系@苏州大学 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原载《光明日报》，有删改）《中国教育报》2020年12月07日第2版 版名：中教评论 #人才培养# #苏州大学# #大学#
#国学知识[超话]#
传统中国的“大一统”思想， 一般都理解为一个自下而上不断将权力向上集中的庞大皇权体系，当然也可是自上而下将中央集权层层下贯落实于各级地方政府来加以执行。在上是居高临下的一统中央王权，在下是唯上是从的王权派出机构，权力系统如网络般分布于全国各地，逐层管控广袤的社会空间。但是，根据早期公羊家的说法，“大一统”的“大”是动词而非形容词，意在表示赞叹或推崇，具有重要或了不起之义涵。
传世经典多有此类用法，例如，《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孟子·尽心上》：“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 《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徳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史通·叙事》：“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均可见“大”字作动词用，明显具有褒扬之义。
“大一统”之“一”字，则当指形上本体，也可说是大全式的道体，是一切存在的原初性本源。《说文》：“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公羊家认为“一”即万物发生形变的潜在开始，也为万物生长的原初状态，不妨称为隐秘而有待展开的本体秩序。
“一”亦与“元”相通，即《周易》“元亨利贞”之“元”，也可称为“乾元”，因而不能不赞叹“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73]。与“一”相通一致，而又需要在不同语境中分别表述约“元”，同样既是一切创造活力的形上来源，也是一切价值存在的本体依据。“一”与“元”可以互训互释，当决无任何疑义。
至于“大一统”之“统”字，可说“自一本而万殊，而体用一原也;合万殊而一统，而显微无间也”[74]。“统”既与“一”相关联，则明显是用形上本体的“一”来统摄形下现象的各种分殊性的存在。“一”（本体）与“万殊”（现象）互摄互涵，不仅不分裂对立，反而高度辩证统一，构成了一种宇宙天地生成变化及社会人生发展调适的重要解释模式。
《春秋》开篇即大书“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家依据“大一统”理念展开解释，认为既“变一为元”，当然就应“立元正始”[75]。任何分殊的存在本质上都自有其共同的形上原初的来源或开端，即使追问人类社会及其政治活动的究极根椐也决无例外。形上本体的来源或开端乃是神圣、超越、纯正和有序的，一方面，无论天地万物或人类社会，都可以在形上本体的世界中统归于“一”，表现出超越抽象的统一性；另方面，形上本体的世界也是能够话泼起用的，自然可以展开和落实于天地万物或人类社会而表现为“多”，显现为具象的形形色色的分殊。换句话说， “一本”可展开为“万殊”，“殊途”并不妨碍其“同归”。足证“大一统”虽讲“一”而决不排斥“多”，“一统”与“分殊”乃是高度辩正统一的。
《春秋》以“元年春王正月”为叙事之开首，如果说其书法隐含着微言大义，那明显就是要开出人间正义或正当的政治秩序。以“元”为“统”而系之于“一”，就是强调政治秩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来源，尚有一更深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形上大道，形上大道即天道作为普遍流行的隐性存在，乃是一切良性政治秩序得以建构的本体根据，以其为“一”为“统”才能得“元”而“亨”而“利”而“贞”。“春” 既实指自然界的盎然生机，也象征人类社会的创造活力，乃是得“元”禀“一”的必然结果，表现为天道流行创化不已的欣融与繁荣。
如果说贯通天地人的“王”字，乃是政治秩序合理、正当的隐喻，那么“正”则为政治行为正义的象征，说明一切政治行为都必须受到天道正义的规约。亦即前者必须以“一”“元”或“天道”为合法性的根本依据，只能在其规约下按照自然正义原则行“王道”，而决不可偏离正义原则行“霸道”。后者则为“天道”合法性原则具化为人间正义的行为显现，是天道落实于人心做出的正确价值判断和行为抉择。
任何不义的政治行为都既违背了天道，也乖离了可与天道相通相感的人心。以天道和人心为合法性依据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当然必须谋求一国政治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反对任何危害国家和人类社会稳定的分裂破坏行为。“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同时兼顾形上、形下两个世界，是一种整体而全面的具有生命体验形态的哲学致思传统。
凭借《春秋》所提示的微言大义系统，以“大一统”政治理念为出发点，可说政治的原则即不离天道人心而又时时注意其“用”，亦即政治行为必须以形上超越的天道为正当性的根据，做出以人性人心为支撑的合法性制度安排，并将其转化为有体有用的人间正义行为，乃是传统中国政治哲学致思及和行为不言自明的重要方式。 https://t.cn/AigLm1sM
传统中国的“大一统”思想， 一般都理解为一个自下而上不断将权力向上集中的庞大皇权体系，当然也可是自上而下将中央集权层层下贯落实于各级地方政府来加以执行。在上是居高临下的一统中央王权，在下是唯上是从的王权派出机构，权力系统如网络般分布于全国各地，逐层管控广袤的社会空间。但是，根据早期公羊家的说法，“大一统”的“大”是动词而非形容词，意在表示赞叹或推崇，具有重要或了不起之义涵。
传世经典多有此类用法，例如，《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孟子·尽心上》：“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 《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徳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史通·叙事》：“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均可见“大”字作动词用，明显具有褒扬之义。
“大一统”之“一”字，则当指形上本体，也可说是大全式的道体，是一切存在的原初性本源。《说文》：“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公羊家认为“一”即万物发生形变的潜在开始，也为万物生长的原初状态，不妨称为隐秘而有待展开的本体秩序。
“一”亦与“元”相通，即《周易》“元亨利贞”之“元”，也可称为“乾元”，因而不能不赞叹“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73]。与“一”相通一致，而又需要在不同语境中分别表述约“元”，同样既是一切创造活力的形上来源，也是一切价值存在的本体依据。“一”与“元”可以互训互释，当决无任何疑义。
至于“大一统”之“统”字，可说“自一本而万殊，而体用一原也;合万殊而一统，而显微无间也”[74]。“统”既与“一”相关联，则明显是用形上本体的“一”来统摄形下现象的各种分殊性的存在。“一”（本体）与“万殊”（现象）互摄互涵，不仅不分裂对立，反而高度辩证统一，构成了一种宇宙天地生成变化及社会人生发展调适的重要解释模式。
《春秋》开篇即大书“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家依据“大一统”理念展开解释，认为既“变一为元”，当然就应“立元正始”[75]。任何分殊的存在本质上都自有其共同的形上原初的来源或开端，即使追问人类社会及其政治活动的究极根椐也决无例外。形上本体的来源或开端乃是神圣、超越、纯正和有序的，一方面，无论天地万物或人类社会，都可以在形上本体的世界中统归于“一”，表现出超越抽象的统一性；另方面，形上本体的世界也是能够话泼起用的，自然可以展开和落实于天地万物或人类社会而表现为“多”，显现为具象的形形色色的分殊。换句话说， “一本”可展开为“万殊”，“殊途”并不妨碍其“同归”。足证“大一统”虽讲“一”而决不排斥“多”，“一统”与“分殊”乃是高度辩正统一的。
《春秋》以“元年春王正月”为叙事之开首，如果说其书法隐含着微言大义，那明显就是要开出人间正义或正当的政治秩序。以“元”为“统”而系之于“一”，就是强调政治秩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来源，尚有一更深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形上大道，形上大道即天道作为普遍流行的隐性存在，乃是一切良性政治秩序得以建构的本体根据，以其为“一”为“统”才能得“元”而“亨”而“利”而“贞”。“春” 既实指自然界的盎然生机，也象征人类社会的创造活力，乃是得“元”禀“一”的必然结果，表现为天道流行创化不已的欣融与繁荣。
如果说贯通天地人的“王”字，乃是政治秩序合理、正当的隐喻，那么“正”则为政治行为正义的象征，说明一切政治行为都必须受到天道正义的规约。亦即前者必须以“一”“元”或“天道”为合法性的根本依据，只能在其规约下按照自然正义原则行“王道”，而决不可偏离正义原则行“霸道”。后者则为“天道”合法性原则具化为人间正义的行为显现，是天道落实于人心做出的正确价值判断和行为抉择。
任何不义的政治行为都既违背了天道，也乖离了可与天道相通相感的人心。以天道和人心为合法性依据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当然必须谋求一国政治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反对任何危害国家和人类社会稳定的分裂破坏行为。“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同时兼顾形上、形下两个世界，是一种整体而全面的具有生命体验形态的哲学致思传统。
凭借《春秋》所提示的微言大义系统，以“大一统”政治理念为出发点，可说政治的原则即不离天道人心而又时时注意其“用”，亦即政治行为必须以形上超越的天道为正当性的根据，做出以人性人心为支撑的合法性制度安排，并将其转化为有体有用的人间正义行为，乃是传统中国政治哲学致思及和行为不言自明的重要方式。 https://t.cn/AigLm1sM
#孟献贵民法[超话]# 答：1、01号房屋的所有权归丙所有。根据民法典第214条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本案甲一房二卖，系有权处分，丙知情不代表恶意，甲丙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其次，甲于2月11日为丙办理了过户登记首先，丙继受取得了01号房屋的所有权。2、合法有效。考虑所订立的合同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否违背了公序良俗；行为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3、合法有效。根据民法典543条之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甲乙经过协商一致后变更了房屋买卖合同，将合同标的物由01号房屋变更为了02号房屋，该变更行为系甲乙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4、不能得到支持。甲一房二卖，系有权处分，符合民法典143条有效的民事法律的规定，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其次，甲乙协商一致变更了房屋买卖合同的合同标的物，甲的行为不构成违约，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因此，乙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法院支持。5、乙可以基于情势变更请求解除合同。根据民法典第533条之规定，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且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由于国家政策的原因乙不具备贷款资格，继续履行合同对乙明显不公平。因此，乙可以基于情势变更请求解除合同。6、由A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丙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93条之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损害或者自己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民法典1191条之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张某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应由A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其次，丙聘请不具备装修资质的A公司装修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7、B公司承担。虽然李某已经从B公司离职，但李某还经常到B公司派驻丙的小区的维修处承揽维修业务，其次，维修处的负责人也让李某去维修，丙完全有理由相信李某仍然系B公司员工。因此，丙热水器毁损灭失的风险由B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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