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杭州站、上海站、长春站、广州站、北京站、天津站之后，我自己的工作间巡回赠书活动：大连站成功举行！
本次选中的幸运粉丝接连不断地咕咕（图2），但是最后还是有惊无险地完成。其中一位粉丝（图1右一）是接种时全国年龄最小的脱敏针接种者，且自称是全国第一个提出“旅游的本质是一个在自己的地方活腻的人到外地看别人活腻的地方”这一说法的人。他在英国读书时的金融学老师和克拉克森本人有私交，有其私人电话，称私下里克拉克森不会有很大的反差感，也不存在节目里常常“开车”的名场面，非常温和。
此外据观察，大连是一个估计会被克拉克森吐槽到黑的城市，猜猜为什么？（提示：图3[并不简单]）
#克拉克森的农场##topgear##thegrandtour# https://t.cn/RJyjtcN

看了一部半虚构电影Here to Where（2002），关于Mehran Karimi Nasseri，一个在巴黎戴高乐机场生活了三十几年的一个伊朗难民。他在1970年代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斗争中被逮捕（据他自己所说），后来流亡欧洲，在比利时申请了难民身份，生活在英国。然而他一次从法国转机飞往英国的旅途上丢失了他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就滞留在了戴高乐机场——补身份证明需要本人到比利时，然而他没有证件无法离开机场，就这样在机场生活了十几年，才最终拿到了可以离开机场的文件，然而他却拒绝离开，选择继续留在机场生活。他后来不断否认自己以往的证词，不断否认自己的身份，不再承认自己是伊朗人，转而使用英国官僚机构通信给他时写错的一个名字“Sir Alfred”，甚至拒绝任何帮助，拒绝与伊朗的亲人相认。

这本来是一个卡夫卡式的官僚体系如何把人逼到走投无路的故事，但是他自己半真半假的对自己身份的不断虚构，对机场生活空间生活的搭建，让这个人物具备了极强的能动性，复杂又迷人。机场代表的是一个绝对的“临时性”时间，旅客们在那里所有的关系都是暂时的，抵达只为了离开，所有在那里的时间都是悬置的“等待的时间”。然而，“Alfred”尽管一直在等待，无限被延长了的临时性让他在机场里度过的时间不再是一种“等待的时间”，而是在一种“非空间”和“非时间”的坐标轴上，活在一种提纯的当下。（他在电影中说，他永远是这个机场的passenger。）道长在《八分》的一期讲了这个人的故事，他说这是一种终极的流亡状态，离开故土后，拒绝在任何新的土壤中扎根，而只活在“机场”这样一个临时性的飞地中。

【#芬兰官员任命因女友曾持中国国籍被否#】此前，芬兰财政部长丽卡·普拉曾任命该国记者亚里·库伊坎麦基担任其媒体关系顾问，但据芬兰《晚报》30日报道，由于亚里交往的女朋友此前曾持有中国国籍，这项任命被负责官员背景调查的芬兰安全情报局否决。

据报道，记者亚里（下图）原定于7月中旬接受普拉的任命。按照常规情况，在部长提名了特别助理人选后，任命一般都能正常通过。但在不久后，芬兰安全情报局向丽卡等有关方面发出警告，称亚里的个人背景存在“安全问题”，并最终导致这项任命被否决。

亚里在接受《晚报》采访时表示，自己在获得部长提名的三周后被情报部门要求进行单独访谈，情报部门称他们发现亚里的同居女友曾是中国公民，且该女子的父母目前仍持有中国国籍。2016年，亚里的女友曾返回中国探亲，并于次年邀请其父母来芬兰和亚里一同旅行。负责审核的官员认为，这些情况对于亚里接受财政部长任命都是潜在的安全隐患。

但亚里本人却表示，他和女友于2011年在英国伦敦相识并于同年相恋，随后自2013年开始返回芬兰定居，他的女友随后也入籍芬兰。“她是芬兰公民，没有犯罪记录，已经在芬兰生活了近10年”，亚里向记者辩解，他认为芬兰情报部门对其女友此前国籍问题的调查涉嫌歧视。

亚里的女友也向《晚报》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我觉得他们没把我当作芬兰人，当我选择入籍芬兰，是因为我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新家，若是你因为配偶此前的国籍被否，你会作何感想？”，她还强调，自己以前被问及“芬兰是否有种族歧视”时，她总会坚决否认，可自己现在却开始怀疑这点了。

报道指出，对于部长级官员做出的各项任命，芬兰情报部门均有对被任命人进行调查的责任，但《晚报》表示，因为此前持有国籍问题而导致候选人无法就任的情况非常罕见。另外，芬兰情报部门也没有说明他们对待类似情况，是否有统一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