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佛牌##佛法看世间[超话]#佛说阿弥陀经讲记
♦️ 序分 22
一者，乞士。士表高贵，乞表下贱，下贱的高贵人，高贵的讨饭子，带有辩证法。因为印度民族盛行修行，也有些外道修行人出家，但是待遇非常优厚，而且很贡高我慢。为了破除贡高我慢，佛规定出家人必须去托钵讨饭，不可以自己烧伙食。你看当年的佛教僧团，许多弟子都是贵族出家，有文化、有教养、有抱负、有智慧。
现在也不乏这样的出家众，他们带有理想和抱负，为众生而出家，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供养众生，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出家人。不可以千篇一律看待一切的出家众。说实话，我们这个道场的出家众没有钱财的观念。跟我一起到江阴来的人，我没有发过一分钱给他们，有时候买点零用品给他们，当然我们有许多护法的居士供养。在山西本土道场，一个月六十块钱零用，去年还是前年，大概是十个月都没有发。因为要建道场，吃饭很简单，住宿很简陋，凑合就行，就这样我们还感到在天堂里。比老前辈去托钵，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富裕得多啊？不知道富裕到哪里去了啊！ https://t.cn/z8JKYFV
♦️ 序分 22
一者，乞士。士表高贵，乞表下贱，下贱的高贵人，高贵的讨饭子，带有辩证法。因为印度民族盛行修行，也有些外道修行人出家，但是待遇非常优厚，而且很贡高我慢。为了破除贡高我慢，佛规定出家人必须去托钵讨饭，不可以自己烧伙食。你看当年的佛教僧团，许多弟子都是贵族出家，有文化、有教养、有抱负、有智慧。
现在也不乏这样的出家众，他们带有理想和抱负，为众生而出家，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供养众生，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出家人。不可以千篇一律看待一切的出家众。说实话，我们这个道场的出家众没有钱财的观念。跟我一起到江阴来的人，我没有发过一分钱给他们，有时候买点零用品给他们，当然我们有许多护法的居士供养。在山西本土道场，一个月六十块钱零用，去年还是前年，大概是十个月都没有发。因为要建道场，吃饭很简单，住宿很简陋，凑合就行，就这样我们还感到在天堂里。比老前辈去托钵，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富裕得多啊？不知道富裕到哪里去了啊！ https://t.cn/z8JKYFV
有嫉妒时，最好的办法就是随喜；有嗔心时，就观修慈心。要如何观修随喜？我们可以想，嫉妒常常是看到别人很顺利、很幸运，心中不悦而导致自己内心烦乱不堪。当我们随喜时可以如此思维：佛弟子不总是祈愿一切众生得乐与乐因、愿一切众生离苦及苦因？这样发愿，回想起这些愿文的心愿时，就可以想，如同我的愿望一般，他已经得到，这真是美好啊！这就是随喜。
——第十七世法王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著《慈悲喜舍每一天_让爱无限廷伸的365种修练》
——第十七世法王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著《慈悲喜舍每一天_让爱无限廷伸的365种修练》
【横渠四句再解读】
张载（1020-1077）是北宋理学的创立者之一，也是关学宗师。在长期的学术和为政生涯中，他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表达自己的志向。学者多称这四句话为“横渠四句”。由于四句的每一句都以“为”字开头，故也可称作“四为”句。横渠四句代表了北宋理学的根本精神，近千年来传诵不绝。由于前两句比较费解，学者的解读一直存在分歧，因而有必要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笔者的专题旧文，重新思考，进行再解读。
在逐句解读之前，先对横渠四句的版本和宗旨略加澄清。关于横渠四句的版本。横渠四句常见的版本有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包括：南宋朱熹、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南宋《诸儒鸣道》之《横渠语录》，南宋末吴坚刻本《张子语录》，明版《张子全书》之《语录抄》。第二个系统包括：晚明冯从吾所撰《关学编·自序》，清代《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上》黄百家案语。在这两个系统中，第一句“为天地立心”，未出现异文。重要的异文发生在第二句：第一个版本系统作“为生民立道”，第二个版本系统则作“为生民立命”。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宋、明各本所传当为原文，《宋元学案》所引则经过后人润色，但流传较广。综合相关版本信息，本文将以《关学编》和《宋元学案》所引的横渠四句作为解读对象。关于横渠四句的宗旨。有些学者把此四句视作张载的为学宗旨，这不确切。横渠四句是张载走上学术道路后对自己志抱和理想的抒发，而并非对为学宗旨的概括。朱熹的评价很中肯，他说：“此皆先生（指张载）以道自任之意。”黄百家同样认为，这表现的是张载“自任之重如此”。
第一句“为天地立心”。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天地没有心，但人有心；“为天地立心”就是把人的思维能力发展到最高限度，使物质世界的规律得到最多和最高理解。这是一种误解。首先，“天地”一词并不专指物质世界或自然界。《易传》提出了天、地、人“三才”的世界模式，认为人是生存于天地之间的。“天地”，既可以指物质世界或自然界，也可以指人间社会，其确切含义要根据前后文研判。在横渠四句的语境中，“天地”应当指人间社会，而不是指自然界。其次，张载并不否认天地有“心”，他援用《周易·复卦》的《彖辞》，称此“心”为“天地之心”。张载认为，“天地之心惟是生物”，这意味着天地的功能是创生万物，这一功能似乎是蕴含于天地之内的心意。“天地之心”的说法，使“天地”创生万物具有了“目的”特征。牟宗三、金春峰等学者早就指出包括张载在内的儒家哲学属于“目的论”系统。最后，“天地之心”的“心”与“为天地立心”的“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显然，生物之心是“天地”亦即宇宙自然亘古以来所固有的，无须人来“立”，否则必将夸大人的力量。其实，“为天地立心”的“心”，指的是人的精神价值，进而“为天地立心”就是要为社会建立一套以仁、孝、礼、乐等为核心的道德价值系统。张载在其著作中对“立心”有不少论述，后人的解释不应当脱离他本人的言说脉络。例如，张载主张“只将尊德性而道问学为心”。这里所谓“心”，其含义包括尊崇德性并探究服务于德性的知识，这当然属于人的精神价值。“为天地立心”，其实质是“立天理”之心。张载说：“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他所谓“天理”，指道德价值的道理，能够发挥“悦诸心”“通天下之志”的社会作用。这种作用，是以道德精神打动人心，让天下人乐于接受。二程兄弟指出，《西铭》“立心，便达得天德”。这从一个侧面肯定张载所谓“立心”是要为社会确立道德价值，而“天德”是其最高表现。总之，“为天地立心”之“心”，既不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也不是指“人的思维能力”，而是指圣人具有领悟“天地之仁”的能力，并以“天地之仁”的价值意蕴作为宇宙论根据，从而立教垂世，为天下确立以仁、孝、礼、乐为核心的道德价值系统。“为天地立心”的理论依据是价值论的，而不是自然观或认识论的。
第二句“为生民立命”。“生民”，语见《尚书》，是人民的意思。有学者认为，这句话源于孟子所谓“正命”，意思是要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说这句话与“正命”有关是正确的，但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则未能揭示其实质。其实，这句话并不是泛泛地讲人民的生活，而是讲要为民众的生活确立道德价值方向。历史上长期流行命定论，认为人生只能消极地听凭命运的摆布。针对这一倾向，孟子提出“立命”论。他所谓“命”，不再像孔子那样指天的命令，而是指人的命运。孟子提出的“立命”，则指为人确立命运的方向。与此相关，孟子还把人的命运分为“正命”与“非正命”。这深刻地影响了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与孟子一样，也指人的命运。但二者的命运论是有区别的：孟子讲“立命”，专对士人而言；而张载讲“立命”，则着眼于民众这一更大群体。在理学史上，张载第一次把人的命运分为“德命”与“气命”。他提出：“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性命于德。”（《正蒙·诚明》）张载所谓“德命”，相当于后来朱子学派所谓“理命”。“德命”，指人生境遇中受道德理性支配的确定性力量。“气命”，则指在人生遭遇中受生理意欲及恶俗支配的不确定性力量。张载视“德命”为“正”，视“气命”为“非正”，特别强调人们在面对自己的命运时一定要“顺性命之理，则得性命之正”（《正蒙·诚明》）。他主张对“德命”与“气命”这两种不同的命运，都予以安立；但格外强调要以“德命”驾驭“气命”，而决不是相反。结合第一句话看，“为生民立命”是有前提的，就是首先需要“为天地立心”，把源于“天地”的“生生之德”向下转化为人类社会的仁、孝、礼、乐等道德价值系统，使民众能够据以做出正确的抉择，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赋予生活以意义。
第三句“为往圣继绝学”。“往圣”，指历史上的圣人。儒家所谓圣人，指世所公认的人格典范和精神文化领袖。“绝学”，指中断了的学统。宋代理学家普遍认为，儒家的学统自孟子之后便“学绝道丧”，所以需要继承孔孟“绝学”。学统的实质关乎道统。道统论是关于“道”的思想内涵和“道”的传授谱系的理论。张载不同意“语道断自仲尼”，认为，“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虽文字不能传，然义理不灭，则须有此言语，不到得绝”（《经学理窟·义理》）。据此，他在梳理道统时提出：“‘作者七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制法兴王之道。”（《正蒙·作者篇》）“作者七人”，语出《论语·宪问》。张载认定，伏羲、神农、黄帝也属于“制法兴王之道”的开创者，同样尊奉他们为圣人。可见，他眼中的道统，不仅包括儒家文化传统，还包括其他优秀文化传统。因而，张载所欲继承的“绝学”，在包括儒家之学的同时，还包括整个中华学术文化传统。此外，他还宣称，“某唱此绝学亦辄欲成一次第”。张载继承“绝学”，其著书立说的内容“有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不言”（范育《正蒙序》），表现出很强的创新意识；他系统探讨“大道精微之理”（范育《正蒙序》），为儒家建构了一套极富创意的天人哲学体系。张载对“为往圣继绝学”的践行，堪称楷模。
第四句“为万世开太平”。实现天下“太平”，是周、孔以来儒者所追求的社会政治理想，这对北宋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太平”一语很流行，朝野关注度最高的议题是天下太平。为此，以欧阳修、范仲淹、李觏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家或思想家都向朝廷提出过“致太平”的方略。为了实现“太平”理想，张载付出了多方面的努力。首先，是其文化方面的努力。面对佛老的挑战，张载与其他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士人挺身而出，“排邪说，归至理”（范育《正蒙序》），努力为社会的太平秩序奠定思想文化基础。其次，是其政治方面的努力。在《横渠先生行状》中，吕大临称自己的老师张载“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见”。张载自己解释说，“望道”即是“望太平也”（《张子语录中》）。这里的“道”，就是以“王道”为宗旨的“治道”原理。把对“太平”秩序的渴望，与对“治道”的渴望联系起来，主张“道学”应当成为天下太平秩序的哲理基础。可见，张载对“太平”的思考并不囿限于当代的太平秩序，而是以更深邃的视野关注可持续的“万世”太平问题，这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综上所述，对横渠四句的理解，不能脱离北宋的建立背景和理学家的问题关切。赵宋统治者总结前朝长期分裂的经验教训，亟须重建政治秩序，而张载等理学家的最大关怀则是为社会秩序奠定永恒的精神基础。横渠四句不仅是张载对自己一生抱负和理想的概括，还对当时、后世乃至现代的很多哲人志士都发挥过并继续发挥着极大的精神激励作用。
（作者 林乐昌 系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首席专家）
张载（1020-1077）是北宋理学的创立者之一，也是关学宗师。在长期的学术和为政生涯中，他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表达自己的志向。学者多称这四句话为“横渠四句”。由于四句的每一句都以“为”字开头，故也可称作“四为”句。横渠四句代表了北宋理学的根本精神，近千年来传诵不绝。由于前两句比较费解，学者的解读一直存在分歧，因而有必要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笔者的专题旧文，重新思考，进行再解读。
在逐句解读之前，先对横渠四句的版本和宗旨略加澄清。关于横渠四句的版本。横渠四句常见的版本有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包括：南宋朱熹、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南宋《诸儒鸣道》之《横渠语录》，南宋末吴坚刻本《张子语录》，明版《张子全书》之《语录抄》。第二个系统包括：晚明冯从吾所撰《关学编·自序》，清代《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上》黄百家案语。在这两个系统中，第一句“为天地立心”，未出现异文。重要的异文发生在第二句：第一个版本系统作“为生民立道”，第二个版本系统则作“为生民立命”。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宋、明各本所传当为原文，《宋元学案》所引则经过后人润色，但流传较广。综合相关版本信息，本文将以《关学编》和《宋元学案》所引的横渠四句作为解读对象。关于横渠四句的宗旨。有些学者把此四句视作张载的为学宗旨，这不确切。横渠四句是张载走上学术道路后对自己志抱和理想的抒发，而并非对为学宗旨的概括。朱熹的评价很中肯，他说：“此皆先生（指张载）以道自任之意。”黄百家同样认为，这表现的是张载“自任之重如此”。
第一句“为天地立心”。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天地没有心，但人有心；“为天地立心”就是把人的思维能力发展到最高限度，使物质世界的规律得到最多和最高理解。这是一种误解。首先，“天地”一词并不专指物质世界或自然界。《易传》提出了天、地、人“三才”的世界模式，认为人是生存于天地之间的。“天地”，既可以指物质世界或自然界，也可以指人间社会，其确切含义要根据前后文研判。在横渠四句的语境中，“天地”应当指人间社会，而不是指自然界。其次，张载并不否认天地有“心”，他援用《周易·复卦》的《彖辞》，称此“心”为“天地之心”。张载认为，“天地之心惟是生物”，这意味着天地的功能是创生万物，这一功能似乎是蕴含于天地之内的心意。“天地之心”的说法，使“天地”创生万物具有了“目的”特征。牟宗三、金春峰等学者早就指出包括张载在内的儒家哲学属于“目的论”系统。最后，“天地之心”的“心”与“为天地立心”的“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显然，生物之心是“天地”亦即宇宙自然亘古以来所固有的，无须人来“立”，否则必将夸大人的力量。其实，“为天地立心”的“心”，指的是人的精神价值，进而“为天地立心”就是要为社会建立一套以仁、孝、礼、乐等为核心的道德价值系统。张载在其著作中对“立心”有不少论述，后人的解释不应当脱离他本人的言说脉络。例如，张载主张“只将尊德性而道问学为心”。这里所谓“心”，其含义包括尊崇德性并探究服务于德性的知识，这当然属于人的精神价值。“为天地立心”，其实质是“立天理”之心。张载说：“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他所谓“天理”，指道德价值的道理，能够发挥“悦诸心”“通天下之志”的社会作用。这种作用，是以道德精神打动人心，让天下人乐于接受。二程兄弟指出，《西铭》“立心，便达得天德”。这从一个侧面肯定张载所谓“立心”是要为社会确立道德价值，而“天德”是其最高表现。总之，“为天地立心”之“心”，既不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也不是指“人的思维能力”，而是指圣人具有领悟“天地之仁”的能力，并以“天地之仁”的价值意蕴作为宇宙论根据，从而立教垂世，为天下确立以仁、孝、礼、乐为核心的道德价值系统。“为天地立心”的理论依据是价值论的，而不是自然观或认识论的。
第二句“为生民立命”。“生民”，语见《尚书》，是人民的意思。有学者认为，这句话源于孟子所谓“正命”，意思是要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说这句话与“正命”有关是正确的，但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则未能揭示其实质。其实，这句话并不是泛泛地讲人民的生活，而是讲要为民众的生活确立道德价值方向。历史上长期流行命定论，认为人生只能消极地听凭命运的摆布。针对这一倾向，孟子提出“立命”论。他所谓“命”，不再像孔子那样指天的命令，而是指人的命运。孟子提出的“立命”，则指为人确立命运的方向。与此相关，孟子还把人的命运分为“正命”与“非正命”。这深刻地影响了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与孟子一样，也指人的命运。但二者的命运论是有区别的：孟子讲“立命”，专对士人而言；而张载讲“立命”，则着眼于民众这一更大群体。在理学史上，张载第一次把人的命运分为“德命”与“气命”。他提出：“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性命于德。”（《正蒙·诚明》）张载所谓“德命”，相当于后来朱子学派所谓“理命”。“德命”，指人生境遇中受道德理性支配的确定性力量。“气命”，则指在人生遭遇中受生理意欲及恶俗支配的不确定性力量。张载视“德命”为“正”，视“气命”为“非正”，特别强调人们在面对自己的命运时一定要“顺性命之理，则得性命之正”（《正蒙·诚明》）。他主张对“德命”与“气命”这两种不同的命运，都予以安立；但格外强调要以“德命”驾驭“气命”，而决不是相反。结合第一句话看，“为生民立命”是有前提的，就是首先需要“为天地立心”，把源于“天地”的“生生之德”向下转化为人类社会的仁、孝、礼、乐等道德价值系统，使民众能够据以做出正确的抉择，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赋予生活以意义。
第三句“为往圣继绝学”。“往圣”，指历史上的圣人。儒家所谓圣人，指世所公认的人格典范和精神文化领袖。“绝学”，指中断了的学统。宋代理学家普遍认为，儒家的学统自孟子之后便“学绝道丧”，所以需要继承孔孟“绝学”。学统的实质关乎道统。道统论是关于“道”的思想内涵和“道”的传授谱系的理论。张载不同意“语道断自仲尼”，认为，“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虽文字不能传，然义理不灭，则须有此言语，不到得绝”（《经学理窟·义理》）。据此，他在梳理道统时提出：“‘作者七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制法兴王之道。”（《正蒙·作者篇》）“作者七人”，语出《论语·宪问》。张载认定，伏羲、神农、黄帝也属于“制法兴王之道”的开创者，同样尊奉他们为圣人。可见，他眼中的道统，不仅包括儒家文化传统，还包括其他优秀文化传统。因而，张载所欲继承的“绝学”，在包括儒家之学的同时，还包括整个中华学术文化传统。此外，他还宣称，“某唱此绝学亦辄欲成一次第”。张载继承“绝学”，其著书立说的内容“有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不言”（范育《正蒙序》），表现出很强的创新意识；他系统探讨“大道精微之理”（范育《正蒙序》），为儒家建构了一套极富创意的天人哲学体系。张载对“为往圣继绝学”的践行，堪称楷模。
第四句“为万世开太平”。实现天下“太平”，是周、孔以来儒者所追求的社会政治理想，这对北宋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太平”一语很流行，朝野关注度最高的议题是天下太平。为此，以欧阳修、范仲淹、李觏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家或思想家都向朝廷提出过“致太平”的方略。为了实现“太平”理想，张载付出了多方面的努力。首先，是其文化方面的努力。面对佛老的挑战，张载与其他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士人挺身而出，“排邪说，归至理”（范育《正蒙序》），努力为社会的太平秩序奠定思想文化基础。其次，是其政治方面的努力。在《横渠先生行状》中，吕大临称自己的老师张载“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见”。张载自己解释说，“望道”即是“望太平也”（《张子语录中》）。这里的“道”，就是以“王道”为宗旨的“治道”原理。把对“太平”秩序的渴望，与对“治道”的渴望联系起来，主张“道学”应当成为天下太平秩序的哲理基础。可见，张载对“太平”的思考并不囿限于当代的太平秩序，而是以更深邃的视野关注可持续的“万世”太平问题，这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综上所述，对横渠四句的理解，不能脱离北宋的建立背景和理学家的问题关切。赵宋统治者总结前朝长期分裂的经验教训，亟须重建政治秩序，而张载等理学家的最大关怀则是为社会秩序奠定永恒的精神基础。横渠四句不仅是张载对自己一生抱负和理想的概括，还对当时、后世乃至现代的很多哲人志士都发挥过并继续发挥着极大的精神激励作用。
（作者 林乐昌 系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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