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资讯#【科创投集团投资企业燧原科技荣获“中国芯-年度重大创新突破产品”奖】10月28日，在第十五届“中国芯”集成电路产业促进大会上，燧原科技第一款人工智能训练芯片“邃思DTU”获评“中国芯-年度重大创新突破产品”。一年一度的“中国芯”活动是国内集成电路领域权威的创新成果集中展示平台和业界交流盛会，该奖项用来表彰在本年度取得重大创新突破、填补国产空白、具有显著经济效益的芯片产品，代表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先进水平。燧原科技将持续产品的研发和迭代，同时专注于建立市场销售和服务支持体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详见↓https://t.cn/A6G74fim
#重点实验室巡礼# 【“借”一双慧眼 “析”复杂世界——走进中国科学院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直到今天，回想起5年前的那场“逆行”，李海洋仍能深深地感受到“科研工作解国家燃眉之急”所带来的价值感和自豪感。
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一场始料未及的危险化学品仓库爆炸事故猝然发生，其中，爆炸仓库有大约700吨以氰化钠为主的剧毒危险化学品。事发后，空气、水、土壤质量等环境指标急需准确监测。
次日，大连消防队找到中国科学院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寻求支援。作为实验室快速分离和检测课题组组长，李海洋立刻组建小组，连夜改制自主研发的两台仪器（车载便携式飞行时间质谱仪和高灵敏离子迁移谱仪）并前往现场，分别在距爆炸点200米左右的环境以及爆炸中心区域进行了长达20天的持续监测。
结果不负众望。带去的仪器具有灵敏度高、测试结果准确可靠等优异的性能和稳定的工作状态，为前线指挥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做科学研究、研发国产仪器，能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冲到一线并解决问题，就是我们的初衷与最大的满足感。”李海洋说。
以扎实的基础研究为根，以满足国家需求为本，在12年的发展历程中，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面向基础核心的科学问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努力做到领域中的“不可替代”。
创色谱，拓展新天地
在分离分析化学中，色谱是最强大的手段之一，它使复杂的研究对象“出得来、分得开”，犹如科学家的“慧眼”，帮他们剖开现象看到本质，解析复杂的大千世界。
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成立于2008年。不过，它的成长经历可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家石油化工和国防军工发展的迫切需要，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卢佩章院士为代表的色谱研究先驱者身负使命，勇担重任——发展气—固体积色谱法，实现了水煤气合成产品的气体组分分析；发展气液色谱法用于大庆石油炼制产品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研制出国内首台SP-02色谱仪并推广生产；研制了腐蚀性气体分析的方法和仪器，为“两弹一星”服务……
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色谱学及其应用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延伸。在卢佩章的带领下，大连化物所在加强色谱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开展了智能色谱攻坚，研制出带有色谱专家系统的智能气相和液相色谱仪。
与此同时，在卢佩章的组织带领下，《色谱》杂志创办，为中国色谱学科发展服务，引导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分离分析研究队伍。
20世纪90年代，通过研制新型色谱分离材料，构建新型色谱分离模式，色谱在环境样品、天然产物等复杂样品的分离分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针对生命科学、环境资源、公共安全等国家重大领域的实际需求，瞄准分析化学的国际前沿，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在张玉奎院士的带领下，锐意进取，形成了高效分离、全景表征和功能解析三大研究方向，并在色谱理论、方法创建、仪器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由于上述研究对象具有组成复杂、理化性质迥异、浓度分布范围宽、时空动态变化等特点，对分析方法提出巨大挑战。分离分析方法的突破有助于促进这些领域的快速发展。”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主任许国旺表示，他们希望通过发展高效、高分辨、高灵敏和高通量的色谱—质谱联用技术获取海量的组学数据并对其进行深入解析，解决国家重大领域需求，建成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分离测量化学研究中心，引领学科发展。
应需求，解国之疑难
许国旺表示，分离分析化学属于应用基础学科，这决定了他们的科研工作首要的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1987年，梁鑫淼进入大连化物所攻读色谱专业，师从卢佩章和张玉奎。在毕业时，他选择了中药的化学物质基础研究。
“中药创新发展和中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国家的战略需求。中药是一个典型的复杂体系，其最大的科学问题是中药的物质组成结构与功能，最核心的技术问题是中药制药技术，以及如何提高中药产品的质量和质量一致性等。解决这些问题，分离分析技术是关键。”梁鑫淼说。
经过30多年的艰辛探索，梁鑫淼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本草物质组”的理论与方法学，建立了系统的分离分析和纯化制备技术体系，在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中药标准化、中药先进制造和产业化升级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原创性成果。
今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通过临床筛选出了有效方剂“三药三方”，第一个“方”就是清肺排毒汤。梁鑫淼团队对其组分和有效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发现了对抗机体炎症及改善呼吸窘迫症状的中药靶向活性分子，为进一步发挥中药作用提供了科学数据支撑。
在梁鑫淼看来，当下中药发展仍面临巨大困境，主要在于基础研究水平和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不足。比如，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缺乏合适的评价体系，中药制造工艺缺乏核心技术体系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今年3月，江西省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中药科学中心正式落成，梁鑫淼担任中心主任。
“我们将聚焦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和安全性的关键科学问题，阐明中药科学内涵、引领新药创制、提升中药质量。”梁鑫淼说，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研究中药/传统药物的物质组成结构与功能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综合性核心技术体系，解决中医药的“卡脖子”问题。
除了中医药现代化，实验室还针对生命科学、环境资源、公共安全等国家重点领域的需求，研发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分析仪器和装置并实现产业化；开发出具有潜在降血糖功能的鹿胶原肽制备技术，实现了东北鹿资源高值化综合利用，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做到“国家最需要，我们最适合”。
“下一步，我们的目标要更紧密地结合国家需求。”许国旺说。
重人才，激创新活力
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历经两代色谱人的艰辛探索，为推动中国走向色谱强国作了重要贡献。“根据统计，2010年以来，我国在分离分析领域SCI论文发表数和被引用数世界排名第一，H因子也与国际水平相当。”言语间，张玉奎流露出自豪之情。
同时他也深感，要继续攀登科学高峰，应大胆重用年轻人，“因为青年人才是驱动学科发展和取得创新突破的重要动力”。
2011年，刚刚博士毕业的王方军由于在蛋白质组学新方法研究领域表现出色，被大连化物所破格直接聘为副研究员。留所不久，时任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主任邹汉法给王方军“压”下一个“973”课题的重任，并希望他做最创新的研究，技术路线也“激进”一点，直接研究生命分析化学最重要的难题之一 ——整体蛋白质的直接质谱分析。
然而，该课题的难度超出了王方军的预想，“这是一个真正的硬骨头”，困扰他最大的问题是难以对大分子量蛋白质进行高效碎裂解离和精细结构表征。
2016年，王方军大胆提出搭建极紫外激光—高分辨质谱装置，采用波长50~150nm的极紫外光子对进入质谱离子阱中的整体蛋白质进行直接光解离，从而实现对蛋白质序列和精细结构的高效表征。重点实验室全力支持他的想法，积极协调与大连相干光源极紫外激光装置的合作事宜，并支持他建立了生物分子结构表征新方法创新特区组。
在近4年的时间中，王方军与合作者“从零开始”，解决了高能激光超高真空系统—质谱接口设计与制造、光束与离子束对准等关键技术难点，在今年4月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台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高分辨质谱装置。初步结果表明，与该领域最好的欧洲同步辐射中心相比，蛋白质光电离效率方面提高了100倍，可直接对分子量3万道尔顿的蛋白质进行全序列覆盖的解离测序。
“实验室特别支持年轻人发展，只要有好的想法，实验室在团队、经费、平台上就给予支持，让我们大胆地做真正创新的工作。”王方军说。
生物分离与界面分子机制创新特区组组长卿光焱也深有感触。
2018年初，卿光焱加入大连化物所。他敏感地意识到把智能材料与分离分析相融合，有可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他的想法得到了实验室的全力支持。这两年，他带领团队以肿瘤癌症标志物——唾液酸糖链检测为研究对象不断探索，于今年4月提出了基于动态共价化学精确捕获唾液酸糖链的新策略，为精确捕捉与癌症和免疫疾病发生密切相关的糖链信息提供了先进的捕获材料。
“与传统静态稳定的策略不同，我们的策略巧妙地利用了材料的动态和不稳定性。目前，方法和材料正在进行产业化应用，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和应用前景。”卿光焱告诉《中国科学报》，这些都得益于实验室对人才成长开辟“特区”。“实验室的信任鼓励我们不断创新探索，挑战自己，挑战权威，抢占科技前沿。”
如今，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已经培养了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中青年科学家，形成了一支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团队。
善合作，促“全链条”发展
学科交叉，是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最大的特点之一。“开展‘全链条’研究，从基础理论研究到技术开发和仪器研制，再到成果转移转化，这是在卢佩章时代就已形成的风格。”张玉奎告诉《中国科学报》。
2014年，在所里的大力支持下，许国旺牵头开展“糖尿病的系统生物学研究”项目，凝聚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微流控芯片、荧光探针和天然产物等分离分析平台以及转化医学优势科研力量，共同攻关2型糖尿病的精准分子分型和治疗机制。研究建立了2型糖尿病新分子分型框架体系，开展了二甲双胍刺激前后细胞的全蛋白质组、磷酸化蛋白质组和外泌体蛋白质组的分析，深入探讨了二甲双胍对2型糖尿病的调控机制及与AMPK的关系。此外，研究还促进了器官芯片、荧光染料、单细胞技术在2型糖尿病研究中的应用。
“合作和交流，促进我们取得更多创新成果。”许国旺说。
此外，团队针对糖尿病并发症——“视网膜病变”进行研究，从905个病人血样中发现和验证组合标记物12—HETE和2—哌啶酮，有望基于血液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进行筛查。
“多学科交叉合作，充分展现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提升了我们重点实验室的整体水平。” 许国旺说。
除了所内课题组之间的合作，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还与医院建立联合实验室。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胜利的帮助下，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与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立合作，促进了慢加急肝损伤治疗新方案的形成。这为分析化学家与医生沟通交流搭建了很好的平台，加快了研究成果的转移转化。
浩瀚的生命宇宙，需要生命领域的“北斗卫星”去精确分析生物分子在生命网络中的活动轨迹。实验室研究员徐兆超团队就是这样一批“造星星的人”，“星星”就是他们创造的会发光、会闪烁的荧光分子。
徐兆超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们从事的是生物靶标的荧光分析，包括荧光分子的构效关系研究，开发高荧光强度和光稳定性荧光染料、生物分子标记技术、无背景免洗荧光探针和超分辨荧光成像技术等，最终完成在活细胞中对生物分子的动态超分辨荧光成像。
在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他的“星星”有了更多用武之地。他从组学研究中找到需求，“组学中要解析整个细胞中功能分子的网络，它具有动态、多组分和分子水平的特征，科研人员需要高选择性、高灵敏度和超高时空动态分辨的荧光染料”。
通过与其他学科科研人员的碰撞，他不断将高性能的荧光分子应用于新颖的生物靶标，并合作开展精准化学生物学跨尺度研究，这些研究被越来越多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
“合作让每一颗‘星星’都有价值，他们能照亮生命。”徐兆超笑着说。
几度春秋，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承载着科研人的梦想，创先进技术，开辟领域；解国之所需，以产带学；善精诚合作，同心同德；承化物精神，树德树人。数载岁月，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怀壮志前行，严谨治学、协力攻坚、煦育菁华，盼科研硕果累累，望未来欣欣向荣！https://t.cn/A6bekl0C
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一场始料未及的危险化学品仓库爆炸事故猝然发生，其中，爆炸仓库有大约700吨以氰化钠为主的剧毒危险化学品。事发后，空气、水、土壤质量等环境指标急需准确监测。
次日，大连消防队找到中国科学院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寻求支援。作为实验室快速分离和检测课题组组长，李海洋立刻组建小组，连夜改制自主研发的两台仪器（车载便携式飞行时间质谱仪和高灵敏离子迁移谱仪）并前往现场，分别在距爆炸点200米左右的环境以及爆炸中心区域进行了长达20天的持续监测。
结果不负众望。带去的仪器具有灵敏度高、测试结果准确可靠等优异的性能和稳定的工作状态，为前线指挥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做科学研究、研发国产仪器，能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冲到一线并解决问题，就是我们的初衷与最大的满足感。”李海洋说。
以扎实的基础研究为根，以满足国家需求为本，在12年的发展历程中，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面向基础核心的科学问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努力做到领域中的“不可替代”。
创色谱，拓展新天地
在分离分析化学中，色谱是最强大的手段之一，它使复杂的研究对象“出得来、分得开”，犹如科学家的“慧眼”，帮他们剖开现象看到本质，解析复杂的大千世界。
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成立于2008年。不过，它的成长经历可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家石油化工和国防军工发展的迫切需要，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卢佩章院士为代表的色谱研究先驱者身负使命，勇担重任——发展气—固体积色谱法，实现了水煤气合成产品的气体组分分析；发展气液色谱法用于大庆石油炼制产品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研制出国内首台SP-02色谱仪并推广生产；研制了腐蚀性气体分析的方法和仪器，为“两弹一星”服务……
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色谱学及其应用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延伸。在卢佩章的带领下，大连化物所在加强色谱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开展了智能色谱攻坚，研制出带有色谱专家系统的智能气相和液相色谱仪。
与此同时，在卢佩章的组织带领下，《色谱》杂志创办，为中国色谱学科发展服务，引导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分离分析研究队伍。
20世纪90年代，通过研制新型色谱分离材料，构建新型色谱分离模式，色谱在环境样品、天然产物等复杂样品的分离分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针对生命科学、环境资源、公共安全等国家重大领域的实际需求，瞄准分析化学的国际前沿，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在张玉奎院士的带领下，锐意进取，形成了高效分离、全景表征和功能解析三大研究方向，并在色谱理论、方法创建、仪器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由于上述研究对象具有组成复杂、理化性质迥异、浓度分布范围宽、时空动态变化等特点，对分析方法提出巨大挑战。分离分析方法的突破有助于促进这些领域的快速发展。”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主任许国旺表示，他们希望通过发展高效、高分辨、高灵敏和高通量的色谱—质谱联用技术获取海量的组学数据并对其进行深入解析，解决国家重大领域需求，建成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分离测量化学研究中心，引领学科发展。
应需求，解国之疑难
许国旺表示，分离分析化学属于应用基础学科，这决定了他们的科研工作首要的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1987年，梁鑫淼进入大连化物所攻读色谱专业，师从卢佩章和张玉奎。在毕业时，他选择了中药的化学物质基础研究。
“中药创新发展和中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国家的战略需求。中药是一个典型的复杂体系，其最大的科学问题是中药的物质组成结构与功能，最核心的技术问题是中药制药技术，以及如何提高中药产品的质量和质量一致性等。解决这些问题，分离分析技术是关键。”梁鑫淼说。
经过30多年的艰辛探索，梁鑫淼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本草物质组”的理论与方法学，建立了系统的分离分析和纯化制备技术体系，在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中药标准化、中药先进制造和产业化升级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原创性成果。
今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通过临床筛选出了有效方剂“三药三方”，第一个“方”就是清肺排毒汤。梁鑫淼团队对其组分和有效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发现了对抗机体炎症及改善呼吸窘迫症状的中药靶向活性分子，为进一步发挥中药作用提供了科学数据支撑。
在梁鑫淼看来，当下中药发展仍面临巨大困境，主要在于基础研究水平和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不足。比如，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缺乏合适的评价体系，中药制造工艺缺乏核心技术体系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今年3月，江西省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中药科学中心正式落成，梁鑫淼担任中心主任。
“我们将聚焦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和安全性的关键科学问题，阐明中药科学内涵、引领新药创制、提升中药质量。”梁鑫淼说，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研究中药/传统药物的物质组成结构与功能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综合性核心技术体系，解决中医药的“卡脖子”问题。
除了中医药现代化，实验室还针对生命科学、环境资源、公共安全等国家重点领域的需求，研发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分析仪器和装置并实现产业化；开发出具有潜在降血糖功能的鹿胶原肽制备技术，实现了东北鹿资源高值化综合利用，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做到“国家最需要，我们最适合”。
“下一步，我们的目标要更紧密地结合国家需求。”许国旺说。
重人才，激创新活力
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历经两代色谱人的艰辛探索，为推动中国走向色谱强国作了重要贡献。“根据统计，2010年以来，我国在分离分析领域SCI论文发表数和被引用数世界排名第一，H因子也与国际水平相当。”言语间，张玉奎流露出自豪之情。
同时他也深感，要继续攀登科学高峰，应大胆重用年轻人，“因为青年人才是驱动学科发展和取得创新突破的重要动力”。
2011年，刚刚博士毕业的王方军由于在蛋白质组学新方法研究领域表现出色，被大连化物所破格直接聘为副研究员。留所不久，时任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主任邹汉法给王方军“压”下一个“973”课题的重任，并希望他做最创新的研究，技术路线也“激进”一点，直接研究生命分析化学最重要的难题之一 ——整体蛋白质的直接质谱分析。
然而，该课题的难度超出了王方军的预想，“这是一个真正的硬骨头”，困扰他最大的问题是难以对大分子量蛋白质进行高效碎裂解离和精细结构表征。
2016年，王方军大胆提出搭建极紫外激光—高分辨质谱装置，采用波长50~150nm的极紫外光子对进入质谱离子阱中的整体蛋白质进行直接光解离，从而实现对蛋白质序列和精细结构的高效表征。重点实验室全力支持他的想法，积极协调与大连相干光源极紫外激光装置的合作事宜，并支持他建立了生物分子结构表征新方法创新特区组。
在近4年的时间中，王方军与合作者“从零开始”，解决了高能激光超高真空系统—质谱接口设计与制造、光束与离子束对准等关键技术难点，在今年4月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台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高分辨质谱装置。初步结果表明，与该领域最好的欧洲同步辐射中心相比，蛋白质光电离效率方面提高了100倍，可直接对分子量3万道尔顿的蛋白质进行全序列覆盖的解离测序。
“实验室特别支持年轻人发展，只要有好的想法，实验室在团队、经费、平台上就给予支持，让我们大胆地做真正创新的工作。”王方军说。
生物分离与界面分子机制创新特区组组长卿光焱也深有感触。
2018年初，卿光焱加入大连化物所。他敏感地意识到把智能材料与分离分析相融合，有可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他的想法得到了实验室的全力支持。这两年，他带领团队以肿瘤癌症标志物——唾液酸糖链检测为研究对象不断探索，于今年4月提出了基于动态共价化学精确捕获唾液酸糖链的新策略，为精确捕捉与癌症和免疫疾病发生密切相关的糖链信息提供了先进的捕获材料。
“与传统静态稳定的策略不同，我们的策略巧妙地利用了材料的动态和不稳定性。目前，方法和材料正在进行产业化应用，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和应用前景。”卿光焱告诉《中国科学报》，这些都得益于实验室对人才成长开辟“特区”。“实验室的信任鼓励我们不断创新探索，挑战自己，挑战权威，抢占科技前沿。”
如今，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已经培养了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中青年科学家，形成了一支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团队。
善合作，促“全链条”发展
学科交叉，是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最大的特点之一。“开展‘全链条’研究，从基础理论研究到技术开发和仪器研制，再到成果转移转化，这是在卢佩章时代就已形成的风格。”张玉奎告诉《中国科学报》。
2014年，在所里的大力支持下，许国旺牵头开展“糖尿病的系统生物学研究”项目，凝聚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微流控芯片、荧光探针和天然产物等分离分析平台以及转化医学优势科研力量，共同攻关2型糖尿病的精准分子分型和治疗机制。研究建立了2型糖尿病新分子分型框架体系，开展了二甲双胍刺激前后细胞的全蛋白质组、磷酸化蛋白质组和外泌体蛋白质组的分析，深入探讨了二甲双胍对2型糖尿病的调控机制及与AMPK的关系。此外，研究还促进了器官芯片、荧光染料、单细胞技术在2型糖尿病研究中的应用。
“合作和交流，促进我们取得更多创新成果。”许国旺说。
此外，团队针对糖尿病并发症——“视网膜病变”进行研究，从905个病人血样中发现和验证组合标记物12—HETE和2—哌啶酮，有望基于血液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进行筛查。
“多学科交叉合作，充分展现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提升了我们重点实验室的整体水平。” 许国旺说。
除了所内课题组之间的合作，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还与医院建立联合实验室。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胜利的帮助下，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与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立合作，促进了慢加急肝损伤治疗新方案的形成。这为分析化学家与医生沟通交流搭建了很好的平台，加快了研究成果的转移转化。
浩瀚的生命宇宙，需要生命领域的“北斗卫星”去精确分析生物分子在生命网络中的活动轨迹。实验室研究员徐兆超团队就是这样一批“造星星的人”，“星星”就是他们创造的会发光、会闪烁的荧光分子。
徐兆超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们从事的是生物靶标的荧光分析，包括荧光分子的构效关系研究，开发高荧光强度和光稳定性荧光染料、生物分子标记技术、无背景免洗荧光探针和超分辨荧光成像技术等，最终完成在活细胞中对生物分子的动态超分辨荧光成像。
在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他的“星星”有了更多用武之地。他从组学研究中找到需求，“组学中要解析整个细胞中功能分子的网络，它具有动态、多组分和分子水平的特征，科研人员需要高选择性、高灵敏度和超高时空动态分辨的荧光染料”。
通过与其他学科科研人员的碰撞，他不断将高性能的荧光分子应用于新颖的生物靶标，并合作开展精准化学生物学跨尺度研究，这些研究被越来越多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
“合作让每一颗‘星星’都有价值，他们能照亮生命。”徐兆超笑着说。
几度春秋，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承载着科研人的梦想，创先进技术，开辟领域；解国之所需，以产带学；善精诚合作，同心同德；承化物精神，树德树人。数载岁月，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怀壮志前行，严谨治学、协力攻坚、煦育菁华，盼科研硕果累累，望未来欣欣向荣！https://t.cn/A6bekl0C
2020-10-21
今天还是早醒了，最近睡眠不是很好，不知道是不是和目前的孤单和对回去后生活的双重焦虑导致的。最终还是磨到了7点才爬起来。喝了咖啡，吃了曲奇饼干和小面包后出的门。现在早上起来如果觉得精神不好的话，都要靠咖啡来补救，厉害的时候咖啡的浓度也调整的高一些。
7点40到的手术间，今天Skaggs教授有一台手术，一起手术的还有Fellow Sarah。不知道她以前有没有听过1960年代纽约有一个模特也叫Sarah，后来在1965年秘密地嫁给了Bob dylan。不过十二年后他们的婚姻终结，在那之前Dylan还写过一首有名的歌叫《Sara》试图挽回芳心。今天做监测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Bishara，他告诉我昨天Cho医师的生长棒手术在6点左右结束的，效果很好。不过我对于那个患者有自己的一点想法，我可能会更偏向于做头部的Halo头环牵引。但想想可能Shriner医院没有那个牵引轮椅。
Case 1，M，22y，AIS 8y-post-op。是的，这是一位Lenke 6型AIS患者，8年前做的初次手术。术前存在右侧胸弯50°（T8-L1，Apex T10）和左侧腰弯52°（L1-L4，Apex L2/3 disc）。初次手术的方案为T9-L4 PSF。术后即刻患者就存在躯干右倾。后面随访期间躯干右倾的情况有所加重，但患者本身并无明显症状。最近出现了近端固定锥T9区域的胸背部疼痛。最近的X片提示患者双肩、冠状面及矢状面平衡良好，没有出现明显的交界性后凸，但冠状面T9以上区域相比术后早期相比存在向左代偿性倾斜的现象。因此可以推断患者为了代偿术后冠状面上的躯干右倾，将未固定的胸段以上向左调整。这样在T9水平出现了一个折角（右侧凸32°，T7-T11）。这样对于局部肌肉和韧带和关节突关节的应力会很大，这也是出现疼痛的潜在原因。
我看了一下教授写的手术计划，准备将固定节段向上延长到T4。为了更好的实现新棒和旧棒连接，他们又找来另一家器械商，因为他们有Z型棒以及与端端连接头一体化的固定棒。既往我看他们进行这种连接手术，通常喜欢用美敦力的端端或侧侧连接头。
手术从08:30开始，09:05暴露完成，可以看到T9左侧钉被融合的骨质完全覆盖住了；教授用磨钻在右侧T10、T11之间对原固定棒进行切割。然后让Sarah取出了右侧T9和T10的右侧的螺帽、棒和螺钉，并且在T9右侧又置入了一颗更长的5.5*40mm螺钉。本想想在测试后更换更粗的螺钉，但由于检测值只有5于是作罢。T10右侧没有置钉，是为了给连接头留下空间。
之后就是对近端的T4-T9区域置入螺钉，最终T7右侧螺钉内聚偏大，T8右侧螺钉偏头侧，但都没有做调整。在进行上棒之前，教授还做了T8、T9间后份截骨以减小局部后凸。在使用椎板咬骨钳咬除凹侧椎板时他也使用了牙科工具先进行了椎板和硬膜外脂肪的间隙分离。截骨完成后，他用了撑开钳在凹侧尝试撑开了一下确保截骨的充分。我想这么做也是为了上棒后局部撑开改善右侧凸。
由于左侧T9螺钉尾被骨质覆盖，所以只能在左侧T9-T10及T10-T11之间棒上各放一枚侧侧连接头，然后再棒的外侧放置一根新棒与近端区域固定。教授先尝试了Z型棒，这种棒是厂家预制的，优点在于侧侧连接后近端在纵向上又于远端保持方向一致。不过后来教授改变了主意，更换成了普通的直钛棒。其实这么做有点多棒分段矫形的意思。其实在凹侧使用直棒更容易上棒的，因为棒和近端螺钉连接时不需要预弯太厉害。
新旧棒连接好之后透视提示冠状面平衡满意，T7-T11的右侧凸矫正满意。矢状面上胸椎后凸重塑及上胸椎区域棒的形态良好。在植骨前教授又在T8-9之间加了一个横联。Skaggs教授大约在11点就结束操作下来。今天我问他这种翻修手术虽然很有趣，但是也充满了挑战。对于这个患者，我们在初次手术时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以减少翻修手术的必要性。他可能是让我打开最初术前的片子，等他换完口罩再来跟我讲。但我可能没有完全理解，还是等他来自己打开了。其实早上我自己有看到初次手术前的片子，并和Sarah做了些讨论。如果是我的话，为了安全起见第一次手术会直接固定到上胸段。近端固定到T9距离胸椎后凸的顶点太近了，而且术后即刻躯干存在整体右偏，已经留下了隐患。我不知道当时术中透视的冠状面平衡情况如何。Skaggs回来后打开术前片子，然后只是跟我说了一句可能会直接固定到T4，然后他就走到Sara背后跟她也解释了一下，说完就走了。过程中我没有听得太清楚，不知道教授是不时因为我没有主动准备好术前片子或者问的问题有压迫性而不悦。
在Ali和Sarah关闭手术切口的过程中，Kerry好像一直在找什么。一问原来少了一个螺帽尾部。于是他们又准备把Mike喊回来透视，怕遗留在患者体内。但由于这种可能性比较低，也没有停下手上的缝合动作。在她们已经缝合完准备贴敷料的时候再次做了透视，正位和侧位片都拍了。令人惊讶的是，果然在透视片上发现了问题。原来T8左侧的螺帽尾部没有拧断！我问Ali可否不管它，她告诉我如果是已经拧紧了倒无所谓，但如果并没有拧紧，会留下隐患。于是他们给Skaggs教授打了电话，教授让Ali在透视指导下重新打开2cm左右切口，然后把它拧断后取出来，但过程要小心，因为那里也是截骨节段。Bishara告诉我他到这工作10年，这是头一回出现这个情况。我自己工作这么多年，内固定和器械遗留的之前也确实没有碰到过，只是在一些媒体报道中有所耳闻。所以今天的经历也是非常奇特的。
后来我没有等到他们完成取出就去一楼HBO餐厅吃了午餐，在去的路上路过礼品商店还买了一本CHLA建院100年纪念册，其实这个书出版距今也有19年了，并不是很新。今天吃的午餐有意大利面、猪肉丝、豆子、雪菜和一块玉米蛋糕。我怕吃不饱还要了一个杯面。吃完回来后我就把纪念册翻了一遍，看了看里面的照片。里面讲了各个历史时期医院的发展进程，在二战之前也数次遇到过困难和危机。总体来CHLA的发展离不开各种形式的社会捐赠，因为每一次扩大规模和改善设备都需要大量的民间支持，这也是为什么这里几乎每个角落都能看到捐赠人名字的原因，门诊接待大厅的大面墙壁、露天花园、手术电梯、手术间门口等等。反观我们的医院好像并不能直接接受民间捐赠，必须要经过政府的特殊部门。大部分的扩建资金还是依赖政府投入或者医院自筹。很多医院为了建新大楼需要全体员工勒紧裤腰带好多年才能还上银行的贷款。
下午回自己房间补了一觉；傍晚是5点30出门跑的步，出门前在网上看一些安卓手机的介绍。最近开的发布会有不少，但是本来寄予希望的坚果令人失望，我也就想转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发现现在小米也不走性价比路线了，就连红米也逐渐走向高端。国产的手机里还有一加好像口碑也不错，我还注意到现在主打性价比的新秀叫真我，我本来以为是红米，仔细一看不是Redmi而是Realme。创始人李炳忠以前是OPPO的副总。对于我来说，苹果的系统易用流畅和拍照效果真实自然是最让我割舍不下的，后面需要换的话可能会买其中的入门款；对于副机我还是希望能使用一款易用且性价比高的安卓手机。后面再看看吧。明天是Andras医师的手术日，希望有新的收获。
今天还是早醒了，最近睡眠不是很好，不知道是不是和目前的孤单和对回去后生活的双重焦虑导致的。最终还是磨到了7点才爬起来。喝了咖啡，吃了曲奇饼干和小面包后出的门。现在早上起来如果觉得精神不好的话，都要靠咖啡来补救，厉害的时候咖啡的浓度也调整的高一些。
7点40到的手术间，今天Skaggs教授有一台手术，一起手术的还有Fellow Sarah。不知道她以前有没有听过1960年代纽约有一个模特也叫Sarah，后来在1965年秘密地嫁给了Bob dylan。不过十二年后他们的婚姻终结，在那之前Dylan还写过一首有名的歌叫《Sara》试图挽回芳心。今天做监测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Bishara，他告诉我昨天Cho医师的生长棒手术在6点左右结束的，效果很好。不过我对于那个患者有自己的一点想法，我可能会更偏向于做头部的Halo头环牵引。但想想可能Shriner医院没有那个牵引轮椅。
Case 1，M，22y，AIS 8y-post-op。是的，这是一位Lenke 6型AIS患者，8年前做的初次手术。术前存在右侧胸弯50°（T8-L1，Apex T10）和左侧腰弯52°（L1-L4，Apex L2/3 disc）。初次手术的方案为T9-L4 PSF。术后即刻患者就存在躯干右倾。后面随访期间躯干右倾的情况有所加重，但患者本身并无明显症状。最近出现了近端固定锥T9区域的胸背部疼痛。最近的X片提示患者双肩、冠状面及矢状面平衡良好，没有出现明显的交界性后凸，但冠状面T9以上区域相比术后早期相比存在向左代偿性倾斜的现象。因此可以推断患者为了代偿术后冠状面上的躯干右倾，将未固定的胸段以上向左调整。这样在T9水平出现了一个折角（右侧凸32°，T7-T11）。这样对于局部肌肉和韧带和关节突关节的应力会很大，这也是出现疼痛的潜在原因。
我看了一下教授写的手术计划，准备将固定节段向上延长到T4。为了更好的实现新棒和旧棒连接，他们又找来另一家器械商，因为他们有Z型棒以及与端端连接头一体化的固定棒。既往我看他们进行这种连接手术，通常喜欢用美敦力的端端或侧侧连接头。
手术从08:30开始，09:05暴露完成，可以看到T9左侧钉被融合的骨质完全覆盖住了；教授用磨钻在右侧T10、T11之间对原固定棒进行切割。然后让Sarah取出了右侧T9和T10的右侧的螺帽、棒和螺钉，并且在T9右侧又置入了一颗更长的5.5*40mm螺钉。本想想在测试后更换更粗的螺钉，但由于检测值只有5于是作罢。T10右侧没有置钉，是为了给连接头留下空间。
之后就是对近端的T4-T9区域置入螺钉，最终T7右侧螺钉内聚偏大，T8右侧螺钉偏头侧，但都没有做调整。在进行上棒之前，教授还做了T8、T9间后份截骨以减小局部后凸。在使用椎板咬骨钳咬除凹侧椎板时他也使用了牙科工具先进行了椎板和硬膜外脂肪的间隙分离。截骨完成后，他用了撑开钳在凹侧尝试撑开了一下确保截骨的充分。我想这么做也是为了上棒后局部撑开改善右侧凸。
由于左侧T9螺钉尾被骨质覆盖，所以只能在左侧T9-T10及T10-T11之间棒上各放一枚侧侧连接头，然后再棒的外侧放置一根新棒与近端区域固定。教授先尝试了Z型棒，这种棒是厂家预制的，优点在于侧侧连接后近端在纵向上又于远端保持方向一致。不过后来教授改变了主意，更换成了普通的直钛棒。其实这么做有点多棒分段矫形的意思。其实在凹侧使用直棒更容易上棒的，因为棒和近端螺钉连接时不需要预弯太厉害。
新旧棒连接好之后透视提示冠状面平衡满意，T7-T11的右侧凸矫正满意。矢状面上胸椎后凸重塑及上胸椎区域棒的形态良好。在植骨前教授又在T8-9之间加了一个横联。Skaggs教授大约在11点就结束操作下来。今天我问他这种翻修手术虽然很有趣，但是也充满了挑战。对于这个患者，我们在初次手术时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以减少翻修手术的必要性。他可能是让我打开最初术前的片子，等他换完口罩再来跟我讲。但我可能没有完全理解，还是等他来自己打开了。其实早上我自己有看到初次手术前的片子，并和Sarah做了些讨论。如果是我的话，为了安全起见第一次手术会直接固定到上胸段。近端固定到T9距离胸椎后凸的顶点太近了，而且术后即刻躯干存在整体右偏，已经留下了隐患。我不知道当时术中透视的冠状面平衡情况如何。Skaggs回来后打开术前片子，然后只是跟我说了一句可能会直接固定到T4，然后他就走到Sara背后跟她也解释了一下，说完就走了。过程中我没有听得太清楚，不知道教授是不时因为我没有主动准备好术前片子或者问的问题有压迫性而不悦。
在Ali和Sarah关闭手术切口的过程中，Kerry好像一直在找什么。一问原来少了一个螺帽尾部。于是他们又准备把Mike喊回来透视，怕遗留在患者体内。但由于这种可能性比较低，也没有停下手上的缝合动作。在她们已经缝合完准备贴敷料的时候再次做了透视，正位和侧位片都拍了。令人惊讶的是，果然在透视片上发现了问题。原来T8左侧的螺帽尾部没有拧断！我问Ali可否不管它，她告诉我如果是已经拧紧了倒无所谓，但如果并没有拧紧，会留下隐患。于是他们给Skaggs教授打了电话，教授让Ali在透视指导下重新打开2cm左右切口，然后把它拧断后取出来，但过程要小心，因为那里也是截骨节段。Bishara告诉我他到这工作10年，这是头一回出现这个情况。我自己工作这么多年，内固定和器械遗留的之前也确实没有碰到过，只是在一些媒体报道中有所耳闻。所以今天的经历也是非常奇特的。
后来我没有等到他们完成取出就去一楼HBO餐厅吃了午餐，在去的路上路过礼品商店还买了一本CHLA建院100年纪念册，其实这个书出版距今也有19年了，并不是很新。今天吃的午餐有意大利面、猪肉丝、豆子、雪菜和一块玉米蛋糕。我怕吃不饱还要了一个杯面。吃完回来后我就把纪念册翻了一遍，看了看里面的照片。里面讲了各个历史时期医院的发展进程，在二战之前也数次遇到过困难和危机。总体来CHLA的发展离不开各种形式的社会捐赠，因为每一次扩大规模和改善设备都需要大量的民间支持，这也是为什么这里几乎每个角落都能看到捐赠人名字的原因，门诊接待大厅的大面墙壁、露天花园、手术电梯、手术间门口等等。反观我们的医院好像并不能直接接受民间捐赠，必须要经过政府的特殊部门。大部分的扩建资金还是依赖政府投入或者医院自筹。很多医院为了建新大楼需要全体员工勒紧裤腰带好多年才能还上银行的贷款。
下午回自己房间补了一觉；傍晚是5点30出门跑的步，出门前在网上看一些安卓手机的介绍。最近开的发布会有不少，但是本来寄予希望的坚果令人失望，我也就想转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发现现在小米也不走性价比路线了，就连红米也逐渐走向高端。国产的手机里还有一加好像口碑也不错，我还注意到现在主打性价比的新秀叫真我，我本来以为是红米，仔细一看不是Redmi而是Realme。创始人李炳忠以前是OPPO的副总。对于我来说，苹果的系统易用流畅和拍照效果真实自然是最让我割舍不下的，后面需要换的话可能会买其中的入门款；对于副机我还是希望能使用一款易用且性价比高的安卓手机。后面再看看吧。明天是Andras医师的手术日，希望有新的收获。
✋热门推荐