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同事做的事让人不舒服，可对象不是自己，就沉默了。明知道谁和谁不对付，彼此针对，但感觉自己开口也帮不了多少，只好冷眼旁观。公司氛围很奇怪，可小职员能做什么呢？自己只能默默接受……
其实，自己心底里是希望改变现状的，可无力感让自己慢慢变得越来越沉默，逐渐麻木。或许，是时候停止“旁观者效应”了。
其实人们会在集体中做出自己平时不会做的事情、会沉默，是有原因的。在集体中，人们的个体意识会减弱，认为自己戴着面具隐藏在集体中，个体行为不需要负太多责任，而面对命令，自己不过是服从的那一方。
心理因素的影响，让人们难以判断是否发生了紧急事件，并使责任感变得模糊。即便真的面对紧急情况，人们也可能认为出头制止会有危险，需要付出很多，甚至对自己构成重大威胁，而袖手旁观。
可以为退让，也不见得事情会变好。长期处在不良氛围下，退让只会让这种情况继续蔓延、恶化。如果放任不良行为，那些人就会变本加厉，让事态越来越严重。更糟糕的是，自己用沉默换来的绿洲受到波及，旁观者变成亲历者。
培养自己的道德勇气，提高自信，培养自己的共情，扩大圈子，都有助于对那些不良行为说“不”。当然，行动需要一些技巧。
通过简单明了的方式表达反对，公开表示不同意，传达自己不能接受什么。这能让对方感到不舒服，而不是退让导致自己不舒服，减少对方的不适，给予对方机会变本加厉。例如：“我有类似的经历，听到这样的话，我很难受。”
如果对方的言论是带幽默性质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巧妙的回复表达自己的不同意。例如：“我知道你只是想搞笑，但有些人真的认为女生太情绪化，什么事都做不好。”
更多内容，可以查看《旁观者效应》这本书，解锁更多关于旁观者的解读和行动的方法。
一个人直言不讳可能没办法带来改变，但选择行动，才能有可能性！往正确的方向迈出一步，或者拒绝去往错误的方向，哪怕一小步，都值得赞赏。
#箴言书苑[超话]##读书##职场##人际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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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退让，也不见得事情会变好。长期处在不良氛围下，退让只会让这种情况继续蔓延、恶化。如果放任不良行为，那些人就会变本加厉，让事态越来越严重。更糟糕的是，自己用沉默换来的绿洲受到波及，旁观者变成亲历者。
培养自己的道德勇气，提高自信，培养自己的共情，扩大圈子，都有助于对那些不良行为说“不”。当然，行动需要一些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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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礼品卡回收平台#购物卡回收#
沃尔玛礼品卡是一种商超卡，是热门的礼品卡中的一种。沃尔玛礼品卡是否能够进行回收呢？实际上，沃尔玛礼品卡是能够进行回收的，我们若是需要将手中的沃尔玛礼品卡进行回收，就应该选择以上专业的卡券回收兑现平台进行卡券回收操作。
很多人比较喜欢上沃尔玛超市进行购物，因为沃尔玛超市确实是有个闻名世界的超市，很多人觉得沃尔玛超市是舶来品，选择高端上档次，即使沃尔玛超市离自己很远，也愿意办理一张沃尔玛超市卡。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沃尔玛超市卡的使用是有变数的，很多人在办卡的时候，也并没有想到这一种变数的存在，在办卡没有多久之后，就将沃尔玛超市卡闲置下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人所想到的就是将沃尔玛超市卡进行回收。
沃尔玛超市卡的闲置其实还是挺惋惜的，毕竟沃尔玛超市购物卡上的金额还是挺值得我们使用的，即使不拿去贡献给沃尔玛，难道我们将卡券上的金额提取出来还不行吗？所以回收就是提取卡券金额最好的办法，很多人选择以上专业的卡券回收变现平台将手中的沃尔玛超市卡进行回收。
对于沃尔玛超市卡的回收，小编还是想要啰嗦几句，因为之前就有一个网友说自己居然以八折的价钱将沃尔玛超市卡回收转让了。沃尔玛超市卡在卡券回收市场上还是挺有地位的，怎么可能只值八折呢？肯定是这一位网友选错平台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以上专业的卡券回收变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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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收入差距为何始终存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揭示了答案】#女性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 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其“推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了解”。戈尔丁成为了继2009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2019年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之后，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女性经济学家。
戈尔丁或许会为女性学者在经济学领域艰难取得的认可感怀不已。1971年她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经常见到一位白发苍苍的女士，那是当时已退休十年的经济学教授玛格丽特·吉尔平·里德。还是研究生的戈尔丁对这位走路颤颤巍巍却依然坚持做研究的老太太一无所知，直到后来她才意识到，里德的学术理念如何深刻地影响了自己的思想和研究——早在1934年，里德就在博士论文《家庭生产经济学》（Economics of Household Production）中评估了家庭无偿劳动的价值，并分析了已婚女性如何选择在家干活还是外出工作。她的研究旨在将女性的无偿工作（包括家务劳动和照料工作）纳入国民收入核算，但“国民生产总值之父”西蒙·库兹涅茨在核算国民收入时剔除了这部分内容。
里德对戈尔丁的另外一重重要性在于，她是戈尔丁的百年美国女性经济史研究的第一组成员之一。基于数十年的开创性研究，戈尔丁将20世纪初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女性群体分为五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负与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阻碍，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在《事业还是家庭？》一书中，戈尔丁写道：
戈尔丁指出，从第一组到第五组，经济和社会的根本性变迁带来了女性事业与家庭的巨大变化：第一组女性（1878年-1897年出生）被迫在成家和立业中二选一，第二组女性（1898年-1923年出生）先工作再成家，但大多数人的职业抱负被外部力量压制；第三组女性（1924年-1943年出生）大多结婚很早，先成家再工作；第四组女性（1944年-1957年出生）在婚姻、子女和职业方面表现出显著变化，她们当中的很多人决定先立业后成家，避孕药的推广令这一代女性可以推迟结婚和生育；第五代女性（1958年以后出生）觉察了上一代女性的失策（27%的女性大学毕业生终生未育），在体外受精等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下，她们虽然延续了晚婚晚育模式，但生育率大幅提升，努力兼顾事业与家庭。
诚然，女性在过去百年时间里获得了更多教育机会，取得了更大的职业成就，在兼顾事业和家庭方面也更加出色，但戈尔丁指出，性别平等事业中依然横亘着一块顽固的绊脚石：贪婪的工作（greedy work）。无论是投身事业还是投身家庭，都需要大量时间，1980年代以来，工作时间最长、灵活性最低的工作往往也是薪酬更高的工作。在这段时间内，尽管女性的资历和职位都在提升，但大学毕业生的性别收入差距始终不变，恰恰是这个原因——在生育的限制下，女性难以像男性一样投身贪婪的工作。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60-2018年性别收入差距大幅收窄，但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以后，大学毕业生中的收入不平等大幅扩张，至2018年，大学毕业生工人的女性收入与男性收入比率为73%左右，低于全体工人的比率（82%左右）。
戈尔丁发现，五组女性呈现出的一个共同趋势是，随着年龄增长，她们与男性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且收入差距扩大并不是随机发生——“它大致随着孩子的到来而出现”。
她以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1990-2006年男女MBA毕业生职业生涯的研究为例分析了这一现象。具体而言，这些MBA毕业生出现的巨大性别收入差距职业中断和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这两个因素导致：
通过分析海量美国雇主及其雇员的企业层面和人口普查数据，戈尔丁进一步发现，女性生育后遭受的收入下滑影响是持久性的。“即便在孩子出生15年后，夫妻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大于孩子出生之前……假如父母在孩子出生前收入相同，那么当孩子15岁时，丈夫的收入将比妻子多32%。”
社会学领域通常将上述情况称为“母职惩罚”，但戈尔丁指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高等学位获得者都面临暂停工作的惩罚，当然，女性对此经历得比男性更多。值得注意的是，暂停工作造成的收入惩罚随学位和行业而异，且差别巨大。举例而言，性别收入差距最大的职业分布在金融、销售、行政、管理和商业运作相关的领域中，差距最小的是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医疗保健（不含医生）、科学和工程学。
戈尔丁指出，性别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职业往往是那些员工争夺客户、合同、交易和病患的职业，从事这些职业的工作者工作时间最长，待命时间和繁忙时刻最多。“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收入不平等的普遍加剧，时间要求最高的工作，报酬也越来越高。因而，那些对女性来说最难进入且最艰苦的工作，恰恰是过去数十年里最挣钱的工作。”戈尔丁提醒我们注意，日渐贪婪的工作让家庭内部仅仅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也更容易强化传统性别规范，放弃夫妻公平原则——把更多育儿和照护责任交给女性。
但戈尔丁发现，贪婪工作的职场范式并非无法撼动，改变在一些领域内已悄然发生。在当今美国，药师就是一个性别平等且收入丰厚的职业，美国全职全年工人人口普查报告的数据显示，女药师的收入中位数在近500个职业中排名第五，即使按照工作时间调整后，她们的收入也几乎与男药师相同。
药师是如何实现性别平等的？1950年代至今，私人药房的比例急剧下降，独立执业的药师比例大幅下滑，药房向企业转型，药品变得更标准化，信息技术让药师能够获得客户正在服用的所有处方药清单，这类信息让药师无需再像以前一样与客户形成一对一的私人关系。这些变化意味着，药师可以很容易地相互替代，这也意味着药师基本不必长时间和不规律地工作，因为所有药师都能胜任同样的工作，没有谁在工作上多花时间就能让自己更有价值。药师的案例让戈尔丁得出结论：
对于企业来说，员工能随叫随到且长时间工作当然符合它们的利益，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家庭。“美国人时间使用调查”（ATUS）结果显示，2015年，大学学历父亲（25-34岁）每周照顾孩子的时间是1990年的两倍（从5小时上升至10小时），学历更低的父亲也发生了相同比例的变化，虽然幅度略小（4小时到8小时）。大学学历母亲（25-34岁）照顾孩子的时间从1990年的13小时上升至2015年的21小时，非大学生母亲的陪伴时间从11小时增至16小时。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46%的父亲愿意在孩子身上花更多时间，40%的大学毕业生父亲承认与子女相处的时间太少。与此同时，更公平的劳动分工也在成为越来越多美国人的共识。67%拥有大学学历的丈夫认为，最好的婚姻是夫妻双方都有工作并携手照顾家庭和孩子，80%的女性持这一观点。
戈尔丁注意到，员工对家庭时间、更公平劳动分工和加班补偿的渴望，倒逼部分公司做出改变，采取措施节约最有价值、最昂贵的员工的时间。比如有些公司开始敦促员工更好地相互替代，以便大家能够更轻松地移交客户，或代替同事参加会议。这些公司仍然会有高峰需求和繁忙时刻，但员工可以更好地优化自己的时间表。戈尔丁写道：
“时间是女性追求事业和家庭的大敌，”她认为，家庭和职场都需要待命时间、高峰和紧急事件、晚上和周末时间。与此同时，“非升即走”的年龄窗口收紧也在加剧家庭与事业的冲突，最终导致性别不平等恶化，夫妻不公平扩大。她特别指出，变革需要来自更深层次，特别是需要男性的参与。
如果说性别收入差距的缩小是一个长远趋势，那么新冠疫情无疑为这一前景蒙上了阴影。《事业还是家庭？》写于2021年，戈尔丁在该书后记中指出，新冠疫情带来了“她衰退”（she-cession），即女性比男性受到更大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造成的冲击。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在新冠疫情中体现出来——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相比，女性大学毕业生因为有能力居家工作，维持就业和健康的能力也更强。非大学生女性群体——无论是否有孩子——因为大量受雇于线下服务业，劳动参与率大幅下滑。
今年6月刊登于《婚姻与家庭期刊》（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的一篇文章进一步揭示了新冠疫情后美国性别收入差异扩大的情况。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钱岳及她的两位合作伙伴在这项研究中分析了2020年3月至2022年12月拥有13岁以下孩子的美国家庭的相关数据，发现非大学生父亲比非大学生母亲更容易在疫情中重返职场，但无论教育程度如何，重返职场的父亲比母亲薪酬更高。母亲，特别是那些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在新冠疫情中受到了更重的职业中断惩罚。
经济困难时刻，我们似乎总是顺滑地退回到更传统的性别分工，一厢情愿地相信这是一种社会和文化成本最小的社会组织方式。但事实是，和百年前的情况不同，女性如今已经占据劳动力大军的半边天，经济发展和家庭运作都再难忽视女性的经济贡献。这或许是戈尔丁对消弭性别收入差距抱有希望的最终原因。（界面新闻）
戈尔丁或许会为女性学者在经济学领域艰难取得的认可感怀不已。1971年她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经常见到一位白发苍苍的女士，那是当时已退休十年的经济学教授玛格丽特·吉尔平·里德。还是研究生的戈尔丁对这位走路颤颤巍巍却依然坚持做研究的老太太一无所知，直到后来她才意识到，里德的学术理念如何深刻地影响了自己的思想和研究——早在1934年，里德就在博士论文《家庭生产经济学》（Economics of Household Production）中评估了家庭无偿劳动的价值，并分析了已婚女性如何选择在家干活还是外出工作。她的研究旨在将女性的无偿工作（包括家务劳动和照料工作）纳入国民收入核算，但“国民生产总值之父”西蒙·库兹涅茨在核算国民收入时剔除了这部分内容。
里德对戈尔丁的另外一重重要性在于，她是戈尔丁的百年美国女性经济史研究的第一组成员之一。基于数十年的开创性研究，戈尔丁将20世纪初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女性群体分为五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负与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阻碍，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在《事业还是家庭？》一书中，戈尔丁写道：
戈尔丁指出，从第一组到第五组，经济和社会的根本性变迁带来了女性事业与家庭的巨大变化：第一组女性（1878年-1897年出生）被迫在成家和立业中二选一，第二组女性（1898年-1923年出生）先工作再成家，但大多数人的职业抱负被外部力量压制；第三组女性（1924年-1943年出生）大多结婚很早，先成家再工作；第四组女性（1944年-1957年出生）在婚姻、子女和职业方面表现出显著变化，她们当中的很多人决定先立业后成家，避孕药的推广令这一代女性可以推迟结婚和生育；第五代女性（1958年以后出生）觉察了上一代女性的失策（27%的女性大学毕业生终生未育），在体外受精等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下，她们虽然延续了晚婚晚育模式，但生育率大幅提升，努力兼顾事业与家庭。
诚然，女性在过去百年时间里获得了更多教育机会，取得了更大的职业成就，在兼顾事业和家庭方面也更加出色，但戈尔丁指出，性别平等事业中依然横亘着一块顽固的绊脚石：贪婪的工作（greedy work）。无论是投身事业还是投身家庭，都需要大量时间，1980年代以来，工作时间最长、灵活性最低的工作往往也是薪酬更高的工作。在这段时间内，尽管女性的资历和职位都在提升，但大学毕业生的性别收入差距始终不变，恰恰是这个原因——在生育的限制下，女性难以像男性一样投身贪婪的工作。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60-2018年性别收入差距大幅收窄，但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以后，大学毕业生中的收入不平等大幅扩张，至2018年，大学毕业生工人的女性收入与男性收入比率为73%左右，低于全体工人的比率（82%左右）。
戈尔丁发现，五组女性呈现出的一个共同趋势是，随着年龄增长，她们与男性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且收入差距扩大并不是随机发生——“它大致随着孩子的到来而出现”。
她以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1990-2006年男女MBA毕业生职业生涯的研究为例分析了这一现象。具体而言，这些MBA毕业生出现的巨大性别收入差距职业中断和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这两个因素导致：
通过分析海量美国雇主及其雇员的企业层面和人口普查数据，戈尔丁进一步发现，女性生育后遭受的收入下滑影响是持久性的。“即便在孩子出生15年后，夫妻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大于孩子出生之前……假如父母在孩子出生前收入相同，那么当孩子15岁时，丈夫的收入将比妻子多32%。”
社会学领域通常将上述情况称为“母职惩罚”，但戈尔丁指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高等学位获得者都面临暂停工作的惩罚，当然，女性对此经历得比男性更多。值得注意的是，暂停工作造成的收入惩罚随学位和行业而异，且差别巨大。举例而言，性别收入差距最大的职业分布在金融、销售、行政、管理和商业运作相关的领域中，差距最小的是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医疗保健（不含医生）、科学和工程学。
戈尔丁指出，性别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职业往往是那些员工争夺客户、合同、交易和病患的职业，从事这些职业的工作者工作时间最长，待命时间和繁忙时刻最多。“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收入不平等的普遍加剧，时间要求最高的工作，报酬也越来越高。因而，那些对女性来说最难进入且最艰苦的工作，恰恰是过去数十年里最挣钱的工作。”戈尔丁提醒我们注意，日渐贪婪的工作让家庭内部仅仅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也更容易强化传统性别规范，放弃夫妻公平原则——把更多育儿和照护责任交给女性。
但戈尔丁发现，贪婪工作的职场范式并非无法撼动，改变在一些领域内已悄然发生。在当今美国，药师就是一个性别平等且收入丰厚的职业，美国全职全年工人人口普查报告的数据显示，女药师的收入中位数在近500个职业中排名第五，即使按照工作时间调整后，她们的收入也几乎与男药师相同。
药师是如何实现性别平等的？1950年代至今，私人药房的比例急剧下降，独立执业的药师比例大幅下滑，药房向企业转型，药品变得更标准化，信息技术让药师能够获得客户正在服用的所有处方药清单，这类信息让药师无需再像以前一样与客户形成一对一的私人关系。这些变化意味着，药师可以很容易地相互替代，这也意味着药师基本不必长时间和不规律地工作，因为所有药师都能胜任同样的工作，没有谁在工作上多花时间就能让自己更有价值。药师的案例让戈尔丁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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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46%的父亲愿意在孩子身上花更多时间，40%的大学毕业生父亲承认与子女相处的时间太少。与此同时，更公平的劳动分工也在成为越来越多美国人的共识。67%拥有大学学历的丈夫认为，最好的婚姻是夫妻双方都有工作并携手照顾家庭和孩子，80%的女性持这一观点。
戈尔丁注意到，员工对家庭时间、更公平劳动分工和加班补偿的渴望，倒逼部分公司做出改变，采取措施节约最有价值、最昂贵的员工的时间。比如有些公司开始敦促员工更好地相互替代，以便大家能够更轻松地移交客户，或代替同事参加会议。这些公司仍然会有高峰需求和繁忙时刻，但员工可以更好地优化自己的时间表。戈尔丁写道：
“时间是女性追求事业和家庭的大敌，”她认为，家庭和职场都需要待命时间、高峰和紧急事件、晚上和周末时间。与此同时，“非升即走”的年龄窗口收紧也在加剧家庭与事业的冲突，最终导致性别不平等恶化，夫妻不公平扩大。她特别指出，变革需要来自更深层次，特别是需要男性的参与。
如果说性别收入差距的缩小是一个长远趋势，那么新冠疫情无疑为这一前景蒙上了阴影。《事业还是家庭？》写于2021年，戈尔丁在该书后记中指出，新冠疫情带来了“她衰退”（she-cession），即女性比男性受到更大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造成的冲击。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在新冠疫情中体现出来——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相比，女性大学毕业生因为有能力居家工作，维持就业和健康的能力也更强。非大学生女性群体——无论是否有孩子——因为大量受雇于线下服务业，劳动参与率大幅下滑。
今年6月刊登于《婚姻与家庭期刊》（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的一篇文章进一步揭示了新冠疫情后美国性别收入差异扩大的情况。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钱岳及她的两位合作伙伴在这项研究中分析了2020年3月至2022年12月拥有13岁以下孩子的美国家庭的相关数据，发现非大学生父亲比非大学生母亲更容易在疫情中重返职场，但无论教育程度如何，重返职场的父亲比母亲薪酬更高。母亲，特别是那些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在新冠疫情中受到了更重的职业中断惩罚。
经济困难时刻，我们似乎总是顺滑地退回到更传统的性别分工，一厢情愿地相信这是一种社会和文化成本最小的社会组织方式。但事实是，和百年前的情况不同，女性如今已经占据劳动力大军的半边天，经济发展和家庭运作都再难忽视女性的经济贡献。这或许是戈尔丁对消弭性别收入差距抱有希望的最终原因。（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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