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哲理性初探”之漫谈（一）

中国文化以传统哲学为思想本源理念上发展，涵括了绘画、书法、音乐、诗歌、戏曲、文学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高度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画在儒、释、道几个综合思想本源理念下发展，逐步成为哲理与画理完全相通的绘画，成为东方特有的绘画体系。在历史过程中，儒家思想在相当广度和深度上，作为主导力量同佛教思想、道教思想一起共同参与了中国画的兴起和发展。儒家思想成为山水画、文人画、花鸟画和写意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核心要素之一。

古人仰观俯察，发现宇宙万物都由“气”凝聚而成，其中蕴含着阴阳二气相反（对立）而又相成（统一），圆满和谐的对立统一规律。先哲们对宇宙的产生，有着朴素的认识，归纳出“混沌（一元）生阴阳，阴阳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的宇宙观，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阴阳二气的协调，天地万物才能稳定发展。基于这样的认识，产生了“中和”思想，“中和”就是和谐，不偏激。这些思想在中国画的意识中得以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和庄子思想的产生，发展成为老庄哲学，在老庄思想的基础上，产生了道教。老庄和道教哲理成为后世文化发展的哲理思想本源。老子认为“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源，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都由“道”所制约。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所谓“大象”其实是他作为“道”的别名，指客观世界可视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抽象的，也是概念的。因此，诗人就可以“以意写象”，画家就可以“以形写神”，故云“大象无形”。正是为画家作画重神似找到了有力的理论根据。老子说“大巧若拙”，“大巧”包含在他的“大道”之内。“大道”是“大体”“大势”和“大用”，它是“具备万物，真体内光”的。所谓“巧”包括了某一事物对立的“拙”，只有这样才得以较完备，较完善的认识事物的美，所以后来发展出美有“拙美”之说。老子的“大巧若拙”论，无疑是认为事物既对立又可统一的一种非常朴素的说法。文人画兴起后在绘画上有的讲求拙朴之美，有的主张“宁拙毋巧”，这在美学上都属于高级审美的自发慧悟。

庄子这位道学先人，有明显的顺任自然之想，也有虚静淡泊的要求。他的“顺任自然”，其目的在于使人能通达，他的“虚静”，目的是达到“凝神”。因此，他认为美当以自然朴素为准则。他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他的这些思想对后世的山水画发展和国画墨色的运用等方面有巨大影响。

“解衣盘礴”的典故载于《庄子•外篇•田子方》中，指作画机神所至，如出无心，创作态即如箭离弦，势不可遏的状态。战国时期，宋元君召唤画史（即受诸侯随时召唤的画工），众史皆至，都准备好笔墨，恭恭敬敬地候着，这时有一个人迟到，与君行了礼后，脱了衣服上裸着身体开始作画。宋元君使人看后说：“可矣，是真画者也。”说明宋元君对艺术的态度比较开明，不喜欢画工循规蹈矩千篇一律，而要求有他们自己的个性和主张。“解衣盘礴”成为后世文人画家要求解放个性的口头禅，成为后世文人画家自由挥洒，追求个性和创新的历史来源。

孔子在他的评画中，反映出他对绘画的社会功能是肯定的。孔子参观周代明堂，看到有尧舜桀纣之像，徘徊良久而对从者说，历史人物画出“善恶之状”，正如“明镜所以察形”，又使“往古者可以知今”。这些绘画功能论，作为儒家一说，对后世的绘画评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的“成教化，助人伦”的儒家思想观念，在早期中国画人文精神里成为核心支柱。到后来，书画评论直接与道德人品结合起来。孔子提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审美观，这种把道德理念与对自然景物的欣赏联系起来的思想，尤其对后世士大夫画家的审美观念影响极大。后来，文人画家将这一观点发展成为“仁智者乐山乐水”，和“乐山乐水者必为仁智者”。从而为儒家既有山林隐逸思想，而又不排除有“仁智”的品德情操，找到了根据。后来文人画就有了“人品即画品”之说，把绘画与人的品德联系起来评价。

儒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对中国画创作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至六朝产生“澄怀观道”，“畅述幽情”。南朝宗炳所著《画山水序》是中国绘画史中最早、最系统的山水画理论著述，对后世影响很大。他运用道家思想紧密地与山水画创作联系在一起，而道家“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是形成山水画创作的原动力。荆浩隐于太行山洪谷写生，范宽隐于终南山写生，是以“虚静”，“凝心”，“澄怀”状态下创作，画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山水画经典力作。他们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融入大自然，把自己当成大自然中的一员，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元、明、清的文人山水画，赞美“空山无人，水流花放”，以描绘“山静如太古”为“欣然而乐”。这是以老庄思想为准则，所以在“虚静”的自然中去“凝神”，“澄怀”，往往以“澄怀观道”的精神境界为最高追求。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佛教思想一起成为组成中国画人文精神的三大观念源泉。文化修养、知识含量乃至画家本人的思想观念对中国画创作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画有许多艺术特点，如造型观，笔墨观，写生观，色彩体系，散点透视原理，以及反映画家意识深处的“天人合一”等深层次的艺术观念都是哲理在绘画中的具体反映。在绘画创作中“阴阳”，“气韵”，“神”，“天人合一”等思想观念在潜意识中运用，从造型、笔墨、色彩、构图、透视等国画因素中反映出来。国画中的“形神兼备”，“缘物寄情”，“物我交融”，“神遇而迹化”，“似与不似之间”等等都是中国画传神写意理论的精华。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画既重客观，又重主观，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物我合一。中国画具有具象的内容，又有抽象的概括，既有再现的因素，又有表现的因素，这是主客观的高度统一。

晋代的顾恺之是绘画的一代宗师，他的“传神论”标志着国画艺术进入自觉时代。他的画论“以形写神”，“置陈布势”的见解意义重大，于后来“谢赫六法”论奠定了基础，即是说“六法”论的提出或由顾恺之的理论加以发展起来。相传他画人物，有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他说：“四体妍蚩，本亡（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他说的“阿堵”就是指眼睛。他对于人物画的描绘，要求“以形写神”，十分注意刻画人物内心活动的表情动态的一致性与复杂性。顾恺之有朴素的美学观点，他肯定艺术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他认为画家必须对客观对象有现实的认识，然后才能达至“以形写神”。

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在绘画史上是一个重大贡献。其中提出的“六法”是中国画学上最早而又有系统的绘画要旨，直至现在中国画的理论还未有本质性地突破“六法”的范围。“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谢赫在评画中说有“壮气”、“神气”、“生气”、“神韵”、“神韵气力”等，指的是绘画形象呈现出来和谐的节奏与悦目的风致，在艺术上这是给予人美的感受的重要方面。

杨礼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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